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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强:海外中共党建研究的几个问题
 
 
 
 

【摘要】海外中共党建研究是对海外学者所做的中共党建研究进行的再研究,从总体上属于海外中国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目的是通过对海外学者研究的视角、方法、材料、成果、观点等进行跟踪和评析,使其一方面对当前党的建设起到借鉴、启发、促进作用,提高党的建设的科学化水平,另一方面通过中外学者人员、观点等的交流碰撞,传播关于党的建设的正确理论和信息,消除海外学者和社会对中国共产党的误读,引导国际社会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舆论,为党的建设和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良好的国际环境。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海外中国学;比较研究

 

 

海外中共党建研究是对海外学者所做的中共党建研究进行的再研究,从总体上属于海外中国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目的是通过对海外学者研究的视角、方法、材料、成果、观点等进行跟踪和评析,使其一方面对当前党的建设起到借鉴、启发、促进作用,提高党的建设的科学化水平,另一方面通过中外学者人员、观点等的交流碰撞,传播关于党的建设的正确理论和信息,消除海外学者和社会对中国共产党的误读,引导国际社会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舆论,为党的建设和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良好的国际环境。

一、海外学者开展中共党建研究的缘起与概况

海外中共党建研究的对象是海外学者所做的中共党建研究,只有充分了解掌握海外学者的研究动态,才能深入开展海外中共党建研究。

海外学者对中共党建的关注缘于这样几个因素,一是20世纪5070年代,国外学者对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如何领导一个落后的东方大国充满好奇,对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物、领导方法、组织构成、相关政策等进行了积极研究,取得了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二是1989年的“六四风波”和随后的苏东剧变之后,不少学者以为中国共产党会重蹈苏东国家共产党的覆辙,但随着中国共产党成功走出苏东剧变的阴影,党的执政地位日益巩固,执政成就日益辉煌,相反资本主义国家却在近年来的金融危机中举步维艰,从而又引发了许多国外学者重新审视中国共产党的现实问题的兴趣;三是海外中国学研究影响的扩大和领域的拓展导致了对中共党建的研究。海外中国学脱胎于海外汉学,相较于关注中国传统文化的海外汉学,海外中国学则以现实中国问题为研究对象,而中共党建问题是中国现实问题的核心,也是影响中国现实问题的决定力量,因此从事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学者自然而然地把目光投向了现实中共党建研究问题;四是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任务的提出,把学习借鉴海外学者对中共党建研究的成果提上了议事日程,国内学者开始把这一领域作为拓宽视野的必要途径。同时从2011年起,党和政府出台一系列的政策,鼓励中国文化和哲学社会科学“走出去”,加强“海外中国学研究”,这些都吸引和鼓励了我国学者开始进行海外中共党建的研究。中国学者的关注与海外学者研究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使海外中共党建研究逐渐开展起来。

关于海外学者研究中共党建的情况,一些著作和论文都作了一定介绍,比如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David L Shambaugh)对近年来国外研究中国问题的情况在《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适》中作了个概述,可以引为参考;笔者在《国外对中国共产党建设的研究述评》一文中也介绍了近年来国外对中国共产党建设研究的基本概况;路克利在《论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的兴起与发展》一文中则介绍得更为详细;马启民在《国外邓小平理论研究评析》一书中对作为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的邓小平理论研究状况作了论述。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在文章中对党的建设的一些侧面作了介绍。与上述与党的建设直接相关的研究相比,更多的成果则是从中共党史的角度涉及到当前党的建设问题,比如梁怡、李向前在其《国外中共党史研究述评》一书中也介绍了国外学者对党的指导思想、领导集体、干部问题等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情况。

从总体上讲,海外对中共党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美国、欧洲和新加坡等国家。美国的代表人物无疑是沈大伟(David L Shambaugh),他是美国密歇根大学政治科学博士,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教授,主管该校亚洲研究中心,并担任中心的中国政策研究项目主任。从1998年至今,一直是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研究项目的高级研究员。沈大伟出版了大量关于中国的著作,其中《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适》(2008)代表了他对中共党建研究的最新成果。此外目前在美国大学和智库大概有3000人研究中国问题,研究政治、经济、社会的华人学者不少于300人,美国中央情报局、国防部等机构差不多有一两千人研究中国问题,其中部分人的研究涉及到中共党建问题。其中的一些成果我们可以举例如下:《干部与腐败: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创新》(Xiaobo Lü,Cadres and CorruptionThe Organizational Involution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文献与分析》(Tony SaichThe Rise to Power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Documents and AnalysisMESharpe1996);《培训中国的政治精英:党校系统》(David ShambaughTraining Chinas Political EliteThe Party School SystemThe China QuarterlyVol1952008pp827844);《中国共产党的纪律检查:演变的轨迹与内在的困境》(Gong TingThe Party Discipline Inspection in ChinaIts Evolving Trajectory and Embedded DilemmasCrimeLaw and Social Change2008Vol49No2pp139152)等等。

当然,欧洲的研究也有自己的特色,尤其是俄罗斯和德国具有代表性。但是,在中共党建研究方面,还应该特别提到的是新加波的郑永年,近年来,他尤其关注中国共产党的建设问题,发表了许多研究文章,已成为国外学者中比较重要的几位持续关注这一问题的知名专家之一。了解和掌握这些学者的研究情况,是海外中共党建研究的基本任务。

二、海外中共党建研究的意义

对海外学者开展的中共党建研究进行再研究非常必要,因为海外学者已越来越认识到研究中共党建对于解读中国问题的核心意义。从国内的角度看,关注国外学者对中共党建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党建的全新视角,具有启发和借鉴价值。

第一,有助于提高党政部门决策的科学性。我们加强海外中共党建研究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建言资政。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实施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扩大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需要及时追踪海外研究中国问题的情况,其中的核心问题就是海外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而这一研究的关键是对现实中国共产党也就是中共党建的研究。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是西方了解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重要窗口,也是我们了解西方中国问题研究的最为核心的内容。海外研究中国共产党的研究人员和机构往往都有特定的政治背景,并具备智库和智囊的作用,在许多国家内政外交政策的制定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甚至某种程度上左右着该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全面了解他们对中国的研究状况、政治和政策倾向以及研究动向与趋势,可以为我国相关党政部门的科学决策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也有助于我国的咨询型智库的建设。

第二,有利于提高党的建设的科学化水平。自从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党的建设科学化”命题以来,关于党的建设的研究得到深入发展,其中“以科学的理论指导党的建设”迫切需要进一步打开视野,把党建放在整个世界政党建设的大背景下来研究和观察,既吸取其他国家政党建设的有益经验,也听取国外学者对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的真知灼见,当然也包括对中共党建提出的批评性意见,这有利于我们克服“身在此山中”的局限,从而把注重自身建设的历史经验和世界眼光结合起来,学会用世界眼光观察、审视中国共产党发展的整个历史画卷,把握建设的重点和未来走向,显然,这对于提高党的建设的科学化水平有着别样的意义。

第三,有助于提升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形象。由于研究立场、观点、方法以及文化背景的不同,海外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研究成果中不可避免地体现着西方的学术传统和价值观,甚至有的学者的学术作品中还存有严重的史实错误、偏见和曲解。加强海外中共党建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能起到消除误解、纠正曲解、批驳谬论的作用,也有助于缩小我们的自我认知与外部认知之间的差距,多方位地树立中国共产党在国际上的良好形象。

第四,有助于国内中共党建领域研究的拓展与深化。国内学者对中共党建的研究大体分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两个部分,对党的建设的研究又大多局限在“一条主线、五大建设”领域,相对而言对于党的建设的边缘交叉领域的研究存在欠缺,比如对党的政策制定与效能的中观党建研究缺乏重视,对关系党的前途的战略研究较少涉及,对党的建设的多学科研究也刚刚起步,这就使我们的党建研究视野还不够开阔,领域不够全面,创新也不够深入。比较而言,西方学者对中共党建的研究往往不受传统、学科、经验、习惯等的制约,较多地采用了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研究领域和方法、观点较有新意,把海外学者关于中国共产党的若干重大现实和理论问题研究进行梳理和再研究,及时将海外研究的新成果介绍到国内,并加以分析评价,这对于国内党建学者扩大国际视野,借鉴海外学者的研究观点、视角和方法大有助益,使国内相关学术研究能够在“知彼”的基础上推进自己的研究。

第五,加强对海外中共党建的研究是提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实效的重要途径。随着信息化进程的加快,国外学术研究成果往往通过网络被迅速介绍到国内,在青年学生中产生重要影响,其中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研究成果往往更加受到学生的高度关注,其中有些成果或者带有意识形态的偏见,或者存在研究上的各种不足,如果不能及时作出回应,指出其不足,就难免会引起学生的思想混乱,影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同时如果高校思想政治课教师不了解和掌握海外学者在中共党建领域进行的新研究,提出的新观点,也难免会降低解疑释惑的针对性。因此,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迫切需要进一步拓宽视野,把海外中国学、海外中共党建的研究成果引入进来,这对于进一步开阔教师的视野,提升教师理论水平,提高学生对各种思潮的辨识能力具有重要价值。

三、海外中共党建研究的主要领域

海外学者对中共党建研究的领域和国内研究有相同之处,也有明显区别,其特色在于在对中共党建的“一条主线、五大建设”均有所涉猎的同时,还根据西方社会关注的问题,重点研究了中国共产党的形象、未来发展等问题。

笔者曾对海外学者研究中共党建的主要领域作了分析,并重点介绍了海外学者对中国共产党的形象、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反腐倡廉建设、中国共产党的未来前景进行的研究[1]。其中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形象,海外学者的主流观点是“中国共产党变得更加开放”;对于党的思想建设,学者们认为中国共产党从总体上仍然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旗帜的政党,和西方政党有着根本性的差异,但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以来在意识形态方面也在发生细微的变化;对于党的组织建设,学者们更关注党内民主、党内选举制度、吸收私营企业主入党、党校与领导精英的培养、干部责任制、干部选拔机制、领导集体更替、反腐败等问题,并给予积极评价;对于反腐倡廉建设,学者们认为应该把党的内部监督更多地转变为民主监督,转变为社会的外部压力;对于党的未来发展,学者们观点各异,但无一例外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执政成绩表示赞赏,对未来发展持谨慎乐观的态度。

执政合法性是海外学者关注的另一个基本问题。合法性理论是西方研究执政党问题的一个基本理论,他们往往根据合法性的强弱来判断政党执政基础的厚薄和命运的兴衰。西方学者把合法性理论运用到中国共产党的研究中,认为自从1978年以来,中国共产党经历了两次执政合法性基础的转变:第一次发生在1978年,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基础从意识形态和道德激励转向经济表现和物质激励;第二次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基础逐渐转变为经济增长、稳定和民族主义[2]。在第二个转变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挑战要严峻得多。这与我们党近年来特别强调警惕四个风险、经受四大考验无疑有相通之处。

海外学者还进行了一些非常有特色的研究,比如,有的学者对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进行了比较研究,主要是探讨为什么美国会失去中国、如何认识中国共产党这一类问题。费正清在《中国新史》(1991)中对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进行了比较分析,也对毛泽东和蒋介石的性格进行了对比分析,希望美国政府和民众能够借此认识和理解中国共产党;也有学者对中国共产党自身改革和发展进行了研究,除了沈大伟(David Shambaugh)在其专著《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适》(2008)中所作的论述之外,鲍大可(Doak  ABarnett)在其著作《共产党中国的干部、官僚政治与政权》(1967)中也重点研究了党与政府的关系及有关政治改革的问题;还有学者对中共专门政策进行了研究,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曾任美国驻华“总领事”的柯乐博对中共民族政策的研究,曾任费正清中心副主任、哈佛经济系主任的珀金斯(Dwight Perkins)对中共经济政策的研究,斯坦福大学戴慕贞(Jean COi)等人对中共三农政策的研究,费正清中国中心研究员柯文(Paul ACohen)对中共改革开放政策的研究,费正清中国中心研究员谷梅(Merle Goldman)和维也纳大学的魏格林等人对中共知识分子政策的研究等等。

此外,海外学者对中国共产党人物的研究、对传媒形象与党内关系的研究等等也都是国内学者所较少开展的,体现了海外学者研究的思维特色、关注热点和习惯路径,对我们的研究有一定的启发。

四、海外中共党建研究的主要优势与不足

在看待国外中共党建研究时,我们要确立这样几个基本观点,第一,对国外学者的研究我们要辩证看待,既要看到其优点,也要看到其不足;第二,要站在中共党建的角度来认识和评判其研究的观点、方法和结论,因为研究的对象是中共党建,其观点和结论只有从是否和中共党建的规律相吻合的角度来衡量和检验才具有科学性;第三,要注意摒弃各种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偏见,虽然学者们会有不同的政治意识形态背景,但研究应是对中国共产党建设和发展规律的理性科学研究,而不能有先入为主的主观臆断,对于此类研究评论中应注意及时指出其不足。

关于海外中共党建研究的优势与不足,应该说,优势是显而易见的,国外学者对中共党建研究的重视和参与以及国内对这一研究的日趋关注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当然不足也随处可见。笔者认为其值得肯定之处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能够客观地看待中国共产党所采取的加强自身建设的举措,表现在对中共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型、领导体制的民主化转化、领导层顺畅的、可预见的新老交替、快速决策、执行政策以及有效考核、培训干部等问题都能给予积极评价;第二,注重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和发展前景的研究,而这一直是我国党建理论研究的薄弱环节;第三,不同观点之间既相互碰撞又和谐共存,既有悲观论调,也有乐观见解,显示出多样、客观、和谐的特征。同时也提出了需要商榷之处,一是缺乏分析的新框架,合法性仍是经常使用的方法,而收缩-调适论也很难得到理论界的认同;二是缺乏研究的实质性的新资料,仍以二手资料为主,制约了研究的科学性;三是对中国共产党的未来发展存在主观臆测的成分,没有充分看到中国共产党的特殊性。

对于如何评价国外学者的中共党建研究,其他学者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见。闫健在《海外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研究》一文中认为研究仍旧存在这样一些局限。首先,缺乏对研究资料的甄别,“不恰当地使用有限的资料”和“依靠不可信的研究资料”是研究中存在的两大问题[3]。其次,缺乏对理论适用性的敏感,往往不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而是从已有的理论架构和概念出发来研究中国的问题,这就很容易导致白鲁恂(Lucian Pye)所说的“通过社会科学理论去寻找中国的现实”[4(P11611170),以及包瑞嘉(Richard Baum)所说的“对研究方法的关注取代了对研究对象的关注”。再次,这一时期的研究存在很强的结构化倾向。即往往借用一些理论作为预设的前提,如“公民社会”理论假定公民社会将最终挑战中国共产党的控制力,“市场转型”理论假定像中共这样的列宁主义政党无法同市场经济共存,市场化改革将最终侵蚀中共的控制力,而“民主转型”理论则假定中国日益多元化的社会将成为民主转型的动力,党的控制将难以为继。这些带有“结构化”倾向的理论无疑为海外学者理解中国现实提供了一副“简单的”画面,但这也容易导致对中国复杂现实的“简单化”处理。

当然还需要提及的是,由于海外学者大多是按照西方政党政治的理论和框架来研究中国共产党,因而必然产生诸多理论和话语衔接上的问题,导致产生比较多的误读,比如,马丁﹒怀特在研究邓小平的干部理论时认为:“邓在人事决策方面更注重运‘专’的标准,对于‘红’的标准运用得则较少些。”[5(P970)这显然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强调干部必须又红又专是邓小平干部理论的重要特色。当然,类似的情况还比较多,这需要我们在研究中充分注意和甄别。

五、国内对海外中共党建的研究现状及未来展望

目前国内学者对海外中共党建研究的再研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海外学者研究状况的跟踪介绍,二是对其研究成果、进展、结论、方法等做的评析。

从研究成果的角度看,目前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呈现出明显增加的趋势。举例来说,这些成果包括:吕增奎主编:《执政的转型:海外学者论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路克利:《哈佛大学的中国共产党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121月版;韩强:《国外对中国共产党建设的研究述评》,《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年第9期;韩强:《新加坡学者郑永年的中共党建研究及评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3年第4期;路克利:《论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的兴起与发展》,《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1年第3期;闫健:《海外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研究》,《国外理论动态》2012年第8期;王巧荣:《沈大伟的中共党建研究评析》,《北京党史》2012年第2期;刘贵丰:《海外学者看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学习时报》2012115日;韩露:《国外关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与发展问题研究述评》,《社会主义研究》2010年第5期;赵淑梅:《新世纪以来西方学界的中国干部制度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12年第5期等等。这些成果大多是近年出现的,因而代表了一种现象和趋势。

从研究主体的角度看,中国学者加强了对海外中共党建研究的关注。一方面,就研究机构而言,以现实中国问题为主要对象的海外中国学研究继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海外汉学之后受到了研究机构的日益关注,不仅在全国已经形成了几个中心,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华东师范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北京联合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等等,而且各个中心加大了对现实中国问题的关注和研究力度。另一方面,就学者层面而言,相关知名学者正在逐渐成为一个群体,如北京大学历史系张注洪教授,华东师范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的朱政慧教授、萧延中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外中国学研究中心何培中副主任,中共北京市委党校的侯且岸教授,北京联合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的梁怡教授等等。研究群体的形成为海外学者研究中国共产党问题形成了良好的氛围。

从学术活动情况看,国内对于海外中共党建研究的学术活动也进一步活跃。在中共建党90周年之际,由当代世界研究中心和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联合举办的“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国际研讨会2011667日在北京举行。会议邀请了来自美国、欧洲、新加坡等学术界的权威知名学者沈大伟、狄忠蒲、李成、柏思德、郑永年、克里·布朗以及相关中方学者出席研讨会。研讨会期间,与会代表围绕“中国共产党建党90年来的理论和实践”、“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建设”、“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建设”等议题进行了深入坦诚的交流和探讨,增进了相互了解和理解。北京联合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于2012928在北京召开了中心成立大会暨海外中国学学术研讨会,与会70多位专家学者围绕会议主题——“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发展前瞻”展开了热烈讨论,经过讨论,大家对海外中国学的历史进程、发展现状、基本内涵、学科地位、研究领域、面临问题与挑战等问题有了更明确的认识,也形成了加强对现实中国问题研究的共识。

总体来看,在海内外学者均高度关注现实中国问题研究的背景下,加强对海外中共党建的研究已经成为共识,这一研究已成为西方解读中国问题的钥匙,也将对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产生有利的影响。已经有学者提出,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海外学术界实际上形成了海外中国研究的一门新兴学科——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和教学内容为中国共产党的有关问题,具有相对独立的学科对象,以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等学者为主要代表,形成了相对独立的研究和教学群体,产生了较大的学术和社会影响。纵观其学术史,海外对中国共产党相关问题的研究和教学,不但有了相对庞大和稳定的专业队伍,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和教学内容,而且取得了具有较大学术和社会影响的丰硕研究成果,形成了具有学科特色的研究方法,实际上已发展成为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这一新兴交叉学科[6]。我们虽然还不能完全认同这样的观点,但是由此揭示出来的研究现状和学科化趋势则是显而易见的。

 

【参考文献】

1]韩强.国外对中国共产党建设的研究述评[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9)

2]刘贵丰.海外学者看中国共产党的建设[N].学习时报,20121105

3]腓特烈·泰伟斯.西方的当代中国研究[J].当代中国史研究,2011(11)

4Lucian PyeSocial Science Theories in Search of Chinese RealitiesM].The China QuarterlyNo132(Decemder1992)

5][美]马丁·金·怀特.邓小平理论研究文库(5)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

6]路克利.论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的兴起与发展[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1(3)

 

 

 

来源:《理论学刊》2013年第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