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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调查

吕连仁: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基层党组织发展的政策变化及影响分析
 
 
 

 

【摘要】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关于农村基层党组织发展的方针政策有一个变化的过程。1950年至1952年,采取了限制发展甚至暂停发展的方针。此后,改为大发展的方针。这种组织发展的方针政策变化是有多方面原因的,而前后不同的方针政策的实施,对农村工作具有不同的影响。在农村基层党组织大发展方针的指导下,“党支部下乡”全面展开。到1956年底,党的基层组织基本实现了在乡、村两级的全覆盖,这对于夯实党的组织基础和进行农村社会整合,都产生了重大作用。

【关键词】新中国成立初期;基层党组织建设;党员发展;农村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高度重视基层组织建设,并在后来的革命实践中成功地解决了在农村环境中建党的问题。到新中国成立时,全国共有20万个党支部,其中地方支部16·9万个,农村支部占地方支部总数的79·8%,大部分集中在老解放区和半老解放区[1]166-167。新中国成立后,农村基层党组织具备了大发展的条件。不过,中共中央对于吸纳农民党员、发展乡村党组织的方针政策,经历了从限制、暂停发展到大发展的转变过程。

  一、限制农村基层党组织发展的方针政策及其原因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建设从过去长期处于地下秘密状态转为在全国范围内公开建党,农村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的大发展具备了客观条件,而纷繁复杂的农村工作也需要有更加完善的乡村基层党组织来领导。但是,新中国成立后的最初几年(19501952),中国共产党基于多种因素的考虑,对农村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的发展采取了极为慎重的态度,制定了限制发展甚至暂停发展的方针政策。

19505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发展和巩固党的组织的指示》,明确做出了限制农民党员和农村基层党组织发展的规定:“今后对农民党员的发展,应加以限制”,“在新区农村中,目前暂不发展党的组织”,“今后三五年之内,农民党员以不超过人口的1%为标准”。[2]243-244同年6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决定:“在老解放区,一般地应停止在农村中吸收党员。在新解放区,在土地改革完成以前,一般地不应在农村中发展党的组织,以免投机分子乘机混入党内。”[3]19514月,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通过的《关于发展新党员的决议》再次强调:“老区和某些新区党的基层组织,必须暂时停止发展,加以整顿”,“在已经完成土地改革的新区农村……采取慎重的方针来发展党员”。[4]213

分析中共中央文件和当时的具体情况,可以看出新中国成立后最初几年中国共产党对农村党组织和党员发展采取限制、暂停发展的方针政策,是有多方面原因的。

第一,为优化党员结构,改变党员分布极不平衡的状况,重点发展城市和工人党员,而限制农村党员发展。由于中国革命发展不平衡,党长期处于分散的农村环境,党的基层组织分布很不平衡,形成了农村党组织和农民出身的党员占主体的局面。1949年,在全国326万多地方党员中,农民出身的党员占83%,工人出身的党员只占5·87%[1]167。革命胜利后,加强城市党组织建设,优化党员的构成,提高城市和工人成分的党员比例,既是党所处的地位、环境和所肩负任务的要求,也是夯实党的阶级基础的需要。中共中央多次指出“目前党的组织和党员的分布是很不平衡……农村党员数量很大,产业工人党员数量很小”的状况,需要加以改变[4]213。为此,在19505月发出的《指示》中作出了大力发展工人党员、限制发展农民党员的规定:“为了保证无产阶级成分在党内有一定的比例,今后对农民党员的发展,应加以限制”,“今后发展党的重点,应放在城市中,首先是工人阶级上”。[2]243

这种增加党的工人成分、限制农民党员政策思路的形成,也不能排除苏共及国际共运因素的影响。中共是中国无产阶级性质的政党,虽然革命时期一再强调党的性质主要决定于党的指导思想和路线,而不是党员成分,但这显然与列宁等人强调的无产阶级政党主要成分应该是工人的经典论断并不一致。长期以来苏共的部分领导人指责中共是农民党或小资产阶级党。中共建政后,大力发展工人党员,限制农民党员发展,既是党的现实需要,也是回应苏共和国际共运的一种必要选择。

第二,为纯洁党的组织、防止不合格的人混入党内,而限制、暂停发展老区农村新党员,把农村党建的重点放在整党和党员教育上。自1949年初中国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后,老解放区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得到快速发展,到1950年上半年,“在老区,党的发展一般地已达到了人口的3%5%,还有若干县份甚至到7%10%[2]243。在此期间,有思想不纯的人甚至个别坏分子混入了党内。对此,刘少奇指出:在和平条件下,党员不像战争年代那样面临艰险,“客观的自然的限制没有了,如果我们又不在主观上加强限制”,那么不合格分子就会“混入到党内来。这对于我们党则是一种严重的危险”[5]。由此,中共中央形成了对基层党组织先进行清理整顿,然后再考虑其发展的政策思路,提出老区农村党建“今后的任务不是继续发展,而是如何巩固党的教育和调整党的组织问题”[2]24319514月,中共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做出《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开始了新中国成立后的首次整党,重点是对农村党员和知识分子党员进行整顿,并规定在整党期间要限制以至停止农民党员的发展。1951年至1953年的三年整党期间,共有32·8万不符合标准的党员被清除出党或被劝退党[1]172,其中多数是农村党员。

第三,考虑到土改和其他复杂情况,对新区农村党组织和党员的发展采取极为慎重的方针。新中国成立初期,新解放区农村党的组织基础薄弱,多数区、乡没有建立党支部,要建立基层组织,就需要一个发现、培养入党积极分子的准备过程。而自1950年冬至1953年上半年,党和政府在3·1亿人口的新区进行大规模的土地改革。土改的过程,也是划分农村阶级成分、利益调整和发现培养入党积极分子的过程。如果在阶级成分没确定、土改未完成前就大力发展党员,就为一些本属于剥削分子及其他不合格者入党提供了可能。因此,中共中央强调:“在新区农村中,目前暂不发展党的组织,应集中力量在各种斗争中组织和教育广大的农民,发现与培养真正的积极分子,俟土改完成后,再来进行发展党的工作。”[2]243-244

正由于以上多种原因,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年中,中国共产党制定了限制、暂停发展乡村党组织和党员的方针政策。这种方针政策的实施,导致1951年至1953年间农村基层组织和新党员的增长极为缓慢。与1950年党员数量相比,1953年农村党员仅增长8·7%。而同期,工矿企业中的党员增长了108%,学校教职员工和学生党员增加了30%[1]172。农村党员数量占全国党员总数的百分比,也由1950年的54·07%下降到1953年的50·77%。而建立了基层党组织(党支部)的乡镇比例,在1951年至1953年间一直是60%多,基本没有增加[6]331。其中,新区“约有40%60%的乡村没有党的支部”[7]272

乡村党组织和党员发展缓慢甚至停滞,对改善党员构成、稳定和纯洁党的组织等有一定作用,但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农村工作的开展。仅以新区土地改革运动为例,由于很多乡村的基层党组织没有及时地组建起来,土改工作缺少党的基层组织系统的有力支撑。为搞好土改的发动、组织和指导问题,上级党组织和各级政府土改委员会从党政机关和大中学校抽调了大批党员、干部、师生组成土改工作队,参加土改工作队的人员在土改三年中每年都在30万以上。当然,派遣工作队指导农村工作,也是战争年代党在根据地、解放区的一贯做法。

由此也可以看出,中共在新中国成立最初的几年对农村的治理方式和治理思路,在很大程度上沿用了民主革命时期的经验。派工作队指导乡村工作的方法,实质上是用外部力量对农村基层进行治理。如果说这种方法在以往局部执政时是行之有效的话,那党执政全国后,面对着不同于革命时期的形势和任务,其效力会大打折扣。一是因为中国农村地域广大,仅依靠自上而下派遣干部下乡指导工作的做法,不足以应对纷繁复杂的农村工作。二是这种上级派来的工作队虽然有足够的权威,但不是乡村本土内生的,是一种外部力量,与农民群众有距离,缺乏亲和力。三是大规模的工作队下乡一般是临时性的短期行为,工作队撤离以后,农村基层治理的组织领导会很薄弱,在部分乡村,基层党的组织领导甚至会出现真空地带。另外,把大量干部下派到乡村,也会影响上级部门和城市工作的开展以及这些干部的本职工作。因此,这种做法是不可持续的,不是长久之计。培养大量合格的乡村党员,依靠嵌入乡村的基层党组织和基层政权的领导,才是解决农村问题的根本之道。

二、农村基层党组织大发展政策的提出和党支部的普遍建立

  1952年以后,随着土地改革和整党、民主建政等工作顺利完成,农村面临新情况和新任务,这样在乡村进行大规模建党——吸纳新党员、广泛建立基层党组织,就显得极为迫切。一是因为城市工作和其他方面工作需要,农村不少优秀党员被调出,乡村党组织的“积极性大为减弱,必须吸收一些新的积极的成分,方能振作起来”[8]201。二是合作化运动即将大规模开展,而要对涉及全国农村每家每户的这场运动进行具体有效的领导,需要健全的基层党组织,不可能再像新区农村的土改运动那样依靠工作队来指导。三是新中国成立后农村工作的实践表明,较之派工作队领导乡村的方式,党支部等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更直接,更容易被农民所接受。因为乡、村党支部就在农民身边,党员也是农民所信任和熟悉的乡村新精英。因此,中共中央调整了农村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发展的方针政策——由限制发展变为大发展,强调要在全国乡、村普遍建立党支部等基层组织。党关于领导、治理农村的思路也由此发生了转变——由派工作队指导农村基层工作,变为依靠农村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直接领导乡村。

19525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三反”运动的基础上进行整党建党工作的指示》,对整党建党的步骤与方法上开始做出改变,提出:老区农村在完成整党后,新区农村在完成土改复查、民主建政后,应接受符合条件的优秀分子入党。在一般新区农村乡一级,应有5个党员以上(一般不超过10)的支部。全国有12万个新区乡、2万个老区乡没有党组织,应争取在今后一年内建立党的组织。如此,在农村要接受将近100万党员[8]200-20119545月,中央农村工作部《关于第二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的报告》中强调:“没有支部的乡及党员过少的乡,均应在当前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积极发展党员,建立支部,第一步发展到每个乡10个党员左右,已满10人者应适当地再加发展”,老区农村支部亦应“吸收一批新的年轻的积极分子入党”。[7]272195411月,在全国农村22万个乡中,已有17万个乡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党支部(或党总支、党委)。农村党员数量由上一年的335·7万人快速发展到近400万人,占农村人口的0·8%[9]

但中共中央认为,农村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的发展还是太慢,还不适应农村工作特别是农业合作化的需要。为此,195411月至12月,中央组织部专门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农村党的组织工作会议。会议要求:1955年至1957年,农村要发展200万至300万名党员,使农村党员总数达到600万至700万。会议对农村基层党组织形式作了新的规定:在乡支部统一领导下,在农业生产合作社和手工业合作社中,可建立党小组,党员多的可建立党支部;党员超过50名的乡,可建立乡总支部,但在合作社中建立分支部。乡党员虽不足50名的乡,也可以成立乡总支部[9]11。这是中国共产党关于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和党员发展方针政策的重大改变,不但要求农村党员人数快速发展和乡一级要普遍建立基层党组织,而且要求行政村、合作社一级也要建立党支部或党小组。19569月,八大党章进一步做出明确规定:“每一个乡和民族乡,每一个镇,每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凡是有正式党员3人以上的,都应当成立党的基层组织”,党的基层组织“应当领导和监督本单位的行政机构和群众组织”。[10]33433719571月,中央组织部又提出原则性建议:“农村党的基层组织的层次,一般以建立两层为好”,在设立乡党委的地方,高级社一级建立党支部[11]

乡村党组织大发展方针政策的实施,使1954年至1956年间农村党员和基层党组织数量迅速增加。到1956年底,农村党员发展到670万人,与1953年相比,增长了近100%,农村党员数量占全国党员总数的百分比由50·77%提高到了53·59%98·1%的乡镇建立了党委或党总支、党支部,绝大部分行政村(高级社)建立了党支部或党小组[6]331。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年中,乡村建立的基层党组织的主要形式是党支部,因此可以把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自上而下地在乡村普遍建立基层组织的现代政党运动称为“党支部大规模下乡运动”。通过党支部大规模下乡,党的基层组织不但基本实现了在乡镇一级的全覆盖,而且一直延伸到行政村、合作社,从而完善了党的农村组织体系。

  三、农村基层党组织大发展的作用与影响

新中国成立初期特别是1954年至1956年间农村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的大发展,对于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对新中国农村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首先,通过农村基层党组织大发展方针政策的实施,中国共产党建立和完善了乡、村基层党的组织系统,夯实了党执政的组织基础。中国共产党要实现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一个重要方面是要依靠完整有效的组织网络。党自身的组织网络,从纵向看是由中央、地方、基层组成的金字塔型的组织体系。其中,党的基层组织是组织体系中与广大民众联系最为直接和密切的部分,是党的根基。中国是一个农民国度,农村、农民问题始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基本问题,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状况如何,直接关系到党的执政基础和群众基础是否巩固。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党支部大规模下乡,实现了基层组织在乡、村两级的覆盖,从而完整地构建了党在农村的组织体系。特别是,在村一级(行政村、高级社)也普遍建立了党支部。“党支部建在村上”就如同军队中“党支部建在连上”,由此把党的组织嵌入乡村社会底层,从组织上、制度上,密切了党与农民的联系,党的领导体制也延伸到乡村社会末端,从而使党和国家对农村社会底层——村庄实现了空前的政治渗透。因此,这个组织体系成为党领导乡村的基本组织资源,构成了党执政的重要基础。

其次,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的大发展,改变了农村传统的权力结构、社会组织结构和政治生态,由此党和国家实现了对乡村社会的高度整合。传统的中国乡村社会存在三种权力支配系统,即政权系统、族权(家族)系统、神权(宗教)系统,乡村社会主要依托由族长、士绅等精英组成的自治体系来实现自我运转。但近代以后乡村社会的组织体系基本瓦解,基层处于溃败状态,可谓“一盘散沙”,一直没有得到有效重组。新中国成立后,乡村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的大发展,使党和国家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实现了对乡村社会的有效整合,解除了族权、绅权、神权对农民的掣肘和影响,使农村政治、经济和社会都发生巨变。从权力结构上看,基层党组织成为乡村权威的中心,以贫下中农中的先进分子为骨干的中共党员取代了由族长、乡绅和地方名流等组成的旧乡村“精英”,成为乡村的领导者。同时,在党的统一领导下,摧毁了原有的乡村自治体制,建立了基层政权——乡镇政府,并形成了“党政合一”的体制,使政权组织、机构和人员真正进入到乡村社会,改变了旧中国乡村基层政权虚位和管理薄弱的状况。从社会组织结构上看,在乡村党组织大发展的同时,党和国家直接以党的组织力量和组织网络为资源进行乡村社会的再造,构建起以党的基层组织为核心的新乡村社会组织体系,建立了青年团、农民协会、妇联等各类群众组织,把乡村社会成员都充分组织起来。在社会经济组织上,党和国家通过土地改革、合作化两次大规模的乡村改造运动,摧毁了原有的依靠家庭组织生产的格局,把分散的个体经济逐步改造成了集体经济,农民不再是分散的个体农民,而是受党和政权直接领导与控制的集体组织成员。由此,整个乡村社会以党的组织网络为基础实现了全面的组织化管理。

这样,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发展的过程中,建立起了以乡村党的基层组织为核心,以乡镇政权为依托,以各类群众性组织为纽带,以集体经济为基础的党和国家全面主导农村社会的整合体制。由此,把5亿多农村人口整合到了国家政治体系中,彻底扭转了旧中国政治中心对乡村社会无法有效管控的局面,改变了乡村社会原有的政治生态。正如有学者所说:中国乡村社会整合“得力于政党向乡村社会的渗透,是政党而不是其他组织成为农村整合的主要力量”[12]

再次,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的大发展,为乡村治理提供了核心力量,为农村的稳定与发展奠定了组织条件。

中外近现代史表明,现代政党组织在社会治理和社会发展中起着其他组织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中国共产党“无论从其结构上看还是功能上看,她已经不同于世界政治现象中的一般政党的意义,事实上构成了一种社会公共权力,相当于国家组织而又超越了国家组织”[13]。正是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和中国共产党超强的权威力及其向基层组织延伸,使通过党支部大发展而健全起来的农村基层党组织成为乡村治理的中枢机构,成为党在乡村社会基层组织中的战斗堡垒。而出身于本乡本土的农村党员是党和政府联系农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在农村工作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成为乡村政治动员、建设发展、社会治理与社会稳定的核心力量。事实也表明这一点。例如,1953年至1956年合作化运动的快速推进,后来农村许多大型水利设施的建成等等,都得益于健全的基层党组织的有力领导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发挥。就社会稳定而言,无论20世纪50年代中前期农村急剧的社会变革阶段,还是后来“大跃进”运动造成的三年困难时期以及“文革”大动荡时期,乡村基层党组织和党员都起到了稳定器的作用。因此,健全有力的基层党组织是农村各项建设事业发展的组织保证,是农村实现长治久安的关键。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3] 毛泽东文集:第6[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72.

[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5] 刘少奇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68.

[6] 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国共产党党内统计资料汇编(内部发行)[G].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11.

[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9] 中央档案馆.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11.

[1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

[1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21.

[12] 徐勇.“政党下乡”:现代国家对乡土的整合[J].学术月刊,2007(8)13.

[13] 胡伟.政府过程[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98.

 

 

《理论探讨》2013年第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