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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论丛

郭建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是以人为本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来源和哲学基础之一,但是在改革开放实践中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有自己的哲学基础。就是说,有运用,也有发挥,还有创新。其主要内容体现为以下六个方面。

 

一、以解放思想为主题的唯物论

 

1978年夏关于实践标准的讨论,批判了“两个凡是”,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同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废除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实现了工作重心转移,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可以说正是思想解放推动了改革开放。

 

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领域到其他各个领域,全面改革的进程不可阻挡。改革开放极大地调动了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使我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党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结合起来,把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同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结合起来,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把推动经济基础变革同推动上层建筑改革结合起来,把发展社会生产力同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结合起来,把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把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把促进改革发展同保持社会稳定结合起来,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同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结合起来,取得了我们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摆脱贫困,加快实现现代化,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宝贵经验。这些经验是在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形成的,解放思想是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改革开放的历程始终贯穿着以解放思想为主题的彻底的唯物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只有解放思想,勇于探索,才能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

 

三十年改革开放的成绩有目共睹,举世瞩目。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综合国力极大提升,到2007年底,我国国民生产总值连续20多年保持年均9.7%的快速增长,人均GDP已经超过2000美元,国内生产总值居世界第四位。我国人民生活水平实现了由贫困到温饱再到总体小康的历史跨越。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也是一场新的伟大革命。改革的系统性、艰巨性,决定了改革的复杂性、长期性,决定了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特别是当改革关系到利益关系、利益格局的调整,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切身利益时,出现一些争议甚至非议,是不可避免的。改革还会受到来自“左”的和右的方面的干扰,会面临许多挑战。我们强调新的历史起点上新的思想解放,就是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继续坚持改革、推进改革、深化改革,把改革不断推向前进。现在大家都在说新的思想解放,我们知道,第一次思想解放是1978年,主要是解决“两个凡是”与实践标准的问题,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实行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第二次思想解放是1992年,主要是解决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问题,破除“姓资姓社”的束缚,实现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新的思想解放或曰第三次思想解放主要解决什么问题呢,这就是要自觉地把继续解放思想落实到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上来。

 

二、以以人为本为核心的价值观

 

如何理解以人为本,关键是如何认识“以民为本”与“以人为本”的关系。“以民为本”是一个政治概念,“以人为本”是一个哲学概念。“以民为本”是一个集合概念,“以人为本”是一个复合概念,它既包括个人这个个体,也包括人民这个集体,还包括人类这个整体,涵盖了个人、人民和人类,因此内涵更为丰富。当然“以人为本”与“以民为本”是有共通之处的,这是没有疑问的。无论是看不到两者的联系,还是无视两者的差异,都是不足取的。

 

现在一般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精髓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主线是改革开放,主题是发展,关键是党,这都没有问题。那么核心呢?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这个理论体系的核心是什么,理论界可能有不同看法。我是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是以人为本的。以人为本是我们党的执政理念,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价值取向,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以人为本具有决定性的基础性的意义。现在研究以人为本与科学发展、和谐社会的比较多,但是有一个问题研究不够,这就是以人为本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方面的关系。我以为以人为本是核心价值,核心价值体系是由此生发的。

 

现在需要加强研究的是:(1)以人为本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2)以人为本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应当说,第一个问题尚待明确,第二个问题研究的比较少,第三个问题则更少涉及,我觉得应当研究,有很大空间,我以为两者的结合点和内在逻辑就是以人为本。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两大成果,两个理论体系,这就是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如果把中国共产党人最核心的理念概括为八个字,这就是实事求是,以人为本。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和精髓是实事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和精髓是以人为本。这八个字,构成了中国共产党人最核心的价值。

 

2008年是改革开放30年。30年改革开放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是执政理念。其间经历了以阶级斗争为纲——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人为本的转换,这三个“以”反映了党的执政理念的变化,当然情况是不同的,第二个“以”是对第一个“以”的全面否定,拨乱反正。第三个“以”则是对第二个“以”的重大发展,是党的执政理念的伟大升华。在这样的历史进程中,我们来认识和把握以人为本的重要性,恐怕怎么估计也不会过分。

 

三、以实践为基础的认识论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以实践为基础的认识论,坚持这个认识论,就是要在思想上坚持实践标准和实践第一,行动上敢于闯,敢于试,善于总结经验。

 

坚持实践标准,破除两个凡是,归根到底是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即解决思想路线问题。如同邓小平所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①因此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是和恢复和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密切相联的。实践标准的大讨论,使人们从长期的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对于重新恢复和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为契机的思想解放运动,打破了思想僵化、现代迷信的精神枷锁,为拨乱反正、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奠定了不可缺少的思想理论基础。坚持实践标准,就是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就是坚持变化发展的观点。马克思主义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并在实践中不断经受检验,加以修正和补充的。离开不断发展的社会实践,抽象地谈论马克思主义,只能导致教条主义和思想僵化。实践标准的大讨论,使我们党重新确立了实践第一和变化发展的观点,从而在新的实践中努力创造新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都是解放思想、勇于实践的结果。

 

坚持实践标准和实践第一,必须破除思想僵化。思想僵化不仅在思想观念上表现为“两个凡是”,而且在实际工作中具体表现为开口闭口拿“本本”的教条主义。邓小平指出,“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②因为“思想一僵化,条条、框框就多起来了”。“思想一僵化,随风倒的现象就多起来了。”“思想一僵化,不从实际出发的本本主义也就严重起来了。书上没有的,文件上没有的,领导人没有讲过的,就不敢多说一句话,多做一件事,一切照抄照搬照转。”③思想僵化就是因循守旧,一切从本本出发,而不是从实际出发。思想僵化归根到底是一种主观主义和唯心主义,是同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认识论根本对立的。它窒息思想的创造性,使社会发展失去生机。因此,坚持实践标准和实践第一,必须破除思想僵化,决不能一切从本本和上级指示出发,而应该从实际出发。“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④

 

坚持实践标准和实践第一,就是要敢于闯,敢于试。看准了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错了就及时纠正。改革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离不开勇于试验、敢于创新的精神。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仍然需要发扬这种精神。

 

四、以和谐为特征的辩证法

 

关于和谐社会的哲学基础问题,特别是关于矛盾论与和谐论、矛盾辩证法与和谐辩证法、矛盾论思维方式与和谐论思维方式的问题,是一个颇为令人关注且又十分复杂的问题。这一问题既触及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深层次,又关涉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哲学基点,其重要意义绝不可低估。

 

其实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关于“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讨论,九十年代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七卷中关于“和的辩证法”和“斗的辩证法”的论述以及“仇必和而解”和“仇必仇到底”的概括,都引起了广泛的争议。在今天构建和谐社会的实践中,我们提出建设和谐文化,提出和平、发展、合作是世界的潮流;提出安邻、睦邻、富邻,与邻为善,以邻为伴;提出要照顾彼此的关切,合作共赢;提出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强调中国的发展是和平的发展,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和谐的发展;如此等等。这就使和谐社会的哲学基础问题彰显出来,从而也使“和”的哲学与“斗”的哲学,和谐辩证法与矛盾辩证法,和谐论思维方式与矛盾论思维方式的问题再一次突出出来。我觉得,对于和谐文化建设所引发的哲学思维方式变革应当予以充分的注意,和谐文化从多方面深化了辩证思维,这主要体现在:

 

第一,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以矛盾对立统一为核心的唯物辩证法(尤其是教科书中的相关论述),与以“和”为主要精神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有新的认识。其一,中国传统文化重视中庸与融合,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矛盾和斗争,这是两者的本质区别,又是两者结合的互补点。其二,由于时代发展和社会转型,马克思主义以前一些较强的话语,如革命战争、阶级斗争,现在要弱化;一些以前较弱的话语,如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现在要强化。由革命党转向执政党,思维方式和文化理念都会发生变化,即由压倒型到共生型,由你死我活到和而不同,由两军对垒到合作共赢,由阶级分析到利益整合,由批判抽象的人道主义到以人为本,由以阶级斗争为纲到构建和谐社会,由世界革命到和谐世界。其三,“和”并不是没有矛盾和斗争,也不是排斥矛盾和斗争。在中国古典哲学中,“和”与“同”是不一样的。“同”是不包含异的,“和”不仅包含异,而且必须包含异,否则就是“同”了。“和”是承认差异、差别乃至矛盾和斗争的,中国古典哲学讲的“和而不同”,“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就是这个道理。

 

第二,对矛盾学说的主要任务和基本内容有新的思考。列宁说过,“辩证法是一种学说,它研究对立面怎样才能够同一,是怎样同一的”。⑤这就表明辩证法是关于对立面统一的学说,而不是无限扩大与激化对立面的学说。据此,关于矛盾的斗争性与统一性,关于矛盾的分与合,关于矛盾对立面的结合与设置,关于矛盾的平衡与不平衡,关于矛盾发展动力论,都有了新的思考与把握。

 

第三,对和谐作为哲学范畴及其在哲学中的地位和作用有新的探讨。我觉得“和谐”应当成为哲学范畴,在西方哲学中,古希腊哲学家就提出过“美是和谐”,是从哲学视野研究和谐的。在中国哲学中,许多关于“和谐”的论述,也是从哲学角度出发的。当然,把“和谐”作为一个哲学范畴,它与联系、运动、发展、矛盾、静止、平衡等概念的关系还要进一步研究。

 

第四,对和平发展时期解决矛盾的方式有新的理解。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也曾提出过统筹兼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等很有价值的思想,可是由于“左”的错误的发展,后来越来越强调阶级斗争,而忽视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最终导致以阶级斗争为纲,并形成了“斗则进,不斗则退,不斗则垮,不斗则修,八亿人民,不斗行吗”的“斗争哲学”。现在的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国际来看,和平发展合作是当今的时代潮流。从国内来看,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是当代中国的主题。当然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是无矛盾的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正视矛盾、认识矛盾、解决矛盾、化解矛盾的持续过程。但是对于解决矛盾的方式要有新的理解,比如利益协调,统筹兼顾,比如和而不同,求同存异,比如互谅互让,合作共赢,就是和平发展时期解决矛盾的基本形式。

 

第五,对和谐的哲学思维方式有新的把握。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离不开和谐的哲学思维。“在全社会大力倡导和谐的思想价值观念,引导人们用和谐的思想认识事物,用和谐的态度对待问题,用和谐的方式处理矛盾,使崇尚和谐、维护和谐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追求。”⑥这里既讲的是和谐的文化精神,和谐的价值理念,也讲的是和谐的哲学思维,和谐的辩证法。传统的哲学教科书的矛盾论思维,强调矛盾是绝对的,是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动力,要用矛盾的观点认识社会主义社会。而立足于构建和谐社会的和谐论的哲学思维虽然也主张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是无矛盾的社会,但是更强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不断化解矛盾的持续过程,要更加积极主动地正视矛盾,着力于用和谐的方式化解矛盾,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不断促进社会和谐。这样一种和谐论的哲学思维方式和以和谐为特征的辩证法,无论是在认识矛盾的出发点和立足点上,还是在解决矛盾的方式和最终结果上,都是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一种全新的理解和把握,它适应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需要,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哲学基础。

 

五、以统筹兼顾为根本的方法论

 

统筹兼顾方法论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的总结、概括和提升。实践表明,坚持统筹兼顾,对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瞻前顾后,留有余地,使这一部分人的利益和另一部分人的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全局利益与局部利益,都能得到适当的照顾,避免社会矛盾的激化,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一切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都调动起来,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具有重要作用。在改革开放中,利益矛盾更为突出,必须按照统筹兼顾的原则来调节各种利益关系。我们的全部工作,我们的一切方针、政策、计划、措施,都必须立足于统筹安排,把各方面的积极性都充分调动起来,科学地组织起来,使之发挥最有效的作用,以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不断发展。

 

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需要坚持运用统筹兼顾方法论。以以人为本为核心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是我们党从新世纪新阶段的实际出发,紧紧抓住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适应现代化建设需要,努力把握发展的客观规律,吸取人类关于发展的有益成果,着眼于丰富发展内涵,创新发展观念,开拓发展思路,破解发展难题提出来的,从而进一步指明了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提出科学发展观,是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升华,是党的执政理念的升华。

 

坚持与运用统筹兼顾方法论,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和题中应有之义。统筹城乡发展,就是要使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社会经济结构转变,实现城乡和谐发展。统筹区域发展,就是要把握大局,兼顾各方,促进东部、中部、西部的共同发展与和谐发展。统筹经济和社会发展,就是要在经济发展基础上实现社会全面进步,改变经济与社会发展“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状况,实现经济与社会和谐发展。统筹人与自然的关系,就是要更加重视人口、资源、环境在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之路,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就是要更好地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种市场,把国内的和谐发展与国际的和平发展结合起来。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最早在一般方法论意义上论述统筹兼顾的是毛泽东,他在《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对统筹兼顾有相当集中和突出的论述。但是在统筹兼顾四个字中,毛泽东更强调的是后两个字,即“兼顾”,而且主要是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科学发展观更强调的是前两个字,即“统筹”,而且是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因此,同样是讲统筹兼顾,现在和上世纪五十年代已有很大不同。统筹兼顾的内涵、范围和视野大大拓展了,统筹兼顾的认识水平、思维方式和价值理念大大升华了,表明党对统筹兼顾方法论的认识有了新的自觉,对统筹兼顾方法论的运用与把握达到了新的高度。

 

六、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唯物史观

 

历史唯物主义强调人民群众是社会活动的主体和历史的创造者,在当前,切实改善民生,实现依靠人民谋发展与发展成果为人民共享的统一,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与发展的成果,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这一基本原理的具体体现。

 

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要顺应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谱写人民美好生活的新篇章,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这些提法和表述,给人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以往我们比较多的使用国民经济这个概念,现在随着和谐社会的构建,民生的提法已经而且会更加经常和普遍的使用。近代民主政治以民本为基础,而民本又以民生为首要。科学发展观以以人为本为核心,以人为本也具体体现为民生首要,即首先要解决好民生问题。无论是中国古代思想家讲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还是西方思想家讲的合法性危机,社会公信力,其前提就是先解决好民生问题。当前我国的民生问题十分突出,执政党和政府的当务之急就是解决好交通、能源、住房、教育、医疗、环保、食品安全等人民群众十分关切的民生问题,就是要使天更蓝,水更清,山更绿,空气更干净,城市更宜居,人民生活更舒适。因此,如何以人为本,如何又好又快,如何科学发展,如何构建和谐,民生问题既是起点、切入点,也是结合点和交汇点,既是唯物史观的具体体现,也是执政能力的检验尺度。

 

把民生问题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切入点和交汇点,在当前就要以民生类的改革和发展为重点,着力解决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不协调。现在很多人有房有车,手机电脑相当普及,私人产品极大丰富,公共产品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发展。比如我们可以买车,但买不来畅通的道路。我们可以买房,但买不来干净的空气和良好的治安。而后面这些,就属于公共产品。我们要按照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加强“民生类”的改革与创新,加快建立社会公共服务体系,当前尤其需要加强义务教育、公共医疗、社会保障、食品安全、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公共产品建设。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不能满足这个需要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一主要矛盾在当前的突出表现就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公共产品的需要同不能满足这个需要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改善民生要致力于制度创新,注重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从源头上减少矛盾。真正把人民群众的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让改革和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注释:

 

①②③④邓小平文选[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143143142114.

 

⑤列宁全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38)111.

 

⑥本报评论员.以和谐文化促和谐社会[N].人民日报,2006-7-19.

 

 

 

来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