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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无神论

徐长安、刘光育:中国古代无神论的特点及其当代启示
 
 
 

提   要:中国是个具有无神论光荣传统的文明古国,中国古代无神论具有加强王权抵制神权,宣扬人道遏制神道,以力学致知破除宗教神话,以实用理性批判神学迷信等鲜明特点。认真研究这些特点,对于我们今天更加有效地开展无神论宣传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中国古代   无神论   特点   启示

 

一、中国古代无神论以王权抵制神权的特点启示我们,政府在无神论宣传中应该有所作为

    中国古代思想家最重视的是社会政治问题。他们大都抱着积极入世的态度,一边精心设计救世方案,一边积极争取从政,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改变天下无道的局面,建立一个四海一家、“天  下为公”的大一统封建国家。这一情况,造成了中国无神论不同于西方无神论的一个重要特点,即:  西方无神论者大多是自然科学家,他们最关心的是世界的起源、自然界的奥秘等问题。中国古代无  神论者大多是进步的政治家、思想家。他们更多地关注着的是人类社会自身,治理国家的方针大略。  孔子“学而优则仕”主张在一定程度上的实行,为知识分子打开了参政之门,使中国封建王朝成为  实行意识形态结构和政治结构一体化的国家,这样,中国古代无神论就与社会政治思想紧密结合在  一起,具有为巩固封建地主阶级统治服务的明显特点。一些著名的无神论思想家,基本上都是地主阶级知识分子,而且在封建政权中担任一定官职,是地主阶级中先进势力的代表。他们通过刻苦学习儒家经典而踏上仕途,积极争取封建王朝特别是皇帝的信任,努力运用王权的力量抵制神权,打击神学,为巩固封建统治服务。如荀子,当过楚国的兰陵令。《荀子》32篇除了《天论》、《乐论》等少数几篇外,绝大部分讲的是社会政治思想、军事理论、人性论、教育论等内容,为封建制度进行了全面的论证。桓谭当过王莽时期掌乐大夫,光武帝时的待诏。他反复上书刘秀“言谶之非经”,主张以经学治国。王充一生不得志,只当过会稽都尉府椽功曹等小官,但他“贫无一亩庇身,志佚于王公,贱无斗石之秩,意若食万钟”(《自纪》),潜心写作了《讥俗节义》、《政务》、《论衡》等书,抨击时弊流俗,阐明治世主张,希望得到皇上重用,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张载37岁举进士,当过郑州司法参军、云岩令,曾被宋神宗请去协助变法。王廷相当过兵部尚书。熊伯龙是顺治己丑榜眼,任国子监祭酒、内秘书院侍读学士。……由于这一特点,造成了中国古代无神论的下述优点:

    第一,在社会上具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加强了王权,抑制了神权,使中国的王权一直高于神 权。中国古代无神论虽然从根本上来说不为推行愚民政策的封建统治者所欢迎,但也能在一定程度 上得到封建统治者的承认和容纳,在社会上具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甚至有些封建帝王也能接受一 些无神论思想。许多进步思想家虽因宣传无神论触怒“龙颜”而遭受打击,但总的来看,并没有出 现像西欧中世纪反宗教神学的“异端”思想家那样受到大规模残酷迫害的情况。范缜著《神灭论》, 公开地与信佛的竞陵王肖子良对抗,使“朝野喧哗。子良集僧难之而不能屈”。(《南史·范云传》) 宣布佛教为国教的梁武帝指使曹思文等64人对范缜进行围攻,结果又被范缜驳得理屈词穷,梁武帝也就不了了之。因为在巩固封建统治这一根本目标上,范缜与梁武帝是一致的。

    第二,从现实出发,把对神学的批判与对现实社会的批判结合起来。由于中国古代无神论者大 都是封建官员,所以他们能够把对神学的批判与推行自己的进步政治主张结合起来。王充和熊伯龙  都对统治者编造的天有意志、天能谴告等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进行了有力的批判,要求统治者去掉 虚无缥缈的幻想,立足于现实,致力于人事,任贤使能,整饬纲纪,以求得国富民强,社会进步。 这一特点,在中国无神论史上几乎随时可见。战国时魏邺令西门豹“以巫治巫”,戳穿了当地官吏与巫婆利用漳水泛滥而编造的河伯娶妇的谎言,进而改革政治,兴修水利,发展生产,取得了显著的政绩。王安石把破除迷信与改革社会的经济、政治紧密结合,提出了“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战斗口号,既批判了天人感应的神学迷信,又批判了利用天命论反对变法的顽固派。 西门豹、王安石等在他们的职权范围内对神学理论和现实迷信的批判,则造成了极大的社会影响, 其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都是十分重大的。

    与社会政治思想紧密结合,为现实政治服务,是中国古代无神论的一个重要优点,也是中国古代无神论的一个重大缺点。旨在加强王权的目的,使中国古代无神论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统治者的支持,加强了抵制神权的力量,但也使无神论的发展受到统治者的严格限制。不仅发展速度十分缓慢,而且存在以神道设教为主要标志的神学不彻底性。和十七、十八世纪法国战斗唯物主义的无神论相比,中国古代无神论的革命性、战斗性便逊色得多了。

    中国古代无神论以王权抵制神权的特点启示我们,在中国,政权的力量与宗教神学的力量相比,一直处于优势地位。中国古代无神论之所以能够取得长足发展,中国古代之所以能够避免西方“中世纪”那样的宗教神学的黑暗统治,与历代王朝采取“敬鬼神而远之”的儒学作为主要统治思想是分不开的。今天,各级政府一定要有弘扬无神论光荣传统的历史责任感,把批判封建迷信、宣传无神论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切实抓紧抓好。要旗帜鲜明地高举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大旗,公开声明自己的无神论立场,坚持不懈地开展唯物主义无神论的宣传。要正确理解、贯彻党的宗教政策,既坚定不移地实行宗教信仰自由,不在宗教场所宣传无神论;又要充分发挥各级宣传机构的舆论作用,让科学无神论的思想日益深入人心。要坚决打击形形色色的封建迷信活动,把那些以封建迷信手段谋财害命的不法分子绳之以法。

    二、中国古代无神论以人道遏制神道的特点启示我们,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人道主义

    中国传统文化非常注重人道,即治国做人的道理,处理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道德规范等。在中国封建社会初期,孔子是第一个系统地研究人的问题、深刻地认识人的价值的思想家。他高度赞扬尧、舜、禹、周公、管仲等圣君贤相,在治理国家、造福人类方面的作用和成就,用英雄史观代替了上帝史观;他把仁政德治、道德教化作为治国之本,从根本上否定了以神为本。孔子充分挖掘了人生的价值,要求提高人的地位,维护人的尊严,提倡通过人类自身认识自己,管理自己,为把人从神的重压下解放出来,遏制宗教神学的流行作出了重要贡献。

    马克思曾经高度赞扬十五世纪以后的欧洲哲学家、政治家如马基雅维利、康帕内拉以及卢梭、黑格尔等,“都已经用人的眼光来观察国家了,他们是从理性和经验中而不是从神学中引申出国家的自然规律。”① 其实,早在马基雅维利之前约二千年,中国的孔子就已经开始了“从理性和经验中而不是从神学中引申出国家的自然规律”的历史性行程了。孔子以后的进步政治家,继承和发扬了孔子的人本思想,不是到彼岸世界而是到“人的胸膛里去找真理”,以立足于人类社会的儒学批判了着眼于彼岸世界的宗教神学、鬼神迷信。荀子认为人“最为天下贵”,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看成“天下之大本”。王充十分推崇“圣人之道”,认为“治国之道当任德也”(《非韩》),“圣贤之治世也有术,得其术则功成,失其术则事废”(《定贤》),用圣贤之道排挤了上帝鬼神。张载、熊伯龙等认为佛之道与儒之道“二本殊归”,对佛教以现实为虚幻,重来世,轻现世,重死轻生的宗教神学世界观进行了有力的批判。这种以孔子的忠孝仁德为治国原则,以爱民、重民、富民、教民为主要内容的人道传统,形成了遏制神道的巨大力量。这是中国古代无神论的又一重大特色。中世纪的欧洲,“在所谓基督教国家,实际发生作用的不是人,而是人的异化。……这里占统治的关系还是宗教关系”② 宗教神学的力量像一只无比巨大的魔爪,紧紧地控制着人们的一切,窒息着人们的呼吸,压迫着人们的灵魂。直到十五、十六世纪人文主义浪潮推出“一切为了人”的口号以后,人们才把目光从神转向人,从天堂转向现实。而人文主义思潮的许多基本观点,如主张以人为中心,反对以神为中心;赞扬人的价值,维护人的尊严;发展人的个性,追求人类理性;认为友爱是人的本性,宣扬泛爱主义等,孔子都早就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并进行了初步的然而却是卓有成效的研究,发表了许多很有价值的精湛见解。尽管孔子的人道主义与资产阶级人文主义有着质的区别,前者是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后者是资产阶级的思想武器,然而两者之间又确实有着许多共性的东西。在世界思想史上,它们是前后相继,密切相联的。孔子基于人本思想基础之上的人道主义思想,是人类智慧之树上的一只早熟的果实,闪耀着先知的光芒,为中国封建社会以及世界文化的健康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营养。

    以孔子封建主义的人道遏制神道,虽有一定作用,但毕竟是有限的。在历代封建统治者的支持下,宗教神学、鬼神迷信虽遭到无神论的有力批判和抵制,还是在中国到处流行,不时翻起阵阵恶浪。

    中国古代无神论以人道遏制神道的特点启示我们,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人道主义。人道主义是神道主义的天敌,是批判神道主义最锐利的思想武器。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尊重人、理解人、解放人、关心人、培养人的价值取向和目标追求,准确而深刻地揭示了文化为人服务的本质,指明了人类发展的方向,是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集中体现。我们坚持以人为本的观念,就要坚持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必须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和创造精神,不断改善人民群众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条件。要既要尊重人民群众进行文化创造的权利,又要尊重人民群众享受文化创造成果的权利;既要强调人民群众的政治权利,又要尊重人民群众的文化权利,鼓励他们解放思想,学会独立思考,帮助他们从鬼神迷信思想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实现人格独立。要努力创造条件,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包括思想进步的需要、智力和能力发展的需要,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地发展。这是无神论战胜有神论最根本的力量所在。

    三、中国古代无神论以力学致知破除宗教神话的特点启示我们,必须努力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水平

    宗教的基本观点是认为上帝(或佛、神仙)创造一切,主宰一切。他们编造了上帝在六天之内创造了天地、日月、万物、人类,佛“能大能小,能圆能方,能老能少,能隐能彰”;神仙不死不伤,长生久视,能变化无方、白日飞升等神话,宣称万事万物,包括人类的一切也都由法力无边、神通广大的上帝、神仙安排,要人们盲目信仰上帝,放弃学习、思考,一切按照神意办事。在鼓吹神的威力,贬低人的智慧,推行愚民政策,阻碍科学发展方面,宗教神学竭尽了吹牛撒谎之能事。而戳穿这些谎言的最好方法就是发展科学(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哲学),诉诸真理。通过学习、总结人类征服自然、改造社会的经验,找出自然、社会自身的发展规律,还其庐山真面目。这样,一切宗教神话也就不攻自破了。在这一方面,坚持力学致知的儒家学术传统对中国古代无神论产生了很大影响。

    孔子讲过有“生而知之”的“上者”,但在实际上注重和实行的都是“学而知之”。它自称“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为政》)为了探求人生之“道”,它终身勤学,孜孜不倦,“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述而》,确实是个通过刻苦学习而达到“博学”、“多能”、德才兼备的典型。他“博于诗书,察于礼乐,详于万物”(《墨子·公孟》),精通历史典籍、文字学、数学、乐理,还会射箭、驾车、谱曲、演奏,懂得天文历法、饮食卫生等方面的知识,是一个知识渊博、多才多艺的学者;他擅长内政、外交,是一位颇有影响的政治家;他对伦理道德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发表了一系列精辟的见解,是一位伟大的伦理思想家;他反对蒙昧主义、愚民政策,重视文化教育,首创私学之风,又是一个功绩卓著的伟大教育家。

    后来的许多进步思想家、无神论者都以孔子为楷模,他们不相信什么“生而知之”的“神迹”,而是通过踏踏实实的刻苦治学,努力掌握最广博的知识。两汉“经学”几乎无所不包。杨雄说:“儒者耻一事不知”。王充学问渊博,“博通众流百家之言”(《后汉书·王充传》),对天文、农业等也有一定研究。唐以后的学者,直到清朝,都保持了这种“全才”型的范式。熊伯龙就“精字母反切之学,知西洋天文算法,又能通佛经,解翻译,楷法、篆隶、弓马、琴棋,无一不工。对客挥麈,宋人理学,晋人清谈,兼而有之。”③

    儒家这种注重学习,博学多能的传统,促使中国古代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都获得了相当的发展,这就为中国古代无神论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以孔子的道德哲学和老子自然哲学为主体而形成的中国古代哲学,从荀子的气一元论发展到王充的元气自然论、张载的元气本体论,中国无神论的水平也获得了相应的提高,即从荀子初创无神论的理论到王充建立完整的无神论思想体系、张载完成了对宗教神学世界观的批判。而在此期间,伦理学、历史学、天文、地理、气象、医学等各门科学的不断发展,也为无神论的发展不断开辟着前进的道路。

    由于儒家以政治、伦理为中心的人本思想中存在着忽视自然科学研究的倾向,儒家以人道推知天道,以个人经验合理外推认识世界的模式中存在着以主观想象代替具体研究的缺陷,所以,在儒学的长期影响下,中国历代哲学家、思想家最关心的仍旧是社会的治乱,道德的完善等问题。他们重视探求人类自身活动的规律,致力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而把了解自然界的奥秘放在次要地位。他们注重已有书本知识的学习,广闻博记,而很少进行观察、实验等自然科学方面的独立研究。他们的自然科学知识就相对地显得不足而且不够准确,从而影响到无神论水平的提高。儒家以个人经验合理外推的认识世界的模式,使“中国科学理论具有相当的无神论色彩,使得经验论和唯物论在很大程度上指导着中国科学理论的发展。……但是这样的模式也就给自然科学理论带来了直观和思辨的特点,特别是儒家伦理中心主义使科学理论趋于保守和缺乏清晰性。……一旦越出直观外推所能把握的领域,中国古代科学理论就显得含混不清,甚至堕入神秘主义和不可知论。”④

    这种具有一定自然科学知识但又显得十分不足的情况,在中国古代无神论者身上普遍地存在着。王充利用自己掌握的地理、气候知识对气候冷热、风雨雷电等自然现象作出了比较科学的解释,沉重地打击了当时流行的“谴告说”。但是,王充的自然知识又是很不够的。例如他认为日月不圆,是火、水之精;虫是风气所生;山顶之鱼是水精自为等等。特别是当时儒者已得出了“日蚀,月蚀也”的正确结论,王充还坚持日蚀、月蚀是“光自损”的错误看法。而早在王充之前600年,古希腊的无神论者泰勒斯就运用所学的数学及天文知识预测了公元前585年的日蚀,阿那克西曼德就得出了月亮不发光的正确结论。两者一比较,王充的自然知识不足就明显地暴露出来了。

    这种自然科学知识相对不足的状况,到封建社会的末期越来越明显了。生于王充之后一千五百多年的熊伯龙,虽然自然知识比王充要丰富一些,但进步并不很大。王充的日月非圆体、日蚀非月掩、月亮发光、水精生鱼等错误说法在《无何集》中仍然得到熊伯龙的肯定。另,熊伯龙的诸如“流星乃天之气”,指南针指南是由于“轻重方圆相制”,烟草有微补,病不会传染等说法,都是缺乏科学依据的。用这些不科学的东西去论证无神论,批判有神论,自然就没有多少说服力了。

    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一样,是无神论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在封建统治阶级的严密控制下,在孔子人本思想的影响下,中国古代自然科学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没有得到充分发展,以哲学家、政治思想家为主体的中国古代无神论者具有一定的自然科学知识但又显得很不够,这种情况是造成从孔子到熊伯龙的中国古代无神论不断发展但又发展不快的另一重要原因。

    今天,我们宣传无神论,批判有神论,必须大力发展教育,努力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水平。据调查,2001年我国公众具备科学素养的比例为1.4%,比1996年的0.2%提高了1.2个百分点。资料显示,早在1990年,美国公众具备科学素养的比例就达到了6.9%。可见,我们的差距相当大。而科学素养不足,则是阻碍无神论水平提高的巨大拦路虎。一方面,要通过学校的科技知识教育、科普活动等多种形式,广泛而深入地普及科学知识,提高广大群众的识别能力和斗争水平;另一方面,要通过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大力培养广大群众的科学精神,即热爱科学、追求真理的精神,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精神,大胆怀疑、独立思考的精神,坚持正义、敢于斗争的批判精神,积极组织群众开展破除迷信、打击有关犯罪行为的活动。

    四、中国古代无神论以实用理性批判神学迷信的特点启示我们,必须努力提高无神论的理论水平

    实用理性,是区别于经验感性和思辨理性的一种思维方式。它“首先指的是一种理性精神或理性态度。……这种理性具有极端重视实践的特点。即它不在理论上去探求、讨论、争辩难以解决的哲学课题,病人不必要去进行这种纯思维的抽象。重要的是在现实生活中如何妥善的处理它。”⑤ 由于孔子儒学乃至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一基本特点的影响,形成了中国古代无神论讲求实际,通俗朴素,具有广泛的社会现实性、一定的理论性、科学性而思辨色彩不浓等特点。

    孔子及儒家立足社会现实、实事求是的理性精神,是中国古代人本思想和无神论思想的哲学基 础,是整个中国古代无神论的灵魂。宗教有神论是对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的幻想的颠倒 的反映,而无神论则是按照自然和人类社会的本来面貌去解释自然和社会,揭露一切上帝、鬼神天 堂、地狱的虚妄。虚妄性是神学的本质特征,而实事求是则是无神论的基本要求。熊伯龙在《无何 集·委婉续貂集》中深刻地揭露了孔子儒学与佛教在这一问题上的尖锐对立。他批判了佛教不言生 而言死,不言人而言鬼,不言此生而言前后生的虚妄性后指出:“是故仲尼正则佛邪,佛邪则仲尼 正,无两立之势。”⑥ 孔子以后的进步思想家继承和发扬了孔子的这种实事求是精神。他们对宗教神 学、鬼神迷信等骗人的谎言深恶痛绝,必欲致之死地而后快。王充反复宣称,他写作《论衡》是因 为“众书并失实,虚妄之言胜真美也”,故以《论衡》“铨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对作》),“见正邪,明善恶”。“《论衡》篇以十数,亦一言也,曰疾虚妄”。(《佚文》)熊伯龙也公开声明,他编著《无何集》是为了“释疑解惑”,“醒世之惑于神怪祸福者”,使“《论衡》之教兴,圣人之道明”⑦。

    事实胜于雄辩。中国古代无神论者在同有神论的斗争中,用得最多的方法是摆事实。他们通过 对自然现象的科学解释驳斥天人感应,用一件件历史事实驳斥鬼神祸福于人、人能得道升天,还通 过文字考据等方法揭示谬说的由来,用宗教对国家政治、经济、国防、民族造成的恶劣影响来说明宗教的无益而有害,有理有据,令人信服。

    孔子推崇理性,热爱真理,热切地追求真理,并努力把他观察、研究的结果进行理论上的概括 和总结。他提倡学思结合,举一反三,“既重‘一贯’的演绎,也重博学的归纳”⑧,还发现了直观 的矛盾律和“能近取譬”、“以己度人”的类比推类方法。后人继承了孔子的这些逻辑思维成果,并 运用到批判有神论的斗争中,使摆事实与讲道理结合起来,这样,就使对个别迷信说法的批判带有 一般的理论意义,收到“举一以该百”的效果。孔子基于一定真理性、科学性基础之上的伦理思想 体系,蕴藏着对抗有神论的巨大理性力量。它促使中国无神论从一开始就具有一定的科学性、理论 性、逻辑性,因而在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一次又一次地从理论上战胜了各种宗教神学与 形形色色的鬼神迷信,使有神论始终不能占据绝对统治地位。

    由于儒家伦理思想体系虽然包含着一些形式逻辑的成果,但主要还是强调躬身践行、经世致用,没有把逻辑思维问题独立出来进行专门研究。所以,就影响到后来的无神论者都把主要精力放在对 具体宗教迷信的批驳上,而忽视了在哲学理论方面、思维规律方面的总结和提高。从王充到熊伯龙,古代无神论者一直停留在朴素唯物主义的水平,一直使用着矛盾律、归谬法、类比推理、两难推理等孔子多发现并使用了的逻辑方法。而这些形式逻辑的思维方法,在公元前四世纪的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那里就已经差不多完全具备,并得到系统的理论阐述了。在中国,直到清初的熊伯龙,无神论思想家们还停留在形式逻辑的零散运用阶段。这样,就使得中国古代无神论因缺乏系统的严密论证,大多是就事论事而显得思辨色彩不浓。这一弱点即使在王充、熊伯龙这样杰出的无神论代 表人物身上也明显地存在着。王充批判天人感应、鬼神迷信的具体内容很多,但“篇过冗长,辞多重复,醇疵参半”;还有不少地方前后自相矛盾。熊伯龙的《无何集》对《论衡》内容精选后重新编排,并广集他说,使无神论的主题更加突出,内容更加丰富。但全书十四卷内容的编排不够妥当,各卷之间以及每卷内容都缺少必要的逻辑联系。全书对无神论理论的概括和总结也显得很不够。这些都反映了中国古代无神论理论素养的不足。

    中国古代无神论以实用理性批判神学迷信的特点启示我们,必须努力提高无神论的理论水平。宗教神学经过数千年的发展,在理论上已经相当成熟、相当精致。不仅有系统的神学论证,而且有比较完整的哲学论证。无神论要在理论上、实践上彻底战胜有神论,必须建构起无神论理论的科学体系。必须建立一支强有力的无神论的理论队伍,对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中国无神论、西方无神论,对宗教神学、封建迷信及其当代表现进行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在总结无神论、有神论的发展规律,总结无神论与有神论斗争经验的基础上,形成无神论的理论体系,为无神论批判有神论的斗争提供强有力的思想武器。

 

      注释

      ①《第179号“科伦日报”社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28页。

      ② 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33—434页。

      ③《无何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6页。

      ④ 刘青峰:《让科学的光芒照亮自己》,清华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

      ⑤ 李泽厚:《孔子再评价》,载《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2期。

      ⑥《无何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53页。

      ⑦《无何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6、14页。

      ⑧ 温公颐:《先秦逻辑史》,人民出版社,1979。

 

      作者简介:徐长安,刘光育,南京政治学院教授

                                            (本文原载《科学与无神论》201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