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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调查

胡守勇:新生代农民工政治意识文明建设推进策略——基于城市社区建设的视角
 
 
 
 

 

【摘要】推进新生代农民工政治意识文明建设正恰逢其时,但面临政治权利悬空、社会生计困难、社会心态亚健康、政治文化多元杂陈等挑战。应把城市社区建设作为推进新生代农民工政治意识文明建设的突破口,建设公共服务普惠型、社群关系包容型、政治人格孵化型、公共精神培育型社区。让城市社区成为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空间、精神家园和政治意识培育场,同步推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与政治意识文明建设。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政治意识文明;城市社区建设;城市融入

 

 

一、引言

政治文明建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布局中具有重要地位。作为政治文明构成的政治意识文明指的是人们在政治生活过程中形成的,建立在一定社会生产方式之上的,对政治发展有积极意义的文明的政治意识形态、文明的政治心理、文明的政治思想和文明的政治道德,是包括公平、正义、权利、义务、法治等进步的政治理念的总和,是政治意识领域取得的积极成果或进步状态。①

新生代农民工一般是指20世纪80年代后出生的农民工,这是一个伴随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伴随经济社会快速转型,基本脱离农村而又没有真正融入城市、尚处于社会结构中第三元状态的庞大社会群体。②推进其政治意识文明建设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一是数量大。国家统计局《2011年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显示,中国农民工的总人数已超过2.53亿;国家人口计生委《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2》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已占劳动年龄农民工的44.84%。③伴随城镇化的推进,这个群体的数量和在农民工群体中的比重还会上升。二是地位弱。作为农民工群体中的亚群体,尽管他们比父辈们接受了更高的文化教育、追求着更高的职业期望和生活理想,更愿意创新、更具有个性,但城市户口、住房、医疗保障、职业发展、权利诉求……这一切依然离新生代农民工很遥远,仍然处于整个社会结构的底层,游离于城市制度之外。④三是功能强。新生代农民工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生力军,在实现城乡协调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加强新生代农民工政治意识文明建设的推进策略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城市社区作为一个综合性载体,是从操作层面推进新生代农民工政治意识文明建设的突破口。本研究试图在分析新生代农民工政治意识文明建设现实困境的基础上,提出以推进新生代农民工政治意识文明建设为目标的城市社区建设策略。

二、新生代农民工政治意识文明建设的现实困境

推进新生代农民工政治意识文明建设正恰逢其时,这既有落实五位一体建设总布局的内在要求,又有涉及新生代农民工社会问题对政治意识文明建设的倒逼压力,还有新生代农民工强烈的政治参与愿望和不断提高的法制意识、公民意识、民主选举意识、政治参与意识、社会公德意识以及社会责任意识等主体条件。与此同时,还面临四个方面的现实困境。

1、政治权利悬空使新生代农民工政治意识文明建设缺乏实践支撑

政治意识文明建设离不开生动的政治实践活动。在法律层面,我国公民的政治权利是相对完整的。《宪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等法律对包括新生代农民工在内的全体公民的政治权利的规定日益完备,实行了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的规定,实现了“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是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除外”的基本精神。但在运行层面,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权利却处于一种悬空状态。现行政治权利行使的制度设计是一种基于至上而下、城乡二元的控制性格式化模式。由于工作地域与政治参与属地差异影响,新生代农民工既无法回归农村政治生活又不能融入城市政治生活,其政治参与因身份与地位的特殊性而被边缘化的问题日益凸显。主观方面,新生代农民工走出校园后就直接到外地务工,已经完全脱离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不少新生代农民工都在外地婚恋,个人利益与户籍所在地的关系越来越疏远,体现在政治权利的行使上,参与意识越来越弱。据徐媛媛调查,在参与户籍所在地村干部选举的态度上,“想当,并会努力争取”的农民工只占37.3%,而选择“无所谓”和“不想当”的比例超过了62.7%。而在居住地的选举中,受到户籍身份的限制,没有权利参加居住地的一些重要政治活动。根据邓秀华的调查,对于“是否参加过打工地所在城市社区居委会的选举”,只有6%的新生代农民工表示参加过,90%的人表示没有参加过,4%的人表示记不清。政治权利的行使是推进新生代农民工政治意识建设的基本途径,政治意识和民主选举等政治活动是相辅相成的,政治权利悬空使新生代农民工政治意识文明建设缺乏实践支撑。

2、社会生计的困境削弱新生代农民工对国家政治体制的信仰

对国家政治体制的信仰是政治意识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新生代农民工在生计方面面临着一系列的困难,常常成为削弱其对国家政治体制信仰的直接因素。《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2》显示,就业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和住房公积金(“五险一金”)的参加比重均不超过30%;平均每周工作54.6小时,远超过劳动法规定的每周40小时的工作时间;仅有51.3%的流动人口签订有固定期限劳动合同;72%的流动人口家庭通过租房居住。一是对国家根本政治制度认识不足。新生代农民工的学校教育时间相对较少,长期游离于党、团生活之外,再加上成年后基本“漂”在城市,缺乏政治实践活动的支撑,政治权利几乎处于失语状态,维权的被动性使其难于理解选举、工会、政党、共青团等政治概念的功能,对整个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权力运作模式缺乏较深的理解。二是对基层民主自治的理解偏差。据调查,在“新生代农民工对农村社区干部的选举的态度和认知”方面,仅有24.1%的调查对象认为农村社区干部是由村民通过民主选举出来的,代表村民行使行政权力;有52.6%的调查对象认为选举只是形式;还有23.3%的调查对象对自己与干部的关系说不清楚。三是对政府的信任下降。据学者研究,新生代农民工对政府的信任度大幅度低于第一代农民工。当权益受到损害的时候,仅有28.21%的新生代农民工完全相信政府会保护自己,有16.14%的新生代农民工不相信政府会保护自己的权益。对比分析发现,在选择完全相信和比较相信政府方面,新生代农民工为57.02%,而第一代农民工为67.86%,尤其是在选择完全相信方面,新生代农民工对政府的信任度更是大幅度降低。四是对法制的信仰缺乏。从调查数据来看,对《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只有14.8%的新生代农民工表示“非常了解”,31.7%的人“听说过”,53.5%的新生代农民工表示“从未听说过”,这说明还有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对于维护自身权益的法律法规相当陌生,对于政治典则的认知水平相当有限。研究还发现,受传统政治观念影响,一些新生代农民工表现出对司法不信任,宁愿采用托关系等非制度化途径维护自身的权益。

3、社会心态的亚健康状态使新生代农民工政治意识文明建设缺乏心理保证

社会心态(social mentality)一般指在一段时间内弥散在整个社会或社会群体/社会类别中的社会共识、社会情绪和感受,以及社会价值取向。在社会急剧变迁时,社会心态变化快、形态复杂,无论对个体还是对社会组织和制度的影响都很大。奋发进取、理性平和、开放包容的社会心态能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重要的心理保障和精神动力。新生代农民工健康的社会心态是推进政治意识文明建设的重要条件。社会学研究表明,人的迁徙、迁居会带来价值观念碰撞、文化冲突和生活方式不适等诸多变化。如果迁徙的人群难以接受和融入当地文化,便很可能产生强烈的不适感,严重的会导致心理疾患。在城镇化推进中,新生代农民工作为一个弱势群体,“北漂”、“蜗居”现象悬浮的无根、排斥、迷失的心态依然比较普遍,其群体社会心态正处于一种亚健康状态。一是普遍存在心理压力。研究结果显示,新生代劳务工PSS总分在8~45分,平均分数是(25±6)分。阳性(总分≥26分)670人,占总人数的48.2%,说明近半数的新生代劳务工存在心理压力。二是处于全面焦虑状态。作为一个青年群体,会因为买房、社交、结婚甚至交通拥堵而有生活焦虑;作为一个知识群体,会因为职业选择迷茫、职业梦想难以实现而有工作焦虑;作为一个边缘性群体,会因为社会保障缺失、诉求难以表达等而有安全焦虑;作为一个追梦群体,会因为精神需求难以满足、前途方向不明而会有发展焦虑。三是影响因素复杂。新生代农民工心态问题的出现既与当前社会变革、社会管理及保障机制不健全、社会支持不足、经济收入低等现实因素有关,也与农民工身份认同等主观因素密切相关,培育健康的社会心态亟需综合施策。

4、政治文化多元杂陈使政治意识文明建设的正确方向受到干扰

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这个政治文化是在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在社会经济、政治活动的进程中形成的。人们在过去的经历中形成的态度类型对未来的政治行为有着重要的强制作用,政治文化影响着各个政治角色的行为,以及他们的政治要求内容和对法律的反应。社会转型阶段,我国的政治文化在宏观层面至少包括传统政治文化、主流政治文化、外来政治文化三种内型,在每一种类型里面,又存在形形色色的亚政治文化,这些政治文化相互交织、错综复杂,在不同层面上影响着人们的政治意识和政治行为。尤其是西方政治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逐渐渗透到我国社会之中,直接冲击我国主流政治文化。目前,以手机、互联网为主的新兴媒体在“嘻哈”和“解构”过程中推波助澜,多元政治文化的交流、交锋状态,在为政治文化体系注入活力的同时,使主流政治文化的权威受到越来越多的干扰。主流政治文化主导地位的维护是新生代农民工政治意识文明建设的根本,多元杂陈的政治文化给主流政治文化的主导地位构成了威胁,使政治意识文明建设的正确方向受到了干扰。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涉世较浅,受大众文化影响较深,可塑性较强,在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作用受到挑战的情况下,在多元政治文化面前难以进行正确的行为选择。

三、推进新生代农民工政治意识文明建设目标下的城市社区建设

政治意识文明建设既依赖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更离不开自下而上的实践探索和策略创新。新生代农民工社会生活最密切的地方是城市社区,城市融入的空间载体是城市社区,最贴近、最直接的政治生活空间也是城市社区。立足于城市社区的政治参与或政治实践活动是推进新生代农民工政治意识文明建设的实践基础。应放眼于新型城镇化战略背景,着力打造具有四个方面内涵的城市社区。

1、公共服务普惠型社区

长期在城市工作和生活的新生代农民工,享受与城市居民一样的基本公共服务是消除社会排斥,推进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政府责任。建设公共服务普惠型社区指的是就城市政府而言,一方面要坚持重心下移的原则,以城市社区为基本单元和平台,就近提供公共服务,并努力实现公共服务资源在整个城市的均等化配置;另一方面要求公共服务惠及城市的每一个公民,让定居在城市的每一个人不管生活在哪个社区都享受着政府提供的相同质量和数量的基本公共服务。新生代农民工在公共服务方面处于严重的边缘地位,难以感受城市对他们的接纳,使推进这个群体政治意识文明建设缺乏必要的社会条件。为此,流入地农民工集聚区基层政府和社区组织应当直面农民工劳动、生活等诸多方面的问题,让新生代农民工像城里的老市民一样有尊严地享受城市的基本公共服务。一要强化城市公共服务均等化配置力度。新生代农民工不少居住于偏离中心城区的边缘地带,一些更是“蜗居”于城乡结合部,造成了城市居住空间的明显区隔。城市政府应该统筹、均等安排公共服务,消除居住空间区隔带来的消极影响。二要逐步落实新生代农民工“社区公民”身份。新生代农民工集中的社区,要落实新生代农民工的“社区公民”身份,让其平等享受所在地城镇居民所享有的包括教育、医疗、住宅等在内的各种公共服务。三要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针对性服务。新生代农民工通常面临诸多工作生活压力和来自社会的各种歧视,要通过一些针对性较强的服务,将形势与政策教育、市民基本行为规范教育、培训指导课程开设、心理健康教育与心理帮扶服务、就业指导与服务、对外交往服务等纳入社区管理和服务范围。

2、社群关系包容型社区

现行城市社区管理体制带有浓厚的差序格局传统和身份制色彩,户籍制度与传统社区组织形式相互固化,形成了自利性的地方性传统,不利于以流动性和开放性为时代特征的现代城市发展。建设社群关系包容型社区就要着眼于消除不同社群之间实际存在的隔离,通过有效的制度设计,帮助包括新生代农民工在内的各类边缘居民改善生活状况、提升政治参与意识和能力,共同促进社区发展。一要在社区权益分配上体现包容性。城市社区基本上形成了包括户籍人口、本地非户籍人口、外来流动人口混合杂处的居住格局,要改变居民享有的社区权益因户籍、房屋产权性质不同而不同的不合理资源配置方式,在社区权利的配置上打破传统社区的封闭性和排外性。二要在矛盾冲突的调处中体现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包容性。新生代农民工入住社区后,给原有社区承载力造成一定的压力,再加上在城市融入过程中生活习惯的延续,难免行为失范,会造成新老居民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社区管理部门在处理各种冲突时要树立包容、宽容的心态,设身处地教育疏导,帮助新生代农民工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三要在社区生活的人文关怀中体现包容性。社区及城市居民,要以开放和包容的胸襟,把农民工作为社区的平等元素,通过交流、对话和协商,为新生代农民工创造温馨、宽容的社区公共空间,从而让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产生归属感,真正从心理、情感上认同社区、融入社区。

3、政治人格孵化型社区

政治人格是指在政治舞台上所扮演的政治角色或所具有的特定政治身份,它包含“形而下”的政治技能与“形而上”的政治品质、政治道德。个人在政治社会中实现从臣民、子民到公民身份的根本性转变,从被排斥在政治系统之外到进入政治系统之中扮演角色的转变,具备个体独立意识、政治参与意识、开放创新意识、民主法治意识,以及包容合作、求真务实精神的现代政治人格是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内在要求。新生代农民工既有乡土社会的渊源,又是城市中的新成员,培育其现代政治人格是推进新生代农民工政治意识文明建设的战略途径。建设政治人格孵化型社区就是要在社区建设中,着眼于新生代农民工政治人格的培养,让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社区接受正规政治活动的锻炼和现代政治文化的熏陶,让城市社区成为培育新生代农民工政治人格的摇篮。一要丰富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生活。要打破城乡二元体制,改革户籍制度和选举制度,变以户口为依据的选民登记制为以居住时间和居住地为依据的选民登记制,让新生代农民工在重大选举活动中不缺席。二要加强政治技能培训。完善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培训体系,在传统学校教育和机构培训中,增加城市管理、政治参与、社会公德等教学内容,注重引导积极价值取向的形成。改革城市社区管理体制,增加新生代农民工参与城市管理的机会,提供与城市人交流沟通的平台,使新生代农民工通过参与社区管理提升城市责任感和归属感。三要关心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成长。注重在新生代农民工中发展党员,做好新生代农民工党员的教育管理工作,增强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认同感”和“政治归属感”,拓宽他们政治参与途径,实现有序政治参与。

4、公共精神培育型社区

公共精神是孕育于公民社会之中,以公共性为价值依归,位于人类心灵深处的基本道德与政治秩序观念、态度和行为取向,它包括独立的人格精神、社会公德意识、自律自制的行为规范、关心和参与公共事务、政治利他、爱心和奉献等公共价值与信念等。中国传统乡村社会是以伦理亲情为核心的伦理社会,维持乡村社会秩序的是道德舆论、面子、人情等礼俗,遵循的是“熟人社会”的逻辑。在社会转型阶段,尽管新生代农民工已经逐步远离“熟人社会”的束缚,开始适应“生人社会”的逻辑,但作为一个群体,公共精神的缺乏依然是其融入城市生活,发展政治意识文明的重要障碍。建设公共精神培育型社区就是要在城市社区建设中,着眼于培育新生代农民工的公共精神,为政治意识文明建设提供智力支持和精神动力。一要在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现实困境中培育公共精神。从规范新生代农民工诉求表达为切入点,协助其行使投书、上访、联名、请愿等各种公民权利,让其逐步掌握协商、妥协、审慎等行为方式和态度,以合作方式有效地解决集体行动中的困境。通过社会融入、社区自治、公共参与、典型示范等途径培育新生代农民工的公共精神,使之成为人格健康、服务社会的新一代公民。二要在拓展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中培育公共精神。农民工在城市社会的公共参与形式不能局限在社区公共事务的参与方面,城市政府在制定相关的政策法规时可通过听证会等形式充分征求农民工的意见和要求,也可以一定的比例吸纳农民工进入城市各级人大、政协和群体等组织之中,让其在体制内的政治活动中提高对公共事务的参与热情。三要在改变新生代农民工旧有习惯中培育公共精神的。在政治活动中,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存在的不合时宜的行为方式,要采取说服教育、制度创新、社区实践、感化等方式,改变旧有习惯,培育公共精神。

新生代农民工既是在社会转型阶段快速城镇化推进中催生的,又是继续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力量。这个群体的发展素质事关整个国家的劳动力质量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政治意识文明在政治文明建设中处于灵魂的地位。推进新生代农民工政治意识文明建设既有发展的必要性,又有现实的紧迫性,还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城市社区是城市管理体制的最基础单元,通过在城市社区探索推进新生代农民工政治意识文明建设的路径是成本最小、最便于推动、且最能探索出规律的途径。应该以城市社区建设为突破口,以有效推进新生代农民工政治意识文明建设为目标,让城市社区成为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空间、精神家园和政治意识培育场,同步推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与政治意识文明建设。

 

【注释】

①金筱萍:《关于我国政治意识文明建设的思考》,《学习与实践》2011年第10期。

②韩长赋:《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合是个重大问题——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调查与思考》,《光明日报》2012年3月16日。

③任沁沁、蔡敏:《新生代农民工压力大待疏导》,《新华每日电讯》2012年8月10日。

④李培林、田丰:《中国新生代农民工:社会态度和行为选择》,《社会》2011年第3期。

 

 

 

《科学社会主义》201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