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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撷英

马启民:国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评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当代世界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影响,成为国外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其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属性的研究是他们关注的焦点之一,并且引发了学术上的争论,从而也形成了不同的认识流派。

 

  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俄罗斯学者费奥克蒂斯托夫在1991年第二次全苏“中国与社会主义”学术讨论会上提交的论文中对邓小平理论的属性问题进行了探讨。他认为,“东方国家革命进程的独特性,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给研究者提出了理论方面和方法论方面的难题。这些难题的实质可以用一句话来表达,这就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法问题。东方国家的现代史令人信服地表明,对这些国家现代史的分析不采用正确的方法论,对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法不作出科学的理解,就不可能得出与东方国家社会进程完全相符合的写照。”① 他认为,对中国当代史的研究,“应当强调指出这样一个论点:中共思想史实际上是探索中国革命进程的民族特殊发展道路的历史。中共历史上的各种派别和倾向的斗争,无论怎么说,都可以归到这个问题上。这种斗争无论用什么样的政治口号作掩饰,其中发生的冲突和出现的种种转折,究其理论方面和方法论方面的原因就在于此”②。他以此为认识的出发点,进而对邓小平理论进行了分析与评价。他认为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共着手修订自己的理论观点,探索国家社会经济、精神和政治发展的新途径;形成确保国家逐步摆脱危机局面基本上顺利实行新的社会经济政策的方针。中共理论工作的中心课题还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则运用到中国具体环境中的问题”③。他认为,“中共的新方针,即后来称之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方针”就是在这种探索中形成的,邓小平理论就是要制定出本民族的、严格考虑到当代中国实际情况的社会主义模式。

 

  另一位俄罗斯学者,前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哲学博士M·季塔连柯在《远东问题》杂志1991年第5期上以“中共七十年的经验和教训”为题,从历史的高度分析了邓小平理论的含义及其属性。他认为,“中共领导在40年代初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是一个不仅仅对中共具有意义的重大理论突破”,“这种做法完全符合列宁关于必须把马克思主义‘译成’民族语言的著名思想。80年代邓小平领导改革的一个总的指导方针,即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思想,是对中共多年经验的总结。”④ 中国今天所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改革,是“从理论上和实践上革新和完善社会主义”。“在某种更广泛的意义上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新型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以其独特的形式(在中国条件下)反映了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思想)从乌托邦到科学。从革命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的总的发展趋势,反映了社会主义的复杂演变过程和最终反映了对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思想)的丰富和完善。”⑤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俄罗斯学者对邓小平理论的认识思路是沿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路进行的。季塔连柯把邓小平理论看作中共于20世纪40年代初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费奥克蒂斯托夫则从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出发,认为邓小平试图制定出本民族的社会主义模式。他们按照这个思路分析,得出了正确的结论。

 

  二、“民族共产主义”

 

  在西方,一些学者从理论属性上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看作是一种民族共产主义的理论形态。

 

  英国学者迈克尔·亚胡达以邓小平对国家利益的重视为视角,认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纲领意味着,它是过去被称作“民族共产主义”的一种形式。“民族共产主义”是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研究毛泽东思想过程中提出的概念。它最早由费正清提出,而后形成了一种有特定含义的分析概念。这一概念着重强调以中国的文化价值、历史传统来理解的社会主义,到20世纪80年代逐步发展成以中华民族和国家利益为基础来理解的社会主义。

 

  费正清认为,邓小平对农村采取的合同制(即责任制),既不能说是社会主义的生产形式,也不是资本主义生产形式。“合同制必须看成是中国‘治国策’的最新阶段,所谓‘治国策’就是怎样组织农民以改善他们的福利并富强国家。中国统治阶级有史以来世世代代努力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发现合同在半商业化农业中最有刺激力,因而有利于生产。就是那么简单。魏源和其他一些早期的‘治国策’学者,毫无疑问是理解和肯定这些组织农民群众的新方法的。”⑥

 

  美国学者戴维·W.张认为,邓小平坚持“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原因是中国文化价值观在起作用。

 

  日本学者天儿慧指出,邓小平理解的社会主义除发展生产力之外,“第二个重点是把‘实现民族的解放、国家的独立与自主’作为社会主义的价值。从日本的历史发展看,难以理解为什么那是社会主义的。然而,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屡遭列强侵略、民族自尊心和国家主权被蹂躏的历史。共产主义,特别是列宁主义,作为反帝民族解放的理论,受到这些地区的共产主义者的支持。这对于年轻的邓来说也不例外”。“邓小平对中国所处的半殖民地地位的体验,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一手制造的‘封锁中国’的冷战结构的形成,在认识上又加深了一步。由于后来中苏对立的日益严重,进而又受到来自苏联方面的威胁。再深一步想,从他一直强烈谴责‘美帝国主义’和‘美苏超级大国霸权主义’的背后,可以看到像这种中国自身受屈辱或受威胁的历史。”“今天,虽然中国在外国人眼中是确确实实的独立国家,是大国,但是据邓和其他领导人看来,中国依然处于‘国家主权和民族自决’受威胁的状况。他感到在天安门事件及其后来的经济制裁和台湾、西藏问题的背后有某种势力在作怪。”⑦

 

  在天儿慧看来,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富裕与强大是邓小平社会主义的主要价值观,邓小平理论以及邓小平的各种政策就是实现这个目标的手段和方法。

 

  以上论列,都可归入把中国共产主义理论看作“民族共产主义”一类。这一派学者就其派别属性来看,大多数是西方自由主义学派。他们对中国的态度大多是友好的,在分析中国理论的观点中,有许多独到之处和可借鉴的地方。但由于方法上的偏差,导致了他们许多正确的观点无法自我完善,反而走向错误。

 

  西方学者关于邓小平理论将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富裕与强大与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的认识是对的。因为中国共产党人包括毛泽东、邓小平,他们既是马克思主义者,又是爱国主义者。在中国,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是密切结合的。近代以来,正因为中国人民选择了社会主义,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才有了自己的国家独立和主权,才使中国走上繁荣富强的道路。中国人选择社会主义和今天坚持社会主义,是因为它是实现国家的现代化、中华民族的伟大振兴和更高水平的繁荣昌盛的正确道路。

 

  三、“一种新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一种新的社会主义形态和模式出现在人们面前,同时也刷新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观念。在国外,它被誉为“一种新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以马克思主义为方法,以中国改革开放前的社会模式与新时期社会模式的比较为视角,探讨了这一新模式的历史内涵与理论内涵。

 

  莫里斯·迈斯纳认为,邓小平的理论和政策同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思想、理论及毛泽东晚年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有很大的区别。他指出:“毛泽东逝世后,中国社会出现了社会经济非政治化,政治生活非激进化的形势”,“与这种情况同时出现的是一种新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⑧ 他认为,“当今中国马克思主义奇特之处在于,它特别喜欢用生产力来解释社会主义”,“实际上已消除了所有空想和偏见的成分”,这种理论“成了更加正统的马列主义理论”。⑨

 

  西方学者不但注意研究邓小平强调生产力的思想,而且对邓小平生产力思想的理论基础进行了深入分析。迈斯纳认为:“毛以后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最显著、最普遍的特点之一就是开始信奉历史及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毛在世时,毛主义是以唯意志论为特点的,它相信用正确的思想和觉悟武装起来的人民能克服物质障碍,按自己的理想和愿望改造社会。现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代表性观点,则是把社会历史的发展看成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发展规律,对待它应和对待自然界历史的发展规律一样。”⑩

 

  这种新版的马克思主义在对待中国历史的观点上,否定了过去领导人提出的“经济越落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就越容易”的观点,而坚持了列宁“国家越落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就越困难”的观点。(11)

 

  这种新版的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上,承认自己是“尚不发达的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历史中每一阶段的演进都同经济发展水平相关联,并归根结底是由经济发展水平所决定的。在各个阶段的演进特征上,“毛之后关于‘社会主义阶段’的理论实质上是以进化论的观点来认识社会发展阶段的,它的每一个阶段都反映着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它放弃了社会主义的整个发展过程,从过渡到社会主义直到实现共产主义的特点是连续不断地同过去进行彻底的革命决裂,对现实进行实质性的改造,并在设想的‘一个接一个’的不断的革命中尽可能迅速地实现社会关系和人民群众觉悟的改造。”(12)

 

  西方一些学者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不久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认识上的变化与发展为依据,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一种新版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应该说是有相当见地的。它的合理性在于:

 

  一是比较客观地分析了我国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失误和教训,指出了我们在社会主义认识上的病症所在。长期以来,我们对社会主义认识问题上的不成熟,主要特征就是忽视发展生产力,不顾客观条件和客观规律,夸大人的主观意志,盲目追求生产关系的先进,导致用阶级斗争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的主要方法和手段。这一时期形成的理论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的实际。

 

  二是比较客观和准确地把握邓小平理论的主要特点。西方学者认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特别喜欢用生产力来解释社会主义”,把发展社会生产力放到“第一位”,邓小平理论的核心观点就是“发展生产力”。迈斯纳从发展生产力这一基本观点出发,研究邓小平理论中物质与精神的关系,研究其中社会主义阶段划分的客观依据,这种以唯物史观的方法从整体上来分析邓小平理论及其与各个组成部分的有机联系,反映了西方学者研究中国理论时注意到邓小平理论的内在关系从而把邓小平理论作为一种理论体系来对待的正确态度。

 

  三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解释邓小平理论,并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方向上分析我们存在的社会主义建设上的空想论,从而把邓小平理论落脚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上,反映了西方一些学者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角度研究邓小平理论的倾向。

 

  但是,迈斯纳把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看作是一种“经济决定论”,从而认为今天中国只讲发展生产力,不讲精神对物质、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则是错误的。

 

  事实上,邓小平理论坚持马克思主义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原理,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方面进行了重大的变革,这种变革改变了过去生产关系的变革超越生产力的错误,一方面顺应了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也改变了人们的现实关系和生活态度。它使人们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而不是流行于空洞的政治口号之中。与此同时,邓小平理论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提高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地位,认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为物质文明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为它的正确发展方向提供有力的思想保证。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一种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在实践和理论的发展中这一理论得到不断的充实和完善。

 

  四、“后社会主义论”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一种新的形态揭开了社会主义发展史上新的一页。这种新形态的社会主义以一种既不同于传统模式的社会主义,又区别于资本主义的新形式,给当代关心和思考社会主义的人们以极大兴趣。在国外,一些学者也想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的实践在理论上做一些新的归纳和总结,对社会主义运动的前途作出新的展望。其中比较有影响、并形成比较系统理论的就是美国北卡罗莱纳州杜克大学阿里夫·德里克教授。

 

  德里克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在中国国内及国际范围内都引起了争论。在中国国内,“当今中国社会在进行根本的改革,这种改革在思想上引起中国社会姓‘资’还是姓‘社’两种观点之间的激烈斗争”。在国际上,“人们提出诸如‘革命后社会’、‘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社会资本主义’之类的不同观点”。(13)德里克认为,争论的根源在于人们在意识形态上硬要把中国的社会主义纳入人们设定的框框,套用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传统概念,说它非此即彼。他认为,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已向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个原有概念提出了一些最根本的问题。因此,应该在思考的框架上有所突破,即“跳出概念上的死框框”。无独有偶,日本学者天儿慧认为,按原有的概念已无法区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

 

  阿里夫·德里克提出的新的认识框架和概念是“后社会主义”。他认为,后社会主义这一概念并不预示社会主义的终结,而是在社会主义原有概念陷入矛盾时,使人们能够以新的更富有创造性的方式反思社会主义。

 

  德里克认为,学术界在中国社会主义问题上争论的起点是从社会主义的概念引起的。“按照目前的用法,这个概念主要有两种含义。一是指社会主义国家的现状,即鲁道夫·巴赫罗所谓‘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二是用来说明这些国家的前途,即它们在理论上为实现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而要努力建立的一种社会(两者的区别相当于比尔·布鲁格和别的学者所说的‘制度’和‘过程’)。含义之所以引起问题,就在于这两种用法之间,制度和过程之间,现实和理想之间存在着距离。只要远景是制约现实的一个内在条件,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理想为当前的政策导向,社会主义的两种含义就很容易重合。如果远景同现实割裂,或者远景虽仍然被视为最终目标,但对制定现实政策不再起直接作用,这时社会主义的含义问题就会突出起来。”(14)

 

  德里克坚决反对某些西方学者因为中国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吸收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就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归入资本主义性质和资本主义前途的论点。他认为:“现在人们往往认为,中国社会主义的淡化不可避免地会导致资本主义复辟,其根据是,严格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任何妥协,都必然会导致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所同化。这实际上是一种武断的推论。只有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才能证明这种论断是正确的,因为这种意识形态排除了资本主义前途为任何其他发展道路所取代的可能性,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在人类历史上是永恒的。其实历史是发展的,未来还是个未知数。”他以关注中国社会主义的口吻说道:“西方一些人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误解为资本主义和毫无约束的自由企业。我认为,有些人不是误解,而是要以资本主义的理想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导向。”(15) 德里克由于认识上的局限,认为中国今天实际存在的现实的社会主义与作为理想的社会主义有距离,他也不打算把中国社会主义看作是那种理想与当前现实统一的社会主义。

 

  他解决这一矛盾的办法是另辟蹊径,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名为“后社会主义”。他认为,这“可以使我们既认真看待中国的社会主义,而不忽视它因与资本主义相结合而产生的问题,也不会迫使我们必然在其自我形象(社会主义)和否定其自我形象的另一个形象(资本主义)之间作出意识形态上的选择。这个词有意在内涵上留有余地”。(16)

 

  他给“后社会主义”下的定义是:“后社会主义”是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社会主义提供了一条可以取代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但不再有统一的理论,而带有各国的特色。这种社会主义,既须跻身于资本主义世界,又不能放弃社会主义的基本结构;既要同资本主义的世界秩序相结合,又要确保不会导致资本主义复辟;既要利用资本主义的经验,又要克服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端。

 

  他认为,“后社会主义”不是经典马克思主义意义上作为资本主义之后一个历史发展阶段的社会主义,而是指利用资本主义的经验而又力图克服资本主义发展中种种弊端的那样一种社会主义。德里克认为,“后社会主义”赋予“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以合理性,“它总是力求将一种朦胧的争取社会主义未来的理想作为人类的共同目标,虽然不让这种理想发挥其内在决定当前社会政策的作用”。(17)

 

  德里克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有历史和现实根据和理论依据的。他以中国共产党关于新民主主义理论与实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与实践论证自己的论点。他认为在这两个社会阶段(新民主主义阶段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都有必要利用资本主义的方法发展经济。既然新民主主义的前途是社会主义,“那么,新民主主义的眼光就保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会回到资本主义或者说使资本主义复辟”(18)

 

  他认为,“像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社会,向资本主义开放创造了一些新的发展的可能性,其中之一就是拥有了更大的选择经济发展手段的余地,甚至比资本主义的选择余地还要大。资本主义尽管有其自身的灵活性,但排除了一个重要的选择,就是社会主义的选择。在存在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条件下,社会主义不再向资本主义挑战,而是谋求容纳资本主义,通过‘非资本主义的发展’实现受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制约的发展目标。”(19) 他认为,发展前途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主要不取决于社会主义对未来有什么理想,而取决于当代资本主义和“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之间为争夺未来而进行的全方位的斗争。

 

  德里克的研究有几点值得肯定:

 

  其一,他正确地指出,社会主义选择在中国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社会主义已成为民族形象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现实的社会主义有其巨大的生命力,任何认为中国当前的发展道路是资本主义的说法,都是脱离实际的。

 

  其二,他在研究中国社会主义的思路上,一方面坚持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并不是资本主义。在这一点上,他不同于那些美化资本主义的人,他不认为资本主义是永恒的。这使他更认真地对待中国社会主义新的理论与实践。另一方面,他对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和思考方法提出质疑,认为应该在旧的思维模式上探索新路。而在探求新的社会主义理论上,他以现实的人们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的实践来决定未来方向,而不是用未来的某种既定框架来决定今天的实践。这使他更善于理解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各国社会主义的不同形态和模式。

 

  其三,他认为落后的国家选择社会主义,在现实的阶段上,结合本国国情,可以采取资本主义的一些方法发展社会主义,跻身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但是,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争夺未来的全方位斗争。这种看法不无道理。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搞和平演变,而且在一些国家得手,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高度警惕。

 

  德里克的研究也有值得商榷之处。德里克的“后社会主义”理论认为,中国现实的社会主义由于采取了一些资本主义发展生产的方法,从而认为中国现阶段“理想同现实割裂”,虽然社会主义的理想仍被视为最终目标,但已变得朦胧,“对制定现实政策不再起直接作用”。作者提出这种看法有一定的普遍性,反映了西方学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误解。其错误表现在:

 

  其一,在思想上对传统的社会主义概念和实践中经过检验的社会主义理论缺乏科学区分。作者表示“必须超越社会主义问题上的传统观念”,但思想上还保留了一些僵化的观念,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而没有看到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是社会主义在实践中的新发展。

 

  其二,在方法上把社会主义理想与现实运动割裂开来。社会主义既是一种理想,又是一种现实的运动。中国共产党坚信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但是又必须脚踏现实、从实际情况出发。应当指出,这种社会主义的理想并不是指对未来社会主义的既定框架的描绘,而是认为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必然导致灭亡并从中看到新的社会生产方式,社会主义是顺应历史潮流发展的必然趋势。这里如果把理想等同于某种既定的框架,并用这一框架来剪裁现实,那才真正是造成了理想与现实的断裂。

 

  其三,作者没有正确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总体构想和基本方针的精神实质。中国共产党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两手抓。这体现了中国一方面要奠定社会主义的物质前提和现实基础,另一方面又要保证社会主义前途和最终结果。这种方法与结果、手段与目的在中国历史条件下的具体的历史的辩证的统一,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本意与实际的体现。

 

  注释:

 

  ①②③ [俄]费奥克蒂斯托夫《邓小平的著作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源泉》,载于《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2年第1期。

 

  ④⑤ [俄]季塔连柯《中共七十年的经验教训》,载于《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2年第1期。

 

  ⑥ [美]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19001985》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327328页。

 

  ⑦ [日]天儿慧《论邓小平时代》,载于《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4年第1期。

 

  ⑧⑨⑩(11) [美]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乌托邦主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224页,第225页,第226页,第233页。

 

  (12)(13)(14)(15)(16)(17)(18)(19) [美]阿里夫·德里克《后社会主义: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载于《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2年第4期。

 

 

来源: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