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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淼:现代化发展路径比较研究——国际视野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来源:《理论月刊》2013年第10期

 

【摘要】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生,使人类从农业社会进入到现代工业社会,乃至所谓的后工业社会。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发展道路上,初步获得成功的道路有两种,一种是资本主义发展型国家道路,另一种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发展到今天,其重要代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以宽广的国际视野,正确比较这两种道路的异同、发展前途,才能深刻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价值和意义,才能更加坚定我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型国家;现代化

 

 

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使人类从农业社会进入到现代工业社会,乃至所谓的后工业社会。这也开启了落后国家摆脱贫穷落后状态、实现工业化、追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进程。迄今为止,对应于西方先进的工业化国家,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发展道路上,初步获得成功的道路有两种:一种是资本主义发展型国家道路,另一种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发展到今天,其重要代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指出:“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国家探索民族复兴道路,是极为艰巨的任务。九十多年来,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革命建设改革伟大胜利,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经受了历史和实践的检验,得到了全党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国际关注和赞誉。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既不同于西方先工业化国家的传统发展模式,也不同于资本主义发展型国家的道路,开创了一条崭新的科学、和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正确比较这两种道路的异同、发展前途,才能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价值和意义,才能更加坚定我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

一、资本主义发展型国家之路

1982年,美国学者查默斯·约翰逊提出发展型国家的概念。他在《通产省与日本奇迹》一书中用发展型国家一词描述日本在发展经济过程中政府官僚阶层的自主性以及日本所采用的产业政策和经济干预手段。自查默斯·约翰逊提出“发展型国家”概念以来,发展型国家理论已经成为解释东北亚(这里特指日本、韩国)20世纪60、70年代经济奇迹的重要理论。20世纪80年代以来,东亚奇迹成为国际学术界的热门研究课题,众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进行解析。其中有两种对立的观点,即坚信市场力量的新古典主义和强调国家关键作用的国家主义。国家主义者认为东亚成功的关键在于国家对经济进行了干预,对市场进行了引导。在这一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下,东亚特别是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实现了经济的迅速发展,并跻身于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行列。在国家与市场的相互作用中,国家起主导作用,市场不是自由市场,而是被引导甚至管制的市场。自发展型国家的概念出现以来,发展型国家理论就成了国家主义者最具代表性的表述。发展型国家代表的是国家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

总结起来,公认的发展型国家有四个特点:第一,持续的发展意愿;第二,具有高度自主性的核心经济官僚机构;第三,紧密的政商合作;第四,有选择的产业政策。[1]尤其是通过对韩国发展经验的探讨,学者们指出,这类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大都具备较强的干预能力、学习能力和协调能力,政府与商业之间建立了极为复杂而紧密的网络联系,在有选择性的产业战略指导下形成了特殊类型的发展模式。

这里主要以韩国为例介绍发展型国家。韩国政府主导型政策主要发端于朴正熙时期。关于强烈的发展意愿。朝鲜半岛南北对峙的处境是工业化的巨大压力之一。同时,这也有着地缘政治条件。韩国是在美国支持下成立的,至今还有美国驻军。美国出于国际战略的考虑,为了扶植发展样本和社会主义竞争,给予韩国大量援助,促使其尽快发展经济。所以,“在一个持续的军事竞争环境里,国家安全可能成为政府官员个人权利和财富最大化的先决条件。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随着外部军事威胁的加剧,把国家安全和个人利益等同起来,而工业化又是国家安全的根本保障,所以政府官员就有可能拥有共同的发展意愿。这样,发展型国家就可以成为国内层面的独立行为体。现代国家在欧洲的崛起就是这样一个持续的军事竞争环境所促成的。日本发展型国家也是在西方列强不断的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威胁下崛起的。韩国的发展型国家同样是在持续军事竞争的环境里形成的。”[2]

韩国的政府主导型发展体制、战略和产业政策。朴正熙1961年5月军事政变上台后,开始以政府主导,推进了韩国经济的有计划发展。他提出了“经济发展第一”的方针,运用强有力的政治权力,调动各种经济资源、社会资源和文化资源,排除各种传统障碍,整合各种社会矛盾,推动工业化进程。朴正熙曾研究过战后日本和德国的经验,认为政府都曾扶植私有经济部门,但抑制自己不去侵犯它。为了贯彻政府的这些发展意图,韩国建立了集权化政府经济决策体制。1961年7月,韩国设立经济企划院,负责宏观经济政策研究制定和处理全国经济事务。经济企划院是韩国政府中地位最高、最强有力的经济主管部门,被称为“超级部”。在具体的产业政策方面,韩国政府上世纪60年代中期提出了“出口主导型”经济开发战略,20世纪70年代以后,经济发展重点由轻工业转向重化工业,提出“重化工业化”经济开发战略,20世纪80年代以后,又提出“技术立国”等。同时,还根据经济发展战略,制定具体经济开发计划,并采取以自由与计划相结合为经济发展的指导原则。政府主导实施了一系列经济开发计划,并制定了几个五年计划,从1962年开始连续实施了6个五年经济开发计划。

值得注意的是,资本主义发展型国家的模式并不是仅仅在二战以后才出现,早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萌芽和产生期,一些后发资本主义国家就形成了发展型国家的雏形,并发展成为了资本主义强国。19世纪,当自由主义学说被经济学家们普遍接受的时候,在德国却出现了作为对立面的“历史学派”。德国历史学派强调各国经济历史发展的特殊性,主张国家干预经济发展。历史学派的先驱和创始人,经济学家李斯特全面批判了古典经济学的自由主义理论,提倡通过贸易保护和国家干预政策发展民族工商业。李斯特认为,“国家在经济上越是发展,立法和行政方面干预的必不可少,就处处显得越加清楚”,[3]“要使工业、海运业、国外贸易获得真正大规模发展,就只有依靠国家力量的干预,才能实现”。[4]“完全放任自流的产业转眼就会毁灭。国家如果让一切事物自行其是,无异于自杀。”[5]在这种思想和理论的指导下,德国政府大力扶植垄断资本,因此也取得了其它国家所无法企及的效果。德国政府认为,大型垄断企业远比中、小企业有效率而便于指挥,大而全的企业是“未来的道路”,发展大企业是促进民族海外竞争力、避免资本浪费、防止经济震动、确保国内社会和政治结构稳定的最好方法。垄断组织辛迪加、托拉斯和卡特尔的发展都受到国家的大力支持。德国政府还通过给予高利润的军事订货、实行出口补贴等手段,竭力扶植和加强垄断资本。政府还通过制定“公司法”等专门法规加强垄断组织的实力。正是由于政府的扶持,德国的垄断组织获得了比其它国家更显著的发展,使得经济取得了迅速的增长。日本于19世纪70年代初,在考察了欧、美诸国后,仿效德国模式,确立了依靠国家政权力量全力推进工业化的国家发展思路。到19世纪90年代初期,日本已有了自己的工业体系,初步实现了工业化,成为亚洲第一个实现工业化的国家,经济实力大增,为其最终成为世界强国奠定了基础。

二、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发展之路

社会主义从理想变为现实,从而开启了一条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发展之路。十月革命之后,列宁、斯大林结合俄国实际探索了一条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制度和现代化发展模式—社会主义制度和现代化发展模式。其基本制度内涵包括:政治上,确立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制度和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共产党在社会生活中的核心作用和领导地位、马克思主义在思想领域的指导地位、国家政权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经济上,生产资料几乎全部归国家所有,国家主要用行政手段来协调经济,实现对国民经济的统一领导和管理;在经济管理上高度集中化,国家通过指令性计划对生产的各个方面进行控制和监督。在发展模式上,第一,以高速度地发展国民经济为首要任务。第二,以重工业为固定的发展重点。第三,以高度集中的计划作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总之,十月革命后苏联探索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和现代化发展模式在资本主义的危机年代中显示了独特的优越性,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由苏联开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模式,尽管曾经对社会主义的高歌猛进起过巨大的作用,但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由于长期忽视社会全面协调发展,不注重根据时代的发展变化,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进行适当的调整改革,存在着严重的缺陷,从而导致了苏东剧变,苏联解体。

新中国成立后,开启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还力图摆脱苏联模式,试图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并提出了许多符合实际、有创见性的思想。总之,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走向社会主义,初步探索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以及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道路,并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基础。

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立足于中国的具体实际,在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领导中国人民开始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探索。邓小平领导全党创造性地构建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全新的社会主义观,比较系统地回答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认识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形成了邓小平理论,制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道路。

冷战结束后,在新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进一步发展了邓小平理论,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理论主张,不断改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继续开拓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对党的指导思想,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和地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基本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五位一体的总体格局等方面都做了深刻阐述,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丰硕成果。十八大报告中的这些重要的新思想、新论断,集中展示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所取得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进一步成熟和完善,为我们开创了一条崭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

三、两种发展路径的比较研究

比较资本主义发展型国家之路和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之路,两者最大的相同之处是政府主导,国家干预快速实现工业化。这是因为,发展中国家开启现代化建设之路时,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了垄断阶段,形成了垄断大资本,资本家与政府的结合日益紧密,国家逐渐加强了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和调节。同时,发达国家的垄断资本还力求控制发展中国家,以谋求垄断利润。所以,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当然也不能放弃政府这个有效的工具。而且发展中国家采用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还有自身特殊的原因。有学者指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是发展中国家,正是因为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内部尚不存在足以产生市场经济的力量。”[6]虽然国际机构、发达国家的自由化建议可以消除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所造成的“政策性歪曲”,但却无法消除“自然的歪曲”,即由于民间部门自身的弱小,尚不具备导致市场经济诞生的活力。况且,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落后国家弱小的民族资本根本无力与发达国家大的垄断资本竞争。所以政府在发展中要扮演“市场创造者”的作用,并扶植起民族资本和发达国家的垄断资本竞争。所以说,政府主导是落后国家发展经济必然的历史选择。二战后,发展中国家相继摆脱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枷锁,建立起民族国家。这些民族国家贫穷落后,建设资金缺乏。发展中国家既不可能像老牌资本主义国家那样通过“圈地运动”或对外掠夺这类血腥的原始积累方式来筹集资金,又面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巨大的压力。只能借助政府的力量,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模式,在政府主导下培育市场、完善市场、扩张市场,以内聚民力、外引资金,推动经济发展,提高国际竞争力。

这两种道路最大的不同之处是发展型国家的发展之路是由资本主义官僚阶层发动,走的是资本主义道路,不具有可持续性。这种道路获得一定成功后,形成了大资本为一己私利而误导国家的发展,解决不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基本矛盾;无法摆脱国际垄断资本的控制,政治经济上不具有独立性,因而不具有可持续性。而且这种道路因为发达国家大资本的影响和发展中国家的国情,不具有推广的普遍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确定以后,走资本主义发展型国家道路获得初步成功的仅有韩国等极少数的国家和地区,这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冷战时期出于制度竞争的需要有意扶植的结果,是极为特殊的事例。

为了详细探讨这个问题,这里从“军人政府”问题谈起,说明发展型国家之路不可能具有普遍性。发展中国家独立后由于处于社会急速转型中,资本主义民主化和法制化的程度又低,大量社会矛盾不能有序解决,政治局势不稳定,所以常常用军人干政的形式进行统治。韩国的朴正熙政权也是通过军事政变上台的,军人政府一般都具有某些“发展型国家”的特征。那么,那个时期的许多国家也存在着军政权,貌似独立于社会,怎么不能成为发展型国家呢?这是因为,一是这些国家政治经济改革不彻底,还存在着大种植园主等腐朽落后阶层,根深蒂固,易干扰政府决策。韩国土地改革中消灭了地主势力,资本主义经济又不发达,资产阶级中工商业阶层处于弱小状态,所以,资产阶级官僚阶层、政府的权威较大。二是如拉美国家,被称作“美国的后院”,处于美国势力范围之内,不在冷战前沿,有相对和平的环境,统治层发展意愿不太强烈;三是这种军政权只是资产阶级统治出现了危机,不得已由国家暴力出面来维持秩序,这种军政权首先得与能直接影响其统治的大的特殊利益集团进行联合和妥协;四是这些国家,像拉美,历史上就受国外资本特别是美国资本的影响很深,拉美的政治生态一般都是由传统的种植业势力、国外资本与新兴的国内资本的联盟和政治上不稳定的国家所构成的。除了落后阶层阻碍发展,最重要的是这些地区不处于冷战前沿,国外资本只看到眼前利益,只把它们看作是攫取的对象,谈不上扶植。而美国出于扶植韩国的需要,对韩国在对待国际垄断资本上的民族主义较为容忍。如20世纪70年代的韩国和巴西,这是两国发展的重要时期,几乎都可以被称为发展型国家,两国有很多相似之处(如军人专制,强调经济增长的目标,重视出口和外贸等)。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巴西出现了长期的经济停滞,而韩国却在这个时期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完成了工业升级,在汽车、精密电子等产业上能同日本和美国展开激烈的竞争。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保持民族经济自主性方面的差距。巴西的外资企业都分布在技术和资金密集型程度都很高的产业,而韩国的外资公司则主要分布在劳动密集型产业。1962—1969年,韩国共引进外资162.29亿美元,其中外国直接投资10.37亿美元,仅占6.6%。在1972—1976年,韩国的外资公司的利润返还占总出口额的0.6%,而巴西的外资公司的利润返还占总出口额的6.5%。[7]可以说,巴西受国际资本的控制较深。此外,朴正熙政府的政治资金来源包括韩国的发展资金来源,主要来自于美援,官僚阶层经济上的独立造成了政治上的独立。在韩国,由于美国的扶持,获得了大量的美援,政府又控制着金融机构和信贷。而民族资本家要生存和发展,必须依靠政府。因此,不是政府依赖企业主,而是大中小企业都依赖政府贷款。这样,政府具有极大的自主性而不受大企业的制约,在发展初期,可以很好地避免国内腐朽落后阶层阻碍官僚阶层制定正确的经济发展政策。

但是,发展型国家取得一定成功后,将受制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如培植起了大资本,大资本就会渗透进政府,干扰政府的决策,加剧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等等。更重要的是,他们受制于资本主义霸权国家,面临着发展的困境,从而无法获得持续稳定发展。资本主义霸权国家是不希望这些国家独立和强大的,要对其进行控制和盘剥。韩国等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由于没能抵御住新自由主义的蛊惑,在亚洲金融危机中,遭受到了重大损失。后又接受国际金融机构的要求进行新一轮自由化改革,向外资进一步开放,更加受制于国际金融垄断资本。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发展道路由共产党领导,走的是一条社会主义导向的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发展之路。因而对内能避免各种利益集团的掣肘,能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对外能有效维护国家的政治独立和经济主权,能坚决的走自己的路,这种道路具有可持续性。对比资本主义发展型国家之路的局限性和有限性,我们才能深刻地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的重大价值和意义。而且在当前这场世界性经济危机中,中国的经济保持了所有国家不可比拟的较高增长率和较好态势。这说明,中国虽然是不发达国家,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虽然尚未成熟和健全,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上还有较长的路要走,但是实践表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当然,目前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对我们提出了严峻挑战。在党的十八大上,胡锦涛同志强调要进一步树立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我们只有不断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坚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坚定不移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自觉抵制和反对封闭僵化思维和改旗易帜倾向对我国的影响;把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体系作为推进我国改革和发展的出发点,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优越性,才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始终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否则我们的现代化发展、民族复兴大业就会前功尽弃。

 

【参考文献】

1]〔美〕禹贞恩.发展型国家[M].曹海军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1.

2]朱天飚.比较政治经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221.

3][4]〔德〕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M].陈万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社,1997.150,155.

5]〔德〕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自然体系[M].杨春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社,1997.235.

6]〔日〕大野健一,樱井宏二郎.东亚发展经济学[M].史念译.北京:民族出版社,1999.180.

7]李明德,江时学.现代化:拉美和东亚的发展模式[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2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