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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无神论

徐碧波:心理学怎样为邪教所用和怎样用心理学迎战邪教
 
 
 

提   要:没有系统研修过心理学的邪教教主,特别是邪教“法轮功”教主李洪志,却十分善于运用心理学的一些原理去大量捕获信徒,并使他们死心塌地地跟着他走。文章以需要理论、心理挫折理论、认识过程理论和群体心理动力理论为代表,又以作者在同邪教的实际斗争中获取的案例揭示了这些理论是怎样被邪教盗用来设置骗局,快速发展邪教组织,驾驭和控制邪教信徒,为自己罪恶目的服务的。文章认为,当邪教教主猖狂窃取心理学理论欺世骗人、谋财害命时,我们也应当针锋相对地挥舞心理学利剑,运用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迎战邪教,将被邪教捕获的痴迷者解救出来,文章还为此提供了可供参考的策略和方法。

关键词:需要理论  幻觉   挫折理论   群体动力理论

 

就世界范围而言,形形色色的邪教已多到数以千计,迄今为止尚未发现有哪个邪教教主曾在哪所大学系统地研修过心理学,或者曾经是一位心理学家。可他们,特别是邪教“法轮功”教主李洪志,却十分善于运用心理学的一些原理和规律,来欺骗信徒和大量捕获信徒,并使他们死心塌地地跟随他,固守在邪教团体之中,即令是付出全部家产乃至身家性命,无论是父母哀告,或者是子女跪求都不肯离去。被其捕获而不能自拔者中,不仅有一般的受众,也不乏教授、博士、高级工程师,邪教教主盗用心理学原理行骗手法之妙,产生的影响力之大和造成的对受骗者教育转化之难确实令人瞠目。为了让至今尚不能醒悟的邪教痴迷者在教育中得到转化,让转化不彻底者认识邪教的虚假本质,永远脱离邪教,从心理学的立场出发,揭露邪教是怎样窃取心理学原理和规律来为自己邪教目的服务,论述怎样用心理学理论去迎战并击溃各种邪教就显得十分必要。

    一、  需要理论的厄运和真义

   (一)邪教窃取“需要理论”原理为自己罪恶目的服务

   “需要理论”是心理学的重要理论之一,许多著名的心理学家如马斯洛(A.H.Maslow 1908—1972)、麦克利兰(D.C.McCelland 1917—1998)、阿尔德弗(Alderfer)等人都提出了自己的需要理论,其中影响最大的要算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该理论认为需要是人行为动力的源泉,人一生所作的各种活动和努力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人的需要有高低层次之分,饮食、男女、健康、安全方面的需要属于低级需要,它们的满足与否,关系到人的生存,每一个社会成员,贵为帝王将相,贱为贩夫走卒都须臾不能离开低级需要的满足,它是一种匮乏性的需要,而人格上的尊重、理想的追求、信念和人生价值的实现则属于高级需要,通常人们在其低级需要基本得到满足之后就会出现高级层次的需要,但二者并不矛盾,可以同时并存。这一理论比较符合人的需要实际,已广为人们接受。但遗憾的是这一理论被邪教看中,正在遭受厄运。

    近10多年来,邪教盗用了这一理论,并得心应手地运用这一理论为自己大量捕获信徒和让信徒舍命相随地紧跟邪教这一宗旨服务。邪教“法轮功”教主李洪志最先抛出的就是练功能治百病这一招,鼓吹生了病不打针、不吃药、不进诊所和医院,靠练“法轮功”就能消业祛病。这里,他瞄准的是人们的健康和生命安全这一类低级需要。他知道,这类需要人人皆有,特别是在我们的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由于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障还没有充分到位,社会上还普遍存在着看病贵、看病难等问题的时候,他以练“法轮功”就可以满足社会困难人群的健康与生命安全需要来诱惑人,其吸引力之大是不言而喻的。在与我们打过交道的300多名“法轮功”痴迷者中为祛病驱灾、强身健体而接受诱惑最终坠进邪教深渊的就有110多人的事实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不仅如此,邪教在用信仰邪教能满足人们祛病免灾、强身健体需要诱使人们进入邪教鬼域的同时,也没有忘记利用人们的理想、追求、信念、自我实现这一类高级需求为自己罪恶目的服务。邪教歪理邪说的编造者懂得,低级需要十分贴近人群大众生活实际,也容易得到即时满足,一个饥饿的人,几碗饭一下肚就不再饿了,因此可以用它轻易地套住信徒,但也正因为如此,低级需要驱使人去行动的动力作用不能持久。高级需要则与此相反,它难以即时满足,一个人可以为自己理想的实现数十年奋斗不息,因而可以激励人们去持久地追求与攻战。基于这种对高级需要的认识,“法轮功”邪教教主就煞费苦心地编造出了美妙无比的“法轮世界”,永生不灭的成神、成佛、成大觉者的修炼后果来作为信徒们修炼的最高理想,让信徒们无穷期地去追求,去月复一月的上层次,年复一年的求圆满。很显然,需要理论一旦被邪教所盗用,邪教就用满足人们的低级需要将信徒捕入樊笼,进而再用邪教性的理想、信念和自我实现等高级需要将信徒推向痴迷的深渊。由于需要是人活动的力量源泉,体现了人性的本质,所以很多邪教痴迷者,在接受了邪教性的低级和高级的满足需要的诱惑之后,我们虽然对之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其力度已到千呼万唤、口焦唇燥的地步,但依然难以令其转化。

    (二)正本清源,用心理学理论揭示邪教满足需要的虚假性

    邪教从满足人们低级和高级两个层面的需要来诱使信徒痴迷邪教,我们也应当用心理学的相应原理迎战邪教,揭露邪教对心理学原理的滥用与曲解,正本清源,摆脱邪教的精神控制。

    1. 练功能治病主要是心理暗示的结果

    向受低级需要满足诱惑的身体受益说的邪教痴迷者说明现代医学所用安慰疗法所依据的心理暗示原理,辅以大量心理暗示致病与治病的案例来佐证,使痴迷者理解信仰邪教治病免灾的低级需要主要是心理暗示的结果。

    2. 各种气功都有一定健身作用

    向痴迷者解释,不论练什么功,包括练“法轮功”,都是一种体育活动和健身活动,而这两种活动都有舒经活络、治病健身的作用,而“法轮功”是剽窃“禅密功”等功法编制而成,所以也有体育与放松的双重作用,因此,有些体弱有病的人练习“法轮功”之后状况的确会有所好转,但这决不是李洪志法力的表现。

    3. 批判邪教痴迷者的绝对痛苦观

    长期患者所致的身心上的痛苦,并不完全是消极的,也有其积极意义和价值。人类的历史是一个由痛苦走向幸福的历程,没有痛苦就不能清醒地认识世界,也不能深刻领会幸福的含义,更不会产生坚定、宽容、毅力、伟大等令人赞叹的人格力量。三国演义里关云长刮骨疗毒的故事之所以感人,就是因为他面对病痛时的那种刚强的毅力和高度乐观的精神,病痛使他大义凛然的人格更为光彩。但受邪教能满足其低级需要蛊惑的身体受益说的痴迷者陷入痛苦就不能自拔,看不到人类同疾病斗争的长期性,幻想人类能在一个早上就能治好所有疾病,消除死亡,让他们在无病中享受幸福和永生。基于对这种医学无法提供的需要的渴求,所以,当李洪志说练“法轮功”就能治百病的时候,也就正好迎合了这些人的需要,因此欣然接受。

    4. 深入分析身体受益说痴迷者内心的强烈恐惧感

    痴迷于邪教能获得低级需要的满足的信徒都对死亡存在着强烈恐惧感,比一般人更怕死,只是恐惧往往是潜意识地存在着,有时,连他们自己都未必就能知晓,这在意识层面上的反映就是怕病,怕病造成的痛苦。虽然他们还会说受病痛困扰之苦,都想死了算了,但他们心灵深处却是非常怕死的。正因为如此,当他们的病久治无效,或者受经济力量的限制,无法对疾病作有效医治时,他们就会痴迷上“法轮功”,李洪志的吹嘘与许诺就很快地让他们掉入陷阱。

    5. 用现代医学知识拓展痴迷者的认知面

    应当让这类痴迷者获得一些医学科学的前沿信息,如用干细胞培养器官与器官移植,基因致病与基因治疗等方面的进展。因为痴迷者的科学知识(包括心理科学知识)增长一分,他们的邪教信念就会降低一分。

    二、心理学认识理论被曲解和践踏

    (一)邪教在人的认识过程上设置骗局

    对人的认识过程——感觉、知觉、记忆、表象、思维,其中包括错觉、幻觉的研究,一直是心理学的重要内容之一,自冯特(Wilhelm wundt1832—1920)至今,在这方面取得了大量成果,但心理学并没有成为基础教育的必修课程,许多这方面的知识并不普及,这就使得邪教有机可趁,利用一些认识领域的心理现象来设置骗局,为其教主崇拜和精神控制的邪教目的服务,其中尤为甚者是对幻觉这一认识现象的利用。

    许多“法轮功”痴迷者在长期的练功过程中出现了各种幻觉,他们有的人看到了金光四射的法轮,有的人看到师傅李洪志盘腿坐在莲花上,还有人看到天堂和地狱,这种效果给了李洪志一个证实邪教法力的绝好机会,他说,这是练功练到开了“天目”,是听师傅的话潜心修炼的结果,是上了层次的表现。

 

    案例1   杨×,男,30岁,大学计算机专业毕业,在中国电信某市分公司工作,因为到高校散布邪教传单曾二次进看守所,最后被送劳动教养。杨×为人比较憨厚本分,性格温顺,他称自己开了天目,几次看到了地狱,能很形象逼真地描述他所看到的地狱里的现象,并说在地狱里他看到他的爷爷变成了一条猪被人牵走了。杨×的切入点应该是在“开天目”上,但帮教人员针对他所谓“开天目”的问题,反复给以了科学的解说,说明是一种幻觉,并阐明了幻觉产生的原因,杨×却仍是不能相信,因为时至今日,心理学对幻觉的产生也只能从环境封闭、信息阻断、过于疲劳、接受暗示、药物作用、情绪紧张等方面作些推理性的解释,尚不能用实验手段将幻觉怎样产生的现场演示给杨×看,更无法直接让他产生对地狱的幻觉,看到爷爷变成一条猪被人牵走的幻境,这就使得他长期得不到转化。

 

    (二)心理学对“幻觉”的认识

    幻觉是一种知觉上的障碍,是常见的精神病症状之一,多由于感觉器官的神经系统器质或机能性病变所引起,但也可以由强烈的情绪、暗示和感觉剥夺而产生,排除精神疾病所致的幻觉之外,一般人出现幻觉,主要受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是与信息的阻断与封闭有关。研究表明,当把人的五个与外界联系的感觉通道都阻断,使之与外界无法进行信息沟通时,被试报告出现了理智紊乱现象。他们情绪波动,表现出严重的压抑和恐惧,并且其中至少有80%的人产生了幻觉。受试者即使解除了信息阻断,他们仍有一定时间存在各种心理功能紊乱。二是与个体的情绪和主观愿望有关。大量的心理实验也证实,人的认识活动并非如镜子一样反映客观世界,而是一个能动的过程,在反映中不仅具有选择性,“一个人只能看到他愿意看到的东西,看不到他不愿意看到的东西,听到他愿意听到的东西,听不到他不愿意听到的东西”,而且还会受到个体主观愿望和行为动机的影响,一个强烈希望看到刚刚逝去的亲人回家的人,可以产生看到亲人和听到他说话的幻视和幻听,一个认为外科手术中医生将手术器械或纱布遗忘在自己身体内的疑病症患者会产生刀子、剪子或者纱布在体内刺痛的幻觉。邪教教主从经验中领悟到了幻觉得以产生的这两方面的心理规律后将之用来在信徒中制造幻觉,“法轮功”邪教将部分信徒产生的幻觉称之为“天目”,“开天目”者可以看到他心仪已久,奋力追求的转动着的法轮;看到阴森的地狱;看到壮丽辉煌的“法轮世界”;看到自己想看到的一切。

    对于受幻觉桎梏而不能觉悟的邪教痴迷者,可以采取下述三个办法去帮助他。

    l.  反复向他讲述前述幻觉产生的心理原理,同他将幻觉视为真实现象的错误看法进行辩论,修正他的错误认识。

    2. 令其观看精神病学症状学部分关于有幻觉的患者的录像,让他知道什么是幻觉以及幻觉的种类、表现形式。

    3. 还可以在其同意的情况下,对之进行药物致幻或感觉剥夺实验,让其体验幻觉是什么,怎样产生的。 

    三、心理挫折现象成为邪教繁殖蔓延的土壤

  (一)邪教利用“挫折”心理反应快速发展组织

    邪教“法轮功”发展组织之快,令人震惊,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就能收罗信徒达百万之众,在全国范围内闪电般地编织起一个庞大的邪教组织网,从心理学角度去分析,内中的奥秘就在于它掌握了人们在受到挫折后的一些特有的心理反应的规律,并把它用得恰到好处。

    心理学认为,在人生道路上,遇到一些无法逾越的障碍因而受到挫折是不可避免的,“人生逆境十之八九”即此之谓也。人在受挫后,有人会出现攻击行为;也有人会出现“退化”行为。“退化”是一种倒退和回归行为,它使受挫者表现出一种与自己的知识水平、年龄身份不相称的幼稚行为,使他容易接受暗示,独立性减弱,自主判断能力下降,敏感性降低,不能区别合理与不合理的要求,依附性增强,会盲目相信别人,盲目地执行某个人的指示,盲目忠实于某个个人或某个组织。邪教教主们,特别是邪教“法轮功”教主李洪志,他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却深谙这一心理规律在扩展和壮大邪教组织中的作用与价值,并把这种作用与价值在发展邪教组织中发挥得淋漓尽致。他敏锐觉察到,在当前的社会转型时期,许多企业在转制中,在减员增效的变革中,不少人包括一些原来的领导干部和管理人员会下岗,会失去原有的单位或部门,社会的失业者的社会保障制度尚不完善,医疗费用高昂,社会医疗保障尚难惠及广大社会人群,当社会从过去那种人人都穷、但穷得公平、穷得稳定转向现今的竞争激烈、差距拉大的时候,不少人会遭受挫折,而挫折后出现的“攻击”、“退化”等心理反应,又使这些受挫者去到处寻求依附、保护、慰藉、安全和心灵的抚摸,正是这种挫折后的需求为“法轮功”邪教组织捕获信徒,发展组织大开方便之门。李洪志正是在一个恰当的地点、一个合适的时机,针对一些受挫的人群抛出了自己的歪理邪说的,所以他能如此之快地将万千信徒收入自己为之准备好的瓮中。

    在我们多年帮助和教育转化一批又一批的“法轮功”信徒的实践活动中,深深地感到李洪志与我们社会发展作对的手法和计谋的阴险与狡诈,确实看到了很多“法轮功”痴迷者走上痴迷之路就是因为在政治、经济、婚姻、家庭、亲子关系受到挫折的结果。

 

    案例2   郑××,女,52岁,曾系政府干部,后下海经商并有一定成效。2002年她的也在外做生意的弟弟,因为要进一些获厚利几率非常之大的货物,资金不足,请求她帮忙贷款,并承诺生意成功后,将利润与她三七分成。这样,她便以自己的店铺等为担保条件为弟弟担保贷了数十万元的巨额贷款。不料,生意亏损严重,很大一批货物几乎血本无归,弟弟因此离家逃走,她也因此而服刑三年。这一挫折的打击,使她根本改变了对生活与人生的看法。曾多次想到过自杀,后来在万般愁苦与悲观中接触了“法轮功”,立刻发现面前还有另一条路可走,“法轮世界”里不再有人世间的一切欺诈和烦恼。于是有了新的追求和向往。

 

    (二)对心理挫折型邪教痴迷者的心理救助

    可以从下述几个方面对“心理挫折型”痴迷者实施心理救助。

    1. 潜意识中的无奈。这类在人生道路经受挫折而走上痴迷邪教之路的邪教信徒,他们并不知道之所以痴迷邪教的真正原因。帮教人员应当通过深层次分析,让他明白两点:第一,他们选择皈依邪教是出于无奈,是在追悔过去、内疚自责、前途无路、孤立无援和“无可奈何花落去”的状况下,所作的无意识选择。如果,一个行将皈依“法轮功”的失恋者被告知,一个他十分可意的人愿与他结为伉俪、相伴终生;一个立愿许身“法轮功”的经济利益受损者被告知他的损失将被加倍偿还,他们都可能要抛开邪教。第二,他们痴迷邪教是邪教趁人之危,拉人下水。因为受到重大挫折的人易受暗示,自主判断能力下降,会盲目相信别人。

    2. 不要承认自己是失败者。通过“语义分析法”,让这类痴迷者知道,他可能在好几桩事情上都一败涂地,那也只是在几件事情上的失败,并不等于你是一个失败者,永远都不要承认自己是失败的人。

    3. 天下没有“糟糕至极”的事。从心理认知疗法的角度看,很多在受挫折者看来已是山穷水尽的事情并非已是糟糕至极,因为一切都在发展和变化之中。

    四、  邪教教主都是运用“群体动力”心理规律的高手

    (一)邪教运用“群体动力”心理规律来驾驭和控制信徒

    群体心理动力学理论是美籍德国心理学家勒温(K.Lewin 1890—1947)上世纪提出的,揭示群体心理活动规律的很有价值的理论。该理论认为,个体一旦进入了他所属的群体,他个人的思想和行为就要受到群体的影响,就会出现很多改变。置身于群体中的个体,不再是互不相干的孤立个体,他们会在模仿、暗示、移情、感染等心理活动的作用下,通过形成一定的群体规范、群体压力、群体凝聚力、群体舆论等来影响个体的思想与行为,使个体产生服从、从众、顺从、竞争、合作、责任分散、冒险性转移、归属感、集体荣誉感等群体性行为和心理现象。

    现在,群体心理动力规律已成为邪教组织用来捕获信徒,增强其内部凝聚力,反对政府,组织各种邪教活动的有力工具。一些邪教徒明明重病在身,但却自我感觉良好,原因就是他进入邪教组织后,看到功友们个个都感到百病尽除,是强烈的从众心理使他的病痛感从心理上消除了;一些邪教信徒之所以对教主的指示闻风而动,不听政府禁令,千里迢迢进京滋事,就是因为身在邪教群体中的他们潜意识中有一种要比一比谁更深刻地领会到了教主的旨意,谁的心性更好,谁达到的层次更高的内在冲动与驱力。国外的人民圣殿教,在教主琼斯的号令下,一次就有900多人集体自杀。后来的调查表明,他们中除个别人是他人帮助杀死之外,绝大多数是自杀身亡,其中有许多人是老人和儿童。这些人之所以能“视死如归”,群体心理动力中的群体规范、群体感染、个人意识丧失起着巨大作用。一切邪教组织都很注重邪教群体的组建,注重集体练功、集体学法,其目的就是要利用群体动力把信徒凝聚起来,把他们的意志统一起来,让他们在群体动力的作用下,更加痴迷、更加俯首帖耳地听教主使唤,办一些个体状态下办不到的事情,体验一些在个体状态下体验不到的心理现象,如看到神灵显现,看到转法轮,听到天籁之音等。很显然,群体心理动力已经被邪教组织用来作为发展邪教信徒,对信徒实行精神控制,使信徒固守在邪教组织之中的有力工具。

    (二)借助“非正式群体”解救被控信徒

    心理学上著名的“霍桑试验”发现,人群中存在着“非正式群体”。非正式群体成员由于相似的社会背景、个人经历和共同的需求和情感联系,所以有极强的凝聚力。非正式群体中都存在着“领袖”人物,他不是委派或选举产生的,而是由于自身的吸引力和群体成员的拥戴而自然形成的,因此,往往比正式群体领导更具有权威性和影响力。成员的许多观点、见解和行为都会受到他的影响,他的话往往比正式领导更起作用。非正式群体的存在主要靠共同的需要、情感来维系,明显的情感色彩使其内部信息交流具有渠道畅通,传递快的特点。据此,可选用多位已经转化,认识比较深刻的原邪教痴迷者作为帮教,有意地与一位抗拒教育转化的痴迷者形成非正式群体,并逐步让帮教中的某一学“法”最精深的“能人”的威信和影响力上升,使之处于这一非正式群体的领袖地位,然后通过他和整个非正式群体的影响来促成邪教痴迷者的转化。

 

    案例3   王某是一个从1996年就开始修练的痴迷者,研读《转法轮》不下百遍,认定“真善忍”是宇宙的真理,自认为已经精通了“法轮功”的理论,想让他转化是不可能的,常背后十分骄傲地说那些想转化他的帮教人员:“他想转化我,到头来还不知道谁转化谁?”此人思想顽固,自视极高,对抗性很强。将他置于由帮教人员组成的非正式群体之后,一位姓刘的帮教很快就成为群体中的领袖人物,他不仅照样精通歪理邪说,而且曾经几次听了李洪志的讲“法”,向李洪志当面请教过“法”理,算得上是李洪志的嫡传弟子。当王某得知刘某这一段经历之后,高傲与嚣张气焰顿消,对刘倍加敬重,刘所说的,包括对李洪志变相批驳都觉得深刻有理、不敢怀疑和争辩。就是在这样的非正式群体中和这样的领袖人物的影响下,王某较快地破了“壳”,实现了转化。

(本栏目由中国反邪教协会协办)

 

      作者简介:徐碧波,湖北大学心理学系副教授

                                               (本文原载《科学与无神论》201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