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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调查

陈宇:村改居社区党组织功能建设问题研究——基于杭州的实践
 
 
 

来源:《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13年第4期

 

【摘要】随着中国社会结构的深刻变迁,党在基层社会的执政能力与执政方式面临巨大的挑战。党的基层组织的功能实现,不仅关系到执政党的生命力,而且对中国政治产生十分深刻的影响。文章通过以杭州村改居社区党组织为研究对象,深入探讨当前村改居社区的主要类型与特征、社区转型对党组织建设带来的挑战、村改居社区党组织的功能定位与功能实现路径等问题,以期夯实党的基层组织,实现党领导社会发展的目标。

【关键词】村改居社区;党组织;功能建设

 

 

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道路上,政党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党的基层组织的功能实现,不仅关系到执政党的生命力,而且对中国政治产生十分深刻的影响。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基层社会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深刻地影响到政党、社会、公民三者之间的关系。村改居社区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形成的一类非常独特的社会现象,它形式上脱离了农村,但内涵上还带有浓厚的“乡土气息”,与城市社区有着明显的差别。在这种背景下,研究村改居社区党组织的功能建设,对于提升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实现政党的社会认同具有十分现实的意义。

本课题以杭州村改居社区党组织为研究对象,深入探讨当前村改居社区的主要类型与特征、社区转型对党组织带来的挑战、村改居社区党组织的功能定位以及功能实现路径等问题。为了使本项研究深入有效,课题组采用了访谈法、问卷法和文献研究法等多种研究方法,召开各层面座谈会20余次,访谈社区主要干部、一般社区工作者、党员代表、普通居民等60多人,发放问卷300份,有效回收285份,有效回收率95%。调研范围覆盖江干区等杭州10个区、县(市)。

一、村改居社区的类型与特征

随着我国城市化步伐的不断加快,很多农村地区由于村庄组织结构的变迁、土地流转与村庄经济体的转型、外来人口流入等诸多原因,自主或者被动地卷入城市化的浪潮当中,村改居社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一类非常独特的社区。

1、村改居社区的类型

根据调研,当前村改居社区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一是翻牌型社区。这类社区的主要特征是依然保留了村集体土地和宅基地,政府并未将村民的土地征用或者只是征用了极少一部分,村庄整体翻牌转变成城市社区,但是村民依然可以依靠土地的收入维持生存。同时由于社区地理位置的优势,村民在从土地获取收入的同时,还可以从服务业等行业中获取收入。二是整村拆迁型社区。这类社区的主要特征是由于城市化的推进,原村庄的土地被全部征用,但保留10%的留用地,村庄整体拆迁后新建住宅楼,挂牌成立社区。整村拆迁型的社区中有些是单村成立社区,有些是数村合并成立一个或几个社区。在这类社区中基本上保持了“熟人社会”的布局,但有的经过拆并后居民的熟识程度有所下降。三是村居合并型社区。这类社区的主要特征是村庄的土地部分或者全部被征用,但是由于村庄已经处于城市的边缘,回迁后的村民并未单独成立社区,而是将村民全部拆散,并入不同的城市社区,形成村居混居的状况。在这类社区中“熟人社会”的格局很难再继续。

2、村改居社区的基本特征

从社会学角度来看,依据产业、人口、空间等特征为标准,对地域性社区一般划分为城市社区、农村社区以及介于二者之间的集镇社区。“村改居”社区显然不是依据上述标准而来的。[1](P338)从严格意义上讲,“村改居”社区不是一种与农村社区、城市社区并列的社区类型,也不是农村社区向城市社区自发演进的中介形态。村改居社区作为城镇化进程中客观存在的一种特殊社区类型,处于中心城区与农村之间,亦城亦乡,有明显的二元特征,既纳入城市管理体系,又一定程度保留乡村社会属性,沿袭着农村管理的模式,呈现出城市与农村双重社会特征与管理特点。

(1)社区区域人口的异质性与复杂性较强。与传统的农村社区与城市社区不同,村转居社区区域内人口的混杂程度远远高于农村社区与城市社区。在村改居社区区域内,不仅居住着原村庄居民,还居住着大量的进城务工经商的流动人口,商品房住户、辖区内单位职工以及刚刚毕业走向工作岗位的大学生等,这些人口的数量往往数倍于原村庄居民,流动性较强,来自不同层次不同地域的人口呈现出较强的异质性特征,使区域内社会管理难度加大,社会排斥现象较为明显。

(2)村庄的经济基础体现一二三产并存发展的特征。在城乡空间形态的演进过程中,由于村转社区的土地被逐步征用,人们对集体生产资料的依赖性逐渐减弱,但并未最终摆脱对土地的依附关系。许多村庄转型过程中仍保留一部分耕地和宅基地用来从事农业生产,与此同时,村庄受到现代工商业和服务产业的冲击,大部分村民逐渐脱离农业生产,到工商业领域寻找新的发展机会,走向更加广阔的农工商贸多种经营的生产与生活空间。

(3)村庄生活的现代性与传统性并存。随着农村城镇化、城乡一体化的推进,撤村建居由自然村落向现代新社区转变,由散居向聚居转变。随着村庄基础设施的改善,如网络的设置、污水处理系统的改进、水电基础设施的改善、休闲空间的扩展、商业配套的引进等等,使村民可以享受到与城市人一样便捷的生活,村民的生活方式也与市民生活渐行渐近。但是,这种转变并不彻底,村庄生活中仍保留大量农村生活的传统。社区居民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仍有农村惯性,自身素质还未能适应城市化要求,法制观念和现代市民意识仍不强烈。如村民住进了高楼,但是在高楼旁边要开辟出菜地种菜;村民表达利益诉求更加直接明了,但是仍会受到家族势力的左右。在不断增强村庄生活现代性的同时,村民仍生活在传统的“熟人社会”的半径中,受到传统礼仪与传统习俗的制约。农民向居民的转变还仅仅是单纯的身份转变,思想观念、行为意识、生活方式、价值取向的全面转换,还没有真正完成。

二、村改居对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带来的影响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党的基层组织是党在基层社会的战斗堡垒,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村改居的过程,不仅仅是村民身份转换和土地性质变化的过程,它更是社区内外结构的变迁过程,对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带来巨大挑战。

1、社区组织结构复杂化,对党组织强化领导核心地位提出了新挑战。村改居后,内部的组织结构由相对封闭、单一、线性的形态,逐步演化为开放、多元、交叉的形态。原有的村民委员会、村务监督委员会,经合并或调整后相应过渡为社区居民委员会、社务监督委员会,继续在公共事务中扮演重要角色。而村级经济合作组织,则发展成为独立承担集体资产保值增值职能的组织实体,并衍生出了股份经济合作社董事会、监事会等新型机构。由于村改居后实行社区化管理,社区内产生出物管公司、业主委员会、中介机构等管理和服务机构。同时,村改居前后大多数社区的经济形态已经发生变化,从以农业为主转变为以从事第二、三产业为主,社区内兴起众多商业组织和新社会组织,这些组织也在社区内寻找生存和发展空间。基层党组织如何将自身的力量和作用渗透到各类社区组织中去,进一步提升在社区的影响力和调控力,增强在社区事务中的领导地位,已成为巩固党执政基础的关键一环。

2、社区利益群体多元化,对党组织发挥统筹协调作用提出新任务。当前随着村改居社区的逐渐增多,社区经济功能的增强,社区内的群体开始产生分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层面:一是原村庄内部居民的分化。在计划经济时期,一部分“先知先行”的村民想尽办法跳出农门,进入企业工作,但身份的改变并未给他们带来巨大的利益。反而是“农转非”无门的村民随着城市化推进,由于征地拆迁,不仅经济上获得补偿,而且占有集体经济股份,依靠孳息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巨大的对比落差使得因跳出农门而无法平等获得集体经济收益的这部分村民产生极大的不满,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之一。二是村庄之间的利益分化。村改居后,有的社区由多个村庄合并而来,来源于不同行政村的社区居民在血缘、业缘、人缘关系上互不相通,短期内很难达成利益上的共识。而且合并之前村与村之间经济基础和发展程度不一,导致同住一个社区的居民福利和待遇的不一,加剧了居民之间的心理不平衡和隐性冲突。三是社区居民和外来人口的利益分化。村改居社区往往地理位置比较优越,外来人口较多,逐渐形成一个庞大的新居民群体,有的甚至超过本地人口。这个群体与本地居民在思想观念、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本地居民在享受权利的同时也不自觉地排斥外来人口,两者在身份上、利益上、情感上的隔阂较大。即使是在新居民之间,也包含有务工人员、个体业主和城市白领等不同的群体,教育程度、职业、收入水平的差异,使得他们的社会地位和利益诉求迥然不同。典型的多元特征催生了强烈的群体异质性,基层党组织如何发挥好统筹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减少不同群体的离心力,使其能够和谐相处,相得益彰,已经变得越来越紧迫和重要。

3、社区群众需求扩大化,对党组织提升服务能力赋予新要求。村改居后,居民在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社区环境、民生改善等各个方面都渴望与城市居民享受同等的福利与待遇。社区服务需求的范围越来越广,层次越来越高,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呼声更加全方位、多角度,对服务的关注点,不再是有没有服务、有多少服务,而是服务质量的高低、服务态度的优劣。由于不同居民群体的服务诉求多样,社区服务需求的类别也日趋复杂,呈现出明显的多样性、差异性。凡此种种,都给社区党组织服务群众的能力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三、村改居社区党组织功能定位

政党功能就是政党在现实社会中所发挥的作用和承担的社会角色。一般而言,当代政党承担着如下功能:利益代表功能、制定政策功能、实现政治理想功能、甄选与培植政治人才、组织和监督政府、政治社会化与政治发展等功能。[2]在新的历史时期,由于村改居社区自身具有特殊的属性,同时面临社区利益分化加剧、需求更加多元化、组织结构更加开放等发展趋势,因此将普遍的政党功能运用于村改居社区并不十分恰当,应当重新定位村改居社区的政党功能,以功能的准确定位推动体制机制的创新。笔者认为,村改居社区党组织的功能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1、利益聚合功能。利益聚合是政党的重要功能之一,强调执政党的利益聚合功能,与执政党的执政地位是密不可分的。所谓利益聚合,就是通过多种方式,在保证各群体利益的基础上,使各个部分组合起来,构成一个利益共同体。[3]村改居的过程,既是城市化的快速推进过程,同时又是重大的利益调整和利益再分配的过程。这其中既涉及到村庄的整体利益,又涉及到村民的个体利益,同时还有政府、开发商等多重利益主体在其中。因此,在保障村庄整体利益与村民个体利益的基础上,党组织要协调好其他相关利益主体的利益,最大程度地化解矛盾冲突,形成多方共赢的利益关系,共同推动村改居社区建设。通过利益聚合,在各种相分歧和冲突的利益之间寻求最大程度的共识,不仅能够把散落于各阶层和各群体的利益转化为对国家及执政党的认同,而且能够帮助执政党对社会进行治理,保持社会的和谐稳定。

2、经济发展功能。经济发展是社会和谐的物质基础,也是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基本职责之一。《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规定:讨论决定本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问题是村级党组织的重要职责之一。[4]村级党组织应具备推动经济发展的功能。村改居后,村庄的集体经济在众多“村改居”社区以社区(股份)经济合作社的形式保留下来,社区仍面临留用地的开发、集体经济保值增值、产业转型升级等现实挑战,社区集体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又与社区的社会稳定、民生建设、居民生活品质的提升息息相关。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大局出发,村改居社区党组织仍要牢牢把握“围绕经济抓党建,抓好党建促经济”的指导思想,始终把促进本社区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作为开展党建工作的切入点,作为检验党建工作绩效的重要标准。社区党组织要主动把党建活动融入社区经济发展之中,促进党的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可持续发展。

3、价值引领功能。任何社会的整合最有效、最根本的方式就是精神凝聚和思想整合。面对村庄的转型、经济方式的变迁、利益的重大调整、各种思潮的涌现,村改居社区党组织要深刻把握住时代变化的规律和内在要求,在尊重多元、包容差异的原则下,在尊重市场经济人理性选择的原则下,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村庄的价值观建设,引导居民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荣辱观,引导居民价值观念更新、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道德支撑。

4、服务社会功能。中国社会近几十年的发展是建立在基层社会自主性的逐步获取,社会关系和社会利益的逐步解放基础之上的。[5]为此,基层党组织的功能取向必须立足于两个方面:一是关注基层社会自主利益,理顺社会关系结构;二是必须成为引导基层社会成长和发展的强大推力,实现党的自身建设和现代国家建设的相互适应。在村改居过程中,社区党组织面临重大利益分配、村民角色转型等重大挑战,基层党组织直接面对基层群众,是党与群众联系的桥梁和纽带,如何整合、协调、分配各种利益群体的自主性利益直接关系到党在基层的威信,关系到党在基层的执政根基。服务社会就是服务群众。在中国,“党的存在不是孤立的存在,不论作为领导力量还是作为执政力量,党都直接存在于社会之中,具体来说就是存在于群众之中。”[6]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党不仅要存在于群众之中,而且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代表群众的利益和意志,以群众的利益为最高的利益。党组织不仅要容纳群众多样化的利益诉求,同时要为群众的利益提供表达的渠道。只有党组织积极介入到社会的治理当中,并以社会政策的公平性与连续性为执政的基本方式,才能有效实现政党对社会的回归,实现政党服务社会的功能。

5、素质提升功能。所谓素质,是个体在先天基础上,通过后天的环境影响和教育训练而形成起来的顺利从事某种活动的基本品质或基础条件。个体素质的内涵很广,包含多个方面,包括学习能力、总结能力、学识经验、进取精神、社交能力、责任心、自我控制、成就动机、灵活性、创造性潜力、管理潜力、工作态度、诚实水平等等。[7]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生产力中最富有活力,最富有创造性的决定性因素。只有人的素质提高了,经济才能发展,社会才能进步。与农村发展建设任务显著不同的是,在绝大多数村庄都是被动城市化的背景下,村改居社区党组织面临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提升居民素质,使他们能够具有良好的学习能力、城市生活的生存与适应能力、开创进取的精神和开放包容的心态。

四、村改居社区党组织功能建设的实现路径

1、转变发展理念,强化社区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功能。社区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功能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社区党组织对社区内其他组织的领导,二是社区党组织对社区党员和居民的领导。传统农村党组织对村庄的领导是权力和计划的领导,而新型的社区是基于分权、契约和利益关系形成的,是一种权利的空间。党组织对社区的领导不可能再基于行政权威,而是要通过社区党组织为社区其他组织和居民提供管理和服务来获得非领导性权威。因此,社区党组织首先要转变理念,以利益协调、服务管理来推动党组织领导核心功能的实现。为了更好地实现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功能,需要转变“以经济带党建”的发展思路,树立党建工作是一切工作的引领与核心的理念。当前,村改居社区以经济带党建的现象比较普遍,认为社区经济上去了,党建资源有了,党建工作就好做了,实际上这是一种比较片面的理解。调研显示,有些社区经济发展了,但是社区党建并不强,社区内的各种矛盾仍然非常突出,社区处于极不和谐的状态。因此,不能片面地认为“强经济就是强党建”,也不能将经济工作凌驾于党建工作之上,社区书记只注重抓经济忽视抓党建的局面。党建工作应是社区经济、社会、文明等工作的引领,是社区一切工作的规划者、引导者与服务者。从这一理念出发,需要重新梳理社区的发展思路与理念,使社区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得以强化。

2、推进集体资产产权制度改革与资产的保值增值,加快经济发展,实现党组织经济发展的功能。集体资产产权制度改革是村改居社区发展的基础,同时又是确保村转居社区和谐稳定的必要条件。从实际情况来看,杭州村转居社区目前在集体资产转制方面存在两种状况:一是已经进行集体资产量化并按股份分配到村民的社区,这部分社区被称之为“股份经济合作社”,另一类社区是尚未或者即将进行集体资产量化的社区,这部分社区大多数也已经成立了“村庄经济合作社”。因此,对于村党组织来说,两种状况的合作社面临的问题也是不一样的,前者面临的是如何更好地实现集体资产的保值增值,后者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更加公平有效地推进集体经济股份制改革。

针对上述的两种状况,村党组织应分别采取不同的发展策略,推动集体经济发展。对于尚未或者即将进行股份制改革的社区,首先要摸清原村集体所拥有的集体净资产数量,同时要广泛征求党员干部和全体村民的意见,在大多数村民有改革愿望的前提下方可启动改革。其次要制定合理的改革方案。进行折股量化的资产应是集体所有的经营性资产在保足提足后的部分,股份分配的依据以人口为主,在考虑农龄、贡献等的基础上,更要适当考虑户口已迁出的原住民的利益,从公平公正出发推进改革。再次股份制改革的程序要民主透明。由于股份制改革涉及到每个村民的切身利益,因此方案的制定要体现公平公正,方案除了要党员和村民代表通过,最好由全体村民集体投票表决是否通过。虽然其中会带来一定的磋商成本,但是更有利于保障绝大多数村民的利益。

对于已经进行股份制改造的社区,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实现集体资产的保值增值。杭州早在1999年的征地拆迁中,就制定了10%的留用地政策,为被征地农民带来长期稳定的土地收益。从2009年12月31号开始,杭州市政府为规范留用地管理,明确所有留用地必须通过招拍挂获得,留用地的管理趋于公开透明。集体经济组织可以利用留用地来增加固定资产,发展二、三产业,以此来增加居民收入。但是留用地如何开发、并投入使用,从而产生稳定的收益,仍然是困扰许多社区发展的核心问题。为此,社区党组织对留用地的开发要采取稳妥、积极的步骤,从切实保障村民利益的角度推进开发。在股份制量化的基础上,可以考虑探索股权市场交易制度,推进村转居居民社会成员身份和经济成员身份相分离,消除社区居民跨区域流动集聚的后顾之忧。

3、推进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积极保障与改善民生,实现党组织服务社会的功能。民生是最大的政治。服务型党组织建设,就是要提高党组织和党员保障民生、改善民生的能力。一是增强党组织的服务意识。当前村改居过程中,安居、就业、社会保障是非常现实且突出的民生问题。这些民生问题极可能诱发社会不稳定,需要引起社区党组织的高度重视。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需要基层党组织以人为本,统筹协调各方关系,积极改善民生。如杭州有的村改居社区在回迁房建设周期,党组织就协调建设部门,采纳民意吸纳众智,回迁房的设计和布局利于居民拿到房屋后出租,并引入门禁卡系统。因此在回迁房的安置上非常平稳顺利,基本没有违章建筑。二是增强党组织服务居民的能力。村改居后,村民对社区服务的需求更加多元、要求也将高。社区党组织要从居民的实际需求出发,不断完善服务设施、社区拓展服务范围、丰富服务内容和创新服务载体,从而有效提升社区服务水平。如当前村改居社区面临巨大养老需求,老年食堂、老年护理、养老院等需求非常大,如何因地制宜建设养老设施、拓展服务内容和服务载体是未来党组织服务居民需要考虑的问题。三是增强党组织整合资源的能力。首先,村改居社区可以社区服务中心为平台,整合各类资源,为百姓服务;其次,结合村改居社区特殊情况和实际需求,不断打破条块分割,突破管辖壁垒,突出先进城市社区与村改居社区、企业与村改居社区、机关部门与村改居社区之间的结对帮扶。建立村改居联席会议制度,定期召开成员单位会议,及时沟通反馈消息,共同解决社区发展中的难题。

4、探索内生驱动型的党组织自身建设,实现党组织精英遴选功能。首先,要提升村改居社区干部服务社区的能力。村改居后,村干部转变为社区干部,这种角色的转变对干部的能力素质提出了新的要求。以往群众对干部角色期待还是按村干部的标准,希望干部能够不断增加群众福利,带领群众致富。很多村改居社区干部也认为一切工作应以发展壮大集体经济为主,将主要精力用于发展集体经济。但是随着社区化管理的全面建立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极大提高,居民对社区的需求也越来越多元化,对社区管理也提出新的目标。比如,小区停车位的管理、物业费的收取与制定等等,对村改居社区干部而言都是全新的课题。因此,要结合村改居工作的实际需要,全面提升村改居社区工作者的能力和素质,让村改居干部了解社区居委会与村委会职能上的差别,拓宽社区服务的渠道和方式,融入社区管理体系中,并实现从直接抓集体经济发展的工作重点向主要致力于社区管理和服务的转变。其次,创新社区“领头雁”的选拔任用机制。社区书记是社区发展的“领头雁”。在征地拆迁的过程中,社区书记既要懂拆迁安置政策、善于做思想工作;在发展集体经济上,社区书记要能把握市场经济规律,懂得财务知识、具备管理能力,同时还要有大局意识、风险承担能力。现实的复杂工作使社区书记具备“现代复合型人才”的特征,而对社区书记的要求之高,使村改居社区“领头雁”的推选存在“选不着、选不准”的困境。鉴于此,要创新对社区“领头雁”的选拔与任用机制。在选拔方面,要放宽视野。村改居后,书记人选可以不局限于本地居民,视情况可将非本地户籍的优秀人才纳入选拔视野。与此同时,要建立灵活性与激励性相结合的任用机制。比如,对于确有领导和经营才能的“领头雁”,可以考虑以集体股份增资扩股,或者以增加“经营股”的方式使非本地户籍的优秀人才获得一定比例的股份,从而有效激励其推动社区的经济发展和全面建设。再次,要加强党员发展教育管理工作。一是要畅通进口。要加强党员后备力量培养。没有新鲜血液,党就缺乏生机与活力。调研中发现村改居社区党员老化现象比较严重,导致党员队伍适应新形势新变化的能力总体不足,亟需补充新鲜血液,使党组织充满生机与活力。为此要增强主动意识,通过公推选优等有效方式,拓宽视野,从居民代表、居民小组长、社区团员和青年志愿者中发现优秀人才,并及时吸纳到党内。二是要严把入口。由于现在村改居社区党员权利得到较好保障,很多涉及社区发展的重大事项党员可以先知先晓,并在很大程度上参与决策和监督,由此导致党员的流动呈现单向性的特征,即很多党员愿意把组织关系转入社区,而很少有党员把组织关系外迁。在这些关系迁入党员中,存在一些“迂回党员”,即有些在社区入不了党的人,通过进入企业工作在企业入党,再将组织关系转入社区,令社区群众对党组织产生了极大的不信任。因此要积极探索对这部分党员加强管理的有效途径。三是要加强党员队伍内部的交流融合。村改居后,大量外来人口涌入社区,其中包括一部分党员。社区内分成本地党员与外地党员,本地党员与外地党员之间相互融合、认可度不够。本地党员担心外地党员争利,外地党员则缺乏归属感,在社区各项事务中发挥作用的积极性不高。因此,要搭建平台,通过各类党组织活动,增进本地党员与外地党员之间的沟通了解,提升相互认可度和凝聚力。

5、提升居民素质,将村民向市民转变作为村改居社区党建的基础性工程,推动素质提升功能的实现。村改居社区的城市化是被动的城市化过程,村改居村民也是被动转变为城市居民,成为城市市民的一分子。大多数村民尽管在身份上变为城市居民,但其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生活方式等方面仍固守于传统的小农意识,小富即安、小进则止的思想根深蒂固,没有积极的上进心,更缺乏市场竞争意识,与城市生活节奏明显不合拍。个别居民游手好闲、无所事事,对集体经济具有较强的依附性,逐步蜕变为不劳动、不经商的“食利”阶层,在承接城市现代文明带来的物质享受的同时,又在心理上回避城市文明的精神理念,由此形成独特的社会群体。为此,实现村改居村民向市民的转变是一项长期艰苦的工程,推动村民的素质提升,实现村民向市民转变是村改居社区党建刻不容缓的任务。首先,从繁荣社区文化入手,提升村民的文明素养。社区文化具有凝聚、同化、规范社区群众行为和心理的功能,培养各具特色、健康向上的社区文化,是村改居社区党组织义不容辞的责任。通过形式多样的社区文化载体,社区能够形成参与、和谐、互动的氛围,增进居民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帮助他们释放生活与工作的压力,寻找健康向上的生活方式。与城市社区相比,当前村改居社区的文化生活载体还不够多样,村民对文化需求的表达还不够强烈,为此,一要创建更多更丰富的社区文化生活载体,特别是为居民广泛接受、普遍参与的文体活动,通过多种文体活动的创建与常态化管理丰富居民的生活。二是可采取与城市社区结对发展的模式,从城市社区输入一些文化建设理念与文化载体,丰富居民的生活,创建积极向上的生活方式。三是可根据村改居社区的历史与文化特点,创造出具有自身特色的社区文化。与城市社区相比,很多村改居社区有其地缘特征与历史文化。充分发掘传统文化特色,便可形成具有显著文化特征的村改居社区。如杭州西湖区的西溪社区,村民原有的生活方式是养鱼采石,村庄内水网密布,村民往往划船出行。村改居后,村民的生活方式发生转变,但是村庄的传统习俗——端午龙舟大赛被村民很好地保留下来。端午时节哪怕是在外地工作的蒋村人也会回到村庄参加龙舟大赛,时至今日它不仅已经成为村庄具有特色的文化项目,同时也成为杭州有特色的旅游项目。其次,从推进政府的公共文化服务入手,提升居民的文化素养。一是将公共文化资源覆盖到村改居社区。如“数字图书馆”等资源,如果能进入村改居社区并能免费享用,势必丰富居民的学习内容和文化生活。二是大力推进文化进社区活动。政府通过购买文化服务等方式,推动文化进社区,让村民在社区就可以欣赏到戏曲、电影、小品、音乐剧等,同时政府应将政策宣传与文化进社区活动相联系,以居民喜闻乐见的形式让政策宣传深入人心。同时还应鼓励居民自创文化产品,使文化进社区活动更能贴近居民生活。再次,从完善村改居社区民主治理入手,推动居民的政治素养和治理能力。一是要完善并实施党委议事规则、党员管理、党风廉政建设、建设工程招投标、集体资产管理以及财务管理等相关制度,使民主治理有章可循。二是要畅通民意表达渠道,通过社区民主恳谈会等形式及时掌握居民诉求。三是要建构多层次的复合主体,推动民主治理。如建立由党员、股东代表、普通居民为主体的股份(经济)合作社监事会,发挥其对股份(经济)合作社项目和财务的监督管理作用,建立由社区居民、社区党员、社区物业、社区居委会等各层次人士组成的社区议事协商会和社区居务监督委员会,共商社区发展大事、推进社区居务公开与民主治理。

 

【参考文献】

1]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第3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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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长江、姜跃.现代政党执政方式比较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4]《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中共中央1999年2月13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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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来源于互动百科:http://www.baike.com/wiki/%E7%B4%A0%E8%B4%A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