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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无神论

赵志:“邪教”界定难点分析
 
 
 

提   要:国内关于“邪教”的定义不下百种,但始终没有一个被社会各方广泛认同的统一定义,造成“邪教”界定之难的因素主要来自四个方面:一、古今词汇演化过程中,同一概念内涵外延的变化导致理解和使用上的差异;二、中西方文明和语境不同,造成“邪教”概念理解上的较大分歧;三、邪教研究主体——研究者的学科背景、行业种类不同,研究客体——邪教组织的性质、类型、发展阶段、危害程度不同,均造成“邪教”的不同文字描述;四、理论学术界和实际工作部门因工作特点和关注视角不同,形成对“邪教”概念的不同文字表述。由于邪教的发展是一个动态过程,“邪教”概念的非同一性注定作为一种常态现象而存在下去。

关键词:邪教   界定   概念   难点

 

国内关于“邪教”定义的分歧已有专文论述,本文只对界定难点作一分析。概括而言,其难有四:

    一、古今词汇演化过程中,同一概念内涵外延的变化导致理解和使用上的差异

    “邪教”一词古今都有,涵义却不尽等同。究其原因,“教”的内涵外延变化造成“邪教”概念的古今差异。古语“教”主要指包括儒、释、道在内的各种教化手段,即“上所施,下所效”。宋以后“教”的内涵扩大,逐渐与“宗”相通,泛指各种宗派,进而随着其外延的相应扩大,逐渐用“××教”指称某一具体教派。

    “邪”与“教”并用,初指邪说、邪术等邪恶、不正当的教化手段和思想异端,后才逐渐被用来指斥各种非主流、无正统地位的教派组织。我国当代意义上的“邪教”一词出现在上世纪90年代,且多被界定为具体的邪教组织。很多情况下“邪教”与“邪教组织”通用,较少包含“邪恶的说教”这一层涵义。可见古语中的“邪教”比当代“邪教”概念的内涵外延更宽泛。今人解释和使用“邪教”一词,往往是古今杂用,如不考虑具体语境,容易产生歧义。特别是当我们试图用今天的“邪教”概念套用历史上的“民间秘密教门”、“妖妄异端”、“夜聚晓散之流”,并试图诠释历史上民间教派的社会角色和合法性问题时,常常会因为古今语境的变迁而产生语意抵牾和理论牵强之感。

    二、中西方文明和语境不同,造成“邪教”概念理解上的较大分歧

    西方语境下比较接近“邪教”的基本词汇有sect, new religion, heathendom, cult等,由此派生出evil sect, wicked church, idolized religion,destructive cult等,但都不能完全对应我国的“邪教”概念,正如“宗教”一词并不完全等同于西方的religion一样。有学者认为,我国《刑法》中的“邪教”定义是一个政治名词和法律概念,难以在宗教领域和学术界得到广泛适用。很多学者认为“邪教”概念是中国特色的概念,全世界只有中国在法律中对“邪教”做出了明确界定。更有学者呼吁慎用“邪教”概念指称一些境外新兴宗教、极端教派和境内的地下教会。上述观点在学界影响颇广,在此权不作讨论。重要的是,全球化进程中,由于中西方文化的显著差异和宗教生态的天壤之别,国内早期关注邪教者导入西方类似概念,直接借鉴域外关于宗教异端、极端教派、膜拜团体的理论,客观上造成对于“邪教”概念认识和理解上的不同。

    三、邪教研究主体——研究者的学科背景、行业种类不同,研究客体——邪教组织的性质、类型、发展阶段、危害程度不同,均造成对“邪教”的不同文字描述

    众所周知,世纪之交的邪教研究一度成为“显学”,全国大小报刊、有声传媒关于邪教的文章和专题报道铺天盖地,不计其数。对于“邪教”概念的阐述更是五花八门,不一而足。不仅治安部门、司法系统、宗教管理部门在“邪教”概念的表述上略有差异,学界亦因学科背景不同而产生了截然不同的“邪教”定义。

    1995年11月,我国治安部门定义“邪教”为:“少数不法分子违反宪法和法律,披着宗教外衣,摘取宗教经典中的片言只语,掺杂大量封建迷信和异端邪说,蛊惑人心,蒙骗群众,秘密纠合建立非法组织,从事违法犯罪活动”。1999年“4·25事件”之后的10月,全国“两高”正式对“邪教”做出司法解释:所谓的“邪教组织”,是指冒用宗教、气功或其它名义建立、神化首要分子,利用制造、散布迷信邪说等手段蛊惑、蒙蔽他人,发展、控制成员,危害社会的非法组织。

    而恰在同一年,学界资深学者认为,邪教也是宗教,而并非一切旁门左道或不正当并有害于社会的民间社团和秘密组织的泛称。在此基础上,将邪教定义为:“当代邪教,是指新兴宗教中一个特殊而又个别的现象,是指在其发展过程中走向危害社会、违反法律与人性、扰乱社会秩序自绝于社会与人类的一些宗教组织”。这个定义侧重点在于:第一,邪教是宗教,而且是属于新兴宗教的范畴,在众多的新兴宗教中只有极少数的组织走向邪教;第二,邪教的形成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邪教并非从一开始就是“邪”的宗教,而是一步步走上邪道的。

    在当时国内反邪教呼声一浪高过一浪的背景下,宗教界也不遗余力对邪教展开攻势,口诛笔伐之势蔚为壮观。总体上,宗教界多将邪教视为异端,即“误入歧途的邪恶的宗教派别”。与此类似,有论著将“邪教”等同于“异端教派”,认为“邪教”是与“正教”相对应的一个概念,不同社会、不同时代、不同宗教、阶级性质不同的政权,都有各自不同的“邪教”观。在某一文化体系中属于“正教”的宗教,在另一个不同质的文化体系中便可能被视作“邪教”。在此基础上界定邪教“是吸收正统宗教的某些成分所形成的、不服从正统宗教的、在正统宗教的神职系统之外运作的,在思想上、行动上具有反正统、反社会倾向的极端主义的异端教派”。

    与学界和宗教领域的观点相对应,来自宗教事务管理部门的资深专家则根本不予讨论“邪教”的宗教性,认为“认定一个邪教组织,必须剥去其宗教外衣,主要依据其对社会是否造成危害,而不是看它有没有宗教性”。

    由此可见,治安部门、司法系统、宗教管理机构、学术界、宗教领域对于“邪教”概念的表述各有侧重,很多概念看似雷同,落脚点却有质的不同。对于任何事物而言,其内在属性和外在表现直接影响和决定了概念的界定框架。具体到各支邪教组织,因其聚结目的、发展阶段、组织性质、危害程度等诸多个体差异,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外界对“邪教”的看法和定性。而反观“邪教”发展史,历史总是冷静地铺陈这样一个事实:同样一支“邪教”组织,经历数十乃至数百年的社会变迁和自身衍变,“邪”、“正”的角色往往会发生戏剧性变化,剔除历朝统治阶层和主流教派好恶选择的因素,这种变化同时也缘于该教派内在属性和外在表现的变化,这也是造成“邪教”概念诸多分歧的重要原因。

    四、理论学术界和实际工作部门因工作特点和关注视角不同,形成对“邪教”概念的不同文字表述

    在“邪教的宗教性”命题上,学界多认同邪教的宗教属性,亦即邪教属于新兴宗教中极个别的一类,因在发展中产生变异,导向“邪恶的宗教”之途。从目前趋势来看,此观点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但在现实中,实际工作部门却很难认同邪教的宗教属性。出现这种情况实属必然。众所周知,我国《宪法》规定公民享有宗教信仰自由权利,如政府承认邪教属于宗教,那么在判定一个邪教组织时,无论在名称前附加任何“异端的”、“邪恶的”、“走向歧途的”、“破坏性的”等等修饰前缀,只要落脚点置于“宗教”一词,那该组织本质上仍属宗教序列,政府便无法依据法律将其取缔。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如果回避邪教的宗教属性问题,“反邪”理论研究便不易深入下去。因为单从学理上看,邪教事实上是有宗教性的,其外在特征和社会危害在于“邪”,内在属性却由“教”派生出来。而恰是这一内在属性构成“反邪”工作的一大难点,从而使反邪教斗争有了长期性特点。换言之,打“邪”容易除“教”难,学理上重视邪教的宗教属性,实践中却无法认同。这虽是一个悖论,却是无法回避的真实命题。10余年来,这一悖论贯穿于反邪教工作的方方面面。无论是境外反华势力对我“反邪”工作的肆意诽谤、境内一些学者一段时期内对此项工作的误解、取缔邪教组织初期遇到的巨大阻力,还是教育转化过程中部分邪教信徒的不断反复,乃至一些反邪教机构被迫尝试采用“转宗”① 的教育转化方式。……种种问题,率由此命题而来。

    此外,由于工作性质使然,实际部门的工作常常处于“时不我待”的紧急关头。在许多重大历史时期,往往是理论尚未成熟,行动已走在前列。而理论不可避免总是具有滞后性。上世纪90年代后期,当国内很多领域尚不知邪教为何物时,十几支邪教组织已先后亮相。当时的中国面临极其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国家要崛起,民族欲复兴,社会思稳定,诸多因素决定了反邪教政策与法规的高效快速出台。1999年“4·25事件”发生后仅半年时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便快速出台,对“邪教”做出了明确的司法解释。与国外相比,中国对邪教组织犯罪的法律解释比较具体,主要从已发生的社会行为及后果的危害性上来认定,使人们容易掌握当前国内邪教活动的特点。尽管10余年来学界对于“邪教”概念一直存有争议,但并没有影响“两高”《解释》在实践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综上所述,基于种种原因,目前还难以形成一个被社会各方广泛认同的“邪教”概念。从长远来看,这将在很长一段时期作为常态现象而存在。放眼全球,大千世界纷繁复杂,人类文明异彩纷呈,事物多样性特点和文化多元特质决定了作为意识形态的语辞概念的非同一性。正如古往今来世界范围内对“宗教”一词从未有过统一界定一样,“邪教”一词注定随着时代、地域、国籍、行业、学科、教派等诸多环境主体的变化而呈现不同的文字表述,而这也正是邪教研究本身的吸引力所在。今后随着我国社会各界对邪教问题认识的不断深入,邪教治理模式将更加趋于完善合理,一些难点问题将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推向深入。与此同时,社会各方在与邪教做斗争过程中正变得更加稳健和自信。毕竟从全球来看,中国反邪教领域存在的问题,在国外也同样存在。

(本栏目由中国反邪教协会协办)

  注释:

      ① 所谓“转宗”,是指在对邪教信徒进行教育转化工作中,鉴于一些信徒确有宗教信仰需求,在无神论思想帮教转化无效的前提下,转而采取劝其放弃邪教信仰,皈依某一合法传统宗教的帮教模式。这一模式处于尝试阶段,尚未作为标准模式得到推广。

    

      作者简介:赵志,中国国际友谊促进会社会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

                                               (本文原载《科学与无神论》201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