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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论丛

张英明:从唯物史观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问题意识
 
 
 

来源:《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4年第2期

 

【摘要】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进程包含着多重问题意识。厘清对这些问题意识解决的具体过程,对于探寻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规律具有指导意义。唯物史观的传播和发展作为最具代表性的问题意识的推演,既有对中国近代社会历史事实的关注,也是对传统中国经学历史观的彻底批判和摈弃。

【关键词】唯物史观;问题意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演变过程中,问题意识的选择关乎中国化的合理走向。从问题意识角度探寻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内在规律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1]纵观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一百多年的发展进程,由于不同时期时代发展的特征表现各异,其问题意识的表达也各不相同。分析地看,主要有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唯物史观的传播和阐释关系到如何理解中国社会的性质,如何判断中国社会的历史走向,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启蒙性的基础;二是哲学教科书体系的构建和演变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理论形态的变革,是中国人对马克思哲学实质的理解和领悟,是马克思主义“真经”在中国人精神世界是否生根的重要标志;三是价值哲学和人的哲学理论的展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自觉融合的开始,回到人、实现人的价值是一切哲学最终追求的目的,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否落实的最好体现;四是实践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建构关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方向,是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造的方向,是中国哲学融入世界哲学潮流的一种理论自觉。这些理论嬗变集中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中问题意识的凸显与解决,其中每一具体问题的推进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的一个环节。以下就唯物史观的传播和演变来探讨这一问题意识解决的线索,以此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规律性问题。

一、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实催动了唯物史观的传播和发展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的一大发现。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唯物史观以后,人类对自身历史发展过程的认识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历史开始真正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进程中,唯物史观传播和发展的历史伴随着中国社会革命和建设的整个过程。“中国现代唯物史观史,就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及其同中国现代社会实践相结合的历史,亦即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形成、发展及其反对历史唯心主义的历史。”[2](P3)

为什么首先是唯物史观理论在中国得到介绍、传播和发展?而不是马克思主义其他理论?回答这一问题需要关注两个层面的事实,一是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历史事实,二是中国传统思想中“六经皆史”的思想事实。

众所周知,中国近代社会发展史充满着曲折、辛酸和屈辱,也充满着斗争、创造和希望。中国社会古老的文化传统和民族生命如何在现代世界面前获得重生,需要中国人自己去面对,去解决。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使得中国人看到了民族解放和发展的希望。“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3](P1471)这是经历了时代洗礼并且对中国社会发展有着深刻体会的人才能够道出的话语。

十月革命以后,五四运动风起云涌。五四运动的主要内容是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反对愚昧和专制,实现科学和民主。这场新文化运动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一个新中国。但是如何建立,需要人们对历史发展的规律进行深刻的反思。中国古代社会演变的过程基本延续着“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周期发展规律缓慢前进,现代中国社会的发展还要回到这条老路上去吗?历史的必然性走向哪里?中国社会的道路通向何方?唯物史观的传入为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寻找解放道路提供了一盏指路明灯。

五四运动时期,唯物史观的传播和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期间发生了问题与主义之争、社会主义论战、无政府主义论争。在三次大的论战中,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坚持运用唯物史观理论,抵制和批判了各种错误思潮的影响,为唯物史观的传播和发展扫清了道路。其最终的意义就是拉开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的历史大幕。马克思说:“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闪电一旦彻底击中这块素朴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4](P15-16)唯物史观就是无产阶级的精神武器,早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正是紧紧握住唯物史观的精神武器,才真正揭开了中国社会革命道路的方向之谜。

五四运动之后,1925年毛泽东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一文,运用唯物史观的阶级分析方法,指出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分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对当时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进行具体的论述。1927年,毛泽东又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通过自己的实际调查和分析,提出了建立农村革命政权和农民武装的必要性,重点宣传组织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的唯物史观理论。可以说,这是毛泽东对唯物史观理论科学性的把握和领会,这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最终选择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至关重要。正如列宁所说:“在马克思看来,有一件事情是重要的,那就是要发现他所研究的那些现象的规律,而在他看来,特别重要的是这些现象的变化和发展的规律,这些现象由一种形式过渡到另一种形式、由一种社会关系制度过渡到另一种社会关系制度的规律。所以马克思竭力去做的只是一件事:通过精确的科学研究来证明一定的社会关系制度的必然性,同时尽可能完全地指出那些作为他的出发点和根据的事实。”[5](P33)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大批中国共产党人就是坚持运用精确的科学研究揭示当时中国社会的各种关系和制度,分析判断中国整个社会发展的道路,从源头上保证了未来革命的胜利。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革命历史进程的首次运用,是唯物史观理论科学性和价值性获得统一的最佳证明。

中国革命发展的历史一再表明,只有坚持唯物史观,用科学的态度,实事求是,革命才能够取得成功。否则,革命道路就会发生曲折。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唯物史观理论进一步得到传播和发展。如1939年,艾思奇与吴黎平发表了《唯物史观》一书,这本著作结合当时的中国社会实际全面系统论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①在延安整风期间,该书被指定为干部必读书籍,对于广大党员和干部起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育和宣传作用。[2](P22)这部著作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起到了极大的作用,让很多中国共产党员能够自觉分析和理解历史发展的规律,对中国社会革命道路有了清醒的认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毛泽东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这篇文章创造性地阐述了中国新民主主义理论,第一次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分为旧新两个时期,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是社会主义革命。这种对历史发展道路的科学判断和设计,离不开唯物史观理论作指导。

同样,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唯物史观理论也是指导中国社会建设的指南。邓小平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作为新时期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思想路线,就是基于对唯物史观科学性精神的把握和领会。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本质论,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成果。

唯物史观的传播发展除了与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实际相关联之外,在同唯心史观的斗争中,也显示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的必然性。

早在五四运动时期,针对无政府主义的思想,毛泽东就曾指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是事实,不像唯理观之不能证实而容易被人摇动。我固无研究,但我现在不承认无政府的原理是可以证实的原理,有很强固的理由。一个工厂的政治组织(工厂生产、分配、管理等),与一个国的政治组织,与世界的政治组织,只有大小不同,没有性质不同。工团主义以国的政治组织与工厂的政治组织异性,谓为另一回事而举以属之另一种人,不是故为曲说以冀苟且偷安,就是愚陋不明事理之正。”[6](P4)由此可见,在毛泽东的眼中,唯物史观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可以证实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不过是一种社会空想,是不可能被历史证实的,因而也就不会成为一种科学的理论。

在随后进行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当中,原本是科学派与玄学派之间的论辩,最后演变成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往复争辩。陈独秀、瞿秋白等人运用唯物史观理论,对玄学派的自由意志理论、科学派的多元历史观进行了激烈的批判。通过这场论战,唯物史观得到极大的传播,实际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进程。

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争论不仅在中国共产党以外存在,在中国共产党内部也一直是思想路线斗争的主要内容。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针对“山沟里不能出马克思主义”的言论,发表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连同井冈山时期创作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等文章,充分运用和发展了唯物史观理论,为中国革命发展指明了方向。本本主义形式上表现为教条主义,实质是主观主义。由于本本主义依据的是唯心主义认识论,其对社会历史的认识也必然导致唯心史观,就会引起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历史证明只要中国共产党人坚持运用和发展唯物史观,革命就取得胜利,反之就会失败。

19385月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这是对唯物史观理论的巨大贡献,是唯物史观战胜唯心史观的历史性胜利。“亡国论者看敌人如神物,看自己如草芥,速胜论者看敌人如草芥,看自己如神物,这些都是错误的。我们的意见相反: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这就是我们的结论。”[7](P514-515)毛泽东认识到中国人民的大联合是抗战胜利的最终保证,这是对唯物史观理论的最好阐发。亡国论者和速胜论者不懂得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规律,自然成了唯心史观的代言人。

由此看出,唯物史观作为现代历史观,是对人类以往一切历史发展过程规律的揭示。如何改变中国传统的历史观,正确地理解和接受唯物史观,这个过程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必然进程和内在演化规律。

二、破除传统经学历史观是唯物史观发展的必然

唯物史观的传播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合理问题意识抉择的最好体现。这一过程不仅体现了唯物史观在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性,同时也提示中国人如何破除传统经学历史观的束缚,从而迈向现代社会。

自汉代经学兴起,六经就被当作天经地义、亘古不变的传统文化典籍倍加尊崇,在经典解释的潮流中形成了六经皆史的文化观。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说:“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8](P1)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发展就成了解释六经的过程。对六经的尊崇就是对权威,对历朝历代帝王将相的尊崇,反映的是他们对学术文化的霸权,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被归结为少数人的努力,是属于英雄们的主观创造。经学文化观渗透普通人的头脑中,逐渐就变成了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这种精神状态到今天依然残存在部分人的思想当中,如各种形式的天才论、英雄创世论、神创论、复古主义思潮的流行都是最好的印证。

五四运动之后,随着唯物史观的传播,中国传统的历史观开始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冲击下慢慢松动,并得到改变。李大钊是传播、运用新历史观的第一人。

19201月1日,李大钊在《新青年》发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开始自觉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中国近代社会变化的原因。李大钊指出:“凡一时代,经济上若发生了变动,思想上也必发生变动。换句话说,就是经济的变动,是思想变动的重要原因。”[9](P433)因为先有经济的变动,然后才有思想的变动。“中国的大家族制度,就是中国的农业经济组织,就是中国二千年来社会的基础构造。一切政治、法度、伦理、道德、学术、思想、风俗、习惯,都建筑在大家族制度上作他的表层构造。”[9](434)正是大家族制度依赖的农业经济组织,使得孔子的学说能够支配中国人心,就在于这种学说是适应两千年未曾变动的农业经济组织所反映出来的产物。但是,时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西洋动的文明打进来了!西洋的工业经济来压迫东洋的农业经济了!孔门伦理的基础就根本动摇了!”[9](P435-436)因而,中国的劳动运动就是打破孔子阶级主义的运动。孔子只是一代哲人,不是“万世师表”,新思想的流行是应经济的新状态、社会的新要求发生的,不是几个青年凭空造出来的。根据李大钊的观点,既然孔子只是他的时代的哲人,因而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六经的思想也是时代的产物,绝不能成为万世不变的永恒的真理,所谓的六经皆史也就无法立足。

随后,李大钊发表了关于历史研究的十篇文章,后被称为《史学思想史》讲义。其中,《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一文通过对以往唯心史观与唯物史观的比较,对唯物史观进行了清晰的论述。唯物史观的价值就是告诉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历史是由人们自己创造的。在李大钊新史学的平民历史观思想的影响下,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获得了生命力,由此也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进程。

沿着李大钊开辟的道路,唯物史观在中国不可阻挡地化作一种思想力量,改变了中国人对历史发展规律的看法。如果说李大钊对唯物史观的理解还不够全面,那么李达的《现代社会学》则是全面阐释唯物史观的杰作。

李达根据唯物史观理论全面论说了社会本质,“社会非有契约而成,非由心性相感作用而起,亦非如有机体之完全受自然法则所支配,乃由加入生产关系中之各个人结合而成。⋯⋯社会生活之历程,即物质的生产历程,而物质的生产历程,完全受生产技术及生产力之支配。在物质的生产历程中,所谓精神文化,皆由物质的生产关系中产出,随生产力之发达而发达,随生产关系之变迁而变迁。社会之进步,亦即生产力之进步。此历史的唯物论之社会本质说之概要也。”[10](P16-17)这是运用唯物史观来解释说明社会本质,是中国思想界第一次全面地阐发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在此基础上,李达系统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理论,以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现代社会学》打开了中国人看待社会的眼界,开启了国人用科学的眼光审视社会发展及其规律的历史。这是中国现代社会启蒙的重要基础,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史学领域的专门研究才开始突破传统的经学历史观,自觉运用科学的历史观研究、分析中国社会,解决中国社会面临的实际问题。

郭沫若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1924年他翻译了日本学者河上肇博士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这是一本阐述唯物史观的著作。从此以后,郭沫若研读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他在研读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著时,发现这本著作没有一处提到中国社会的历史,于是他下定决心用这本著作的研究方法来撰写续篇,以补世界文化史的空白。随后,郭沫若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历史文化,在历史和文化学界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创造了大量的著作,真正改变了中国历史的研究方法和进路。

1930年郭沫若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系统地阐发了他的殷周奴隶社会说和战国封建社会说的理论体系。这是中国历史学家第一次运用唯物史观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进行分期研究,促使中国历史学研究开始摆脱传统的经学历史观和唯心史观,并由此走上科学地研究历史的道路。

破除经学历史观,站在唯物史观的立场上,郭沫若还把学术研究的评判标准确立为“人民本位”。在对古代各种学派的学术文化进行批判、解释的过程中,郭沫若指出“批评古人,我想一定要同法官断狱一样,须得十分周详,然后才不致有所冤屈。法官是依据法律来判决是非曲直的,我呢是依据道理。道理是什么呢?便是以人民为本位的这种思想。合乎这种道理的便是善,反之便是恶。”[11](P423-424)以人民为本位,就要打破以权威、以经典、以圣人之言、以帝王将相为本位的传统学术文化心态,还社会发展的事实面貌。在此基础上,郭沫若提出要克服民族自卑感和民族自大狂的病态文化心理,建立健全的民族文化心态。其具体的救治之道是:以史为鉴,培养信心;克服自大,医治“洁癖”;借石他山,以攻美玉;礼尚往来,全面交流。郭沫若以其诗人的激情,史学家的胆识,文学家的胸怀,全面消化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为唯物史观的中国化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作为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哲学家,侯外庐一生致力于中国社会史、思想史的开拓性研究,运用唯物史观清理中国古代的思想文化遗产,提出了研究中国思想史的基本原则和方法,为后人进一步认识、理解中国传统社会的性质奠定了基础。

侯外庐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理论内容是从研究政治经济学中产生的,政治经济学本质上属于一门历史科学,研究中国的历史就要研究中国古代的生产方式。“研究历史,首先要知道生产方式,根据生产方式来区别某一社会的经济构成,因为生产方式决定社会性质。反之,如果不应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特定历史时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化以及由此引起的生产方式的变化,就难以自然史的精确性去判断这一时代的社会性质,揭示历史的规律性,历史研究也就失去了最基本的科学依据。”[12](P19)人类历史的发展都有其自身的规律性,只有坚持从研究生产方式入手,才能够真正把握历史发展的精确性。历史不是唯心史观宣扬的神的历史,也不是少数英雄的历史,而是特定时代生产方式发展的历史。这为研究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指明了方向。

与此同时,侯外庐还主张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将唯物史观运用于中国古代思想的研究领域中。侯外庐认为春秋时代的百家争鸣、魏晋玄学、宋明理学等,都是与中国历史的演进直接联系的。只有把握社会思潮与社会历史的联系,才能够进一步理解不同学派的思想特色和历史地位。以此为基础,侯外庐对中国古代思想史进行了全面的清理,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研究中国古代精神世界发展史的典范。侯外庐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与中国历史发展实际相结合,推进了唯物史观中国化,对于颠覆经学历史观起到了重要作用。侯外庐开创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是唯物史观中国化的杰出代表,唯物史观的真理性在历史研究的实践中得到了检验。

唯物史观传播的胜利,是对中国传统唯心史观的彻底扫除,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实践和理论两个层面的重要表现。历史就是已经发生的现实,现实是正在发生的历史。唯物史观的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最为凸显的问题,分析、理解这一问题的解决和路径之选择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规律。

只有面对中国现实,解决中国问题,才能够真正推进中国社会的发展,这是唯物史观的基本态度。坚持和发展唯物史观,反对和批判经学历史观,这是唯物史观理论的题中之义,也是我们探寻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内在规律之一。

 

【注释】

①这本著作在抗战时期国民党统治区出版时称为《科学历史观教程》。这本著作坚持把唯物史观作为科学的社会发展理论,认为唯物史观学说第一次使人能够真正科学地确切地理解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以及群众生活的社会条件与这些条件的变化之规律。(吴黎平,艾思奇合著:《唯物史观》,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34页。)但是这本著作把唯物史观当作是辩证唯物论运用到历史观的结果,这一观点应当是受斯大林影响的结果。这种理解存在的偏差值得反思。

 

 

【参考文献】

[1]戴兆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问题意识[J].学术界,2004,(4).

[2]吕希晨,何敬文.中国现代唯物史观史[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

[3]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毛泽东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7]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8]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M].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4.

[9]李大钊全集,第3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

[10]李达.现代社会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

[11]郭沫若.十批判书[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

[12]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