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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淼:现代化发展路径比较研究——国际视野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来源:《理论月刊》2013年第10期

 

【摘要】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生,使人类从农业社会进入到现代工业社会,乃至所谓的后工业社会。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发展道路上,初步获得成功的道路有两种,一种是资本主义发展型国家道路,另一种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发展到今天,其重要代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以宽广的国际视野,正确比较这两种道路的异同、发展前途,才能深刻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价值和意义,才能更加坚定我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型国家;现代化

 

 

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使人类从农业社会进入到现代工业社会,乃至所谓的后工业社会。这也开启了落后国家摆脱贫穷落后状态、实现工业化、追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进程。迄今为止,对应于西方先进的工业化国家,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发展道路上,初步获得成功的道路有两种:一种是资本主义发展型国家道路,另一种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发展到今天,其重要代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指出:“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国家探索民族复兴道路,是极为艰巨的任务。九十多年来,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革命建设改革伟大胜利,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经受了历史和实践的检验,得到了全党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国际关注和赞誉。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既不同于西方先工业化国家的传统发展模式,也不同于资本主义发展型国家的道路,开创了一条崭新的科学、和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正确比较这两种道路的异同、发展前途,才能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价值和意义,才能更加坚定我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

一、资本主义发展型国家之路

1982年,美国学者查默斯·约翰逊提出发展型国家的概念。他在《通产省与日本奇迹》一书中用发展型国家一词描述日本在发展经济过程中政府官僚阶层的自主性以及日本所采用的产业政策和经济干预手段。自查默斯·约翰逊提出“发展型国家”概念以来,发展型国家理论已经成为解释东北亚(这里特指日本、韩国)20世纪60、70年代经济奇迹的重要理论。20世纪80年代以来,东亚奇迹成为国际学术界的热门研究课题,众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进行解析。其中有两种对立的观点,即坚信市场力量的新古典主义和强调国家关键作用的国家主义。国家主义者认为东亚成功的关键在于国家对经济进行了干预,对市场进行了引导。在这一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下,东亚特别是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实现了经济的迅速发展,并跻身于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行列。在国家与市场的相互作用中,国家起主导作用,市场不是自由市场,而是被引导甚至管制的市场。自发展型国家的概念出现以来,发展型国家理论就成了国家主义者最具代表性的表述。发展型国家代表的是国家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

总结起来,公认的发展型国家有四个特点:第一,持续的发展意愿;第二,具有高度自主性的核心经济官僚机构;第三,紧密的政商合作;第四,有选择的产业政策。[1]尤其是通过对韩国发展经验的探讨,学者们指出,这类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大都具备较强的干预能力、学习能力和协调能力,政府与商业之间建立了极为复杂而紧密的网络联系,在有选择性的产业战略指导下形成了特殊类型的发展模式。

这里主要以韩国为例介绍发展型国家。韩国政府主导型政策主要发端于朴正熙时期。关于强烈的发展意愿。朝鲜半岛南北对峙的处境是工业化的巨大压力之一。同时,这也有着地缘政治条件。韩国是在美国支持下成立的,至今还有美国驻军。美国出于国际战略的考虑,为了扶植发展样本和社会主义竞争,给予韩国大量援助,促使其尽快发展经济。所以,“在一个持续的军事竞争环境里,国家安全可能成为政府官员个人权利和财富最大化的先决条件。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随着外部军事威胁的加剧,把国家安全和个人利益等同起来,而工业化又是国家安全的根本保障,所以政府官员就有可能拥有共同的发展意愿。这样,发展型国家就可以成为国内层面的独立行为体。现代国家在欧洲的崛起就是这样一个持续的军事竞争环境所促成的。日本发展型国家也是在西方列强不断的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威胁下崛起的。韩国的发展型国家同样是在持续军事竞争的环境里形成的。”[2]

韩国的政府主导型发展体制、战略和产业政策。朴正熙1961年5月军事政变上台后,开始以政府主导,推进了韩国经济的有计划发展。他提出了“经济发展第一”的方针,运用强有力的政治权力,调动各种经济资源、社会资源和文化资源,排除各种传统障碍,整合各种社会矛盾,推动工业化进程。朴正熙曾研究过战后日本和德国的经验,认为政府都曾扶植私有经济部门,但抑制自己不去侵犯它。为了贯彻政府的这些发展意图,韩国建立了集权化政府经济决策体制。1961年7月,韩国设立经济企划院,负责宏观经济政策研究制定和处理全国经济事务。经济企划院是韩国政府中地位最高、最强有力的经济主管部门,被称为“超级部”。在具体的产业政策方面,韩国政府上世纪60年代中期提出了“出口主导型”经济开发战略,20世纪70年代以后,经济发展重点由轻工业转向重化工业,提出“重化工业化”经济开发战略,20世纪80年代以后,又提出“技术立国”等。同时,还根据经济发展战略,制定具体经济开发计划,并采取以自由与计划相结合为经济发展的指导原则。政府主导实施了一系列经济开发计划,并制定了几个五年计划,从1962年开始连续实施了6个五年经济开发计划。

值得注意的是,资本主义发展型国家的模式并不是仅仅在二战以后才出现,早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萌芽和产生期,一些后发资本主义国家就形成了发展型国家的雏形,并发展成为了资本主义强国。19世纪,当自由主义学说被经济学家们普遍接受的时候,在德国却出现了作为对立面的“历史学派”。德国历史学派强调各国经济历史发展的特殊性,主张国家干预经济发展。历史学派的先驱和创始人,经济学家李斯特全面批判了古典经济学的自由主义理论,提倡通过贸易保护和国家干预政策发展民族工商业。李斯特认为,“国家在经济上越是发展,立法和行政方面干预的必不可少,就处处显得越加清楚”,[3]“要使工业、海运业、国外贸易获得真正大规模发展,就只有依靠国家力量的干预,才能实现”。[4]“完全放任自流的产业转眼就会毁灭。国家如果让一切事物自行其是,无异于自杀。”[5]在这种思想和理论的指导下,德国政府大力扶植垄断资本,因此也取得了其它国家所无法企及的效果。德国政府认为,大型垄断企业远比中、小企业有效率而便于指挥,大而全的企业是“未来的道路”,发展大企业是促进民族海外竞争力、避免资本浪费、防止经济震动、确保国内社会和政治结构稳定的最好方法。垄断组织辛迪加、托拉斯和卡特尔的发展都受到国家的大力支持。德国政府还通过给予高利润的军事订货、实行出口补贴等手段,竭力扶植和加强垄断资本。政府还通过制定“公司法”等专门法规加强垄断组织的实力。正是由于政府的扶持,德国的垄断组织获得了比其它国家更显著的发展,使得经济取得了迅速的增长。日本于19世纪70年代初,在考察了欧、美诸国后,仿效德国模式,确立了依靠国家政权力量全力推进工业化的国家发展思路。到19世纪90年代初期,日本已有了自己的工业体系,初步实现了工业化,成为亚洲第一个实现工业化的国家,经济实力大增,为其最终成为世界强国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