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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思想

论毛泽东早期对资产阶级的认识——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
 
 
 
 

              李晓勇(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100732

 

[摘要]  毛泽东早期只是认识到一般资产阶级的共性,尚未认识到中国资产阶级的特殊性。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后,又把中国资产阶级当作了革命对象。但是,在他作为民主主义者进行反对列强军阀的斗争时,曾提出并实施了联合资产阶级的主张。这一思想与实践,为他在党内最早创立关于中国资产阶级的正确理论奠定了必要的思想基础与实践基础。

[关键词]  毛泽东,对资产阶级的认识

[中图分类号]  A8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Young Mao Ze-dongs views on bourgeoisie

----in memory of Mao Ze-dongs 110th anniversary

                               Li xiaoyong

(The Chini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100732China)

Abstract:Young Mao Ze-dong was only in sight of the common nature of the bourgeoisie in China,not the specialties. After he accepted Marxism, he had the bourgeoisie in China as the target of the revolution. However, when he fought against the emperialism as a democratic, he presented the idea of uniting bourgeoisie, which became the base of the correct theory of buoug of China in CPC.

Key words: mao ze-dong;  views on bourgeoisie               

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发展道路,是在这样同中国资产阶级的复杂关联中走过的。这是一个历史的特点,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过程中的特点,而为任何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史中所没有的。”[①]由此可见,如何认识中国资产阶级并正确处理同它们的关系,无疑是中国革命最为复杂的问题之一。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出色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并创立了关于中国资产阶级的理论。显然,考察毛泽东早期对资产阶级的认识,对于理解他的这一理论的创立和发展是十分必要的。

青年毛泽东是一个追求个性解放的民主主义者,在他看来,一切束缚个性的东西都是可憎的。他正是这样以认为资本家压抑个性来开始认识这个阶级的。1917年底至1918年初,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上修身课时,认真研读了德国哲学家泡尔生著蔡元培译的《伦理学原理》这本教材,在批注中写道:“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焉。故吾国之三纲在所必去,而教会、资本家、君主、国家四者,同为天下之恶魔也。”[②]这是毛泽东最早提及资本家的文字材料。他用资产阶级个性解放的思想批判资本家,虽无异于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却也蕴涵了他由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转变的可能性。

在五四运动的热潮中,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中号召实行民众的大联合以对付贵族资本家及强权者的联合,“因为一国的民众,总比一国的贵族资本家及其他强权者要多”,不过,“贵族资本家,只要他回心向善能够工作,能够助人而不害人,也不必杀他”[③]。虽然毛泽东此时还不赞成用暴力推翻贵族资本家,但他已经认识到团结大多数的重要性,并且有了朦胧的政策观念。

1920年底,毛泽东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对资本家的阶级本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在121致蔡和森的信中认为:“要资本家信共产主义是不可能的事……哪有回心向善之望?……小资本家必想做大资本家,大资本家必想做最大的资本家”,资本家又是掌握着政权、军权、财权和教育权的统治阶级,“非等到人家来推到,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④]。因此,他主张采取俄国式的暴力革命来推翻资本家政权。

民众联合起来,在共产党领导下,以暴力革命手段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社会主义,走俄国人的路,这是毛泽东,也是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探索到的改造中国的途径。

毛泽东虽然同当时的先进分子一样把中国资产阶级当作了革命对象,却也有自己的独到之处。当他作为民主主义者进行反对列强军阀的革命活动时,曾萌发了联合资产阶级的主张,并且付诸实践。

19198月,毛泽东在三论《民众的大联合》中号召,为了对付“外患的压迫”和国内官僚、武人、政客等强权者(其中已不包含资本家了),应尽快实现“中华民族的大联合”[⑤]。这其中当然包括工商界的“各种同业会”、“全国商会联合会”等。

不仅说说而已,很快就有了行动。当年12月,毛泽东组织发起了驱逐北洋军阀湖南督军张敬尧的运动,就是以“湘人全体反对”[⑥]为名,采取了联合湖南各界的做法,并没有排斥工商界。正如毛泽东所言:“驱张活动的发起,名流老辈小子后生,一齐加入”[],终于在翌年6月取得了驱张运动的全胜。

乘着驱张运动的胜利东风,毛泽东立即发出新号召:“湖南人应该更进一步,努力为‘废督运动’。”[]这等于是与北洋军阀的北京中央政府作对。为了实现废督,毛泽东进而发起湖南人民自决运动,称:“湖南的事,应由全体湖南人民自决之。……吾湖南人唯一无二之希望与责任,即在恢复自由,不能不求全国同胞热肠志士大大的表予同情。”[]。看来,毛泽东不仅要联合湖南各界,而且还祈求全国各界的支援,当然不会排斥工商界人士。

为促此运动,毛泽东以新民学会为核心成立了一个群众性政治团体——湖南改造促成会,并把矛头直指军阀,公开点了他们的名:“吾侪大胆昌言,湖南者湖南人之湖南也。陆荣廷也罢,唐继尧也罢,段祺瑞也罢,非湖南人,在湖南地域无正当职业之人,不得与闻湖南事。……与湖南文明之创造为对敌者,军阀也,湘粤桂巡阅使也,湘鄂巡阅使也,护国军、靖国军、征南军也。是等之敌对者,一律退出于湖南境地以外,永无再入湖南境内与湖南人对敌。湖南人得从容发展其本性,创造其文明。此吾人所谓湘人自决主义也。”[]如此公开谴责南北军阀,与他们作对,这在当时绝对被视为狂妄叛逆。但如果发动起全体湖南人,“三千万人,人人要发言,各出独到之主张,共负改造之责任”[11],那么湘人自决就决不是不可为之事。

毛泽东6928日在上海报纸上发表的4篇呼吁湘人自决的文章,毕竟离湖南太远,没有引起多大反响。93107,毛泽东又在湖南《大公报》上连续发表10篇文章,再次发起湖南自治运动,并认为此举“是于最大多数的人民心理顶相合的。我料得这最大多数人民必定是(一)种田的农人,(二)做工的工人,(三)转运贸易的商人,(四)殷勤向学的学生,(五)其他不管闲事的老人及小孩子。”[12]他鼓动道:“不论你是农人也罢,工人也罢,商人也罢,学生也罢,教员也罢,兵士也罢,警察也罢,乞丐也罢,女人也罢,你总有权发言”[13],都可以参与摆脱南北军阀统治的湖南自治运动。毛泽东不仅明确号召商人参加运动,而且还采取了联合资产阶级的行动。他组织并多次参加湖南各界自治运动联席会议和建议召集湖南人民宪法会议各界代表大会,撰写并征集有436人签名的制定湖南宪法的建议书,撰写湖南省城全体市民呈省长请愿书,组织发起有两万长沙市民参加的双十节自治运动请愿游行,组织并代表制宪请愿团参加各公团联席会议。虽然湘人自决运动和湖南自治运动因各界意见不一而不了了之,但毛泽东再二再三地联合资产阶级反对军阀政府的主张与行动,无疑对他以后的思想发展及关于中国资产阶级的理论的创立有着深远的影响。

由此可见,只要真正从中国社会实际出发,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斗争,联合资产阶级的主张就会很自然地产生并且实施。这样论之,可以看出毛泽东由民主主义向马克思主义转变前后的早期思想的发展,存在着这样一个矛盾:当他注重中国社会实际,进行反帝反军阀的斗争时,他提出并实施了联合资产阶级的主张,并没有把资产阶级当作中国社会的统治阶级和革命对象,然而他此时尚未接受马克思主义,还是一个民主主义者;当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把中国资产阶级视为统治阶级,当作革命的惟一对象时,又不能不放弃联合资产阶级的主张,忽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这种左右中国社会的强大的反动力量的存在,结果反而脱离了中国社会的实际。这一矛盾表明毛泽东此时尚未能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社会实际联系起来,做统一的理解,还是个脱离中国社会实际的马克思主义者。不过这非独毛泽东如此,而是当时中国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通病。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这样两条结论:第一,毛泽东早期只是认识到一般资产阶级的性质,尚未认识到中国资产阶级的特殊性。这就是说,他还未认识到中国资产阶级分为两部分:官僚买办大资产阶级是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附庸,是革命的对象之一;民族资产阶级这一部分是旧中国的新经济新生产力的代表,不仅不当政,反而受到列强军阀的压迫,他们是民主革命的同盟军,而不是革命对象。第二,毛泽东在反对列强军阀的斗争中,产生过联合资产阶级的思想和实践,这正是他注重中国社会实际的结果,也是他超出同代人的一个方面。要知道,党的其他创始人此前几乎都没有这种联资反帝特别是反军阀政府的政治斗争的实践。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虽然有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联合反对封建文化的斗争,但很快就分道扬镳,而且他们当时也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更没有与工商界接触。五四运动的确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中国政府中的亲日派,却没有把矛头指向北洋军阀政府,民族资产阶级也是主动介入。如此而论,毛泽东早期联资反帝反军阀政府的思想与实践,极有助于他以后的思想朝正确的方向发展,为他在党内最早创立关于中国资产阶级的正确理论奠定了必要而充实的思想基础和实践基础。



[] 毛泽东:《〈共产党人〉发刊词》,1939104。《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6月第2版,第604页。

[] 毛泽东:《〈伦理学原理〉批注》,19171918年。《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湖南出版社19907月第1版,第151152页。

[] 毛泽东:《民众的大联合(一)》,1919721《湘江评论》第2号。同上书,第339341页。

[]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12月第1版,第6页。

[] 毛泽东:《民众的大联合(三)》,191984《湘江评论》第4号。《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湖南出版社19907月第1版,第394页。

[] 毛泽东:《湘人力争矿厂抵押呈总统府、国务院及外、财、农商三部文》,19191227。同上书,第458页。

[] 毛泽东:《湘人为人格而战》,192069上海《时事新报》。同上书,第481页。

[] 毛泽东:《湖南人再进一步》,1920611上海《时事新报》。同上书,第483页。

[] 毛泽东:《湖南人民的自决》,1920618上海《时事新报》。同上书,第487页。

[] 毛泽东:《湖南改造促成会复曾毅书》,1920628上海《申报》、《民国日报》。同上书,第489页。

[11] 同上,第491页。

[12] 毛泽东:《绝对赞成“湖南们罗主义”》,192096湖南《大公报》。同上书,第511页。

[13] 毛泽东:《释疑》,1920927湖南《大公报》。同上书,第5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