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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无神论

李志英:关于大学生信教的若干问题
 
 
 

提   要:大学生信教是当代社会的一个突出现象。根据2003年、2005年和2008年三次较大规模调查的结果,信教大学生的总比例约在10%左右,信基督教的约占大学生总人数的不足4%。从绝对量看,来自农民家庭的信教大学生较多,从家庭背景与信教人数之比看,来自个体户家庭和私营企业主家庭的大学生较多。从性别的角度看,女生较多。从年级看,低年级的较多,但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呈上升趋势。个案分析,家庭的影响、民族传统的影响不容忽视,学生个人遭遇的问题和宗教组织的积极拉拢是重要诱因。分析大学生信教的成因,国民教育体系的某些缺憾使得学生在形成世界观、价值观的时期没有得到正确的引导,从而导致信仰空白或曰精神荒漠的出现,从而给了宗教以可乘之机。

关键词:大学生  信教  问题

 

大学生信教是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益凸现的一个社会现象。笔者以为,这个问题的出现,一方面反映了社会转型时期诸多社会问题和价值观多元化对青少年的影响,另一方面则反映了我们的国民教育系统存在的缺陷和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结构性缺失。这个现象的出现已经给社会的稳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带来了挑战。

    关于大学生信教的问题,目前学术界和思想教育界已有一些研究。但是,某些问题的面目仍然若明若暗,或者见智见仁,看法不一。有些问题则因为调研不够充分,而尚待深入研究分析。

    一、信教大学生的总体估计和构成特征

    近年来,笔者先后开展了三次主旨为大学生思想状况和精神世界的调查研究①。三次调查分别于2003年、2005年和2008年进行,规模均比较大,前两次调查问卷的发放都在3000份以上,实际回收的问卷2800份以上,第三次问卷发放的总份数在1500份以上,实际回收问卷有1490份。三次调查问卷的数据均用SPSS统计软件处理,获得了大量有效数据。这三次问卷调查均在一定程度上涉及有关信教的问题,分析这些数据可以使我们对目前宗教在大学生中传播的总体情况有一个比较清楚的了解。

    2003年调查的主题是关于大学生入党问题。这次调查的对象主要是大学生中的党员和申请入党的积极分子,二者占了被调查人员的60.16%。这两类学生一般而言是大学生中政治上和精神上比较积极向上的部分,在大学生中相对数量比较少,大约占到在校大学生的35%左右。这次调查中自称信教的大学生约占9.2%,其中最多的是信奉佛教的,约占信教人员的一半强,其次是信奉伊斯兰教和道教的,信奉天主教和基督教的最少,只占信教人员的8.74%和6.08%。这次调查的取样比较特殊,样本一般都有比较明确的精神追求,所以代表性不够典型。但是,即使在这样的人群中仍然有信教问题存在,因而引起了笔者的重视。

    2005年,笔者主持了关于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与大学生思想动向的课题研究,面向来自不同家庭背景的大学生进行调查。因此,调查样本构成比较全面,可以较典型地反映大学生的精神世界。此次调查中自称信教的人员占调查总样本的13.58%。其中最多的依然是信奉佛教的人,但信奉基督教的人取代伊斯兰教上升到第二位,约占信教人员的13.26%,占调查总样本的1.8%。

    2008年,笔者主持了国家重大项目“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子课题“当代我国居民民族精神调查研究”,这项调查分三个方向,其中一个方向即关于大学生的民族精神状况的调查研究。此次调查样本中自称信教的人员占调查总样本的16.3%,其中依然是信奉佛教的人最多,占一半左右,其次是信奉基督教的人,约占信教人员的20.16%,占调查总样本的3.28%。

    由于三次调查的目的并不很一致,所以样本的选取有所区别,但样本均为高校在校大学生这一点是一致的,所以仍然有一定的可比性。综合三次调查获得的数据,笔者以为高校大学生信教人员的比例在10%左右是可信的。其中信奉基督教的人增加比较快,但总比例不超过4%。缩小到微观看,笔者目前担任班主任,本班共有学生46人,其中信奉基督教的1人(还有将信将疑1人),信奉佛教的3人,信奉伊斯兰教的2人,信奉天主教的1人,尚无信奉道教之人,但不少学生对于源于中国本土的神仙信仰以及诸如看手相、算命等与道教有千丝万缕联系的行为有兴趣,甚至有行动。这样的比例与总体比例差别并不大,也可以证实前述的整体估计。

    大学生中究竟是哪些人信教?从性别的角度看,2003年的调查结果是男性占了55.2%,女性占44.8%。2005年的调查是男性占了43.36%,女性占56.64%。2008年的调查是男性占了43.62%,女性占56.38%。后两次调查均为女性高于男性13个百分点左右,结果基本一致,有可信性,也符合当今社会中宗教信徒男女比例构成的一般规律。从笔者日常接触的信教学生看,女生主要是在家庭影响下皈依宗教的,对宗教的信奉更虔诚,男生在大学时期接受宗教信仰的更多。

    从家庭背景的角度看,2005年和2008年的调查均为出身农民家庭的信教大学生绝对数最多,占信教学生的18.62%和36.62%。2003年的调查结果基本如此,出身农民家庭的信教大学生绝对数仅次于来自工人家庭的信教大学生,居第二位。这样的比例分布当然与调查样本的比例分布有关。如果从样本总人数与信教人数的比例看,2005年的调查,来自农民家庭的信教学生占调查样本中来自农民家庭的10.69%,来自工人家庭的信教大学生占来自工人家庭的样本11.55%,来自干部家庭的占12.69%,来自教师和科技人员家庭的占11.69%,来自个体户家庭的占25.95%,来自私营企业主家庭的占28.57%,来自下岗职工等失业人员家庭的占15.69%,来自自由职业家庭的占20.0%。2008年的调查,来自农民家庭的信教学生占调查样本中来自农民家庭的16.64%,来自工人家庭的占12.37%,来自干部家庭的占16.01%,来自教师和科技人员家庭的占13.86%,来自个体户家庭的占25.93%,来自私营企业主家庭的占41.18%,来自下岗职工等失业人员家庭的占21.43%,来自自由职业家庭的占30.0%。2003年的调查数据与2005年和2008年的调查数据基本一致,均为来自个体户和私营企业主家庭的大学生信教比例最高。这两类家庭的家庭教育显然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对子女的影响不容忽视。另外,从绝对数看,来自农民家庭的信教大学生最多,这显然与我国农村的文化现状和社会阶层构成情况有关。

    从年级的角度看,2003年的调查结果是本科一年级学生信教比例最高,与年级总人数相比占16.5%,二至四年级的比例是10.7%,硕士研究生是5.6%,博士研究生是5.2%,呈现了随年龄和年级增长而比例下降的趋势。但是到2005年,本科二、三年级的比例开始上升,超过一年级居第一位,为16.99%,本科毕业班的比例为9.93%,基本与2003年持平,硕士研究生比例开始上升,增长了3个以上的百分点,博士研究生的比例与2003年基本持平。到2008年,本科一年级的比例再次回到第一位,值得注意的是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的比例开始大幅上升,硕士研究生比2005年增长了5个以上的百分点,比2003年则增长了8个以上的百分点,博士研究生则大幅度增长了10个以上的百分点。这种情况值得特别关注,从调查和日常教学中了解到的情况看,博士研究生进入基督教的人数不少,近年毕业留校青年教师的精神世界消极的也比较多。

    二、导致大学生信教的个案分析

    当代大学生都是在正规的国民教育体系中成长起来的,他们接受的教育、特别是在中小学接受的教育一般而言都是无神论教育。进入高校后,有的文科类的教学会涉及一些宗教问题,例如历史学科的宗教史,哲学学科的宗教哲学,文学学科的宗教文学,艺术学科的宗教美术、宗教音乐等等。但是,从国民教育的培养目标要求看,这些教学必须是严肃的学术教育而不能宣传宗教思想,更严禁传教。然而,在这样无神论教育环境下成长起来的青年一代却信奉宗教,有的甚至到了笃信、痴迷的程度,这其中显然存在种种诱发因素。

    根据笔者多年的观察,导致大学生走上信奉宗教道路的诱因大概有以下几种:

    其一,家庭和民族传统的影响。这类学生大多成长在有宗教背景的家庭,有的是父母信教,有的是祖父母信教。在长辈的影响下,从小耳濡目染,自然皈依了宗教。笔者曾经接触过一位信奉基督教的研究生,她出生和成长在山东省青岛市。历史上即19世纪末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狂潮中,青岛曾经被德国帝国主义长期霸占。德国侵略者将基督教带到了青岛,因此青岛有基督教影响的传统。这个学生的外祖母就信奉基督教,她说从小她就看到家里有圣经,好奇就翻翻看看,时间长了就信了。

    还有一位学生信奉天主教,是因为她全家都信奉天主教,她从小就接受了洗礼,因此成为天主教徒。来到北京求学后,经常就近去西四和宣武门的教堂去做礼拜。信奉天主教的学生往往来自天主教盛行的地区,例如,河北地区是历史上天主教影响很大的地区,20世纪初义和团运动的爆发就与由来已久的教民和拳民的矛盾有关。以后义和团被镇压,天主教的势力长期存在。这些地区信奉天主教的家庭很多,他们的孩子从小受洗礼,进入大学后就成为有宗教信仰的大学生。

    有一些信佛教的学生也有家庭背景。佛教来到中国已经逾千年,佛教的影响悠久而深远,很多家庭都有祖父母、父母辈信佛的情况。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家庭的家长信佛有的是传统使然,即自幼信教,有的则是后来由于各种原因导致皈依佛家。据笔者了解,自“法轮功”被取缔后,很多“法轮功”信徒虽不再追随“法轮功”,但由于已经习惯于受超自然力量的支配,精神因此无以寄托,就积极找寻“法轮功”的替代力量,许多人于是遁入佛教。这些在“法轮功”被取缔后既没追随“法轮功”继续与政府对抗,又没彻底摆脱“法轮功”阴影的人,往往是受“法轮功”影响比较深的人,他们之中很多人在受“法轮功”影响时就已经将子女连带拖入“法轮功”,离开“法轮功”皈依佛教后自然也将子女带入佛门,有的甚至动员周围的亲属、朋友一起皈依,这些亲属、朋友一般也将子女同时带入佛门。另外,现在退休人员中信佛的人也比较多,据笔者所知这些人信佛往往不是零星现象,往往有一个小的交往和交流的圈子,可知并非个别现象。这些人大多已经是祖辈年纪,由于子女工作繁忙,这些人都担负着照看孙辈的任务,他们在与孙辈的长期接触中会在不知不觉中将自己的信仰传达给孙辈,从而对其将来信仰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信奉伊斯兰教的学生大多是回族、维族等少数民族的学生。他们的宗教信仰的形成大多源自民族传统。这种来源与家庭传统带来的影响属于同一性质的诱因。

    2005年的调查显示,在中学以前开始信教的大学生占信教学生总数的70%,其中信奉伊斯兰教的学生全部是中小学以前开始信教,佛教、道教、天主教、基督教的比例均在50%以上,其中天主教的比例高达80%以上。这个比例足以表明家庭影响和民族传统作用之大。

    其二,惑于很多现象无法解释而相信有神灵存在或者是对社会问题的错误认识导致信教。笔者在调研时曾经在某艺术院校接触了自称一个信奉佛教的小团体。这个小团体大约有十几个人,据笔者的观察和多年接触大学生积累的经验判断,这些学生是一群本质很好的学生,他们看问题阳光,不少人是学生干部,有的还积极争取入党。谈到他们信佛原因,他们之中好几个人都说在幼年或者中学时代曾经碰到过怪异现象,使他们开始相信有神灵的存在。尽管学校的老师曾经给出过解释,但并不能完全消除他们的疑惑,以至于仍然相信自己的判断。有的学生则是父母碰到了怪异现象,讲给他们听,他们感觉很神奇,于是就和父母主要是母亲一道相信了神灵的存在,并开始信佛。他们认为佛教的教义提倡做人要善,要行善,“在这个利欲熏心的社会提倡这样的观念很有必要”。还有的学生说“现在的社会竞争太厉害,信了佛让人心里很踏实、很舒服”。这些学生信佛一方面与科学知识的缺乏或者科学尚未解答某些问题有关,另一方面显然又与社会问题的存在有关。

    其三,宗教组织的积极拉拢和影响。在这个方面,基督教的作用最为明显。目前,北京的许多家庭教会都积极在高校大学生中发展成员。这些家庭教会各不统属,又都积极传教,所以校园中常常有许多传教的人员在活动。根据我班学生的反映,他们差不多每个人都被基督教传教者拉过。学生说,当他们行走在校园中时,常常会冷不丁地从旁边窜出一个人来,拉住就开始问:“你看过圣经吗?”“你有兴趣讨论信仰问题吗?”对于这样的发问,如果学生稍微表现出一点兴趣,传教者就会锲而不舍地不断地与之联系,反复说服,直到把学生拉去参加家庭教会的活动,然后在宗教活动中不断地灌输其宗教理念,直至被“洗脑”。还有的家庭教会利用某些学生经济困难的弱点,通过拉去吃饭、参加营会等方式引诱学生。

    一位有责任心的学生党员曾经进入家庭教会内部观察了家庭教会的活动。他说:家庭教会“通过每周定期的集体祷告与讲经活动大面积系统培养教众对教会的归属感,利用集体的力量强化宗教思想的灌输,感化‘慕道者’。在集会中,‘牧师’要求祷告中的人用心体验‘主’的神圣,从心底里感谢‘主’,通过集体祷告的方法对每一个人反复进行心理暗示,处于这种暗示下的人群产生了一种强大的集体性的力量,增强着暗示的效果,使得在这一仪式中的人们稍微地对上帝有那么一点不够崇拜(更谈不上不信),就会产生巨大的心理压力。对‘圣歌’的集体合唱和‘牧师’讲上一句,教众集体朗诵下一句的讲经方式与反复的祷告、默想相结合,不断地集体重复着,再加上清一色的时刻等待上帝降临的严肃面孔和神圣表情,产生了一种非常强大的力量,使参加集会的几乎所有的人都不由自主地加入到了一种集体狂热中去。”有的学生党员最开始并不相信基督教的那套说教,有的还站在党员的立场上对非法传教的行为进行抵制和批驳,但是久而久之,在教会的频繁攻势下,思想逐渐发生了变化,开始接受基督教家庭教会的说教,乃至最终投入基督教的怀抱。这样事例表明,基督教已经积累了一套成熟的发展教徒的手法,其控制力量不能小视,而世界观尚不稳定的学生很难抵御经过精致包装的宗教说教的侵袭。

    三、大学生信教的成因分析

    关于大学生信教的成因,笔者已经撰文做过不少分析,此次着重从国民教育体系的角度做一探讨。

    当前我们的国民教育包括从初级教育、中级教育到高级教育一整套教育体系。一个人如果要完成从初级教育到高级教育的全过程,至少需要16年时间,如果完成博士学业并做博士后研究,则需要长达24年的时间。这么长的时间,足以完成一个人的世界观的缔造。可以说,一个人的世界观、价值观形成,几乎都是在求学期间完成的。所以,国民教育的宗旨、施教内容和方式,对于学生的世界观、价值观都会产生十分深刻的影响。

    观察目前我国的基础教育,基本上还是应试型的教育。学校一切教育活动的最终目的都围绕升学率进行,教育管理部门的管理指标也主要观察学校的升学情况,并且以此为主要评价标准。近年来,甚至连标榜所谓素质教育的艺术、体育等教育也打上了深深的唯升学的烙印。在此一导向指引下,基础教育从教学内容到教学方式都出现了畸变。

    基础教育本应是为学生建立“健全人格”、为学生未来个性发展打基础的,学校的教育活动应当以激发学生的潜能、以培养学生的良好道德品质和良好的发展基础为目的。为此,不但知识教育是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格教育、思想教育更是学校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在现今的基础教育阶段,学校普遍不重视学生的思想教育,更不重视学生的健全人格的养成。例如,本来属于思想教育和良好道德品质培养的思想品德课,在小学教育中成了可有可无的课程,许多学校并不上此类课,课表上排的此类课程经常被语文、数学等课程挤占,学生的课本经过一个学期的学习后仍然崭新如初。

    进入中学后,政治课被挤占的情况没有了。显然,这是政治考试列入了高考的缘故。但是,此时受到重视的政治课是以高考为导向的,于是课程教学开始变得背离教材编纂的初衷。教师的讲授简单化、程式化、条目化,博大精深、生动活泼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理论变成了干瘪、零碎的教条和呆板的说教。这样的教授反而使学生心生反感,失去了兴趣。笔者在工作中常常遇到这样的情况,许多学生对从小就接触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感兴趣,反而对西方的各种各样的理论津津乐道。有一个学生直白地对我说:“我对马列理论不感兴趣,从小就是那一套,就是什么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经济基础,没意思。”可以说,中学的政治课把生动丰富的马列理论讲得教条化、干瘪化了,不但没有发挥型塑学生价值观的作用,反而带来了负面影响。

    至于能够通过人文教育陶冶学生情操的其他课程,在高考指挥棒导引下,也变得面目全非。常常有非历史学科的朋友问我:“学历史有意思吗?不就是那些东西吗?有什么好研究的。”还有人说:“上中学时最不喜欢上的就是历史课,就是那几条,老师告诉如何划书,划下来,再背下来就行了。”听了这些话,往往让我目瞪口呆,很难解释清楚。记得一位朋友的孩子上高三选了文科,她希望我能为她的孩子讲讲历史问题。我用了两个小时的时间解答了这个孩子提出的问题。后来,朋友打电话告诉我,在回家的路上孩子十分兴奋,不断地说:“原来历史还是可以这样讲的呀,真有意思。要不是这位老师讲了,我本来是决定高考后一辈子也不会理会历史的。”由此可见其接受的历史教育是什么样的教育!在这样的历史课程学习中,历史的文化积淀传达的优秀民族文化传统、高尚的情操信息不大可能对学生的思想产生太多的触动。

    学生在这样的教育背景下步入大学,世界观和价值观上必然是一种懵懂状态。笔者在日常工作中,经常会听到学生说他们在进入大学之前的“思想状态发展还很不完全”。因此,学生进入大学之后往往还有一个再学习、再思索的过程。

    大学时期又是大学生的理性意识、自我意识觉醒的时期。在摆脱了全面呵护式的高中生活后,他们逐渐从一种依赖状态走向独立。这种独立不仅仅是学习方式的独立、生活方式的独立,还包括思维判断的独立。当他们发现他们先前所获得的思想、判断均来自父母、老师等成人时,他们就会极力探索和确立真正的自我。因此,他们对现存的一切极易采取批判、否定的态度,往往会对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产生叛逆心理。

    此时,即将来到的大学教育就显然十分重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学教育不断改革,取得了很大进步。但是,在思想教育、满足学生的精神成长需要方面仍然存在很大差距。在学生产生迷茫、最需要指导的时候并没有人或者很少有人能够帮助他们明确正确的方向。

    从课堂教育看,主旨是发挥育人作用的“两课”,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引导学生了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继承和弘扬优良道德情操的作用。但是,由于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两课”教学往往达不到预期的成效。不少学生都曾对笔者表示过对“两课”的不在意和无所谓态度,认为上“两课”收获不大,“两课”常常是他们逃课的首选对象。一位信教的大学生说得更清楚:“我们这一辈儿对思想道德不太重视。在我们上学的过程中,只有小学有思想政治课,中学根本没抓过,所以没有精神支柱。另外就是独生子女,没有经历过什么挫折,心灵承受能力很差。我们是只有在学校生活的经历,其实都是比较单纯的。大学是一个使我们得到锻炼的地方,我们其实很希望得到锻炼,而且必须要得到。但是大一的政治课我们也没好好听,也没什么想法,因为是应试,不太想别的。”

    至于学科教育,由于大部分学生能够在自己选择的专业学习,因而学习积极性一般比较高,学习态度也比较好。通过接受严格的学科教育和学科训练,学生可以在潜移默化中培养严谨、求实的优良学风,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不断探索的精神。但是,我国的学科教育自清末引进西方的教育模式以来,采用的是班级课堂教学的模式,这种教学模式很难针对每个人的情况开展教学,也很少关注学生的心灵成长。因而很难完善解决个体在成长道路遇到的具体问题,也很难关照到学生的人格砥砺和道德自省。

    现有的课堂教学显然无法完成培养学生的健全人格和健康思想的任务,现行学校体制下政治思想工作或曰辅导员工作的重要性凸显出来了。这项工作可以直接面对个体,也可以根据形势和主要矛盾的变化采取灵活的教育方式和手段,不失为大学生健全人格和正确的政治思想培养的有效途径。进入新世纪以来,从教育部到各高校均加强了辅导员队伍建设,并且建立了一支专职辅导员队伍,以期对学生的思想成长发挥更大作用。但是,专职辅导员仍然数量较少,大量的班主任和辅导员工作仍然由专职教师兼任。这些兼职的班主任或辅导员在当前高校严格考核体系下,必然要首先满足考核的需要,忙于制造各种学术论文、完成教学工作,班主任和辅导员工作仍然如同多年来一样是可有可无的工作。于是,学生的心理问题、思想问题,世界观、价值观的塑造问题仍然是关注不够的领域。

    由于没有及时的、正面的、有说服力的价值观在学生懵懂和彷徨的时候介入,学生很容易形成信仰的空白和迷茫。一位研究生党员曾经对笔者说,他们在寝室中就曾讨论过信仰问题,一名不是党员的大学生对她说:“你们信共产主义,我们信什么?我们没信仰。”之后讨论的结果竟然是“要不我们信教去算了。”一位信教的大学生说:“我们现在是精神荒漠化,几乎没有精神支柱或者说精神支柱很脆弱。”然而,人是不能在没有精神信仰的状态下生存的。哲学家和宗教学家都认为,“人对终极意义的自由追求,是人的一种深刻的精神需求”②。如果一个行为主体遭遇意义缺失,“他不陷入巨大的混乱与疯狂中,也会觉得自己像行尸走肉,不知道何所来、何所去,生存毫无意义”③。在精神信仰层面没有坚强的支柱的情况下,一旦遇到问题就有可能迷失方向,从而给宗教留下可乘之机。

    根据笔者的了解,不少学生是在情绪低谷的情况下开始与宗教接触的。而当今大学生的烦恼特别多。2005年的调查显示,大学生感到最苦恼的问题,居前两位的是学习压力大和就业压力大,分别有超过50%的学生有此感受。具体而言,那些学习不好的学生,想提高成绩又不见成效的学生,想保研、想出国而没有如愿的学生,谈恋爱遇到挫折的学生,家庭遭遇不测的学生、找工作不顺利的学生、对现实不理解和不满的学生都有可能跌入情绪低谷,甚至男生头顶少了几根头发,女生身体稍胖都能成为烦恼和压力的渊薮。

    笔者接触过这样一名学生,她的学习成绩极其不好,这与她在中学时代经常被光环围绕形成极大反差,她对自己极其不满意,进而对班集体不满,对现实不满,对很多社会问题不满意,但是无以排解,于是就整日沉溺于上网和游戏。恰在此时,她在校园中遇到了基督教家庭教会教徒传教,于是极快地加入了教会,并且成为骨干,经常在校园中传教。还有一位女生,本来是一个比较随便的摩登女孩,因为诱惑与男友发生了关系,这种关系使她觉得生活空虚、无聊,一直处于极度的精神抑郁之中,此时基督教家庭教会向她传教,她就投入了基督教的怀抱。还有一名大学生因为研究生中期考核即将来临就不堪重负,先是产生了自杀的念头,随后又企图遁入佛门,希望从宗教那里找到摆脱心理困境的药方。还有的学生仅仅是因为保研未能进入自己心仪的学校就心灰意懒,被基督教家庭教会抓住可乘之机。

    大学生时代宗教的影响不仅可以使并不信教的学生步入宗教之门,对于那些在进入大学之前已经信教的学生也有很大的影响,即坚定了他们对宗教的信念和虔诚态度。前面提到的来自青岛的信奉基督教的学生,进入大学后有机会接触韩国学生、外教老师,与他们有了更多的宗教交流,从而夯实了自幼年就接受的宗教信仰,成为积极传教的信徒。

    总之,导致大学生信教的因素很多,有来自家庭和民族传统的影响,有社会的影响,还有个体的原因,国民教育体系的缺憾也是其中的重要因素之一。我们不能将大学生信教、特别是被基督教家庭教会拉入教会的原因完全归咎为学校教育的不力,但这个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是存在的。国民教育体系是为国家的发展和建设服务的,肩负着为国家和民族培养优秀后备人才的使命。我们的国民教育究竟出了什么问题?问题的根源究竟在哪里?每一个有社会责任心的教育工作者、知识分子乃至社会公民都应当严肃面对,深刻反思。

     注释:

      ① 本文在广义上使用大学生的概念,指包括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在内的高校在校学生。三次调查均在北京10所高校取样,涉及综合性重点大学,一般普通大学和专科类艺术体育院校、医学院校、农林院校等高校。

      ② 石衡潭:《对宗教问题的几点思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2年第2期。

      ③ 孙尚扬:《宗教社会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修订版,第98页。

      作者简介:李志英,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本文原载《科学与无神论》2010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