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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调查

韩鹏云、刘祖云:新中农阶层的兴起与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转型
 
 
 

来源:《理论与改革》2014年第1期

 

【摘要】建国后,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倚重对象历经了从贫农政治精英向“能富”经济精英的转变,这一转变并未能达到“双培双带”的预期目的,反而在实践运行中走样致使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阶层基础呈现出“内卷化”状态。近十年来,伴随打工经济和土地流转而出现的新中农阶层成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中坚力量。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应实现转型,积极吸纳新中农阶层并推动其发展壮大,这对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的发挥及乡村社会的稳定发展皆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新中农;基层党组织;内卷化;土地流转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和市场经济发展的深入,富余劳动力开始流动到城市转移进入非农产业,农业种植的多样化发展也开始使农民摆脱“粮农”的单一面貌,农民开始由经营农业且收入水平悬殊不大的群体逐步分化为多种职业且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阶层,这一过程在上世纪90年代逐步明朗和清晰,而进入新世纪后则表现的更加剧烈和明显。阶层分化本质上是资源重新配置的运作过程,在这一新的阶层分化过程中利益来源和利益主体更加多元化,由此造成的利益关系更加复杂,利益冲突更加明显。在这一复杂利益格局下,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面临着新的挑战,也迎来了新的转型机遇,辨明当前农民阶层分化的基本状态,区分不同阶层与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逻辑关联,是新时期提高党在农村执政能力建设的基础性工作。

农村阶层分化的日益显现作为一个重要的乡村社会现象和农村社会结构中的焦点问题,受到学术界的较多关注。学者的论述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个类研究论述农村阶层的产生根源、划定标准、当下状况等方面,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宏观性的对策或措施,这类成果多属问题—对策式研究;另一类则将阶层分化作为一个变量与基层民主、政治参与、上访问题、土地纠纷、土地流转等问题连贯起来,探究阶层分化所带来的现实影响,这类成果多属变量—影响式研究。除此外,少数研究直接或间接涉及到农村阶层分化与基层党建的关系,郭波认为农村社会转型背景下农村逐渐形成不同的社会阶层对村级党组织权威带来了挑战,应从多种路径来重塑基层党组织的权威。[1]吴艾玲认为随着原有的农村社会阶层体系被打破,并为新的阶层结构所代替。在这种新形势下,阶层分化给农村基层党组织带来了诸多的挑战和不适应,应从自身建设能力、发展经济能力和联席群众能力等方面加强执政能力建设。[2]嵇美珍认为在农村社会阶层分化条件下村级党组织班子建设面临诸多新问题,应从加强领导班子建设、改进组织领导方式、发展经济能力等方面加强村级党组织班子建设。[3]周挺认为作为农村阶层分化的产物,农村经济能人对村级党组织建设提出挑战,应健全经济能人治理村庄的发展机制。[4]

上述研究的共同特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单纯将农村阶层分化作为一个乡村社会的结构性背景或条件,或将其作为一个嵌入式变量论述对其他问题带来的影响,对农村阶层的内部结构和运行机理阐释不够深入;二是针对农村阶层的研究往往停留在现状和结构的静态描述,抓住了阶层的某个侧面却没有从整体视角对阶层结构、禀赋乃至阶层关系进行整体性把握。由此可以说,当前对农村阶层分化和村级党组织建设的研究还有待于继续深入。在借鉴当前研究成果并反思研究不足的基础上,笔者拟以阶层分化为视角,从历时角度考察农村党组织建设阶层基础的变迁及当下存在的“内卷化”困境,着重从动态的、综合的角度考察新兴阶层与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逻辑关联,并从中探查基层党组织建设的转型方向。

二、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阶层基础的“内卷化”

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受到政治经济体制和全党中心战略的影响,围绕党建工作路线,在不同历史时期会重点倚重不同的农民阶层来夯实组织建设的基础。在建国之前的革命战争年代,为了夺取最终胜利,作为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必须辨明“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当时占农村人口绝大多数是贫农群体,他们在利益关系上受到地主阶级盘剥,在社会资源上处于赤贫状态,具有鲜明的政治态度和高涨的革命参与热情,是农民中最艰苦,也最具革命性的无产阶级群体。由此党组织积极鼓励和发动贫农进入党组织,并支持其发挥领导作用推翻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农村社会经济结构,推动了革命的进程。而在新中国成立的前三十年,为了继续巩固新生的革命政权和革命胜利成果,党在农村党建工作继续采取了依靠和发动贫农群体的路线方针,在土地改革和历次政治运动中,在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和强有力的意识形态支持下,掌握了政治权力和革命话语的贫农阶层都在其中发挥主导性作用。综合起来看,在革命战争年代和改革开放之前的历史时期,基层党组织在农村依靠的主导力量是贫农阶层,筛选和考核党员的标准也是出身、立场及表现等政治标准。

改革开放之后党和国家将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上来,市场经济的改革成为历史趋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施行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农村开始走上经济快速发展的轨道。但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由于不同的能力和机遇,农民群体不再是“铁板”一块,根据职业标准和经济能力、社会资源掌握程度的区分,乡村社会出现了较大的贫富差距。为了更快地推动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使广大农民共同走上致富路,国家倡导“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通过“先富带领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与整个经济建设的趋势相吻合,党组织在农村基层的工作重心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上世纪80年代之后,党建工作方针开始倡导“双培双带”:即把党员培养成致富带头人,把致富带头人中的先进分子培养成党员,党员带领群众共同发展,党组织带领致富带头人不断进步。“双培双带”的本质在于党组织力图通过“先富起来”的“能富”阶层(能人和先富群体等经济精英)来对农村普通及弱势阶层进行领导或带动,或让他们利用自身掌握的资源为其他群众致富创造条件。在“双培双带”工作方针的作用下,经济能力成为衡量农村党员先进性的主要标准之一,基层党建越来越重视对经济精英阶层的体制吸纳和支持培养。从历史变迁的角度看,农村基层的党建工作可以说发生了历史性转变:由“以阶级斗争为纲”向承认阶层分化合理性转变,筛选和吸纳党员的标准也由政治标准变为经济标准,重点关注对象由贫农阶层转变到作为经济精英的“能富”阶层。可以说,转变源于党对现代化发展战略的认知调整和所面临的历史任务要求,是党组织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而做出的正确选择,也适应了农村社会基础的现实变化。

问题在于基层党组织对“能富”阶层的倚重是否完全达到了预期的效果?笔者不否认少数的经济能人或富人精英被培养成党员并成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成员或领导人之后,确实发挥了模范带头作用,使村民走上了共同致富路。但整体上说,基层党组织力图以“能富”阶层来缩减贫富差距,带领农民共同发家致富的预期并没有得到完全的贯彻,在现实实践中的绩效也并不理想,反而出现了诸多困境和隐患:

首先是在乡镇基层政权运行逻辑的影响下,“双培双带”的党建工作方针在基层实践中的运行中走样。后税费时代,由于不再汲取税费,乡镇基层政权与乡村社会日益悬浮起来,但乡镇政权作为官僚体制的末端依然承担着压力型体制所下达的各种任务指标,其中对乡镇政权最有影响的是两个方面:维稳压力和经济发展。面对这种压力,自身资源匮乏的乡镇政权希冀通过村级党组织来分担自身压力,而最有效的策略则是通过多种正式或非正式的方式支持“能富”阶层精英进入党组织并领导村级组织,因为“能富”精英往往具有较强的社会资源和关系网络,有能力通过多种策略协助乡镇摆平各类钉子户、上访人员甚至是各种灰黑势力,而且能利用自身的社会及资源网络,协助乡镇完成各类经济发展或政绩指标。总之可以说“能富”阶层的精英是乡镇最“中意”的村级党组织干部人选。在此逻辑的影响下,党建工作所提倡的“双培双带”方针往往在实践中被“变通”式简化,在市场经济中将党员培养成致富能手难以实现,工作重心就简单地偏向了“培养富人中的积极分子入党”,乃至最终将“能富”阶层精英选举为村级党组织的领导人,不仅“能富入党”而且“能富治村”。但在这一过程中“能富”阶层精英是否具有带领群众致富的真实意愿,乃至是否具有过硬的思想道德境界和执政为民的公益心却往往被忽视,“双培”在实践中的走样最终导致“双带”的预期效果大打折扣。

其次是当前农村基层民主监督制度建设的不完善,过度倚重“能富”阶层精英可能会为村级党组织建设埋下隐忧。第一个方面的隐忧是“能富”经济精英阶层可能会形成“寡头政治”,从而对其他阶层形成排斥。“能富”阶层进入农村基层党组织参与村庄的治理,往往有可能通过经济实力来设置一个较高的门槛,普通阶层甚至是贫弱阶层不具备这样的经济条件,往往被挡在村庄政治参与的门槛之外,这种状况最终结果是“能富”阶层通过体制性权力的获取将村庄的经济分层转化为政治分层,从而将普通村民排斥在权力舞台边缘,这种排斥长期固化就会形成“寡头政治”,甚至会引发不同阶层之间的冲突,导致村级党组织的合法性认同流失,不利于国家政权的建设。第二个方面的隐忧是“能富”精英阶层进入村级党组织并成为领导者,可能会利用体制优势进行资源俘获。“能富”阶层主动加入村级党组织,除了实现自身价值并获得村庄认同外,很多时候还有自身收益的考量。后税费时代的当下,国家为了推动城乡统筹一体化的发展开始大规模推动资源下乡,在当前农村基层民主监督制度还不健全的情况下,“能富”阶层极有可能会通过各种方式来变相侵吞国家资源,不仅造成国家资源流失,而且剥夺了其他阶层对国家惠农利益的分享。

根据在全国很多地区的乡村调研经验,笔者不否认一些地区的“能富”精英阶层通过自身关系或者资源在推动乡村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问题在于,在我国广大的乡村尤其是中西部的乡村发展,依然主要以农业经济为主,而农业作为弱势产业处于产业链的末端,力图全部通过倚重少数的“能富”阶层经济精英来实现“先富带后富”往往不具有现实性,在乡村治理规则不健全的条件下,对“能富”阶层治村的运动式倡导还可能造成阶层冲突的扩大和贫富悬殊的加剧。由此,笔者认为当前我国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阶层基础陷入了“内卷化”的状态之中。“内卷化”作为学术范畴来源于人类学领域,黄宗智和杜赞奇将这一范畴引入中国乡村研究领域,尽管这一理论范畴颇多含混模糊之处,但核心意蕴指的是治理不能很好地实现自身意图,反而陷入一种无法突破的路径依赖或“徘徊”状态。我国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阶层基础不论选择“能富”阶层经济精英还是选择普通贫弱阶层,都难以实现阶层整合,无法实现全面、协调、和谐发展的目的。为破除这种阶层基础的“内卷化”,必须对农村基层党建所倚重的阶层进行战略调整,而近年来在全国诸多农村出现的一个新兴阶层—“新中农”可以成为基层党组织建设阶层基础的新选择。

三、新中农:农村党组织建设的新兴阶层基础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深入推进和我国工业化的发展,乡村社会的经济社会结构正在被快速改变,一方面随着土地分田到户,农民劳动积极性被极大调动起来,家庭经营开始日益脱离“糊口”农业的状态,日益深入农业商品化的市场潮流之中,家庭劳动力富余劳动力开始得到解放并日益转移到非农行业就业。城乡自由流动提供了转移的契机,打工潮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逐步出现,但当时规模较小,影响力并不太大,但90年代以来打工潮开始席卷整个乡村社会,劳动力开始向城市尤其是东部沿海开放城市流动。而在90年代中后期,乡村社会的农业税费负担最重,务农效益与务工效益相比悬殊极大,这种比较效益进一步诱使大量农民外出务工,甚至出现了大量农田抛荒的现象。为了有效应对这一现状,维护农村的稳定和发展,国家取消了农业税费同时推动多种惠农政策下乡。但由于农业科技的进步使家庭农业经营所需劳动力大为缩减,加之务工效益依然高于务农效益,打工经济依然盛行,我国乡村社会出现了核心家庭内部分工或子代际家庭分工的“半工半农”结构模式,这一模式将在今后一个时期长期存在。另一方面,随着农民职业选择的多样化和打工经济的盛行,部分家庭因为务农劳动力缺乏或举家搬迁等多种原因而自发开始了土地流转,尤其是在上世纪90年代因税费负担导致的抛荒时期,土地自发流转现象十分普遍。进入新世纪之后,国家开始提倡适度规模经营,2013年又提出了“家庭农场”作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并给与全方位的补贴和支持,土地自发流转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综合来看,在外出务工和土地自发流转的双重推动之下,乡村社会的土地开始出现了适度的规模经营,而这些掌握了较多土地资源的农民开始在乡村社会逐步成型为一个新的阶层—新中农阶层。

所谓新中农阶层,指在分田到户之后形成的,土地经营规模在10亩以上(根据当地人均耕地数量及不同的耕作条件而有所浮动,但我国普遍人均一亩三分田,10亩可以作为一个标志性的区分点)、收入水平在村庄中居于中等(与外出务工收入基本持平甚至略高于务工纯收入)的农民群体,这部分农民在农忙时务农,在农闲时还可以在附近县乡兼业务工,其人数比重能占到整个乡村社会群体的20%左右。[5]新中农最直接的经济资源来自于土地,而土地来源有两种途径:一是村庄或村庄之间社会网络中的土地自发流转,这种流转主要是基于地缘、血缘或其他关系网络,外出务工、经商或其他难以耕种土地的情况下将土地转让给有意愿耕种的农民;另一种途径是村组集体或其他土地拥有者与村民之间的土地流转,有些村组集体拥有部分的机动承包田,可以由村民进行自行选择承包,从而使部分农民扩大了土地耕种规模,还有一些土地拥有者例如国营农场、拥有土地的农业企业等,也有可能承包部分土地给村民,从而使耕种规模大大超过小农土地规模。

笔者在两湖平原的村庄调查时发现,当下村庄内种田的主要分为两类人:一类是60岁以上老人,即俗称的“老人”农业,这部分群体往往种植规模较小,主要是用于自用,少量用于售卖。而另一类则是我们所指的新中农阶层,他们的耕种规模较大,正是由于他们的接手,才使打工潮盛行后谁来种田的问题得以解决。由于40岁以下的青壮年劳动力为获得务工效益往往倾向于在外打工,一般不会回乡种田,由此新中农这部分群体往往在40岁至60岁之间,年富力强且有较为丰富的耕种经验和耕种技能,并且很多人是经过打工生涯之后返乡的,拥有平稳的心态和对自身的人生状态的良好定位,能够勤于耕作、扎根土地。后税费时代的乡村治理中,新中农群体已经成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现象,而这一阶层之所以区别于“能富”经济精英阶层或普通贫弱阶层,在于其特有的社会禀赋,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是新中农阶层的利益关系在于土地,主要的社会资源皆集中于村庄内。新中农的主要经济来源在于土地,而土地又位于村庄共同体范围之内,由此这一群体最关心土地本身及与土地相关的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希望通过精良的耕作来获得最大的收益。而由于能获得较大规模的土地往往来自于社会网络的自发流转,由此新中农又比较善于在村庄内培养社会资源,营造与其他群体的良性互动关系。而这一点与“能富”经济精英阶层具有本质的区分,“能富”阶层的主要利益关系已经不在于土地,他们的主要关注点和效益重心在村庄之外,由此可以说他们的生活面向是向外村庄外部扩展的,与新中农阶层向村庄内部扩展形成了鲜明对比。其次是新中农阶层拥有较多的村庄社会资本和高质量的社会关系网络。在当前多项惠农政策支持农业的前提下,较大规模的农业耕种能使新中农阶层获得较为可观的经济效益,从而有基础去建构较多的社会关系网络,而且由于土地流转往往不完全按照市场原则而是按照社会关系例如人情、面子等关系来进行,所以土地流转越多,表明社会资本越多,而社会资本越多反向会进一步地充实社会关系网络,这一点往往是普通阶层甚至是贫弱阶层所难以达到的。再次是新中农阶层具有新中间阶层的功能,能在各阶层中起到协调及缓冲作用。“‘新中间阶层’概念表述的是在工业化社会结构中的社会地位分配系统上,分布于竞争性较强、市场回报较高、具有特定社会影响力的一些不同职业群体,他们在职业收入、权力、声望、教育等社会资源的分配中处于大致相同的,社会中等水平的地位状态的,一个异质性的地位群体集合概念。”[6]新中间阶层的功能主要是作为社会安全阀来缓冲社会利益冲突并进行自身社会地位公正获得及现代性社会价值的示范,从而为社会政策的调整预留空间。[7]新中农阶层正是乡村社会中的新中间阶层,能够彰显出自身的结构性力量,协调“能富”阶层与普通及贫弱阶层的摩擦和纠纷,并在公共资源或公共利益的分配矛盾中进行沟通和缓冲,而且还能通过自身的示范作用来对村庄公共性事务进行规范。

可以说,新中农阶层的兴起改变了乡村社会的经济政治结构,同时也给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带来了新的机遇。新中农所处的结构性位置和无可替代的禀赋使其可以成为农村党组织建设的中坚力量和新的倚重对象,二者的逻辑关联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新中农阶层是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中最坚定的利益凝聚力量。由于新中农的利益关系与土地及农业生产紧密相连,从而对生产生活所必须的公共品或公共服务需求迫切,尤其关心村庄本身的建设和村庄公益事业的发展,他们的利益与国家政策及村庄集体紧密联系在一起并且具有一致性,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一阶层是新农村建设的主力军和坚定力量。其二是,新中农阶层是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中最坚定的政治参与力量。在一般非利益密集型的农业型村庄,一般农民群体往往对政治参与相对比较冷漠,没有积极性参加村庄选举或会议,对村庄政治不甚关心。而与此相对的是,尽管中农的经济地位居于中等,但其政治地位和参与热情却相对较高,因为新中农希冀通过参与村级组织来维护和提高自身的权益,由此他们往往因为关心村庄发展和建设而愿意担任组长、村民代表甚至是村干部职务,是村庄公共事务的主要参与者和组织者。其三是,新中农是党的各项农村政策在基层最坚定的接应力量。党和国家现行的各项惠农政策都是为了稳定和发展乡村,这也决定了党的农村政策让新中农阶层最为受益,也最受他们的拥护和支持。他们的利益关系和生活重心在农业和农村,了解自己所在村庄的需求和具体建设方向,能积极提出意见和建议,有利于国家政策更好地制定和贯彻。

四、农村党组织建设转型与中农阶层整合的路径

尽管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社会都得到了全面快速发展,但我国属后发外生现代化国家,城市化的规模和速度在短时期内不可能无限扩张,城乡二元结构依然要持续一个较长的时期。这样的大背景决定了我国只能走稳健型的现代化发展之路,广大的农村地区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不是如何追求效率实现急剧改造,而是要保持稳定来充当现代化发展的“稳定器”和“蓄水池”[8],给现代化发展预留一个缓冲的调整空间。在这样的战略定位下,国家开始通过统筹城乡一体化来推进新农村的建设,力图使农村在外部资源的援助下实现稳定和发展。由此,不论是现代化发展的要求还是国家对农村的战略举措,都要求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要增强号召力和凝聚力,发挥战斗堡垒作用,维护乡村社会稳定和谐的大局。

但近年来,一些农村基层党组织出现了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组织纪律涣散、号召力减弱、凝聚力下降等等,这些问题给党在农村的执政能力带来了极大挑战。党中央和各级党组织也充分认识到这一问题,多次强调要从多方面进行努力以加强基层组织建设。但在地方推进过程中,往往过于注重党建的规范化建设和活动载体建设,例如加强办公活动场所建设,开展台账档案的标准化建设,进行党组织或党员的集体活动建设等等。这些方式在改善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环境面貌,提升党组织和党员的凝聚力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但没有切中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核心和重点。笔者认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工作要与乡村治理及乡村治理的主体力量结合起来,而这就必须要弄清各农村阶层与党组织建设战略方向的逻辑关联和耦合度,找出最坚定的治理主体力量。而新中农阶层正是这一主体力量,其与基层党组织建设的高度关联和紧密耦合为加强农村基层党建工作提供了极好的抓手。对新中农阶层的接受、吸纳和倚重,不仅能破除当前存在的农村基层党组织阶层基础的“内卷化”状态,还能在新时期深化党基层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对乡村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极为重要。也正是由此,笔者认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面临挑战,也正迎来转型的契机,农村基层党建工作的目标应由从经济发展转向社会稳定,发展党员的标准也应转向乡村社会综合评价,应积极吸纳新中农阶层进入党组织,支持其积极参加到乡村治理中去,“新中农入党”和“新中农治村”必然会提升党的基层执政能力和各阶层对党组织的合法性认同。

尽管新中农已成为农村重要的中间阶层力量,但当前也面临着多方面的不确定性,例如新中农的规模不仅受制于不同乡村区域人地关系和劳动力流动程度的制约,更受到国家对农业经营政策的影响;而从功能特征上看,“经济发展、政体性质和秩序化程度等构成了影响中间阶层社会功能彰显的主要社会环境因素。随着环境变量的变化,中间阶层所彰显的特定社会功能也会随之发生改变。”[9]新中农阶层作为乡村社会的中间阶层可能会在乡村社会民主建设不完善和公共规则不健全的情况下依附于“能富”或其他管理者阶层,从而丧失了自身的独立性和积极性功能。由此,新中农作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新兴阶层基础,需要党和政府通过支持政策对其进行适当培育,一方面应通过制度安排来促进新中农阶层自身的发展,另一方面则需完善新中农参与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外部环境。通过内外两方面的共同努力才能使其实现自身整合,真正在规模上壮大、从政治上成熟。

推动新中农阶层自身的发展,着眼点依然是国家的土地和农业经营政策。在当前城乡二元结构的条件下,土地制度的稳定性具有重要意义。当前土地集体所有且承包期长期不变的制度安排使农民不仅可以将土地自行流转给其他村民出门务工,又能在返回农村时收回土地作为生活的基本保障,这样既能使农民增收又可以使中农获得耕种土地的来源。由此,国家维护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稳定,就可以为新中农阶层的壮大提供前提条件。[10]在此之外,还要在两方面政策上对新中农阶层进行支持:其一是,支持农民自愿式的小规模土地流转,谨慎施行大规模土地流转的政策或举措。土地流转可以分为自发流转和政府推动式流转,一般来说自发流转往往是小规模的,租期相对较短,而且多基于社会关系网络,多为口头协议从而比较具有协商性,而政府推动的大规模土地流转往往是租赁或征用大面积的土地给企业、大农场或大户来使用,这种大规模的土地流转往往带有部分强制性,多与政绩的需求有关,而且租赁期限较长,多为正式协议从而缺乏协商性。这种大规模土地流转的推行往往对村庄的小农阶层和中农阶层产生严重打击,导致他们既难以再出门务工又无法务农,成为闲置人口而无法获得更好的经济收益。由此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要谨慎实施大规模土地流转的政策或举措,自发自愿式的土地流转才能保障农民的土地权同时又能培育新中农。其二是,国家应加大资源下乡的推进力度,向种田的群体提供更多的惠农政策和基础设施条件支持。新中农阶层拥有较大规模的土地,耕种经验丰富而且技术娴熟,具有耕种的意愿和积极性,是农业经营主体中最活跃的力量,国家都应向这一群体提供更多的支持,采取多种措施解决他们在生产生活中遇到的问题,一方面应给予更多的惠农补贴、技术培训等政策,另一方面还应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进一步投入,使他们种田更加科学、便捷和高效。

在推动新中农阶层自身规模和实力的壮大之外,还应推动整个乡村治理和基层组织生态环境的完善,只有公共规则健全、监督体制到位,才能推动乡村民主政治建设的不断进步,只有这种进步的制度环境才能使中农的禀赋优势充分发挥出来,在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中农阶层扩展的制度环境应从三个方面建构。其一是,推动乡镇政权的治理转型。之所以“能富”经济精英能入党、治村,很大程度上在于乡镇基层政权的推动,而原因在于乡镇政权处于资源匮乏和基础性权力弱化的境地,希望借助这部分群体来分担压力型体制的指标任务。为了实现基层治理的良性推进,国家应针对乡镇建立起与职责相匹配的公共财政并赋予其权威,使其真正转变为服务型政府,从而能以公平、公正的规则维护村级党组织建设。[11]其二是,创造乡村民主、公平参与空间。首要的即是在农村基层党组织中严格贯彻公平、公正、公开的民主选举程序,真正保障党员权利,发挥党员或党代表大会的积极作用,使党员真正按照自己的意愿选出最合适的领导人。中农阶层相较于其他阶层具有明显的优势和禀赋,在公平、公正的村庄政治环境中进行竞争必然有更多胜出的几率。其三是,加强教育培训以不断提高新中农阶层政治素质。新中农阶层具有参与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和村庄政治的热情和积极性,但也要具备有关党组织和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多样知识,政府各级党组织应有侧重地加强教育和培训工作,不断推动新中农阶层提高自身素质和能力从而促使其在政治上不断走向成熟。

综述之,应运用多种方式和途经不断培养新中农阶层,促使其发展壮大,在此基础上通过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方针和路线的调整,不断吸纳新中农充实基层党组织,引导其作为主导力量参与到乡村治理之中,这不仅对于提高党在农村的执政能力意义重大,而且对于乡村社会的长治久安都具有关键性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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