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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无神论

李申:近代中国的宗教问题
 
 
 

一、中国的传统宗教

中国传统的儒教,在公元前6-5世纪,就由孔子把它的教义发展到比较完备的程度。经数百年到了汉代,其教义又有新的发展。对于如何指导国家政治和社会伦理,不仅都有一套较为完备的原则,而且还有相应的理论说明。汉帝国长期统一、强盛的局面,又使儒教的教义获得了中国古人的深刻信任。与儒教并行的道教,虽然在指导国家政治和社会伦理生活方面缺乏儒教的完备思想体系,但它有《老子》、《庄子》等极高水平的哲学建树,不仅成为道教的理论支柱,也常常为儒者们所向往,因而虽然总是被排斥于国家政治生活之外,但能够独立自存,和儒教并行。

佛教传入之初,其说空道幻的哲学借助于《老子》、《庄子》的有无之辨,得到了中国上层士大夫的认同。其出家的主张虽然常常遭到儒教方面的抨击,但佛教很快就以成佛能够给予父母和国家巨大回报,抵挡住了儒者们的理论攻势。从业报轮回的善恶报应到涅槃寂静成就佛果的教义,虽然使每一个人都十分向往,但由于它把时效推得非常遥远,就不免使人将信将疑。而人生在世这数十年间该如何度过?佛教的安排不仅单调而艰苦,还未必就能确实获得善报,更未必能够涅槃成佛,因而在和儒教的竞争中,也就处于理论的劣势。加之儒教国家的强大和稳固,佛教虽然也曾有一时之盛,赢得了许多儒者的赞赏和向往,但终究还是难以像基督教代替罗马国教一样,代替儒教的地位,而只能作为儒教的补充,共同服务于中国古代人的社会生活。经过长期磨合,从隋唐时代开始,中国境内形成了儒、佛、道三大宗教并存的所谓“三教合一”局面。虽然相互之间常有大大小小的磨擦,但大体上维持着和平共处的局面。这种状况,和中世纪基督教在欧洲的统治具有截然不同的性质。

佛教传入藏地,形成了藏传佛教。藏传佛教后来又推广到蒙古等民族,成为该民族的主流的、甚至是全民的信仰。伊斯兰教在隋唐时代就开始传入中国,经过宋元时期的发展,到明清时代也成为中国境内的重要宗教之一。由于伊斯兰教和藏传佛教一样,只是某些民族信仰的宗教,而不谋求向外传播,所以它们和中国境内的其他宗教,大体上没有发生过由于宗教问题而引起的冲突。

当明朝末年基督教第三次有效地传入中国的时候,中国境内的宗教就大体维持着以儒教为主体、其他宗教为辅助的和谐局面。利玛窦由于儒服传教,允许信仰者仍旧祭孔和祭祖,因此,他所传的基督教,也就是中国学者通常所称的天主教,直到清朝初年,和中国政府、中国民众,大体也保持着和睦相处的关系。争论一般限于理论上的。中国境内的天主教,此时也还未能变成如培根所说的“强大者”1,所以天主教也没有和当时的儒教发生很大的实践层面上的冲突。利玛窦死后,由于梵蒂冈罗马教廷要求中国教徒不得再祭祖和祭孔,导致清朝雍正皇帝宣布,在中国境内禁止天主教的传播。少数传教士的活动,仅仅被局限于宫廷之内,成为皇帝的宾客。

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状况,由于鸦片战争,得到了根本改变。

二、“骑着炮弹飞进中国”的基督教

1840年鸦片战争后签订的《南京条约》,尚未涉及传教问题。当时中国境内尚有天主教徒30万人。由于儒教作为国家宗教,其本性决定它不会系统地从教义出发排斥其他宗教,虽然从雍正时代开始,禁止天主教在中国传播,但是并没有要求这些教徒改变他们的基督教信仰。1844年,继南京条约之后,在“七月王朝”统治下的法国,强迫清政府签订《黄埔条约》,其第22款规定,法国人可以在五个通商口岸居住,并建造教堂。倘有中国人将教堂毁坏,中国地方官应该“严拘、重惩”。两年以后,即1846年,在法国政府的逼迫下,道光皇帝又宣布解除清朝初年对于天主教的禁令,归还天主教教堂,天主教遂可以公开活动。依据条约,传教士尚不许到五个通商口岸以外的中国内地传教。

十几年后,英、法两国为了扩大他们在鸦片战争中获得的利益,向清朝政府提出了修改条约的要求,未得允许,于是发动了被称为“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侵华战争。法国参战的借口,是说他们有一个传教士马神父到广西西林县传教,被当地民众杀死。西林知县否认此事,但法国还是以此为借口,和英国组成联军,发动了对中国的战争。战后,中国分别和英、法、美、俄四国签订了《天津条约》。四个《天津条约》中,都有允许在中国内地自由传教的内容。

于是,借助于帝国主义的炮舰,基督教获得了在中国自由传教的权利。

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具有和洛克所说的情况稍微不同的特点。他们不是先和当地人和睦相处,待到自己壮大、并取得当地政治权利支持的时候,再采取强硬的措施,而是首先用武力征服了当时中国的中央政权,然后再向各地派出传教的神职人员。这种状况,被称为“骑着炮弹飞进中国”。这样的方式,基督教的经典上也是难以找到的。《旧约》中上帝虽然暴虐,但没有传教的指示;《新约》中耶稣虽然指示他的门徒要传教,但没有说可以先用武力把受传者打倒,然后向他们传播福音。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可以是创造性地发挥了耶稣基督对于他们的教导。

以这种方式进入中国,自然难以得到中国人的欢迎。被称为“教案”的中国人与基督教的冲突,在《天津条约》签订以前,由于《南京条约》、《黄埔条约》都未允许外国人到通商口岸之外传教,所以除了马神父事件以外,尚不多见。自《天津条约》签订以后,教案也就不断发生。

最初的教案,被指控伤害了传教士的,一般有三种人。第一是地方官员,第二是所谓士绅,第三是所谓生童。官员和绅士都是儒者,生童是在校的儒者。也就是说,最初教案的参加者,主要是儒者。地方官员和绅士往往有地方武装,生童们则往往是亲自动手。教案的内容,一般有两条。第一是毁坏教堂,第二是杀死传教士。毁坏教堂,必定是先有教堂才能毁坏;杀死传教士,也必定是先有传教行为,然后才可能杀死传教士。发生的地区,主要是南方数个省份。先是江西、湖南,接着是四川、贵州。都是与通商口岸距离较近的南方地区。

卷进教案的儒者遭到了镇压。当事者或被杀,或入狱,还要赔偿教会财产,重修教堂等等。在严厉镇压面前,官员士绅,也就是儒者们逐渐退缩了。由于传教士和教民欺压的对象主要是一般民众,所以当儒者们夹杂着维护儒教利益的反抗情绪消沉之后,主要为维护自身权益的民众们逐渐成为和基督教对抗的主角。其中最典型的教案,就是“天津教案”。

三、“天津教案”及其分析

1870年4、5月间,社会上就纷纷传言,基督教育婴堂诱拐儿童,剖腹挖心,制做迷魂药。6月,望海楼教堂对面的仁慈育婴堂有三四十名儿童病死,被草草埋葬,不少尸体露出地面,野狗争食,肢体离散,引起群众公愤。恰在此时,又有拐卖儿童者供认,是受天主教堂指使。于是群情激愤,聚集在望海楼教堂前。法国领事丰大业先找三口大臣崇厚,怒其镇压不力,并拔枪向崇厚射击。由于被人拉住,未能射中。盛怒之下,丰亲自赶到出事地点,遇当地知县刘杰,又向刘杰射击,射中刘的随从。丰大业的傲慢和跋扈更加激怒了群众,于是丰大业被群殴致死,教堂被烧,并延及他处。教案中,共有数座教堂被烧,十数名包括传教士在内的外国人被杀。

由于事态严重,朝廷遂派在镇压太平天国战争中立了头功的曾国藩前去处理。曾处死肇事者20人,流放29人。然后上奏朝廷,为天主教辨诬,说天主教以劝善为事,反遭诬蔑和残害,其愤怒是合理的。并要求皇帝降旨,布告天下,为天主教洗冤。

和任何谣言、传言一样,有关基督教的传言之所以能够传开,并造成严重后果,都是一系列社会因素积累的结果。天津教案的形成,也是一系列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基督教在唐朝第一次传入中国,受到当时国家的高度礼遇。元代,对于回教、基督教也兼收并蓄。这种状况,也充分表现了国家宗教的特点:凡是被认为对国家有利的宗教,都会受到欢迎,而不会因为教义的原因受到排斥。基督教后来在唐代遭禁,也是当时的政权出于利益的考虑,不是宗教的原因;在元代,则是随着元代政权的灭亡而衰落。利玛窦第三次入华传教,也受到了当时民众的礼遇:

因此,在最早接触时,中国人对待基督教教士们的态度完全如同他们曾习惯于对待佛教出家人那样,向这些人提供灯油,向修士们施舍食物、允许他们收地租……同样,文士和官吏们也奉献神香,按照习惯向圣像行礼。……2

后来,利玛窦又受到当时皇帝的礼遇,死后还获得批准,安葬在中国首都。利玛窦以后,虽然由于罗马教廷的原因,导致清朝禁教。但是在京的传教士们,仍然可以在宫廷任职。著名的传教士南怀仁,死后也被以隆重的礼仪安葬。

作为中国一方,礼遇外来的神祇,是作为国家宗教的儒教的本性。只要该教不影响国家安全,就不会因为教义的原因受到迫害。优待客人,也是儒教国家的一贯做法。但是传教者往往误解中国人对他们的态度:

传教士们根据他们对宗教的关心而解释了中国人的反应。他们倾向于把自己遇到的困难视为仇教者的阴谋,把大家向他们表示的同情,视为开始受归化的标志。他们认为,一切均出自魔鬼的勾当,是上帝对他们的考验或圣宠。3

传教士的思维方式,完全以自己的“教”为出发点。和中国人对他们的误解相比,他们对于中国人的误解更加深重,甚至他们根本不想了解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习俗和心理。在这方面,像利玛窦那样的传教士,真是难能而可贵。

类似所谓信教者男女聚集淫乱,诱拐、残害妇女儿童一类的说法,在基督教诞生之初,罗马国家的民众就有如此传言;中国的明朝末年,也有类似的说法和传言。类似的说法是不准确的,传言更不可避免添枝加叶。当基督教方面指责这些说法或者传言失实的时候,他们从来也不去想“为什么会有如此传言”,而是根据自己的教义,断定是愚民们仇教,是魔鬼在作祟。在中国这样“男女授受不亲”的国度,由神父给入教的妇女洗礼,听她们的忏悔,男女聚在一起听布道,不引起传言才是不可以理解的。但是传教士们丝毫不考虑中国民众的心理和感受,而且认真地坚持自己的教义。当冲突来临时,如果他们无力则已,如果有力,就诉诸他们国家强大的武力。

诱拐儿童一事,当时就查无实据。但是数十名儿童接连死亡,而且埋葬草草,至少说明,基督教所设慈善机构的状况,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而基督教和中国民众,由于思想冲突而导致实际冲突的因素,还远不止这些。

四、基督教和儒教教义的冲突

基督教的教义,不仅反对崇拜偶像,自己不崇拜偶像,而且要求它的信徒毁灭异教的偶像。在中国,基督教也是如此。利玛窦时期,入教者毁坏偶像的事,不仅常常引起家庭矛盾,而且也是引发士大夫抨击基督教的重要原因。不过这一点,在明代尚未引发大的冲突。士大夫们相信,传教士们得罪神祇,神祇自会惩罚他们。4那时候,基督教力量很小,做此类事也常常有所顾忌。1840年以后,他们传教事业得到了他们国家的武力保护,也就无所顾忌了。在这一期间,他们毁灭了多少中国人崇拜的偶像?没法统计。而且由于被更为严重的问题掩盖着,这问题尚不突出。但是1898年初德国兵在山东即墨为抢掠财物破坏孔庙圣像事件,就引起了从京城扩大到各地的全国性抗议浪潮。在这个问题上,基督教传教士们通常是不会考虑当地人的感情的,而往往是借助于他们国家的武力,镇压当地民众,然后把他们的“爱”的教义传播给那些劫后余生者。

毁灭偶像,就是不承认他人的神祇。基督教在罗帝国时是如此,在中国也是如此。与此相关而顺理成章的就是,基督教也不承认异教的圣人,并且认为他们都是该下地狱的人。最为开明的但丁,在他《神曲》的地狱里,就为古希腊著名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类的贤者设置了一个专门的地狱。在中国的明清时代,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

1584年,传教士们编写并刊印了第一部汉文教理问答书。其中提到了三种地狱,其中尚没有中国圣贤的位置。但是半个多世纪之后,大约是1648年,经过修订的同一部教理书的另一文本中,就特为中国圣贤们增补了第四个地狱。也就是说,中国古代的圣贤,和古希腊的圣贤们一样,他们死后,其归宿也都应该在地狱中。

这是传教士们依据基督教教义得出的结论,然而也是中国儒者绝对不能接受的结论。据谢和耐说:“居住在葡萄牙的飞地和堡塞澳门的传教士们,都大言不惭地宣称,儒教中的所有圣人,如尧舜禹文王和孔子本人都是魔鬼。”在内地,他们则较为谨慎。利玛窦甚至根据《诗经》中“文王在上”的诗句,说文王已经是在天堂了。但利玛窦以后,传教士们就不如此谨慎了:

但后来传教士们可能比他们更为自信,这些人很少会表现出宽容。当时占优势的意见是,在天堂与地狱之间采纳一种中间立场:儒教传统中的圣贤完全如同处在炼狱中的主教。5

明朝末年的黄贞曾经写道,为此事,他拜访艾儒略神父,并再三追问,艾儒略终于回答说,文王恐怕也在地狱中了。6这样的教义,这样的说法,不仅是中国儒者难以接受的,而且是根本不能接受的。而这样的说法和教义,迟早也是会被中国儒者知道的。据一本叫做《藜藿亟言》的书说,基督教人士就是把孔子当做魔鬼的。7而在上引谢和耐说澳门的传教士们认为“尧舜禹文王和孔子本人都是魔鬼”之后,谢本人有一个注。该注说道:

同样,19世纪的新教牧师们也把孔夫子视为归化中国的最大敌人。请参阅孔宝荣《1900年的基督教传教区及其影响》,载《剑桥中国史》第10卷,第1期。剑桥大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564-565页。

19世纪的传教士们,就是天津及一系列教案发生时期的传教士们。这时候,他们还有什么顾忌呢。然而和中国儒者,和一般中国民众的冲突,也就是不可避免的。

传教士对于中国人,不仅是误解或不理解,而是他们根本无意于像利玛窦那样去理解和尊重。这样的态度集中到一点,就是他们的傲慢和骄横:

传教士们往往过分倾向于他们是置身于法度之上,从而为他们自己及其信徒们要求一种当时尚未形成的治外法权。

传教士们不是表现了大家可以期待他们的服从,因为他们声称承认中国皇帝的最高权力,所以他们都表现出了极其傲慢的态度。8

对于传教士来说,中国的皇帝根本算不了什么,还谈得到其他人吗!什么法律,什么规矩,在他们看来,全是中国人愚昧无知的表现,全是魔鬼的勾当。在明朝时期就是如此,到了19世纪,就更是如此。他们的骄横状态,从法国领事丰大业身上,可见一斑。作为一个自认为文明之国的代表,其侨民和所在国人民发生了冲突,不问是非,拔枪就向该国地方长官射击,这还不骄横到了极点吗!所遇到的,又是正愤怒已极的群众。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不是群众被他统统打死,就是他被群众打死,这是必然发生的情况。而丰大业的傲慢和鲁莽,则是导致事件急剧恶化的直接原因。然而,曾国藩作为曾经统兵百万、镇压了太平天国的军事统帅,只是一味责难中国民众的无知和对洋人的误解,而对洋人的骄横无礼则不置一词,也就可见中国政府的无能、软弱和屈辱,是已经到了极点了。

19世纪和利玛窦及其以前不同的是,中国民众和政府,再也不可能表现出对于传教士们客人般的礼遇和宽容,因为他们是“骑着炮弹”飞进来的。因此,在当时中国人民的眼里,传教士和他们的将军、士兵一样,都只能被看做是强盗,是“鬼子”。何况这些传教士们许多也确实积极参与并且谋划了侵华的军事行动。要一个受侵害者和强盗、鬼子平心静气的交流,是不可能的;要一个受害者对于侵害他的人不发生误会,也是很难做到的;自然也就不可能有以前的礼遇了。

然而19世纪在中国的传教士们似乎都充满了信心。他们相信,炮舰能够打垮中国的军队,他们的宗教也一定可以征服中国人的心。一次次的教案,不仅没有使他们有所收敛,由于清朝政府的无能和软弱,反而进一步助长了传教士们的气焰。他们所到之处,干涉诉讼、欺压民众,包括欺压中国官吏的事,也就难以细述。传教士们的骄横日益增长,中国人民的不满也在日益增长。其爆发大规模的冲突,只是早晚的事。中国政府已经是习惯于逆来而顺受,中国民众的怒火,则并没有因为天津等教案的冷水被浇灭。于是,在1900年,爆发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义和团运动。

五、野蛮和文明

在基督教传教士们的记述中,看见的只是传教士和教民如何受难,义和团群众是如何的残暴和野蛮。说到被害的修女或女性教徒,一般都伴随着脱光衣服之类的情节;说到被害的神父,也往往有剖肝挖心之类的描述。教士和教民伤亡的数字,都有认真的统计,那是中国人民欠下他们的一笔笔血债。至于义和团和当时的清朝军队伤亡情况,包括那些被处决的清朝政府的大臣们,则是中国人民自己心头永远的痛。那些官员们也可以说是罪有应得。然而中国是个主权国家,有自己的法律,却要禀承外国人的旨意,处决自己的官员,这不是耻辱到了极点吗。至于八国联军方面,如何抢劫,在抢劫中又制造了多少罪恶,不仅是中国人心头的痛,可能还是一个秘。但是,传教士在胜利后的表现,却也有蛛丝马迹可查。据顾卫民《基督教与中国近代社会》:

曾经充当联军情报人员和密探的传教士和教民们,又和联军一起参加了骇人听闻的抢劫。9

当时北京北堂的主教樊国梁,表现尤其突出:“樊主教在下令抢劫以前,曾经请示了法国公使。”并公开张贴布告,阐明抢劫的规则。顾卫民教授评论说,即使目的如主教所说,传教士和教民的抢劫,其目的是为了免于饿死,“然而其使用的手段即使以基督教的道德来衡量,也难以使那些正直的教士所接受。”10

据《基督教与中国近代社会》一书披载,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曾经批评美国的牧师表现不好。说他们大多是为营利而来中国,以致为中国民众的仇教提供了借口。其实,欧洲其他国家的神父表现,比美国也好不到什么地方。这无疑是说,从较早的马神父事件,到义和团运动,事情的起因,根本原因是帝国主义的侵略,直接原因则是传教士和教民们的骄横不法,欺压中国民众。而时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主官的英国人赫德,早在数年前就已经料到,传教士及他的同胞们在中国的所作所为,早晚要酿成一场大规模的流血冲突,尽管二千年的文化把中国人熏陶得已经非常地冷静。义和团被镇压下去以后,赫德认为,义和团运动,“是一个纯粹的爱国主义的自发的运动,其目标是使中国强盛起来”。这次实验没有成功,但就其作为试探来说,“并不是一次失败”。并且预料,五十年后,就将有千百万团民排成整齐的队形,在中国政府的号召下,把外国人从中国赶出去。他并且认为,“中国有权这样做”。11这就是说,在这位英国人眼里,义和团运动也是不能被简单地解释为愚昧和仇教的。

六、宗教关系的新阶段

义和团运动以后,中国人民遭受了沉重的灾难,基督教的传教事业也遭受了重大损失。这场冲突,也迫使基督教方面重新考虑他们的传教方针。骄横跋扈的气焰收敛了许多,对于自己教义的宣传,也开始做出某些调整,比如寻求和中国传统的结合点或者共同点。在传教方式上,也开始偏重于以开办文化和医疗事业的方式。越来越多中国人也从义和团的教训中清醒过来,开始努力学习和吸收先进的科学和文化。而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基督教有意或无意地也起到了一定的桥梁和中介的作用。所以从1900到1920年二十年间,是基督教在中国发展的又一个黄金时期。到这一时期终了,中国基督教新教信徒的人数,从8万增加到36万,大约增长了10倍。天主教人数则从70多万增加到190多万。

在这一时期之前的变法运动中,儒者们为了自强,企图仿照基督教的榜样,改革儒教,使人人都可能祭天、祭孔。并且仿照基督教到处修建教堂的作法,要改变过去仅允许一县修一座孔庙的传统,也到处修建孔庙,宣传儒学的精神。为了修建孔庙,建议者张之洞和康有为都主张,废除那些不合规定的所谓“淫祀”。被列为淫祀的名单中,不仅有被视为迷信的龙王、土地,牛鬼蛇神的庙宇,也有佛寺道观。然而变法在政治上遭受了严重的失败,宗教方面的改革几乎未加讨论,其实行的状况就更不如人意。

义和团事件以后,在外国政府的干预下,清朝政府在镇压了变法人士之后,也开始实行政治变法的主张。科举制废除了,学习外国成为热潮。然而议会制却迟迟不付诸实行。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帝制被取消。新的共和国不祭天也不祭孔。想把佛教道教都作为淫祀取消的儒教,自己失去了依托,被取消了。天地社稷等儒教国家的祭坛,孔庙等儒教国家的庙宇,由于儒教国家的不复存在,也就自然废弃了。佛教和道教则一如既往,延续着自己的存在。中国基督教,由于其迅速发展又使他们燃起了新的希望之火,一个新的征服中国、使中国完全基督教化的大规模的传教计划在蕴酿和实施。而中国人,则从基督教本土那里,获得了抵制基督教、也包括抵制一切宗教有神论的新的思想武器。从此以后,中国境内的宗教问题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12

参考文献

①汤因比(Arnold Toynbee)《一个历史学家的宗教观》(An Historians Approach to Religion )引洛克《论宗教宽容》道:“一批人数不多的基督徒,身边一无所有,来到一块崇奉异教的国土,这些外来者恳求当地人以人道主义为怀,供给他们生活的必需品。他们得到了这些东西并被允许在当地居住下来。后来他们同当地人结合在一起,成为一个民族群体。基督教也随之在那里扎根、扩张,但一时尚不能成为最强大的宗教。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同当地人尚能保持和平、友谊、信任和平等。后来,官长成了一个基督徒,这样一来,那帮人便成了最强大者。于是,为了消灭偶像崇拜,顷刻间,所有契约被毁,一切公民权利都遭到践踏,那些无辜的异教徒———平等原则和自然法则的严格遵守者,那些从不以任何方式违犯社会法律的人们,除非放弃他们古老的宗教,皈依一个新的、完全陌生的宗教,否则他们注定会失去父辈们的土地和财产,甚至会丧生。由此我们终于可以看到:对教会的狂热加上奴役他人的欲望,究竟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以及用宗教和关心他人为借口,多么易于成为贪婪、掠夺和野心的托辞。” 晏可佳、张龙华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第181-182页。

②谢和耐《中国与基督教》,耿升译,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第57页。

③同上,第120页。

④参阅上书第67页。

⑤同上,第158页。

⑥《破邪集》卷三,第9页。

⑦谢和耐《中国和基督教》,第159页。

⑧同上,第117页。

⑨顾卫民《基督教和中国近代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1996年,第338页。

⑩同上,第140页。

{11}同上,第349-350页。

{12}本文参考书还有:顾卫民《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姚民权、罗伟虹《中国基督教简史》,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法]史式徵《江南传教史》第二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法]谢和耐《中国与基督教(增补本)》,耿昇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法]沙百里《中国基督教史》,耿昇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红旗出版社,1983年。

作者简介:李申,上海师范大学教授

                                              (本文原载《科学与无神论》200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