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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争鸣

余金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双重历史使命的当代统一
 
 
 
 

来源:《理论学刊》2014年第4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晚近成果,后者的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与中华民族复兴。这两大使命90多年来经历了从形成到统一的发展,而中国共产党对其认识也走过了从自在到自为的过程:首先,历史机缘使两大使命相互结合;其次,客观事实要求两大使命渐进完成;最后,时代趋势展示两大使命统一前景。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这两大使命的现代实践载体。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两大使命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发展目标和追求,就此而言,“中国梦”与其他民族的“国家梦”并无二致。但是,中华民族复兴只能通过社会主义道路实现,却是“中国梦”独具的特点。这一特点的形成是世界近代历史风云际会的产物,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渐次呈现的结果。

今日回眸,19世纪40年代资本主义身携工业革命的成果,在世界舞台的强势出演,引发了两大后果:一是它导致先进国家的经济危机和阶级斗争,催生了马克思主义,1848年《共产党宣言》得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结论;按照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社会主义作为西方文化的自我扬弃,当首先由先进民族担纲践行。二是它推动的“世界历史”进程强行撞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1840年鸦片战争昭示了中华传统文化不能适应时代需要的事实,当时社会贤达设想,中华民族要走出危局,须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文化成果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进入中国。然而,人们无法想到的是,当初相隔万里之遥的这两件大事,在一百多年后会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一方面,中华民族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实现复兴,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正在中华民族发展过程中呈现光明前景。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这两种实践过程的统一。

社会主义理想建立在客观规律基础上,主体指谓是人类。它对资本主义的否定归根结底是文化替代:实践层面属于发展方式更新,理念层面属于价值尺度更新。如果说,西方文化体现个人主义价值观,衍生出资本主义发展方式的话,那么,马克思主义所标志的新型文化则体现集体主义价值观,衍生出社会主义发展方式。迄今为止,西方文化仍主导着世界发展的基本格局;近代以来,人类所取得的重要成果都与资本主义有关;中华民族只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掌握西方文化精髓之后并经历浴火重生,才能一圆复兴之梦;她既需要扬弃西方文化,也需要扬弃自身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呈现的文化形态将发扬二者优长,为人类奉献出更好的发展方式。

这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承担的复兴中华民族和实现社会主义两项使命具有人类历史意义,其影响并非止于中国,而是波及世界,其作用并非限于当代,而是达到未来。中国共产党在90多年奋斗历程中,对二者结合性质和方式的认识随着时代条件演进而不断深化,大体经历了从客观需要到主观解悟再到自觉依循的渐进过程。

一、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统一两大使命的历史机缘

中国能够选择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得以在中国扎根,取决于双方在特定时期达到了一致,区别仅仅在于中国是通过救亡图存的历史需要,社会主义运

动是通过矛盾转换的逻辑运行,之后才共同走到这个交汇点的。

就中国而言,中华民族自1840年以来,由于落后不断挨打受辱。她拥有庞大人口资源和广袤领土,拥有独特而悠久的文化形态,拥有长期作为最先进民族的历史,这一切注定了她不甘于也不可能久居于其他民族之后。面对被西方文化挫败的现实,中华民族一刻也没停下探索民族复兴之路的脚步。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前,太平天国、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社会变革均未臻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变革运动都没有明确把化解时局矛盾和追求超越资本主义目标联系在一起,使其理论缺乏足够的彻底性,使其实践缺乏充分的号召力。俄国十月革命最大的不同在于:其胜利是在社会主义旗帜下完成的,它首先是强化了社会主义吸引力;由于社会主义一开始就是为了超越资本主义,这使社会主义道路成为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要心理倾向。在苏俄帮助下,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成立;自此,中华民族有了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核心,党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坚持用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与社会主义方向的统一,成就了中国共产党实践的基本特征。

就社会主义运动而言,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重心转移相关。资本主义市场竞争促成了两种运作方式的发展:一是生产技术提高——资本家以此不断降低生产成本以增加市场占有率。“现代社会主义,就其内容来说,首先是对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有财产者和无财产者之间、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阶级对立以及生产中普遍存在的无政府状态这两个方面进行考察的结果”[1(P355)。二是市场范围扩大——资本家以此不断扩大产品的销路以增加利润总量。资本主义国家借此从海外掠取大量财产,一方面得以拿出部分财富用来缓和阶级矛盾,导致国内阶级斗争未能走向社会主义革命;但另一方面却引发两大新的矛盾:一是资本强国争夺势力范围的斗争趋于激烈,相继引起两次世界大战,严重破坏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内部联合,使单独一个或几个民族能够挑战资本主义制度——俄国十月革命就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背景下获得成功的;二是落后国家加剧了与先进国家冲突,并使国内阶级对抗尖锐化,使面临困境的普通劳动者加剧了对统治阶级的不满,直至拿起武器推翻现有制度,并重新选择理想的社会制度。中国革命就是在这两种矛盾共同作用的条件下发生并获胜的。

中华民族通过社会主义救中国,看似偶然,其实隐藏着深层次的人类发展秘密: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资源正是在这一“世界历史”进程中被激活了;它所具有的普遍意义将借助社会主义道路而获得张扬机会。

人类文化内容所表达的需要归根结底体现在发展与自然界的关系上,即体现在面对自然界的压力人们对生命自由目标的追求上;由于个体生命的有限性,该目标只能以人口生产为载体,即随着文明的持续发展,人口生产呈现出不断优化的过程。马克思曾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2(P161)劳动这种“类生活”“对人来说不过是满足一种需要即维持肉体生存的需要的一种手段。”[2(P162)“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2(P196),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这一意义的人口生产包含了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物质生产是人口生产的形式,而精神生产则是物质生产的形式。人口生产蕴含了文化内容的应然判断,即人类总体的价值理念;后者所展示的人口生产优化过程——其质是生命自由程度不断提高,其量是生命持续时间不断延长——成为解释人类历史的出发点和归宿。从总体上看,人类大体形成了人口生产的两种文化类型:

其一,以人口生产力为主的人口生产发展文化模式。西方文化属于此列。在社会化动物中,内部竞争构成种群优化的必要途径,获胜个体赢得了群体指挥权和优先交配权,有助于群体生存和繁衍。西方文化所面临的特定地理环境,使其始于这一自然性。西方文化早期生成于环东地中海区域,源头在南欧,东接小亚细亚,南通北非,经济交往频繁,数度产生过横跨欧亚非大陆的帝国,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等世界性宗教在此诞生并传播。这种开放环境推动了“权益竞争基础上的个体图强”的文化理念形成,虽然导致畸富畸贫现象,但使财富总量不断增加,为改善整体生活条件提供了可能。西方文化主张个人主义,采用客体尺度作为社会管理原则:规律——法律——上帝分别从经济——政治——道德方面规范竞争活动,构成了三位一体的实践模式。

其二,以人口生产关系为主的人口生产发展文化模式。中华文化属于此列。对动物的物种繁衍而言,性别协作与照顾幼小是种群延续的内在需要。自然界在漫长的生物进化过程中,使其成为诸多动物的生存本能。而在人口生产关系中,夫妻性别不同,亲子年龄不同,但位置稳定而有序。这种自然性关系在东方演变成“差别有序基础上的整体协作”的儒学理念,张扬集体主义,推演至国家成为王道政治的民本主义。这一文化模式的形成过程同样取决于中华民族早年生存的客观地理环境。中华文化形成于一个地域辽阔(决定了其文化形态的足够体量和影响力)且相对封闭(决定了其文化形态的独立发展和特殊性)、以农耕文明为主且游牧文明相伴(决定了其文化形态内在活力和完整性)的环境,由于自然经济本身不稳定,加上内忧外患持续存在,要维护一个庞大的政治共同体,成本最低的管理原则非儒学莫属。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显然是对秦汉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当时诸侯坐大、匈奴扰边都提出了兴德教的需要[3(P128)。“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原则把政治关系与人口生产关系一致起来,使行政管控借助了人口生产中的自然秩序,家国一体,君父同理,极大化解了对分散小生产难以管理的矛盾,难怪历代统治阶级对这种又好又省的方式均爱不释手[4]。

上述两种类型构成了文化内容的实然环节,形成特定人类在特定时期发展与自然界关系的价值原则。人口生产中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联系在一起的,无论以何者为主都需兼具对方,双方是主次关系而并非有无关系。正因为如此,它们始终互相交流、融合甚至相互转变。人类在自然经济时代,人口生产关系的价值原则占主导地位,是面对短缺经济现状维持数量规模的最佳选择——中华文化之所以成就了这一时期的最高成果,原因即在于此;在商品经济时代,人口生产力的价值原则占据主导地位,此时人类走出匮乏威胁,有条件运用激励个体方式增强整体实力——西方文化之所以成为强势文化,显然与人类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有关;在信息经济时代,精神产品可无限复制的共产主义特征使人类有条件告别社会竞争,体现人口生产力与人口生产关系两种价值原则的统一。目前人类正处在商品经济向信息经济转变的时代。

社会主义是西方文化的自我扬弃。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蒸汽机开辟了历史新纪元:机器内含科学技术的可复制性使其“具备了能在短时期内无限提高这些生产力的手段”;从当时看,“这种强大的、容易增长的生产力,已经发展到私有制和资产者远远不能驾驭的程度,以致经常引起社会制度极其剧烈的震荡。只有这时废除私有制才不仅可能,甚至完全必要。”[5(P238)人们第一次有可能在不侵犯他人利益的情况下,共同占有该精神成果所带来的利益。届时,“个体生存斗争停止了。于是,人在一定意义上才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6(P300)

对于中国共产党人而言,中华文化属于天然的思想资源,社会主义则具备了超越资本主义的眼界,二者结合必然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思想是其第一项成果,所建立的人民政权使中华民族掌控了自己的命运,为最终实现民族复兴奠定了基础。然而,人们此时虽然清楚这场胜利对中华民族的意义,却并不清楚它对社会主义运动的意义。从总体上看,实现社会主义与复兴中华民族的统一,还被看作是历史巧合;中国共产党对自身使命的理解,仍然具有某种自在性质。她只有在经历实践探索的挫折和苏联解体的震醒,尤其是在改革取得重大成就之后,才能准确把握这双重使命结合的客观性质,并真正领悟社会主义将降大任于斯民族这一历史责任。

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与两大使命的实现条件

中国共产党在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之初,把苏联视为领路者,想继续做一位“好学生”;然而,1956年苏共20大后,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并推出“三和两全”路线,引起了中共领导人的警觉,党开始考虑独立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正是这种考虑,促使毛泽东决心辞去国家主席,以便有可能“腾出较多的时间,从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工作”,“更能够集中精力来处理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路线的问题”[7(P634)

中国共产党要自主走出一条社会主义道路,此时握有两种资源:一是马列主义理论,二是革命年代经验。毛泽东号召全党研读马恩列斯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论述及相关著作,又结合战争时期形成的群众运动经验,逐步明确了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选择:其一,基本动力源泉以精神激励为主,即张扬集体主义原则。首先,这源于马列主义。《哥达纲领批判》认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取消了商品经济)实行的按劳分配原则上属于“资产阶级法权”,其高级阶段应该“各尽所能,按需分配”[1(P306);其次,这源于战争年代的实践。“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原则以及“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精神等曾屡试不爽。其二,基本动员模式以阶级斗争为纲,即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一方面,这能够限制按劳分配所形成的利益不平等,营造劳动者共享财富局面,以激发社会普遍的主人翁积极性;另一方面,这能够杜绝多吃多占、脱离群众、官僚主义等特权行为,后者具有“走资本主义道路”性质并成为阶级斗争对象。上述思路表明:毛泽东发现了理想社会原则与中国革命经验都体现为集体主义价值观;只是他并没有强调,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理想社会的结论,还是中华传统文化所主张的伦理原则,都面临着重大的时代条件变化问题,很难直接搬用到当今时代。

事实证明,毛泽东以精神激励为主的路线脱离了生产力实际,不能有效解决发展问题,面对经济实践中遇到的困局,致使许多干部越来越倾向于物质激励原则;这种政治路线上的对峙是毛泽东不能容许的,运用“文革”方式向“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就变得势在必行了。“文革”引发的灾难巨大。检讨其失误,如果不同时与实践马克思主义原创理论和启动中华文化作为主体资源这两个前提联系起来,很难取得客观认识。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代表,这个党是一心为民族大业奋斗的。从“文革”到改革,共产党这个领导主体没变,这个主体的宗旨没变。这要求把“文革”看作是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内在过程,而不应单纯视为领袖人物的个人失误,这样才能够把失败作为教训通过改革吸纳过来。从本质上说,“文革”失败不仅是一种特定发展思路遭到否定,更是一种态度或思维方法——即照搬社会主义前辈思想——遭到了否定,是本本主义的失败。正因为如此,中国改革的发端需要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始;而改革在当前的深化,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文革”本身是一悲剧,但它又是中华民族现代图强之路很难免修的一课。“文革”宣传马克思主义,改革则强调通过发展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文革”推广公而忘私精神,改革沿袭了对这种文化资源的利用;“文革”“大民主”引发惨痛教训,使改革得以走渐进民主政治道路。“文革”失败具有双重含义:一是表明原创理论中理想社会原则具有空想成分;二是表明中华文化资源不能直接在现代化中扮演主角。但这两个结论都不能做过度解读。

苏联解体之后,中国果断选择市场经济并取得成功,引起人们对中华文化、西方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之间关系的进一步思考。

社会主义是西方文化的自我否定。如果说西方文化高扬了个人主义价值观,体现了法制条件下个人能力竞争,等级和差别被视为常态的话,那么,社会主义主张集体主义性质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则把消弭差别和等级、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作为目标。马克思恩格斯这种设想以经济危机和阶级斗争使资本主义难以为继为前提,换句话说,西方文化是自己走到末路并孕育了社会主义胎儿的,革命仅仅是帮助这个成熟胎儿降生。但是,当资本主义继续发展时,试图推翻它的社会主义就需要面对西方文化价值的取舍问题。俄罗斯民族历史上归于西方文化,属于其边缘部分,东正教是基督教义的别解,即便是其斯拉夫主义,根子也在西方。所谓苏联模式,一方面,是列宁在特定形势下确定的高度集中统一的政治体制,另一方面,是马克思、恩格斯针对当时资本主义矛盾提出的公有制计划经济。在被其否定的资本主义并没有停止前进的形势下,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不能真正体现社会主义历史地位。苏联长期采用了西方文化通行的较量实力方式,在与美国军备竞赛中导致虚脱,而戈尔巴乔夫试图回归西方文化“人道的、民主的”价值命题,使其改革放弃了社会主义理念,无法继续凝聚民族和人心而终归解体。中国改革取得重大成功,除了政治策略与之高下有别之外,中华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在价值层面的互通性,是其重要因素;苏联缺乏像中国这样的与集体主义相联的传统文化底蕴,致其未能在复杂局面形成持守社会主义价值的心理定力。

中国“文革”时期“抓革命、促生产”方式的失败,苏联改革放弃社会主义投向西方价值原则,共同传递了一个信息:西方文化个人主义价值观所能包容的生产力仍然存在发展空间。社会主义要想超越资本主义,必须完整地继承其中所包含的人类文明的积极成果,这就需要从其运用的市场经济做起。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一两大使命的时代要求

从宏观上看,复兴中华民族体现为使之再度登上发展巅峰,实现社会主义体现为每个人都得以自由发展。两大目标互补互动,呈现出历史相遇、彼此磨合、最终统一的过程。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成为其主导者:其一,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同,使她能够形成跨越世纪的战略眼界,推出循序渐进的发展路线;其二,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立场展示的社会平等方向,使中华民族共同富裕目标体现了对资本主义的超越。中国共产党在履行两项使命过程中从自在状态向自为状态的转变,既是对社会主义理想认识的不断深化,也是对自身文化价值理解的不断升华。

西方文化侧重与自然界关系,通过竞争产生的强者掌控资源,通过渐进的民主法制控制竞争强度和节奏,对人类利益的体现具有客观性和历史性的特点。中华文化侧重人类自身关系,借助自然秩序形成社会秩序,通过互动的权利道德原则维护社会和谐与活力,对人类利益的体现具有主观性和现实性的特点。前者适应商品经济需要,后者适应自然经济需要。在信息经济条件下,需要生成新的文化形态。就整体而言,资本主义以西方文化为背景,理念上依靠个人主义,实践上依靠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对个人利益的肯定和支持,有助于个人解放。它通过竞争实现个人生命价值,能够形成很高效率。这是资本主义能够推动人类历史进步的重要原因。但是其弊端也是与生俱来的,与其张扬个人主义价值观存在内在联系:首先,忽视了竞争方式存在客观限制——人类只能在自然界许可的范围内存在和活动,超越自然界的底线可能导致人类整体的生存危机;其次,忽视了竞争规则存在主观缺失——个体和民族之间具有自然禀赋、历史文化差别,无视这类差别意味着竞争前提的不公平,致使深层次矛盾难以化解。正因为如此,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秩序越来越暴露出两大问题:

一是人类整体占有资源总量濒临自然界负荷底线与大多数人口仍处在资源匮乏状态之间的矛盾。随着科学技术不断发展,人类开发自然资源的速度和规模显著提升,但资本主义配置方式却导致畸富畸贫状态,迫使相当多人口不得不采取加大资源开发方式解决生计问题。现在,水源、动植物资源、能源、大气质量和温度等均已频频告急,人类已经很难听之任之了。二是人类信息交流日趋平等与财富占有差距不断扩大之间的矛盾。在现代资讯条件下,世界事务趋于公开与透明。但资本主义分配方式导致的贫穷与富裕、特权与弱势,公开展示在不同民族、群体或个体面前,所激起的心理不平衡,使人类面临着非传统安全问题的严峻挑战,维持稳定和保障安全的成本越来越高,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经济合理性遭到严重质疑。

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并没有过时,目前世界格局也不意味着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必然性消失,但显然,较之马克思主义原创理论的设想,无论是理想社会发生的条件还是其呈现的状态,都出现了重大改变。资本主义借助科技革命改变了社会主义对之替代的条件:它建立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了社会主义生产力的起点,而它推动的经济全球化扩大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规模;中国共产党人需要推进马克思主义现代化来认识所面临的新局面。

社会主义要进入理想社会,必须继承资本主义成果;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只能在世界舞台上实现这个目标。在一定意义上,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90多年:前面的30年主要是同市场经济国家和官僚资本集团战争,中间的30年主要实行了否定市场经济的战略,后面的30年主要是运用肯定市场经济的战略;可以预料,新30年将推出改造市场经济的战略。后者意味着中华民族将把马克思主义所指引的社会发展方向——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西方文化所创造的生产力发展模式——市场体制、中华文化所形成的生产关系原则——和谐社会理念有机整合在一起,营造出新型的人类文化形态。社会主义对市场体制的创新是在保留其运行机制前提下的自觉发展。原生态的或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体现了优胜劣汰与促劣变优的统一,其中,优胜劣汰是显性,是自觉认同,促劣变优是隐性,是自发趋势。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创新选择仍然需要坚持优胜劣汰机制,但在“促劣变优”环节,则使其从隐性变为显性,从自发趋势变为自觉促进。双方的结合,将大大加快促劣变优过程,从而使市场趋向共同富裕目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能通过文化创新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而文化创新必须全面继承人类优秀的文化成果。这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展示的新型文化形态,不仅满足了中华民族复兴的需要,而且能够为人类创新发展模式提供条件。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复兴将取得双赢局面。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袁行霈.中华文明史:第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4]余金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解读[J].科学社会主义,2009(2)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7]毛泽东文稿:第7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