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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贵清、郑云天:国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研究论析
 
 
 

来源:《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4年第2期

 

【摘要】在国外学者关于当代中国的研究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其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主要涉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性质、特色、优势与缺陷、发展前景等问题。分析和研究国外学者的观点,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研究的国际视野,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体系提供借鉴和参考。

【关键词】国外学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观点评析

 

 

2011年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首次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概念,引发国内外研究者的广泛关注和热议。国内学者主要从制度的内涵、形成发展过程、基本特征、价值以及如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等层面开展研究。相比之下,国外学者的研究重点聚焦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演进历程、基本性质、制度特色、优势与缺陷、未来发展前景等方面。评析国外学者的代表性观点,有利于更加全面深刻地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属性及特点,为推动这一制度的创新和发展提供学理支撑。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演进历程

在许多国外学者看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并不只是改革开放以后才开始逐步形成,实际上这一制度是以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人的探索为基础,在改革开放实践的推动下不断发展并得以确立的。

(一)毛泽东的理论与实践探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形成的重要基础。与研究马克思主义对当代中国的影响相比,许多国外学者的兴趣点在于探讨毛泽东为当代中国制度发展留下的政治和思想遗产。对此,美国学者李侃如进行了概括:“如果总结截至1976年毛在政治舞台上的遗产,我们可以不偏不倚地概括如下:毛创建了庞大的制度性结构——党、政、军——来治理中国,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严重破坏了这些结构的完整性和合法性”[1-1]。国外学界普遍认为,毛泽东的思想遗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形成发展具有两方面影响。一方面,在理论上“不管毛泽东在不同时期制定的具体政策命运如何,毛泽东思想仍然是共产党意识形态的核心组成部分,这是因为它不仅代表毛泽东本人的思想,而且还代表全党的集体经验,但是,更重要的是因为它的核心冲动具有持久的意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经验相结合”[2-1];另一方面,在实践中“没有毛泽东执掌中国时取得的成就,1979年开始的市场化改革和赶超就不会展现出如此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从这个意义上说,始于1979年的经济自由化只是赤壁之战中的东风;促进中国成功的其他要素——其中最重要的是强大的制度体系和充足的人力资本在毛泽东时代已经准备就绪”[2-2]。由于国外很多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经历过毛泽东时代并系统研读过相关的文献资料,中国当时的探索历程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因此有一种共识性观点认为,当代中国的制度变革非但不是对新中国成立后制度探索的“决裂”与“推倒重来”,反而是在继承当时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不断加以再造与创新的合理结果。

(二)邓小平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的新阶段。有学者概括了邓小平时代的制度演进。“邓小平领导的1978年改革对中国文明的历史功绩在于,它使由外界影响和革命活动带来的现代与传统二者之间冲突转向统一。改革以退却为起点,以恢复传统政治文化的作用为起点,其中包括新的革命传统。”[2-3]还有人指出,自邓小平主政以后,中国的精英政治就经历着深思熟虑的、增量的制度化过程。由于实施了领导决策的制度化程序,领导层竞争的动力机制也发生了改变,更倾向于一种不断建立共识的集体领导。而且制度化正在不断修正原有选拔高层领导的政治秩序所定下的标准和过程[3-1]。而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傅高义总结道,邓小平留给他的接班人的,是一种精英主义的干部选拔制度,它遵循着与帝制时代同样的通过考试选择干部的原则。但是,这种制度,在内容和结构上又完全不同于科举制度。此外,这种体制也把精英治理的原则扩展到干部选拔体系之外,贯穿了各行各业的人才选拔和培训体系[4]。对于国外很多研究者而言,邓小平无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形成和发展的主要奠基者,但是他们倾向于把邓小平的历史作用片面简化为恪守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构“小康社会”的愿景以及主张“黑猫白猫”的实用主义作风三个方面,这显然有失偏颇。

(三)改革开放激发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创新和发展。改革开放后,中国创造性地将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相结合,通过积极融入国际经济、金融和贸易体系,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越来越多地吸收借鉴了西方文明成果和经验。有学者认为:“迄今为止,尽管中国的现代性进程已经如火如荼地进行了30年,但中国政治独树一帜生存下来的能力却并未有任何变化。这不仅让人刮目相看,同时也证明了中国的政治体系有着良好的适应性,在中国人的精神层面占有一席之地”[5]。有学者指出,中国自1989年以来的制度变革确实表现出与其他“共产主义转型”国家的显著区别[6]。一个典型表现是,中国在冷战结束以后二十多年里仍然保持着威权统治,高层领导建立了一种可以保持政权稳定性的机制[7]。同时由于基本制度、体制和机制的不断健全,整个国家、社会与个人的活力都不断被激发出来。在国外学者看来,改革开放一方面释放出前所未有的社会活力和制度红利,推动国内经济持续发展,另一方面促使中国与世界各国的联系日益紧密,中国在全球化影响下成为国际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以一种全新的形态展现在世界面前。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性质

国外学界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属性具有特定的表述及概括方式,体现了西方的话语特点。

(一)基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协商式列宁主义”。有研究者认为,在面对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影响时,中国共产党引入了协商式的要素,使其列宁主义政治机器更加灵活,从而促进制度革新。“协商式列宁主义”有五个基本特征:一是沉迷于维护权力;二是通过治理改革先发制人回应民众对民主化的呼声;三是不断加强执政党诱发、回应、引导公众意见的能力;四是经济和金融管理的实用主义;五是提升共产主义价值观中的民族主义倾向[8-1]。“协商式列宁主义”赋予中国一个具有灵活性的制度架构,它在面对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停滞时不一定走民主化道路。它不是一个静态系统,而是仍在不断进化中,它需要应对不断变化的环境与挑战,但其基本架构和治理动力机制已经成型[8-2]。因此,这一新型执政模式是中国共产党在面对内外挑战时,避免复制西方式的制度设计而自行开辟的一条新路[3-2]。从上述观点可以看出,国外学者尽管承认当代中国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但仍然试图避谈其中作为核心的社会主义属性。于是这些学者错误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内核理解为狭义的列宁主义,并认为中国与前苏联相比采取了更为灵活的方式,更加合理地运用人民民主专政和国家资本主义,将列宁主义国家机器和资本主义的民主协商整合起来,既促进经济发展,同时也能够确保社会的稳定有序。

(二)基于资本主义制度的“中国特色新威权主义”。其中包括三类视角:第一个视角是“协商式威权主义”。这一制度模式包含两方面主要特征:一是存在一个各种行为主体都能够广泛参与到政策制定和实施的多元化社会;二是多种国家控制的间接工具的运用。有学者认为,在这种模式下,中国共产党就能从组织以外的群众和人士中获取更多所需的信息和见解,“协商”正在逐渐成为中国治理模式的典型因素。这可以视为中国正朝着一种参与度更高的治理形式发展[9]。第二个视角是“碎片式威权主义升级版”。“碎片式威权主义”认为政策制定的核心对于地方组织的、各类怀着不同政治目的的纵向机构和执行部门而言具有高度的可塑性。政策产出很大程度上是由政策实施机构的利益合作所决定。碎片式威权主义解释了中国的政策竞技场是由通过官僚交易的增量变化主导的。如今的碎片式威权主义已经发生了变化,即以往被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的社会力量开始介入进来,因此中国已经升级为新版本的“碎片式威权主义2.0版”[10]。第三个视角是“灵活性”或“弹性”威权主义。有学者把中国这种具有高度灵活性或弹性的威权主义称为中国的“市场列宁主义”,认为中国共产党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提出了很多改革的思想和举措,以维持社会政治稳定,这就是把市场与列宁主义相结合起来的所谓“威权主义灵活性”。虽然多数人仍然坚持认为这只是暂时的权宜之计,但是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开始质疑他们的原本假设,并倾向于认为在一党执政下中国未来确实可能会更加民主和稳定[12]。所以中国的“有弹性的威权主义”表现为权力交接有序化,干部晋升绩效制,官僚机构差别化,大众参与和诉求的渠道得以建立等等[13-1]。这种国家与社会合作治理的新模式并不是西方民主化的前兆,而是体现出中国的威权主义变得更加成熟老练并充满弹性[14]。不管是“威权主义”还是“新威权主义”,都是西方政治学语境下基于资本主义制度生成的概念,国外学者运用其诠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表明他们在如何认识当代中国的制度演进与发展问题上依旧充满了矛盾、困惑和不解。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创新的特色及其价值

江泽民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一段论述曾引起众多国外学者的关注:“每个国家的社会制度必须由这个国家自己来选择。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来自于我们的历史定位”,“世界上只有一种社会制度是不行的。我们不想把自己的社会制度强加给别人,也不想别人把他们的社会制度强加给我们”。[15-1]于是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关注当代中国独一无二的“制度再造”。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创新来源于中国为应对全球化所进行的积极改变。“中国国家并不仅仅扮演消防队的角色,只是被动地回应着经济变革的全球化带来的消极后果。相反,国家主动地采取了一些措施以重构国家体系。这些有意识的行动不仅使得中国国家现代化,而且也增强了国家在许多方面的权力”。[16-1]从这个意义上,制度的现代化已经从原来的国家抱负演化为了国家责任[17-1]。为了更好地实现这一重要使命,“除了引入西方国家产品以便使国家更现代化之外,领导人也常常借助于国家自身的传统来服务于其目标,诸如儒家价值和共产主义遗产等传统因素,已经被整合进现代制度当中,现代制度的作用常常采取了传统的形式”[16-2]。然而,“在对旧制度进行改变的同时,政府还必须提供新的替代来维持社会秩序、协助已经在企业内部具体展开的各项重组措施。因此,中国制度与全球规范实现和谐共融的重要性也越发明显起来”[17-2]。在这些学者看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既有传统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要素,又吸收了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许多制度元素,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就是当代中国积极融入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的产物。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创新是新旧制度不断博弈与“妥协”的结果。“中国大部分重要的制度创新都是先前已经存在的制度框架和促进经济增长所必需的创新之间进行谨慎妥协的表现。创新被慎重地修改以适应已经存在的制度设计。”[2-4]主要体现在:对现有制度进行广泛的“目标重塑”;很多制度创新在现有掌权者与对更高效的以增长为导向的政策需求之间带有了交易或者协议的性质;整个系统出现了大量的制度创新,其中大部分都失败了,但对创业精神给予了回报;由于试验通常是在一个被深刻理解和广泛监督的整体制度环境中进行,因此它们很少造成制度实施方面的灾难性失败;围绕着经济增长、制度设置以及适合的战略决策等问题始终都有讨论和争议。所以“中国的制度创新通常是在奖励生产性活动的愿望和放弃对资源控制的不情愿之间实现的妥协。”[2-5]事实上,任何制度创新都是新旧制度博弈和“妥协”的结果。不过,中国的制度创新所博弈的对象并非社会主义根本制度,而是那些不合理的具体制度和体制。而所谓的“妥协”,则是把中国的制度创新限定在社会主义制度框架内,防止打着“制度创新”的旗号,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向邪路。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创新遵循中国独有的国情和规律。一方面“中国制度—经济转型的主要特征是它的渐进性。渐进性包含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在时间上的循序渐进,二是在空间上的试验和推广”;另一方面“中国的实践是把制度的有效性置于制度的纯洁性之上,经由一些中间制度基本完成了从计划到市场的转型。这本身就是一个创新;与此同时,经由与中国传统的结合,这个实践还可能创造一些新的制度形态,如现代民主政治与贤能体制的结合”。因此“只有那些把个体利益和社会利益挂钩的制度才是好的制度,用经济学术语来说,它们是‘激励相容’的制度”[18-1]。由此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创新性得到了国外研究者们的普遍认可。而事实上,任何制度创新都必然建立在对实践经验教训不断总结的基础之上,不通过总结自己的经验教训,只是简单地使自己原有的制度“休克”,转而把别的国家所实行的制度拿过来,只能算是照搬,而不能算是创新。创新有可能成功,而照搬则一定会失败。

与此同时,针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能否被其他国家参考借鉴这一问题,国内外学者展开了各种争论,由此产生了“可复制”与“不可复制”两个针锋相对的“阵营”。而美国学者巴瑞·诺顿在综合学界争论的基础上,进行了全面的理析。他的结论也比较具有代表性:“尽管中国有很多卓越的制度创新,但还没有任何一项具体制度可以负责任地推荐给其他发展中国家加以复制”,原因是“任何其他国家在制度上都不具有和中国类似的先天条件,因此其他任何国家都无法采纳中国特有的发展经验。然而,就制度的本质和制度与发展过程的相互作用而言,中国制度创新的过程可以提供很多可借鉴之处。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考察中国的经验来加强自身制度创新的能力”[2-6]。但是这一结论并不绝对。因为很多试图借鉴中国经验的国家都只把注意力放在一些具体的内容上,却忽略了促进制度创新的无形力量。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值得学习借鉴的是两个基本原则,一是“如果中国发展经验中有任何东西可以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学习和效仿的话,一般而言,那就是为制度创新创造一个积极的环境”;二是“最重要的益处就是效法中国成功转型的基石——制度创新精神”。具体来说可以分为以下四个层面:第一,中国对于经济增长的全面一致认同可以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借鉴;第二,制度创新需要着眼于提高基础设施投资率;第三,一个活跃的经济争论和政策辩论的环境也是必不可少的;第四,出现了经济增长和制度创新过程中的一种良性循环[2-7]。尽管上述可供参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的经验侧重于经济领域,但考虑到中国政治制度的特殊性以及历史文化底蕴的不可复制性,借鉴中国经济层面的制度经验对于多数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来说是更为现实的选择。当代中国提供给世界的,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不是现成的模式和一成不变的制度,而是一条重要的经验——任何制度的创新都必须适合自身国情。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和缺陷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和缺陷是国外学界重要的兴趣点之一。很多研究者一方面试图通过归纳制度优势来获取可供其他国家参照借鉴的成分;另一方面还着力探究其中的缺陷,借此深入了解当代中国的制度形态,抑或试图以此来消解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日益彰显出的制度软实力。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胡锦涛曾明确概括为“五个有利于”:有利于保持党和国家活力、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有利于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有效应对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有利于维护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国家统一[19]。但是国外学界更倾向于把制度优势进行“减法”处理,主要包括三个基本观点。

1.无可比拟的高效率。邓小平的论述曾给傅高义留下深刻印象:“我国的制度……基本上是从苏联照搬过来的。它很落后,只解决表面问题,造成机构重叠,助长官僚主义。……如果不能比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得更快,就无法证明我们的制度的优越性”。[4-2]因此,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逐步发展并确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就是突破苏联模式的一个结果,所以,其最突出的一个优势就是高效率。有学者指出,即使在中国,也有许多人不知道中国这套体制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种种好处。它好就好在认准了就能够大胆地向前走,不争论,不耗费时间。中国的这套体制是一个很高效的体制。大家如果能和谐相处,就会有很高的产出。中国不仅需要向外部世界推销中国,也要向内部——中国人自己进行推销[20]。还有学者认为,“中国绝不会东施效颦地盲目模仿美国的‘三权分立’而遭受像今天白宫、国会山与法院之间的互相扯皮而阻碍发展那样的祸害。写到这,我想特别提一下,当今美国有些观察家倒羡慕中国这方面的优越性”[21]。

2.巨大的包容性和强大的动员力。习近平指出:“中华民族是一个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民族,在漫长历史进程中,不断学习他人的好东西,把他人的好东西化成我们自己的东西,这才形成我们的民族特色。”[22]从历史上看,中国的制度就具有多元包容的特性。例如“朝贡制度、藩属制度、将军都护府制度、改土归流制度、郡县制等等,这种制度多样性和包容性在西方现代‘民族国家’的理念下是难以相像的,但在中国这个‘文明型国家’中,各种制度可以相处得非常自然”[23]。还有观点认为,“几个潜在而活跃的因素共同构成了成功利用转型的群众动员模式的前提。第一,在近乎全国范围内存在文化同质性;第二,群众对国家具有强烈的主人翁感和认同感;第三,群众呼吁国家干预一些主要的农村政策,诸如土地改革、农村工业以及农村社会—经济保障政策;第四,具有支持信息双向流的有效率的组织结构;第五,拥有一个强大而统一的指挥结构;第六,利用农村群众的思想动机;最后,成功本身就是维持过程的润滑剂——经济成就的收益得到广泛分享,并且大多数人都能够感受到”[2-8]。客观地说,正是巨大的包容性,才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能够在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原则基础上,尽最大可能汲取资本主义的一切有益的成果,也正是因为这种包容性,才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够在日趋多元化的社会中,依然能够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理想。

3.积极借鉴国外经验以实现精巧的制度设计。从经济层面看,中国制度的独特性在于,尽管国家制度本质上与“资本主义”是相克的,但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过去并没影响到其制定政策时慎重吸纳资本主义成分,同时国家与社会对这一问题的争论也没有导致混乱,共产党很好地把握住舆论导向,并掌控着制度结构的改革。中国仍然是资本主义世界的“局外人”并且尚未被吸纳进“资本主义多样性”[24]。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认为,当代中国非常乐意学习国外有用的经验,有选择地吸收、适应并移植它们到中国的制度和实践上。由此看中共自身正在进化成一个由各种不同制度组成的折衷型混血[3-3]。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有选择地输入西方国家产品不是要把中国政治秩序西方化,而是要为变动的社会和经济环境提供制度基础。借用中国的一句老话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16-3]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存在的缺陷。由于国外学者所持的立场或受其意识形态的影响,其观点比较主观,难以符合实际。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点。一是缺乏真正的民主。“中国现在没有而且可能从未有过一种合宜的民主集中制,也从未完全在国内实行过民主集中制模式”,“如果中国的民主集中制主义者想得到我们的尊重,他们就应该为一种‘合宜的’民主集中制努力”[25]。二是制度本身相对脆弱。美国著名汉学家麦克法夸尔认为,“虽然中国经济的进步确实令人印象深刻,但是其政治制度却处在系统性危机中。北京展示给高级访问者的是巨大的实力,但这是一个脆弱的制度”[13-2]。有学者坦言,中国的政治制度仍然不够完善,“中国领导人善于组织复杂的政府官僚机构,却未能缜密地制定出政治程序与制度。”[1-2]三是非正式制度大量存在。“在缺乏正式的制度机制赋予这个体制以规则和可预见性的情况下,大部分事情都要通过谈判和建立共识在实践中解决”,“结果形成了一套活跃而多样化的体系,它把讨价还价、组织程序、法律和规章结合在一起,来决定官员们的实际行为”。[1-3]这些非正式制度往往成为中国走向真正制度化国家的巨大阻碍。正因为如此,“中国的官僚政治结构和制度上的缺陷是中央政策与地方落实之间出现落差的显著原因”[26]。尽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相比起西方国家的制度设计还显得十分年轻,不可避免地存在各种不足,其改进和完善也将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很多人对这一制度不吝溢美之词。但是无论优势还是缺陷,都极大地吸引着国外学者纷纷积极参与学术讨论。

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前景

很长一段时期以来,国外学者都十分热衷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未来发展趋势进行各种各样的推测和预言,主要包括以下三种论调。

第一种是悲观消极,认为中国一旦“制度瓦解”后果将不堪设想。正如美国在苏联、阿富汗和伊拉克所带来的“制度瓦解”那样,“中国的制度瓦解”对中国来说将是一场灾难,但也会对美国产生严重的经济影响。从这个角度来看,正是美国商业利益集团和大量的美国公民,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维持国家“和平崛起”的努力,更不要说世界其他国家了。[27]国外之所以对中国感到悲观,从理论上看,一个重要原因是在西方眼中,中国“为了重建中国的经济制度,中国领导人引进了西方国家产品,在一定程度上,他们成功了。但是,在重建政治制度时,他们拒绝了西方政治产品”[16-4],于是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失望便时常以“唱衰”的方式呈现出来。

第二种是无法确定,有学者认为,目前中国的制度化进程包含两个不同层次:外部和内部。外部制度化是指根据宪法和法律,政治组织随时间而进化并定期召开会议,以获得稳定性、常态性、持续性和可预测性。内部制度化是指政治组织层级制、关系和运行的变化,从而使党和国家的政治组织更加高效、职能化、自主、透明和可靠。相对而言前者比后者更可见。中国共产党领导层会有意识地直接建立政治稳定,间接促进经济发展,以保持中国共产党掌握统治中国的合法性这一目标。中国的制度发展应该遵循以下的理想次序:制度化——政治参与——政治争论。虽然中国的制度化取得了很大进步,并且很多地方都在试验政治参与,但党内仍然禁止公开争论。所以中国是否遵循理想次序仍有待观察。[28]还有人还把中国制度的未来前景比喻为“尚未驯服的老虎”,说明国外学者以自身的学术视阈短期内很难找到预测中国的确切依据,而这也令他们倍感“灰心”。

第三种是积极乐观,坚持这一视角的学者占相对多数。其中一类代表性观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未来将发展成为某种良性的混合型制度。“随着公民政治参与度的提高,中国可能实现贤能体制与民主制度的结合,创造出一种稳定和有效的民主体制。”[18-2]甚至有学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代表了一种新的制度文明,强调“中国制度文明充满生命力的崛起将是21世纪人类最伟大、影响最为深远的变革,今天的中国,在重新走向富强的同时,也将再一次为人类开拓出更高的制度文明。”[29]还有学者表达了对中国的期望,“中国的高层领导人希望发展出一种真正的民主制度,不照搬西方的民主制度,也能赋予人民实质性的权力。我认为他们相信,为了中国能在世界上获得自己应有的位置,成为领先的力量、有尊严的民族,民主与自由是必不可少的。这是令中国感到自豪的要素,也是前进的动力所在。”[30]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中美建交之初曾预言,虽然当时的中国一穷二白,但是中国人民有卓越的才能与力量,中国以后一定会跻身于大国行列,“要是把8亿中国人放到一个不错的制度之下,他们就能领导全世界。”[15-2]当代中国的制度设计与发展已经促使其焕发出巨大的生机活力,尽管完善这一制度仍需较长时间,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一种崭新的文明形态将深刻影响世界,并推动人类社会的

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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