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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争鸣

侯为民:改革思维、改革方向、改革推进与深化改革
 
 
 

——特定时期党的领导人重要论述及其启示

 来源:《改革》2013年第10期

 

【摘要】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提出的一系列关于改革的新思想、新观点,尽管各具其时代特点,但都既面向现实又围绕实践,构成了中国道路的理论和实践基础。这些具有时代背景的丰富论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永不停顿”的进取精神,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作出了符合实际的解答,给我国深化改革开放以重要启示。确立“不停顿”改革思维是深化改革的重要前提,确立正确的方向是改革取得成功的基本保证,理顺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是改革顺利推进的基础条件,确立马克思主义群众观是深化改革的可靠基础。

【关键词】改革思维;改革方向;改革战略;改革愿景

 

 

任何社会变革的产生,都和一定历史时期的特定要求相联系。社会主义社会的改革事业同样如此。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深化改革,没有现成的经验可资借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书写新篇章、开拓新境界,依赖于我国建立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离不开亿万民众的智慧和创造,同时也得益于党的领导人根据现实国情对社会主义发展“永不停顿”的深邃思考。

回顾和梳理党的领导人关于改革的重要论述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这一历史进程的延续。习近平同志指出,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活力之源,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100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在实践中体现为中国道路的成功,在理论上则体现为我国关于社会主义改革思想的日臻完善。在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每一个关键性的历史节点,党的领导人都能根据现实发展需要,对我国社会主义改革作出科学的决策。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提出的一系列关于改革的新思想、新观点,尽管各具其时代特点,但都既面向现实又围绕实践,构成了中国道路的理论和实践基础。这些具有时代背景的丰富论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永不停顿”的进取精神,激发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发展进程中内蕴的巨大活力。

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起步时期关于改革的思想

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中国革命胜利取得最终成果的标志,就是通过较短时期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在中国这样一个欠发达的东方大国基本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刚刚迈入起步时期这一重要的历史节点,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和经验进行了初步的总结。这些经验集中体现在毛泽东同志1956年发表的《论十大关系》一文中。

在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之际,改革问题就被提上日程,与当时我国发展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有关。当时的历史背景是我国尚处于解放初期,还没有管理全国经济的经验,因此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中采用了照搬前苏联的办法。运行到“一五”后期,前苏联体制的弊端已暴露出来。主要体现在: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统得过多、管得过死,不利于发挥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趋向单一的所有制结构缩小了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范围等。这些弊端在当时已对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产生不利的影响。因此,研究经济体制问题并进而通过改革加以调整是一种必然的选择。

毛泽东同志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建立以后还有一个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不能把社会主义凝固化,不能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一经建立就可以尽善尽美。不过,“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上,毛泽东同志提出了“社会制度还要改革”[1]的思想,并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改革问题。他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矛盾,仍要解决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只是其在性质上、状态上以及解决方式上与旧的社会制度有所不同。毛泽东同志还指出,社会主义改革的目的是维护和满足人民的利益:“生产关系搞的不对头,就要推翻它。上层建筑(其中包括思想、舆论)要是保护人民不喜欢的那种生产关系,人民就要改革它。”[2]这一论断从根本上体现了社会主义改革的性质和特点。

在如何进行社会主义改革问题上,毛泽东同志认为,不能混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界限,只有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商品极大丰富,才能实现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的转变。他对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发生作用的范围进行分析后指出,价值规律不仅在集体所有制的公社内部和集体所有制单位之间,而且在集体所有制单位和全民所有制单位之间、生产资料各部门之间都发生作用,要反对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无偿占有的办法。

在改革的方法论上,毛泽东同志提出,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服务,是改革的基本原则。改革就是解决矛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完善社会主义制度,通过更合理地调整人们的物质利益关系和权利义务关系来调动人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设想,即根据社会主义的物质利益原则完善经济体制,正确处理好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的利益关系,兼顾三者的利益。他指出:“把什么东西统统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3]解决这一问题要允许地方与国营企业搞一点“独立王国”,“不能把什么都集中在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4]也就是说,应在加强国家管理的同时,重视地方的独立性和主动性,否则就会窒息企业。这一改革思想,结合了我国当时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对我国后来的改革开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改革破冰期关于改革的思想

我国改革开放大船的启航,是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面对的国际背景和国内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从国际方面来说,20世纪60年代后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来自于资本主义世界的战争威胁在弱化,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开始进入低潮。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其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生产力水平快速增长,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使社会主义面临较大的挑战,一些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开始走上改革道路。从国内来看,由于我国经济体制僵化趋势没有从根本上扭转,我国经济活动效率低下,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难以充分发挥,导致我国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断拉大。

在这一历史性的关头,邓小平同志以解放思想为突破口,及时地提出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5]邓小平同志的改革思想以“进行机构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为起点,并最终在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得到明确,即改革在性质上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我们改革经济体制,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环节和方面。”这个决定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观点,并将建立适应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确立为改革目标,从而为改革奠定了理论基础。

改革的破冰一方面有来自体制的羁绊,另一方面有来自人们观念上的阻力。针对前者,邓小平同志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中提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6]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出路在于改革,通过调整不适合现实国情的经济体制,使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他后来对此总结说:“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之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7]针对后者,邓小平同志提出:“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8]针对社会上将社会主义改革与革命对立起来的错误观点,他提出,改革与革命都是解决社会基本矛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基本形式和基本途径。社会主义制度要发展完善,必须始终遵循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状况的规律,只有不断改革生产关系,改革与社会主义初级发展阶段的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上层建筑,才能真正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1978年,在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后,他明确指出:“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9]这样,就深刻地揭示了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从而将改革置于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前途命运的高度。

关于社会主义改革的方法论问题,邓小平同志也作了科学的阐述。针对改革之初无现成的经验可循的局面,他提出了“摸着石头过河”的观点:“我们现在做的事情都是一个试验。对我们来说,都是新事物,所以要探索前进。”[10]这种探索前进的办法,一方面可以在实践中逐步积累经验,另一方面可以通过试点、试验的方法逐步推进,进而克服改革中的畏难情绪并有效化解改革面对的系统风险。在经济改革领域,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判断改革开放成败得失的“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并对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防止改革陷入失败的可能性提出了警告。

此外,邓小平同志还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相互促进的观点。他明确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化’成功。”[11]针对我国政府管理体制和职能改革滞后、影响改革深入推进的实情,他及时指出:“不搞政治体制改革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12]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他多次强调要本着三个目标进行:一是增强党和国家机构的活力;二是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三是调动基层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他说:“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首先是党政要分开,解决党如何领导、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要把党政分开放在第一位。”[13]政治体制改革的“第二个内容是权力要下放,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同时地方各级也都有一个下放权力问题”[14]。他还提出,要推进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加强人民代表大会的立法和监督职能,围绕各级领导班子进行“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建设,并力主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这些关于改革丰富内涵的论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内容,对我国坚持社会主义改革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确立时期的改革思想

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革进程中,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是一个具有特定历史意义的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既有关于改革方向、方式的争论,又有新旧体制各种力量的交锋。来自国内外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使我国社会主义改革面临着艰难的抉择。正如历史所表明的,20世纪80年代末由于东欧剧变和前苏联解体的影响,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谷,国内外针对社会主义改革方向和未来命运的争论开始回潮。单纯就国内情况而言,这种争论应当说有着深刻的经济原因。一方面,由于我国对社会主义和商品经济不兼容问题的理论突破以及改革的梯次推进,市场机制开始发挥调节作用,导致地区差距、行业差距和贫富差距开始出现,不同社会群体的心理取向和行为选择开始分化;另一方面,由于原有体制决定的利益格局及改革中不规范因素的影响,改革的推进遇到来自多方面的阻力。在这一历史时期,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围绕继续推进改革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

一是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在改革探索中,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应确立什么样的目标模式,有一个曲折的认识过程。党的十二大对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设想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立“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在党的十三大报告中,我国提出建立“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的目标。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提出“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1992年6月,江泽民同志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概念,使我国对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认识取得重大突破。在党的十四大上,江泽民同志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15]这一目标定位,解决了关系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理论问题,也为多年争论不清的关于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划上了句号。

二是阐明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性质和本质要求。江泽民同志在总结改革开放20年来的主要经验时指出:“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这几个字是不能没有的,这并非多余,并非画蛇添足,而恰恰相反,这是画龙点睛。所谓点睛,就是点明我们市场经济的性质。”[16]针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涵,江泽民同志指出,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和加强宏观调控不可偏废,两者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本质要求。他指出:“要使我国经济富有活力和效率,必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不过,“市场也存在着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的一面,国家必须对市场活动加以正确指导和调控。”[17]这些论述,对于我国保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和维护社会主义国家的宏观调控优势,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

三是在勾勒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框架基础上,提出了坚持社会主义经济的具体内涵。针对改革推进过程中公有制经济存在形式多样化的实际情况,江泽民同志指出:“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18]他科学地指出,经济改革中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一方面要体现在量上,即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另一方面更要体现在质上,即保证国有经济能够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发挥其对经济发展的主导作用。与之相应,他将转换国有企业的经营机制作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中心环节。这一论述,既明确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制度,重视了国有经济对国民经济命脉的控制,也促进了各种所有制经济通过市场竞争发挥各自优势和共同发展。针对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后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新问题,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提出:“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他还提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19]的指导原则。此外,还及时提出了“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20]的论断。这些论述,为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调节收入差距过大和规范分配秩序提供了依据,使社会分配公平与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经济效率实现了内在的统一。

四是关于改革方法和推进步骤的论述。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没有现成的经验和模式可以借鉴,改革需要稳妥,但又不能错失机遇。对此,江泽民同志指出,改革“既要作持久的努力,又要有紧迫感;既要坚定方向,又要从实际出发,区别不同情况,积极推进”,并且“必须抓紧制定总体规划,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21]。他高度重视改革措施和方案的难易选择和实施步骤问题,指出:“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易后难,由浅入深,循序渐进,避免发生大的社会震荡。”[22]在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江泽民同志也高度重视推进政治体制、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的配套改革,使各领域和各层面的改革相互促进。简言之,在改革方法上,使改革的力度、速度与社会可承受度相适应。

四、进入21世纪后我国经济快速发展时期的改革思想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巩固,我国经济社会进入快速发展时期。进入21世纪,胡锦涛同志对我国的改革进行了全方位的思考,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思想观点。

一是提出了全面的改革观。胡锦涛同志提出:“中国的改革是全面改革,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23]这一论断适应了我国经济多年快速发展后社会转型的客观要求。众所周知,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整体实力大大增强,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经济活动效率低、经济结构失衡、收入差距拉大、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经济发展与生态建设不同步等现象也日益凸显,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顽疾。提出全面改革的任务,就是要克服我国过去改革中存在的问题。这一改革思想的指向,就是从根本上树立科学发展观,使发展这个第一要义始终围绕“以人为本”的核心,使改革服务于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发展要求,使统筹兼顾成为推进改革的内在原则,从而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基础。在对待改革的工作方法和态度上,他提出要“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胡锦涛同志还提出,要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不断促进经济效率提高、促进社会和谐。这些论述,为改革任务繁重的历史新时期如何推进改革提供了理论指导。

二是对我国社会主义改革经验进行了全面总结和提炼。胡锦涛同志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成就,根本的原因在于坚持了“十个结合”: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结合起来,把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同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结合起来,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把推动经济基础变革同推动上层建筑改革结合起来,把发展社会生产力同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结合起来,把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把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把促进改革发展同保持社会稳定结合起来,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同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结合起来。这样,就系统地从理论上总结了我们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摆脱贫困、加快实现现代化、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宝贵经验,从而揭示了我国改革开放历史成就的关键立足点、根本路径、成功真谛和外在条件。

三是提出了“两个注重”和“提高两个比重”的改革要求。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同志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他还指出了实现公平的途径:“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24]这一论述,突破了过去“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狭隘思维,澄清了实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目标导向。

四是在政治体制改革领域,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依法治国的新见解。胡锦涛指出:“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深化,与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25]将人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参照标准之一,适应了新时期特别是互联网时代开展政治工作的客观需要。他还提出,深化政治体制改革要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为取向。这一定位,从三个不同维度明确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对我国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有重要的价值。

五、改革进入深水区后我国关于深化改革的思想

经过30多年先易后难的渐进改革,当前我国的改革已步入深水区。在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我国既面临其他崛起的大国曾经面临的难题,如大国崛起受到的外界掣肘、内部结构调整的迟滞、社会转型的困惑、生态环境的恶化等一系列挑战,更面临着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的艰巨使命。可以说,当前我国推进改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前所未有。习近平同志指出: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也永无止境,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因此,要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既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又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做到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针对新一轮的全面深化改革,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同样作出了新的论述。

一是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习近平同志强调,改革开放是一场深刻革命,必须坚持正确方向,沿着正确道路前进。在方向问题上,我们头脑必须十分清醒,不断推动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一论述进一步明确了我国改革开放的方向、立场和基本原则。只有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提下,坚定不移地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生态体制改革,推进党的领导体制与工作机制的改革,我国现代化建设才能从根本上实现各个环节和各个方面协调统一,才能使我国的生产关系不断地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使上层建筑服务于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二是深化改革中必须坚持的方法论。习近平同志指出,摸着石头过河,是富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革方法。摸着石头过河就是摸规律,从实践中获得真知。改革开放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坚持全面改革,在各项改革协同配合中推进,同时要坚持改革发展稳定的统一。必须坚持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坚持在党的领导下推进。他还强调指出,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改革开放中的矛盾只能用改革开放的办法来解决。

三是全面深化改革需要权衡的主要因素。习近平同志强调,必须从纷繁复杂的事物表象中把准改革脉搏,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在规律,特别是要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关系,处理好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关系、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的关系、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胆子要大和步子要稳的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26]这五个关系的判断,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普遍联系的基本原理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观点,为推进各项制度改革提出了指导性意见。

四是完善深化改革措施所需要具备的基本条件。习近平同志将调查研究看作推进新一轮改革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他指出:“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更没有决策权。研究、思考、确定全面深化改革的思路和重大举措,刻舟求剑不行,闭门造车不行,异想天开更不行,必须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27]从市场体系、经济制度、宏观调控、社会活力、公平正义和党的建设等六个方面,他进一步具体地界定了调查研究的重点内容。这一论述不仅为如何深化改革奠定了基础,也为新时期我国寻找新的改革突破口指明了方向。

六、党的领导人关于改革思想重要论述的启示

回顾和总结不同历史时期党的领导人关于社会主义改革事业的论述,尽管各有其时代特点,但在基本精髓上是一以贯之的。这些论述从各自的时代要求出发,围绕不同重要和主要方面,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作出了符合实际的解答,给我国深化改革开放以重要启示。

(一)确立“不停顿”改革思维是深化改革的重要前提

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一个长期的历史征程,在实现长远目标的进程中,其自身也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总需要面对一些新的事物、新的问题和矛盾。只有根据形势的发展不断调整现实的生产关系,才能最大限度地促进生产力快速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并展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恩格斯早就指出:“我认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28]以僵化的、停滞的思维看待改革,容易使我们陷于片面,而失去调整和发展的有利时机。

坚持改革不停顿,实质上就是要求不断解放思想,时刻根据现实的发展来确定改革和发展任务。当然,树立“永不停顿”的改革思维,并不意味着在一切领域都要“以新换旧”。在实践中,需要防范一些地区和部门在新理念、新做法的名义下,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发展目标和要求,沉溺于“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同时,在改革涉及局部或个别群体利益时,也要及时排除其对公众利益的侵蚀乃至对全局利益的干扰,防止其对深化改革起阻碍作用。

(二)确立正确的方向是改革取得成功的基本保证

我国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本质上要归功于党带领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抉择。在中国这样的大国进行现代化建设,离开社会主义基本原则行不通。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只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我国才最终探索出一条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社会主义大国快速发展与和平发展的新道路。西方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历史上曾经走过的发展路径,对中国来说是一条死胡同。

坚持深化改革的正确方向,需要从根本上坚持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和优势的因素,如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奋斗目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

(三)理顺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是改革顺利推进的基础条件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发展转型的关键时期,现实中的问题千头万绪,各种深层矛盾错综复杂,需要全面分析改革的重点和难点。邓小平同志在谈到改革时曾经指出:“胆子要大一些,步子更快一些”,但也同时指出,“有错误就赶快改,小错误不要变成大错误。”这就是说,对于那些符合社会主义发展方向且得到人民群众拥护、易于见到成效的改革措施,要及时地出台,防止延误改革时机。对人民群众难以承受、提出较多意见或容易导致大量社会矛盾的改革方案,则不能将眼光单纯地放在发展上,不能为了改革而改革。我国改革以来的经验表明,改革、发展和稳定需要综合权衡,全面兼顾。加快改革可以更有效地应对国内外复杂多变的形势,有利于抢占先机,把握主动权。发展的问题解决得好,可以使人民群众得到实惠,并增强解决发展难题的能力,有利于保持社会稳定。不过,改革方案的不科学或时机不恰当,对经济社会发展也会带来不利影响,并进而影响到社会稳定。特别是当前改革中处理我国财富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生产与消费结构性失衡,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互掣肘等“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更需要统筹兼顾,合理安排。

(四)确立马克思主义群众观是深化改革的可靠基础

人民群众创造历史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其前途和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因此,深化改革不能脱离群众,不能失去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否则再好的改革设计也会最终走向失败。当前,在深化改革上应坚持马克思主义群众观,重点是贯彻以下三项原则:一是改革目标的设计必须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归宿,在社会改革方案中照顾到不同阶层群众利益,使广大人民群众真正能够通过推进改革在总体上得到实惠,人民真实生活水平在改革中得到切实提高。二是改革方案的制定要充分征求不同社会阶层的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见,使改革方案具有更广泛的民意基础。同时,要积极关注社会舆论的变化,以正能量和科学决策引导社会舆论的走向,积极化解改革遇到的阻力。三是改革方案的实施要认真汲取来自群众的新做法和新经验,善于把群众吸纳到社会改革的进程之中,通过合理安排改革重点和科学把握改革节奏,化挑战为机遇,保障改革的顺利进行。

 

【参考文献】

[1][2]《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318、319页。

[3][4]《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729、727页。

[5][6][8]《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31、149、243页。

[7][10]《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70、174页。

[9]《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50页。

[11][12][13][14]《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38、138、140~141、140页。

[15][22]《江泽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26、254页。

[16]《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69页。

[17][18][21]《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67、467、228页。

[19][20]《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550页。

[2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卷),人民出版社,2005年。

[24][25]《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7年。

[26]《全面深化改革要处理好五大关系》,《人民日报》2013年7月24日。

[27]《全面深化改革要深入调研六个方面的问题》,《人民日报》2013年7月25日。

[2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