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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论丛

付秀荣、王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代性诉求
 
 
 

 来源:《社会主义研究》2014年第1期

 

【摘要】“解放生产力”与“解放生产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现代性使命的双重诉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紧密结合的历史过程,又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反思现代性基础上求索现代性的发展道路,它不仅将成功的实践凝练为现代性的理论,而且指向现实的批判与改造,并通过制度构建与文化改造推进中国人的自由与解放,进一步实践现代性。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现代性

 

 

现代性是一项充满挑战的事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在地包含着现代性的挑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是现代性在中国展开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现代性的内在要求,现代性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立足点与动力源,实现现代性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良性互动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现代性使命的双重诉求

现代性具有双重性,反思现代性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关注的重大问题。资本主义现代性以资本与理性结盟的方式使人摆脱旧有的、固定的生产关系与社会关系,展现了超乎想象的工业和科学的神力,推进了生产力的解放。与此同时,“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现代工业和科学为一方与现代贫困和衰颓为另一方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无庸争辩的事实”。①资本与理性的结盟不仅抹去了一切职业的神圣光环,而且无情地将温情脉脉的家庭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亵渎了一切神圣的东西。资本的肆虐与工人的贫困形成对比,资本的肆虐与精神空虚形成对比,资本的肆虐与人的物化、社会的全面异化,即人的衰颓形成对比。正是在批判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基础上,马克思用冷静的眼光重新审视人的地位以及人与人的关系,力图以瓦解并超越资本的方式展现人性的丰富性与实践性,扬弃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异化,以共产主义的理想制度保障人的自由解放与全面发展。可见,“马克思不仅是‘现代性’的‘追随和信奉者’,同时还是这一传统深刻的‘叛逆和批判者’。”②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不仅致力于“解放生产力”,而且要“解放生产者”。

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被各国马克思主义后继者们不断承续创新。在中国,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与实践创新的基础与前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与马克思现代性思想在中国的展开与实现过程同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取得胜利的法宝,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发展历程,无论胜利与挫折,还是成功与失利,归根结底在于是否真正做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要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以解决中国问题;又要使中国丰富的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并且同中国的历史传统、中国的优秀文化相结合,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为进一步的现代性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要注重物质财富的积累,更要注重精神财富的提升,以此凸显现代性意义上人的解放。因此,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神实质,必须加入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维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代性维度是以当代中国的历史语境为基础,是围绕如何瓦解与超越资本以促进生产发展与人的解放而展开的历史过程与理论反思。

按马克思的现代性理论,“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③资本原始积累的历史就是一部罪恶的掠夺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代性道路不能走发展“罪恶资本”的老路。同时,现代性又离不开现代生产,中国社会的发展必须促进与资本相似的财富积累,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代性道路要走解放与发展生产力的科学发展新路。此外,罪恶的资本也导致“物”的至上性,甚至使人物化,使社会全面异化,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能走物化与异化的旧路,而要走立足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人类解放新路。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代性使命在于实现基于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基础上的“解放生产力”、“解放生产者”的双重诉求。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求索现代性的发展道路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历史过程,既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日益结合的过程,更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追寻现代性的伟大实践,是对中国式现代性发展道路的求索过程。“现代性在中国的生成与建构,是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地联系在一起的。中国现代性的建构,历史地确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任务与方向。”④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内无民主,外无独立,中华民族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此时,中国人民面临的两大历史任务分别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以及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这个过程经历了“站起来”和“富起来”、“强起来”两个阶段。完成这两大任务和经历这样两个阶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求索现代性的前提和基础。

为完成第一个任务,中国共产党高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旗帜,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依靠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这期间,党和人民经历了28年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驱逐日寇并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取得了民族与国家的政治主权,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的建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展开现代性历程的第一步。

接着,我们继续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改造,于1956年初步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逐步开启中国的现代化发展道路。20世纪60年代初,周恩来提出,要逐步实现农业、工业、国防、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旗帜的指引下,我们进行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开创、坚持、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改革开放是个充满艰辛的历程,我们既要做到马克思主义这个“老祖宗不能丢”,又不能墨守成规,而要开拓创新;既要总结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经验,又要充分借鉴国际上一切可资借鉴的现代化发展经验;既要顶住压力、“坚定立场”、“不能含糊”,又要抓住历史机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四个现代化”相比,小康社会这一目标更具体,更加符合实际和具有可操作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道路是进一步推动中国“富起来”、“强起来”的道路,使中国“富起来”、“强起来”,即不仅要发展强大的生产力,而且要塑造高素质的劳动者;不仅要建设好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中国,而且应进一步发挥中国在“和谐世界”构建中的作用,以推动人类解放事业的发展。毋庸置疑,今天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民族独立任务的完成,国富民强道路的推进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从这里出发,中国人民开始走上伟大的民族复兴之路,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开始求索现代性的新征程。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阐扬现代性的理论成果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是求索与实现现代性的伟大实践,而且是以实践为基础的阐扬现代性的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不但是追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富民强的理论,也是体现中国人求索现代性发展道路的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形成的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两大理论成果,始终把中国的富强与中国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作为自己的终极价值关怀。

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对中国革命和建设长期实践中一系列经验进行理论概括,形成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科学指导思想,即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同志以中国历史与现实为出发点,走出单纯“以俄为师”发展道路的局限,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先河,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扎根、生长、壮大。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以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为活的灵魂,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毛泽东思想,不仅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初步发展的经验总结,而且是对中国式现代性理论的初步概括。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它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推进了毛泽东思想,是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智慧和心血的凝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最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出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并将以人为本,追求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断推进现代性在中国的完善,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现代性使命的实现奠定了理论基础。

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现代性的制度构建

现代性与制度二者具有内在的关联性。马克思之所以将共产主义作为人类社会最崇高的社会理想,正是因为共产主义社会“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⑤现代性是人类自我完善和发展的理论与实践,其通过一系列制度建构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结构,制度是对现代性的保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追寻现代性的过程也是实践现代性的制度构建的过程,正是通过制度变迁、制度巩固和完善保障实现“生产力”与“生产者”的双重解放,进而塑造现代公民,推动中国人的自由与解放。

在寻求现代性的制度构建过程中,中国人不乏制度建构的智慧,如康梁变法中试图建立的君主立宪制度、辛亥革命后资产阶级革命派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等,但这些制度却因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自身的局限性、特别是其不能也不敢充分发动和依赖人民而以失败告终。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一道坚持不懈地探求适合中国社会发展的革命实践,这个实践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同时也是制度建构的过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到各抗日根据地再到解放战争时期的各解放区,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建构了体现革命特点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项制度。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意味着新民主主义各项制度的尘埃落定。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意味着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制度的确立。此后,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相结合,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逐渐形成一整套相互衔接、相互联系的现代性制度体系。这一整套制度体系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建立在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基础上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各项具体制度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自觉反思与寻求适合现代性发展的制度框架的过程,这些制度框架推动了中国社会发展及中国人的自由与解放,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制度上对现代性的寻求与完善。

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现代性的文化改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现代性需要制度构建,也需要文化改造。文化改造离不开多元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中华文化的发展一直面对多元文化问题,或是国内的多元文化,或是来自异域的多元文化。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的过程正是其由异域文化转变为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现代性改造力量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增加了中国文化的现代性元素,推进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进程,并逐渐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马克思主义是与“社会主义”一起传入中国的。“社会主义”传入中国始于五四运动前后,当时中国社会上除了有资产阶级文化外,还存在一系列打着社会主义招牌的思想,如空想社会主义、新村主义、无政府主义、工读互助、基尔特社会主义等等,它们都被当作社会主义来宣传,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只是一个不占上风的学派。通过“问题与主义”之争、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以及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和发展前途等的争论,马克思主义初步显示了其强大的理论威力,并在斗争中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壮大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力量,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先进思想界日渐居于主导地位。继李大钊、陈独秀之后,还有毛泽东、邓中夏、蔡和森、瞿秋白、周恩来、赵世炎、恽代英、李达等人。“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曾是热忱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战士。他们抛弃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信念,转向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不是为任何其他人所左右,而是根据自己的亲身实践,经过审慎的思考,才作出的抉择。因为马克思主义作为严密的科学理论比其他任何一种学说都更加具有说服力,‘因为他能够圆满解决我们底问题,能于我们有益处’。”⑥在迅速成长起来的无产阶级及其运动的配合下,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人民反帝反封的思想武器,也为中国文化注入了科学的、先进的、现代的活力。毛泽东说:“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⑦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选择马克思主义,不仅由于马克思主义在苏联的革命实践中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与战斗力,还由于马克思主义是解决中国社会面临的反帝反封问题、解决无产阶级生存发展问题的理论法宝,是指引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的指路明灯和精神动力。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我们不断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逐渐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要在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发挥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不仅要加强自身的建设,而且要直面诸如虚无主义、本质主义等文化问题。正如吉登斯所言:“在晚期现代性的背景下,个人的无意义感,即那种觉得生活没有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东西的感受,成为根本性的心理问题。”⑧物的世界的丰富与人的世界的空虚形成鲜明的对比,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正是要超越这种对立,进而逐步解决现代性过程中人的无意义感,重建当代中国人的精神家园,重塑面向21世纪的中国文化形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文化对实践现代性具有重要意义,借助当代中国蓬勃发展的文化,特别是科技文化,生产力可以从中汲取“巧实力”而获得解放,文化将成为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支柱力量;借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生产者将从中获取“软实力”而得到解放,进而将自己打造成高素质的劳动者;通过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增强,进而“让一切文化创造源泉充分涌流,开创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持续迸发、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人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全面提高”⑨。

总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现代性是密切相连、不可分割的,二者统一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对现代性的追寻、追求生产发展与人的自由解放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使命;中国的现代性之路,也只有高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旗帜才能真正得以实现。现代性是一项充满挑战的、未竟的事业,今天,中国依然走在追寻现代性的路上,追求“生产力”与“生产者”的双重解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崇高使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代性使命实现任重而道远。

 

【注释】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5、294页。

2贺来:《马克思哲学与“现代性”课题》,载于《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0年第3期。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71页。

4邹诗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现代性的建构》,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

6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7页。

7《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6页。

8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9页。

9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