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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论丛

赵冰冰:从贤能政治看中国政治话语表达
 
 
 

  我们已经进入了这样一个时代:东西方的政治价值观正在被重新审视和革新。如何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201310月中旬,一个名为《领导人是怎样炼成的》的动画短片视频在优酷网上线,用幽默简洁的语言介绍中国领导人的选拔过程,比较中美英三国官员选拔和考核制度。10天之内,该短片被点击、转发超过1000万次,英文版被播放超过10万余次。这一现象也引起我们对政治话语表达的更多思考。

  一、贤能政治受到了多方关注

  一段时间以来,以贤能政治为主题的对话和研讨会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目光和参与。

  风险投资家李世默日前在《耶鲁全球》刊文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共成功的关键在于其体制的内在因素。数十年来,中共已发展出一套训练、考验、选拔国家领导人的机制。当今世界无数国家实施了被包装成灵丹妙药的民主选举,而国家却停滞不前。中国通过选贤任能的选拔机制所取得的成就让他们望尘莫及。

  和他持相似观点的还有加拿大籍学者贝淡宁。他在多篇文章中提到,中国贤能政治的优势明显。党员干部需要经历严格的人才选拔过程,只有那些表现优秀的人才能走上高位。领导人可以不把时间和金钱浪费在争夺选票上,而只需要努力增长知识和才干。

  《领导人是怎样炼成的》的动画短片视频在优酷网上线后,不但被大量点击、转发,而且引起国外媒体的高度关注,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等迅速跟进报道,并对视频内容大量直接引用。该片对美国竞选的主要概括是:“要拉队伍、组班子,到处演讲、辩论、筹款,击败诸多竞争者,才能入主白宫”。这一年多的历程,没有雄辩的口才,超强的体力,尤其是源源不断的雄厚资金,那是万万走不下来的!2012年美国大选两个总统候选人花掉了20.4亿美元!“美国政治偶像”的选举可比成为“美国偶像”难多了!

  中国的情况是:领导人可能出身任何行业,如大学生、工人、技术员、记者、老师……总之,重要的是你要在本职岗位上足够优秀。在中国,干部是分级别的,一般都要从低级别的基层做起,逐级晋升,脱颖而出成为正部级干部的几率只有1.4万分之一。平均所需时间至少要23年。

  该片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为例,说他从中国最基层一级——相当于欧美的社区干起,到县、市,再到福建、浙江、上海等好几个省、市的一把手,然后到国家副主席,再到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至少经历了16次大的工作调整,治理过的地区人口累计超过1.5亿,这一过程前后用了40多年时间。

  2012年中国共产党十八大诞生的新一届领导集体个个都是这样一步一个台阶迈上来的。7位新常委曾任职的地方占到了中国版图的一大半。其中的大部分省市,无论是人口、GDP总量,还是综合发展指数,都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

  因此,一个党员成为国家领导人之前,已经自下而上地经历了各种急难险重任务的考验,更重要的是已经层层参与了很多重大战略和政策的讨论与制定。所以这么多年来,虽然领导人不断更替,但中国各方面政策始终能够保持基本稳定,国家发展战略也得以长期贯彻,这就是“中国奇迹”背后的“中国奥秘”之一。

  结论:条条大路通总统,各国各有奇妙招! “全民总动员”、“一战定乾坤”式的票决也好,“中国功夫”式的长期锻炼、选贤任能也好,只要民众满意、国家发展、社会进步,这条路就算走对了。

  该片用现实案例和权威数据生动诠释了中国的贤能政治。对此,不但数量众多的中国网民总体评价积极,从国外网民在外媒报道下的跟评看,虽然也有一些质疑,但内容以通过了解中国,思考本国选举制度为主,少有针对中国政治制度的负面评论。

  上述重新关注并解释贤能政治的原因至少有三个:其一,贤能政治长期以来是中国政治文化的核心;其二,西方民主是一种有缺陷的政治体制,而贤能政治有助于弥补其部分缺陷;其三,过去30多年里,中国共产党本身正变得越来越崇尚贤能。

  二、贤能政治与中西方政治文化

  贤能政治是中国政治文化中的一个重要主题。在皇权时代的中国,贤能政治依靠科举制度使优胜者博取功名与权力的途径制度化。无论该体制有何缺陷,它确实提供了选拔贤才的最低标准,并带来了适度的社会流动。科举制度传播至韩国、越南,同时影响了西方国家公务员考试的发展。二战后,东亚国家的快速发展,至少有一部分原因应归结为按照贤能标准选出的政治统治者所作出的周全决策。调查显示,受儒家传统影响的东亚各国普遍支持贤能政治的理念。

  李世默认为,具有上千年历史的帝国官僚体系是中国的政治中坚和文化传统,今天中共的组织部门创造性地继承了这一独特的历史遗产,并制定了现代化的制度以培养当代中国的政治精英。作为新一代领导人的缩影,习近平的政治生涯充分证明,选贤任能体制是当代中国政治的巨大驱动力,所有位高权重者无不是一步一个脚印,履历扎实丰富。

  与此相对应,一些学者认为,西方民主存在四大根本问题:

  第一,在一人一票制度背后,常常引申出人们对精英甚至政府权力的怀疑。这在美国导致了一些有趣的现象。在2004年美国大选中,布什班子成功地将竞争对手克里描述成东海岸的精英。但事实是,布什家族也来自东海岸,并实际上比克里家族要显赫得多。小布什和克里同样上的是耶鲁大学,参加了同一个耶鲁大学内部的精英组织。并且,美国大多数人不知道的一个事实是,小布什的大学平均成绩比克里还要稍高些。布什阵营对布什背景的掩盖和对克里的攻击,是一人一票背后之反智、反精英的意识形态所带来的政治文化怪胎。此外,美国政客为了被选进中央政府,经常要吹嘘自己是局外人,而他要在政府里做的事是(最大限度上)消灭政府。当一个国家的统治者一直充斥着蔑视政府,也就是他们自己的人,我们可以想见即使那些选他们的人也不会太尊敬他们。这大概是为什么在对美国人与政治机构尊敬程度的大多数调查中,最代表民意的美国国会往往得分最低,而全是任命不是选举产生的最高法院、军队、联邦储备银行得分最高。

  第二,一人一票制缺乏有效的机制考虑非选民的利益。因此,民主在应付下述问题上就有根本困难:财政赤字(即把将来国民的钱花在这一代选民身上)、环境问题(即把将来国民的资源花在这一代选民身上)、对在本国居住的外国人(合法与非法的移民)之处理,以及对外援助和其他涉及外国人利益的政策。比如,在美国,那些与工人利益有关的利益团体(工会以及被这些工会所支持的民主党),经常支持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而这些政策往往会伤害经济相对不发达的外国工人的利益。

  第三,与第二个问题相关,在现有选民中,强势的声音往往压制那些沉默的和被沉默的选民。这是导致民主国家种族问题的一个原因。特别是在那些新近民主化的国家里(这些国家的法治和人权保护尚未健全),其民主化往往伴随着种族清洗。

  第四,即使对于那些可以表达自己利益的选民,他们是否是自己利益的最佳裁判,也十分可疑。如很多政治观察家所指出的,(美国)公众对政治的可怕的无知是一个“六十年来现代公共意见研究”所很好地建立起来的事实。

  由以上因素共同导致的问题之一是外交政策。外交需要专门知识、耐心甚至是痛苦的对话和长远规划。但正如基辛格所指出的,在一个一人一票的民主制中,比如美国,外交政策经常被一时的公众情绪影响。这一情绪常取决于电视里报道了什么,而不是什么在国际外交事务里最重要。另外一个影响外交政策的是国内政治交易,即支持某项外交政策的议员或行政官员经常会通过答允支持另外一个议员或官员的一个国内项目以换取后者对该外交政策的支持。这些因素明显与外交政策的真正需要背道而驰。

  作为一种政治理想,贤能政治,西方也称为精英政治,与民主制一样古老。在古希腊,柏拉图就曾在《理想国》中对一种贤能政治的理想进行了辩护。美国的开国元勋和约翰·斯图亚特·密尔、托克维尔等19世纪的理论家曾提出将民主制与贤能政治相融合的政治主张。然而,关于贤能政治的理论几乎从现代西方政治论著中消失了。

  如果西方民主制仍被认为是最好的政治制度,那么关于贤能政治讨论的稀缺或许不会成为问题。但是,中国的崛起给西方民主制的可输出性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即使是坚决主张自由民主制已经击败了所有对手,并认为历史正趋于终结的弗朗西斯·福山,最近也表示“美国的民主或许教不了中国什么”。在自由民主制里,选举系统本身也引发了批评:美国乔治·梅森大学教授布赖恩·卡普兰的著作《理性选民的神话》,通过大量实验研究显示,选民经常是非理性的,他建议以选民能力测试为补救。学者詹森·伯南表示,如果选民们无法做出有道德依据的政治判断,就应该远离投票点。然而,现实是,西方的民主制仍然非常固执地与一人一票的选举方式联系在一起,并且任何希望给出改进这套系统建议的人都被认为超出了(道德上)可接受的政治辩论的语境。(参见贝淡宁:《贤能政治是个好东西》)

  事实是,贤能政治的实践并非中国所独有。最著名的是,新加坡政府明确地以其贤能政治统治为自豪。此外,法国ENA的中坚力量被明确地计划来训练政治领袖。在美国,联邦储备金监察小组和美国最高法院的成员也部分(如果不是主要的话)以能力为基础来进行选拔,并且他们被明确地与选举程序的压力隔绝开来。

  三、贤能政治与中国政治话语的国际表达

  如何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是当前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中国传统有许多与当今中国和全世界密切相关的宝贵的政治哲学遗产。因此,澄清中国传统政治价值观并使之体系化,并最大限度地使这种价值观在道德上可取、在政治上可行、在国际上“制造同意”,就变得非常重要。

  儒学是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政治传统,在过去十余年间,对于儒学的新解释推动着中国政治思想的拓展:儒家关于贤能政治和王道的学说引发了关于中国软实力的辩论,儒家关于读经的观念引发了教育改革的试验,儒家关于和谐、礼仪、调解的学说引发了看待社会和经济冲突的新方式,儒家关于“仁”和家庭承担学校道德教育职能的学说引发了与女性主义理论相关的大量对话。然而,仍有必要进一步系统地思考儒家政治已有和潜在的贡献。

  当然,贤能政治的实践并不总能达到理想的状态,这引发了有关贤能政治应该被如何改良,以产生执政能力更高的政府的思考。因此,我们仍需要提出优秀的领导者应该如何被选拔的问题;一旦他们被选拔出来,何种政治实践和制度设计能提升其管理能力的问题;以及降低其滥用权力的风险的问题。考虑到贤能政治的理念可能更深地根植于东亚社会的儒学传统,应该多了解东亚地区贤能政治的理论和实践,但同时也要学习其他社会的经验。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对于选举到底说了什么?如何定义政治特长?关于政治领袖必不可少的政治能力和美德的评判标准是什么,它能给今天的政治思想带来什么启迪?在什么意义上中国的政治实践和制度是建立在贤能基础上的,它又能给今天的政治制度和领袖选拔带来什么启迪?在西方民主的总体架构里,是否可能吸收贤能政治实践的优点?如果可能,如何吸收?如果不可能,政治体制应该被如何改造,以避免在非民主的语境下专制权力的滥用?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贤能政治有过怎样的历史,过去的经验将如何帮助我们提升今天的贤能政治?今天的贤能政治实践是怎么样的,从其产生的后果来看,它的优点和缺点是什么,如何进一步提高?等等。

  从政治传播的技术层面来看,也许我们还应该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简化概念,具象表达。就好比“全面小康”的概念一样,翻译得再准确一般外国人也是难以理解的,如果把它简化为“两个百年,两个翻番”就容易理解得多。同样,“民主集中制”等概念对于外国人,也是完全没有办法理解的,我们或许可以把它归纳概括为:整体架构:基层民主+顶层精英;执政参政:党内民主+党际协商;干部选拔:民主推荐+集体研究,公开选拔+民主测评;反腐倡廉:(党外)民主监督+(党内)依(党)章管理;等等。这些概念或许并非面面俱到,但容易被理解、记住乃至认可,较之“正确而无意义”的概念表述,更符合“制造同意”的传播及政治公关规律。

  2.少讲理论,多讲事例。上文中提到的习近平主席的事例自不必说。贝淡宁在一篇文章中还提到令他印象深刻的一位中央领导介绍的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长的选拔过程。首先是包括退休干部在内的提名,获得较多提名的候选人将进入下一个环节。接下来是考试,试题包括如何当好秘书长等。十几个人参加考试,之后有5位入选下一轮。为确保过程公平,考试答卷要被张贴到走廊供所有人判断。之后是口试,考官专家组由部长、副部长和大学教授担任。为确保透明和公开,为秘书长工作的一般干部可以旁听、监督整个过程。之后,人事部门将组成一个检查组,考察各位候选人的政绩和品德,品德的表现更为重要。这一轮中选出两位进入下一阶段。最终的当选者由一个12位部长组成的委员会投票产生,至少需要获得8票。如果首次投票没有人获得8票,部长们将做进一步讨论,直到2/3的评委就当选者达成一致。在我们与外宾交流的工作经验中,相比干巴巴的理论阐述,包含了大量细节的类似案例的介绍总是相当有说服力、甚至令外宾赞叹不已的。

  3.立足共性,宣讲特色。比如,关于中国梦。中国梦首先是梦想。梦想是人类对更为幸福美满生活的向往与追求,体现了“我们行走在尘世中,但我们仰望星空”的情怀,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其次,中国梦是人类这种共通的梦想在当下中国的具体体现。这就好比凡是人饿了都想吃东西,但南方人喜欢吃米,北方人喜欢吃面,中国人吃四菜一汤,老外吃火腿煎蛋。以前穷的时候我们想吃细粮白面,现在“三高”了,就追求粗茶淡饭。这样简单明了、求同存异的传播,对外可以达到由“同情”到“同意”,对内则是由“同心”到“同德”的效果。一定意义上,公共外交也好,国际传播也罢,就是“国际民心工程”或“国际统一战线”。求同既是目标,也是基础和起点。千万不可把“特色”整成“例外”。

  4.分众分区,因人而异。传播如播种,要想“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就得向农民学习种什么和怎么种,以结果为导向。比如种什么,不是取决于我们有什么种子,而是取决于我们面对什么样的地。再肥沃的土壤也并非适合所有的花,比如沙漠就是仙人掌的乐园。所以要旱地种小麦,湿田种水稻。如此方能占尽地利。具体到传播,就是分区分众的传播策略。不要幻想大而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外宣品。

  5.把握时机,善设议题。要因时而动。具体而言,既要善借东风,用好已有的多边、双边平台,各种交流渠道,也要主动谋划活动、设置议题,以形式多样的外宣品搭配不同形式的活动。此外还要动态操作。要及时浇水、施肥、锄草……不要指望一劳永逸,要不断传播、评估、调整、再评估,循环往复。

  在外界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决定收获的最根本和最关键的因素其实是种子——我们自身做得如何。我们传播中国,希望别国他人理解支持,那我们首先也要理解别人,最大限度地包容互鉴,这样才能达到共同改良品种的目的,以利于共同的可持续发展,最终实现美己之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红旗文稿》2014年第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