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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思想

西柏坡——毛泽东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发源地
 
 
 
 

李晓勇(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

 

1948526,党中央和毛泽东到达西柏坡。怎么看西柏坡呢?如果说此前的井冈山、瑞金、延安还是敌围着我打、敌追着我打的态势的话,那么到了西柏坡,则风向大变,东风压倒了西风,已经变为我追着敌打、我围着敌打的态势。

正如毛泽东常说的:“没有预见就没有领导。”[] 三大战役的战略决战刚结束,毛泽东就构思了新中国的蓝图。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每一次改朝换代,新的执政者如果不能解决民生问题,也就是迅速恢复和发展经济,使人民生活有所改善,他的政权就不能巩固,甚至可能倒台。早年当过历史教员的毛泽东当然深谙此点,他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这样告诫道:“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败。”[]

由此,特别要指出的是,后人提起七届二中全会时,往往想到的是两个“务必”(“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的确,两个“务必”是会议的重要内容,更由于几代领导人的大力提倡,再加上它的排比句修饰,确实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过在我看来,两个“务必”并不是会议的主题,而是对完成今后中心工作所需的思想作风、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的要求。那么,会议的主题是什么呢?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这就是会议的主题。

为此,毛泽东在会上还提出了两个“转移”,或者说两个“转变”,即“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和中心任务(也说中心工作)由战争转变为生产建设(以后改为经济建设)。不要小看了这两个转变,而这恰恰被后人所忽略。怎么评价这两个“转变”呢?那么就和两个“务必”比较一下吧。如果说两个“务必”是继续保持不变且一以贯之坚持到底的话,那么可以说,两个“转变”特别是中心任务的转变则是我党从未有过的根本战略和根本方针的转折,这是我们党28年来第一次把生产建设摆在了中心任务中心工作的位置上!一个是不变,一个是变。前者是以不变应万变,这个还好办些,不太难,只要把老红军、老八路的传统持之以恒就行。后者就不好办了,难办了,你过去长达28年之久的拿手的那一套不灵了,不行了,你得整个转换头脑,丢掉过去的一套,重新学习新东西、新知识,以变应变,这个当然难多了。毛泽东后来可能感到在会上对这一点强调不够,3个月后,他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的文章中再次重申:“过去的工作只不过是像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

先说工作重心的转移。毛泽东在会上郑重宣布:“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和军队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但是,“城乡必须兼顾,必须使城市工作和乡村工作,使工人和农民,使工业和农业,紧密地联系起来。决不可以丢掉乡村,仅顾城市,如果那样想,那是完全错误的。”[] 我们共产党人的伟大理想之一就是要消灭城乡差别。应该说,建国以来,我们党的重点城市、城乡兼顾这一方针始终没有变,并为消除城乡差别的理想而努力奋斗着。虽然我们的乡村工作曾经出现过一些问题,如搞人民公社,但我们党始终没有放弃农村工作,始终关心着“三农”问题。我认为,城乡兼顾的方针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始终是我党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原则。当前,我们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任务,就是这一原则的具体体现。

再说以生产建设为中心任务。毛泽东说:“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务须避免盲目地乱抓乱碰,把中心任务忘记了”。他还强调指出:“城市中其他的工作,例如党的组织工作,政权机关的工作,工会的工作,其他各种民众团体的工作,文化教育方面的工作,肃反工作,通讯社报纸广播电台的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 毛泽东的这一提法在当时是不是有石破天惊之感?要知道,当时战争还远没有结束,江南还是国民党的地盘,新中国的建立还需要一段时间;要知道,建党28年来,这一提法从未出现过,全党的头脑中仍然积淀着、充满着且延续着战争意识。

把经济建设作为中心工作,一切工作要围绕这个中心并为之服务,这是毛泽东还在战争环境中的19493月第一次提出来的,比和平环境中的19569月党的八大再次提出整整早了7年半。我们不能不为毛主席的英明而感到惊服。当然,当时提出以生产建设为中心,还是以城市工作为范畴,尚未摆到全国工作的中心。不过,既然全党的工作重心已转到城市,城市的中心工作又是生产建设,那么,把生产建设作为全国工作的中心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显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仅仅是经济路线问题,也如邓小平所说的是政治路线问题(邓小平说过“我们的政治路线就是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更涉及到对社会主义的认识问题。应该说,在毛泽东看来,当时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主要目的还是为了巩固政权,因此把它作为政治路线问题也不为过。如果把它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毛泽东则不认可,他认为作为过渡阶段的社会主义就是要继续革命,否则就会被内外敌人所颠覆,因而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抓革命才能促生产,如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放弃继续革命和阶级斗争,就是唯生产力论,就是修正主义,就是复辟资本主义。这就是为什么八大提出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应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被毛泽东所首肯。正如邓小平所说:毛泽东“他有一个重大的缺点,就是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现在看来,主要是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与今人不同,我们完全可以谅解他而不苛求他。另一方面,我们还得感谢他,正是他的继续革命,使我们避免了苏联东欧那样的剧变。

总之,毛泽东第一个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又第一个放弃了它,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教育了我们。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第三次重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们才感到这一认识的珍贵。从邓小平“最主要的是搞经济建设,发展国民经济,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件事情一定要死扭住不放,一天也不能耽误”[11],到今天“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12],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已经非常深刻,因此,无论如何我们都忘不了毛泽东给我们提供的可贵的经验教训。

除了两个“转变”,毛泽东还提出了具体的经济建设路线。他指出:“关于恢复和发展生产的问题,必须确定:第一是国营工业的生产,第二是私营工业的生产,第三是手工业生产。”[13] 毛泽东分析了我国作为经济落后的农业大国的国情,认为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是“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必须首先大力发展;认为“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在这个时期内,一切不是于国民经济有害而是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都应当容许其存在和发展。这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经济上必要的”;认为“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的农业和手工业,就其基本形态说来,还是和还将是分散的和个体的”[14]。这是不是今天“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15]的雏形呢?是不是农村家庭联产责任制的前兆呢?

那么,这个“相当长的时期”到底有多长呢?在当时,这还是个模糊概念,估计毛泽东也不能确定。建国一两年后,有人问毛泽东什么时候搞社会主义,他说大概要二三十年后[16],他是根据苏联从1917年十月革命到1936年宣布进入社会主义用了20年而定的。1953年正式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毛泽东认为“大约需要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就是大约十五年左右的时间”[17]1956年毛泽东提出“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新经济政策时,认为还可以搞20年(“可以开私营大厂,订个协议,十年、二十年不没收”[18])。1957年反右后到1962年,他提出“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19],但社会主义社会这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20]已是不允许私营经济存在,而是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批判资本主义了。

不管怎么说,在那个战火纷飞硝烟未灭的年代,毛泽东对未来新中国的建设事业能提出以生产建设为中心,重点城市、城乡兼顾,发展公有制和多种经济形式三大思想,已是非常了不起的事。从这里也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对社会主义建设的丰富思想不是没有其源泉的。

毛泽东还预测并肯定地说:“中国经济建设的速度将不是很慢而可能是相当地块的,中国的兴盛是可以计日程功的。”[21] 毛泽东的预言在建国头9年得到了印证。改革开放以来这20多年又印证了这一预言。可以断言,只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再过二三十年,中国的繁荣兴盛是怎么想象也不为过的。

我们还可以看到,毛泽东的胸怀是多么宽广,他的眼光是多么远大,他不居功自傲,并不把中国革命的胜利视为至大。他说:“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22] 在建国58年之后,我们再体会毛泽东的这句话,真感到的确如此。有了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首战胜利的基础,我们就一定能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下取得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全面而彻底的胜利。



[]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1945531),《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96页。

[]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194935),《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8页。

[]  同上,第14381439页。._

[]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194935),《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9页。

[]  同上,第1427页。

[] 《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630),《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0页。

[]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194935),《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7页。

[]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194935),《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8页。

[] 《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实现要靠组织路线来保证》(1979729),《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1页。

[] 《政治上发展民主,经济上实行改革》(1985415),《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6页。

[11] 《坚持党的路线,改进工作方法》(1980229),《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1页。

[12]  胡锦涛:《坚持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努力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2002126),《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84页。

[13]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194935),《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8页。

[14]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194935),《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01431页。

[15]  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19979     12日),《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819页。

[16]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我国领导人论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172页。

[17] 《革命的转变和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195312月),《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16页。

[18] 《同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的谈话》(1956127),《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0页。

[19]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130),《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2页。

[20]  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196289月),转引自1967年第十期《红旗》杂志社论《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革命的理论武器》。

[21]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194935),《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3页。

[22]  同上,第14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