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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思想

求同存异惊天下,外交史籍留英名——记万隆会议上的周恩来
 
 
 

 

                                           

不顾安危,毅然赴会

半个世纪前,出现了一件震动国际舞台的大事,那就是195541824日在印度尼西亚山城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这是第一次没有西方大国参加并为其所左右,而由亚非两大洲国家自主召开的国际会议。周恩来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成为闻名世界的超一流外交家。

召开亚非会议的主张,首先是由印尼总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提议的。19544 月在锡兰(1972年改国名为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印尼、印度、巴基斯坦、缅甸、锡兰五国总理开会,一致决定联合发起召开亚非会议。12月,五国总理又在印尼的茂物碰头,确定了亚非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目的、议题和议程等,决定除5个发起国外再向25个亚非国家发出邀请(后来只有中非联邦未赴会)。召开亚非会议,反映了在战后民族独立运动的潮流中,亚非独立国家作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要以独立姿态走上世界政治舞台并发挥重要作用的强烈要求。

19546月,在日内瓦会议休会期间,周恩来应邀第一次访问了印度。在会谈中,印度总理尼赫鲁谈到两个月前五国总理决定召开的亚非会议,周恩来表示,中国支持召开亚非会议,也愿意参加这个会议。两国总理一致重申了处理两国关系的五项原则,并进一步认为“这些原则不仅适用于各国之间,而且适用于一般国际关系之中,它们将形成和平和安全的坚固基础”。随后,周恩来又应邀访问了缅甸,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再一次写入了两国总理的联合声明。三国总理就这样无意中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来年的亚非会议定了主调。

毛泽东得知亚非会议消息后,于77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认为,国际上都在谈缓和局势与和平共处,形势大变了,外交方针应由“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改为“必须走出去”。然而,尼赫鲁对邀请中国参加会议心存疑虑,态度消极。10月,尼赫鲁访华,毛泽东、周恩来亲自做工作,使尼赫鲁对邀请中国的态度积极起来。11月,缅甸总理吴努访华,他对毛泽东表示中国一定会受到邀请,并力邀周恩来参加会议。随后在茂物会议上,吴努对其他发起国总理说:“如果不邀请中国,缅甸就不准备出席亚非会议!”就这样在印度、缅甸等国的支持下,印尼总理代表发起国于1955115电邀中国出席亚非会议。这一消息犹如炸雷般使全世界为之震惊。

毛泽东、周恩来仔细而认真地研究亚非会议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及对策,决定我们的基本策略是不提共产主义,主要讲反对殖民主义、亚非团结、世界和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力争亚非会议开成功。

真是人有旦夕祸福,312,周恩来突患急性阑尾炎住院开刀,住院中还带病参加了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28日才出院,41就召集外交部党组研究参加亚非会议的方针和代表团名单。3日,先后接见缅甸驻华大使吴拉茂和印尼驻华大使莫诺努图,表示接受吴努总理希望中国代表团先到缅甸商谈的要求,接受印尼总理对他在亚非会议后访印尼的邀请。4日,向中央递交了《参加亚非会议的方案(草案)》、《访问印度尼西亚计划(草案)》和《关于目前中缅两国间一些实际问题的处理方针》三个文件。6日,又分别向国务院和政协常委会作了关于参加亚非会议的报告。患病与繁忙使周恩来身体欠佳,党中央和毛泽东对派他参加会议犹豫不决。周恩来却毫无顾忌,毅然请缨。中央终于任命周恩来为代表团首席代表,陈毅(常务副总理)、叶季壮(外贸部长)、章汉夫(副外长)、黄镇(驻印尼大使)为代表,廖承志(侨委主任)、杨奇清(公安部副部长)、乔冠华(外交学会副会长)、陈家康(外交部亚洲司长)、黄华(非洲司长、代表团发言人)、达浦生阿訇(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主任)为顾问,外交部交际处长王倬如为秘书长。

195547,周恩来率代表团乘飞机离开北京赴昆明,由于中国没有远程飞机,所以准备乘从印度航空公司租来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前往缅甸,与吴努及将途经仰光赴会的尼赫鲁、越南副总理范文同、埃及总理纳赛尔和阿富汗副首相纳依姆汉共同研究会议有关问题,然后再前往印度尼西亚。可是,印航飞机未曾来过中国,不熟悉航线,只能到香港启德机场等候。

美国一开始就对亚非会议采取敌视和阻挠态度,硬说亚非会议“算不上是一件有重大意义的事件”,“不可能达成任何协议”。但南亚五国不买美国的账,一定要开亚非会议。美国见不能阻止会议的召开,又以“美援”为诱饵,诱使亚非国家不邀请中国,还造谣说中国威胁远东安全,要夺取亚非会议的领导权。然而阻止中国与会的阴谋也没有得逞,于是便唆使台湾派特务对周恩来和中国代表团下毒手。

台湾更不愿看到新中国的国际影响日益增大,美国主子的旨意正中下怀,便千方百计搜集情报,获悉我代表团将乘“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取道香港前往万隆,便制定了代号为“1号”的炸机计划,令国民党保密局香港情报站实施。台湾特务在香港物色了一个负债累累的赌徒和好色之徒,以60万港币和全家前往台湾的条件收买了他。这个瘦猴般的名叫周驹的香港航空工程公司机场清洁工,利用当班之机,迅速将定时炸弹放入“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右翼轮舱中,然后悄悄钻进旁边一架即刻飞往台湾的飞机轮舱中逃到了台湾。

我情报部门也掌握了台湾特务要在香港下毒手的情报。新华社香港分社受命与港英当局和印航驻港办事处交涉,要求绝对保证飞机安全。印航港办主任根本不相信美蒋特务能搞什么破坏,说什么:“飞机只在香港停留一个小时,光天化日之下,谁也不敢胆大妄为!”话虽这么说,他还是亲自到飞机旁监视,并令印度机械师检查油箱和机舱。港英当局也加强了机场和飞机的警戒。然而,他们都忽视了对机场内部职工的检查和戒备。周驹将炸弹带入机场,在机旁扫地,放炸弹于轮舱,钻入赴台飞机轮舱,这一系列活动,竟未引起任何注意和警觉。

得知情报后,我方同时采取另套措施,秘密向印航又租了一架飞机,尝试从昆明经缅甸飞印尼。这架“空中霸王号”飞机的性能比“克什米尔公主号”差得多,所经航线又没有飞过,经过试航成功,才决定代表团改乘此机前往,工作人员和记者乘“克什米尔公主号”。即使这套方案,也让人感到行程险恶,前途难料。

得知情报的邓颖超更是忧心忡忡、惴惴不安,于410写信给周恩来:“最亲爱的人:别才三日,但禁不住要写几个字给你。这次蒋贼是蓄意决下毒手施行暗害的,他并从各方面的可能着手。……你出外活动,必须严密警惕,仔细机警。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人类进步崇高的事业,为了你能做更多的工作,你必须善于保卫你自己,在这方面,亦必须取得对敌斗争的胜利的。我衷心地祝福你胜利平安地归来。”

确实,天有不测风云。4111215,中国和越南代表团工作人员以及随行中外记者11人(其中越南代表团工作人员1名,波兰、奥地利记者各1人)乘坐“克什米尔公主号”飞离香港。5小时后,飞机在沙捞越海面上空爆炸坠海,11名乘员和5名机组人员全部遇难。

12日凌晨,周恩来得知“克什米尔公主号”遇难,悲痛之余,提笔致书邓颖超:“超:你的来信收阅。感你的好意和诤言,现将来信捎回,免得失落。有这一次教训,我当更加谨慎,更加努力。文仗如武仗,不能无危险,也不能打无准备之仗,一切当从多方考虑,经过集体商决而后行。望你放心。再见。”短短数语,充分体现了周恩来的大智大勇。代表团成员和云南省领导得知消息后也劝他不要去了,周恩来坚定地回答说:“我们是为促进世界和平、增强亚非人民对新中国的了解和友谊而去的,即使发生了什么意外也是值得的,没有什么了不起!”

4147时,周恩来不顾安危,毅然率团乘“空中霸王号”飞机从昆明飞抵缅甸首都仰光,下午与陈毅拜会吴努后,即共同与缅甸人民欢度泼水节。第二天,他同吴努、尼赫鲁、范文同、纳赛尔和纳依姆汉会谈时说道,敌人对会议搞示威性破坏,并不说明他们强大,恰恰说明他们害怕我们召开亚非会议。有着共同遭遇与经历,又面临建设艰巨任务的亚非各国,只要从彼此的根本利益上去求大同,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亚非国家团结的精神反击殖民主义的挑战,亚非会议就一定能够开始,一定会成功。他声明“中国代表团所采取的态度是争取团结,避免争吵,寻求共同点而不强调分歧点。” 这一立场得到了与会者的赞赏。可能他们谁都没有想到,这一立场将会对亚非会议的成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将会使周恩来成为光彩耀人的巨星。

代表团原定16日晨8时半起飞,但印度机长出于安全考虑建议提前至15日深夜出发。周恩来采纳了这一建议。这架性能较差的飞机飞得不高,速度也慢,不巧又遇雷雨,只得在新加坡机场作短暂停留,1618时才抵达印尼首都雅加达的玛腰兰机场。印尼外长苏纳约和中国驻印尼大使黄镇到机场迎接。

就在这一天,中国使馆收到一封署名“反省过来的暗杀队员”的信,称台湾当局组织了28人的暗杀敢死队,参加者都是逃到印尼的国民党中下级军官,暗杀一名代表团成员给20万印尼盾,暗杀总理另加40万。信中说他作为一个中国人,不忍心谋害周恩来。使馆立即将此事通知印尼要求加强警卫措施。陈毅对代表团成员说:人人都要做保卫工作,当警卫员,就是我,也是总理的警卫员。

1710时,周恩来一行终于安全飞抵美丽山城万隆的安第机场,受到了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的迎接。随后,代表团车队在万隆市民和华侨的夹道欢呼下,驶入了达曼•沙里十号别墅驻地。

“求同存异”,一鸣惊人

参加万隆会议的国家除5个发起国外,还有阿富汗、柬埔寨、中国、埃及、埃塞俄比亚、加纳、伊朗、伊拉克、日本、约旦、老挝、黎巴嫩、利比里亚、利比亚、尼泊尔、菲律宾、沙特阿拉伯、也门、苏丹、叙利亚、泰国、土耳其、越南民主共和国、越南共和国(南越)。除越南、印度、缅甸、印尼、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外,其余22个国家与新中国没有建交,甚至不曾有过来往,有些仍与台湾保持着外交关系。它们对新中国缺乏了解,心存疑虑和恐惧,有的还抱有敌视态度。接受美国援助的国家也有22个,有的受西方影响很深。印尼、印度、缅甸、埃及等国主张中立,与东西方都友好,不偏不倚。此外,各与会国之间有的也存在着分歧和宿怨,会议很可能陷于无休止的争论而归于失败。

绝大多数与会国的共同点是:都愿意在国际事务中有更多的发言权,都反对殖民主义,支持民族自决,要求种族平等,都想发展经济,都希望和平。这些共同点使它们能够坐到一起,讨论共同关心的问题。但是它们之间也有明显的分歧,主要在于如何解释“殖民主义”。有的国家听信所谓“共产殖民主义”一说,并把它与西方殖民主义相提并论,一起加以谴责。这就决定了会上必然要出现尖锐复杂的斗争。就在17日这一天,听到有人要在会上向中国发难风声的尼赫鲁和吴努放心不下,到中国代表团驻地找周恩来打招呼,已经历日内瓦会议大风大浪的周恩来早已成竹在胸,从容答道:“我们对于要提出这样问题的人要分别看待:一种人是恶意的,他们要挑起争论,使会议归于失败,这种人我们应该意识到,不去理他,或者用一些手法,使他收回去,使他的破坏计划不能得逞。另外一种人他是怀疑的,他不明白真相,他是说出一些很不恰当的话,甚至于不好的话,我们应该向他们解释,使他们了解。”这一番话,使尼赫鲁和吴努悬着的心放了下来。他们将很快看到周恩来是怎样“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的。

参加这次会议的29个代表团中,有13位总理或政府首脑,3位副总理,4位外交部长。他们将在没有西方大国领导人在场的情况下,显示自己的外交家风采和政治家才干。然而,会议尚未开幕,周恩来就已先声夺人,成为最受瞩目的风云人物。有的外国记者报道说:“他出现在哪里,哪里就有欢呼声和掌声。”当周恩来乘坐飘扬着五星红旗的汽车驶向会场时,街头群众蹚着积水,冒雨欢迎中国代表团。他们向中国车队发出雷鸣般的欢呼声,甚至不顾警察阻挡,从四周围上来,争睹周恩来的风采。动人的情景使美国记者也不禁感叹道:“人们都为他发疯了!”周恩来一下汽车,记者们就蜂拥而上,拍照声响个不停。

1955418上午915分,亚非会议在万隆独立大厦隆重开幕。印尼总统苏加诺头戴圆顶黑帽,身着白色西服,精神抖擞地登上讲台,以《让新亚洲和新非洲诞生吧!》为题,热情洋溢地致开幕词:“在我环顾这个大厅和在此聚会的贵宾的时候,心里充满了激动的感情。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召开的有色人种的洲际会议,是世界史的新起点。我希望,它将证明:亚洲和非洲已经再生了,新亚洲和新非洲已经诞生了!” 他最后慷慨激昂地号召道:“殖民主义并没有死亡,必须予以铲除!让我们记住,为了这一切,我们亚洲人和非洲人必须团结起来!”

开幕式后,各国首席代表举行秘密会议,讨论议事日程和会议程序,一致推举印尼总理为会议主席。尽管这个小会上已发生争吵,周恩来却平静如水,沉默不语。下午开始大会发言,印尼总理首先讲话,接着,各国首席代表按英文字母顺序发表演说。绝大多数发言只是一般地谴责殖民主义、种族主义,主张独立自由和发展国家间的经济文化合作,语调缓和,没有涉及到争议问题。然而,风云突变,下午最后一个发言的伊拉克代表贾马利挑起敏感问题,说什么世界上有三股扰乱和平和谐的国际势力:旧时代的殖民主义、犹太帝国主义、“第三股就是共产主义”,并诬蔑共产主义是“新形式的殖民主义”。这个发言使会场气氛陡然紧张起来,人们的眼光都转向中国代表团,周恩来却不为所动。

第二天上午,中国原定第一个发言,但周恩来放弃了,仍耐心听取各国代表的发言。上午会快结束时,巴基斯坦总理穆罕默德•阿里在发言中含沙射影地说:“过去那种形式的殖民主义是一种时代错误,已在消失之中。我们必须加以小心,不要上当,打开大门把一种新的、更加阴险的帝国主义以解放为名放进来。”并为其国加入《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的军事同盟进行辩护。最后发言的菲律宾外长罗慕洛大肆吹捧美国的“好心肠”,煽动大家和美国联合起来反对共产主义。人们原以为周恩来会拍案而起,痛声驳斥,却见他表情平淡地在纸上写写划划,没有要发言的意思。

原来周恩来在会场上起草了一个约2000字的补充发言提纲,决定原讲稿作为书面发言散发。上午散会一回到别墅,他就口述发言稿,工作人员浦寿昌边记录边由翻译译成英文,一个半小时就搞完了。浦寿昌后来回忆说:“总理口述发言真是出口成章,没有多长时间发言稿就出来了,不仅内容好极了,而且文字也好极了。”“虽然乔冠华、廖承志当时都站在旁边,但是没有插手的余地”。

下午会上,泰国外长旺亲王发言第一个点了中国的名,说有三件事使泰国担心:一是中国在泰国附近的云南省组织傣族人,二是泰国境内300万华侨拥有双重国籍,三是泰国东北部有50万越南人,越盟部队近两年曾两次入侵老挝,逼近泰国边境。然后为其国加入《东南亚防务条约》进行辩护。土耳其副总理法丁•罗斯土•佐尔鲁也在发言中为其国参加反苏反共的《北大西洋公约》和《巴格达条约》的军事同盟辩护。

直到下午4时,各代表团发言基本完毕,会议主席宣布:“我现在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发言!”周恩来在从未有过的狂风暴雨般的掌声中健步登上讲台。闪光灯顿时亮起,全场挤满了人,无不意识到有好戏看了。此前,各国代表和记者们已经看了周恩来的以反对殖民主义、种族歧视和侵略战争,强调亚非民族独立、团结、合作和发展,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主旨的书面发言稿,既十分赞同,又万分担心,周恩来在午休短暂时刻仓促准备的补充发言会讲什么呢?如果是对前面攻击性发言的猛烈回击,整个会议就会很容易变成一场不可收拾的大混战。人们在等待着这一刻的到来。

出人意料,周恩来没有气势汹汹,而是以极其平静宽容的口吻这样说道:“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和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但是,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虽然这种不同在我们中间显然是存在的。”全体与会者的心顿时放了下来。

周恩来继续显示了和解的姿态:“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在我们中间有无求同的基础呢?有的。那就是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曾经受过、并且现在仍在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这是我们大家都承认的。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到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会场立即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

周恩来接着说道:“中国也可以在此要求大会讨论美国一手造成的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所受的不公正待遇。但是,我们并没有这样做。因为这样一来,就很容易使我们的会议陷入对这些问题的争论而得不到解决。”这就是周恩来的精明,各有各的难处,提它有碍大局。“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而存异。同时,会议应将这些共同愿望和要求肯定下来。这是我们中间的主要问题。我们并不要求各人放弃自己的见解,因为这是实际存在的反映。但是不应该使它妨碍我们在主要问题上达成共同的协议。我们还应在共同的基础上来互相了解和重视彼此的不同见解。”

“求同存异”,对在场的绝大多数人来说,简直是太新颖奇妙的说法和理念,听都没有听说过!然而它又是那么入情入理,无可挑剔,无懈可击。中国博大精深的哲学思想经周恩来信手拈来,这么深入浅出、不露斧凿地加以应用,全体与会者无不心悦诚服。

随后,周恩来对会上三个分歧较大的问题作了“求同存异”的解析。关于不同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问题,他认为虽应承认这种存在,“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求同和团结”。他说,战后亚非兴起两类独立国家:少数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多数是民族主义者领导的国家。“我们这两类国家都是从殖民主义的统治下独立起来的,并且还在继续为完全独立而奋斗。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可以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呢?五项原则完全可以成为在我们中间建立友好合作和亲善睦邻关系的基础。……我们亚非会议既然不要排斥任何人,为什么我们自己反倒不能互相了解、不能友好合作呢?”

关于宗教信仰自由的问题,他指出:“宗教信仰自由是近代国家所共同承认的原则。我们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但是我们尊重有宗教信仰的人。我们希望有宗教信仰的人也应该尊重无宗教信仰的人。中国是有宗教信仰自由的国家,它不仅有七百万共产党员,并且还有以千万计的回教徒和佛教徒,以百万计的基督教徒和天主教徒。中国代表团中就有虔诚的伊斯兰教的阿訇。这些情况并不妨碍中国内部的团结,为什么在亚非国家的大家庭中不能将有宗教信仰的和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团结在一起呢?”

关于所谓颠覆活动的问题,周恩来强调:“中国革命是依靠中国人民的努力取得胜利的,决不是从外输入的,这一点连不喜欢中国革命胜利的人也不能否认。”他用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话表明中国早已形成不愿强加于人的古老传统,“我们反对外来干涉,为什么我们会去干涉别人的内政呢?”

对所谓利用一千多万有双重国籍的华侨进行颠覆活动之说,他辩道:“双重国籍问题是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不是新中国,而恰恰是“蒋介石至今还在利用极少数华侨进行对所在国的破坏活动。新中国的人民政府却准备与有关各国政府解决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这一诺言3天后成为事实。422,中国和印尼在万隆签订《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规定有双重国籍的人应根据自愿原则选择一种国籍,侨民须尊重侨居国法律和社会习惯,不参加政治活动等。

对所谓中国境内傣族自治威胁了邻国之说,他反问道:“好象缅甸有掸族自治邦一样,在中国境内各个少数民族都有他们的自治区。中国少数民族在中国境内实行自治权利,如何能说威胁邻邦呢?我们现在准备在坚守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与亚非各国,乃至世界各国,首先是我们的邻邦,建立正常关系。”

在对以上三大问题进行巧妙而温和的辩护后,周恩来以幽默的口吻说道:“大家如果不信,可亲自或派人到中国去看。我们是容许不知真相的人怀疑的。中国俗语说:‘百闻不如一见。’我们欢迎所有到会的各国代表到中国去参观,你们什么时候去都可以。我们没有竹幕,倒是别人要在我们之间施放烟幕。”

周恩来以其精妙绝伦的外交手腕和无与伦比的口才使全体与会者不由自主地接受了这样一种认识:我们的分歧是在共同受压迫的历史和追求共同目标中的分歧,因而是“大同”中的“小异”,何况“小异”也是由第三者“别人”造成的,甚至连中国也是“美国政府公言不讳地进行颠覆活动”的受害者。我们的会议宗旨应该是:既承认和允许“存小异”,又必须“求大同”,不必要“因小失大”。

周恩来最后高声强调:“16万万亚非人民期待着我们的会议成功。全世界愿意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期待着我们的会议能为扩大和平区域和建立集体和平有所贡献。让我们亚非国家团结起来,为亚非会议的成功努力吧!”

仅仅18分钟的补充发言使两天的会议达到了高潮,全场以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表示对这个讲话的由衷赞赏和对周恩来的真诚敬佩。代表们纷纷过来向回到座位的周恩来握手祝贺。

记者很快报道了各种反应。尼赫鲁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演说。”吴努说:“这个演说是对抨击中国的人一个很好的答复。”纳赛尔说:“我喜欢他的演说。” 穆罕默德•阿里诚恳地说:“这是很和解的演说。”罗慕洛由衷信服道:“这个演说是出色的,和解的,表现了民主精神。”甚至连带着敌意来的存心看中国笑话的美国记者鲍大可也不得不承认:“这篇发言最惊人之处就在于它没有闪电惊雷。周恩来用经过仔细挑选的措辞说明了共产党中国对这次会议通情达理、心平气和的态度。他也回答了在他之前发表的演说中对共产党所作的许多直接间接的攻击。其外交技巧已登峰造极。”“周恩来的发言是中国以和解态度与会的绝好说明。他的发言是前两天公开会议的高潮。”

短短18分钟的发言,就使会议绕过暗礁,驱散阴霾,回到了正确轨道,也使与会各国和整个世界进一步认识了新中国,认识到它的谦逊、诚恳、善意和对和平的真诚愿望。“求同存异”这个周恩来提出的理念,不仅成为大家都接受的会议方针,而且使周恩来一鸣惊人,成为会议最出色最光亮的明星人物。

“和平相处”,尽释纷争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会议从20日起分成政治委员会(由首席代表组成)、经济委员会和文化委员会秘密进行。21日下午,锡兰总理科特拉瓦拉在政治委员会上发言要求会议谴责苏联对东欧各国的殖民主义统治,还提到了中国的威胁等。周恩来立刻起来声明不能同意锡兰总理的言论,要求保留明天就此发表意见的权利。会议很快就休会了。记者们都暗下决心明日一定要拿下这头条新闻。

一散会,周恩来就在会议室里找到科特拉瓦拉,很久以后两人才出来。没人知道他们谈了些什么,反正第二天上午会上,人们预料的中锡两国总理大论战没有出现。挤满走廊的记者只见科特拉瓦拉第一个发言说:“我昨天的发言只不过表示自己不同的见解,并没有意思引起一场争论,也不打算提任何议案,更没有意思把这个会议引向失败。”周恩来也只作了简短发言:“正像我在全体会议上所表示过的那样,中国代表团并不准备在这里参加关于意识形态的讨论,因为这不是会议的目的。我已经在会外同锡兰总理交换意见。……我们觉得最好的办法是在会议上相互尊重彼此的意见,而不是进行辩论,因为那样做,将不可能对此问题有共同的理解或共同的愿望。”他还沙里淘金地在锡兰总理的昨日发言中找到了一个共同点而加以赞扬:“科特拉瓦拉总理阁下提出,要求一切拥有殖民地附属国的国家应在十年之内给它们以独立,这种积极精神是应该得到支持的。”会议的紧张空气悄然冰释。人们真想不出周恩来私下跟科特拉瓦拉到底说了些什么就使他放弃了自己的主张。

这个谜在513一届人大15次会议上周恩来作报告时才揭开。他说:“一散会,我就找到他。我说:你今天这个发言什么意思,是要破坏这个会议吗?他一听,说:我不要破坏,不要破坏。我说:要照你这样的发言,我们一定要回答。回答争论下去,结果是必然达不成任何协议。你是发起国,你把我们请来,你又来破坏会议,什么意思?最后他说,我就是说说。我说:既然你是说说的,你不打算破坏会议,那我们看看你的发言里有没有什么积极的东西,我们研究一下。”为什么私下里说,周恩来解释道:“当时在会场上就不好用这样的方式说,因为说了,他一些帮腔的都来了,那一定争得无结果,所以不采取会场争论。”这就是周恩来的斗争艺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给你面子,因势利导,最后达到以柔克刚。

中午休会时,周恩来宴请纳赛尔、西哈努克、穆罕默德•阿里、旺亲王夫妇和罗慕洛。他们对周恩来的博大胸怀与和解态度敬佩之极,纷纷表示参加《马尼拉条约》并不是为了反对中国,也不相信中国有侵略意图。阿里总理甚至表示,如果美国发动侵华战争,巴基斯坦将不参加。

下午开会讨论如何看待和平共处和本地区军事集团等问题时,一派支持尼赫鲁的中立主义和同共产主义和平共处的观点,一派主张同西方结盟反对共产主义,如黎巴嫩代表马立克说:“一个国家参加某个防御条约总是有理由的;至于说到‘共处’,那是个共产党的词儿,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意义,用这个词儿得小心。”两派又争论得不可开交,周恩来仍引而不发。

23日上午,在大家争得精疲力尽之时,周恩来登上讲台,彬彬有礼地作了一个半小时的长篇发言:“和平并没有绝望,拥护和平的人一天天多起来。29个亚非国家在这里开会,一致呼吁和平,就证明我们所代表的、超过世界人口一半以上的人是要和平和团结的。我们应该以要求和平合作为共同基础,来解决现在正在讨论的问题。”他引经据典,用大家都能接受的论据为“和平共处”正名:“有些代表说,和平共处是共产党用的名词。那么我们可以换一个名词,而不要在这一点上发生误会。……在联合国宪章的前言中有‘和平相处’的名词,这是我们应该能够同意的。我们应该能够站在联合国宪章的立场来谋求和平合作。”

关于军事集团问题,他表示:“我们不赞成在世界上造成对立的军事同盟,增加战争的危险。”但又极为通情达理地说道:“今天我们共聚一堂,讨论集体和平问题,可以把军事集团的问题撇开不谈,因为那是已经存在的事实。我们应该在我们中间先团结起来。”

周恩来顺势提出了中国代表团的“和平宣言”议案,其内容“采取了各代表团的提案中大家都能同意的东西”,列成七点:“第一点是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第二点是互不采取侵略行动和威胁”,“第三点是互不干涉和干预内政”,“第四点是承认种族平等”,“第五点是承认一切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第六点是尊重一切国家人民有自由选择它们的生活方式和政治、经济制度的权利”,“第七点是互不损害”。最后他说道:“如果我们能在这七点基础上,彼此和平相处,友好合作,就能使和平维持下去,而且首先是从我们中间开始。”

周恩来的讲话把原则性和灵活性高度融合,听得代表们无不欢欣鼓舞,全场再次响起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尼赫鲁激动地上台表态说:“中国总理今天的发言,应该受到最大的重视,中国总理说的话是有权威的!”

美国记者鲍大可的评论对尼赫鲁所说的“权威”作了最好的诠释:“周恩来选择了这个时候来发表他在亚非会议上最重要的讲话。他善于等待时机的外交才能简直是登峰造极。他在长期静观之后,在这个辩论几乎已经陷入僵局的时候脱颖而出,成为会议的明星,成为排难解纷、平息争端、带来和平的人物。从这一刻开始,究竟哪一个人的品格才能左右大局就再也没有疑问了,那就是周恩来。周恩来并不打算改变任何一个坚持反共立场的领导人的态度,但是他改变了会议的航向。他确确实实以他的才干和个人‘通情达理’的态度给哪怕是反共国家的领导人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中午休会时,周恩来不顾疲惫,又和缅甸、印度、巴基斯坦、锡兰、菲律宾、泰国的首席代表参加了印尼总理驻地的冷餐会。快散席时,锡兰总理问周恩来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如何才能缓和,台湾和平解放后可否委任蒋介石为将军,周恩来当即回答:完全可以。并抓住此机宣传中国的合理主张:首先,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人民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不容外国干涉;其次,造成远东,特别是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原因,是美国侵占中国领土台湾,这是中美之间的国际问题,中国政府愿意与美国谈判解决,但这丝毫不能影响中国人民行使自己的主权——解放台湾的正义要求和行动。

尼赫鲁听后建议周恩来就此发表公开声明,以便让美国和全世界都知道中国的态度。周恩来欣然同意,即刻在全体记者面前,发表了一个69字的奇特声明:

“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

浦寿昌回忆说:“总理发表关于台湾问题的声明并非事先决定的,完全是根据当时各国代表的要求临时决定的。总理说不必发表长篇文章,就专门对美国讲几句话。”69字声明立刻引起巨大轰动,各国记者如获至宝,迅即以特大新闻发往全世界。赴宴的7国首席代表无不称赞周恩来的谈话和声明既立场鲜明,又通情达理。还是美国记者鲍大可的评论最有意思:“他的这个声明实际上是一个放得很巧妙的实验气球,而不是一个建议。他没有提出什么具体的东西。……但是在有29国代表参加的会议上,他作了一个可以被认为是重大和平行动的声明,毫无疑问,万隆的大部分代表确实是这样看他的声明的。”鲍大可的评论前半部分可以说是吹毛求疵。这是一篇表明中国愿意谈判的声明,又不是谈判清单,69字足矣。而且恰恰是这个声明,导致了3个月后的81在波兰首都华沙开始的中美大使级会谈。

周恩来正是这样把他的“和平相处”理念从会内扩展到会外,不仅排解了各代表团的观念纠纷,实现了与会者的团结,成为推动会议航船破浪前进的顺势强风,而且为中美谈判扫清了障碍,取得了意想不到的一箭双雕、一石二鸟之效。

风采瞩目,千载留名

423下午,在周恩来“和平相处”七点意见所造成的和谐氛围中,由首席代表组成的政治委员会会议很顺利地通过了经济委员会和文化委员会分别提出的报告,通过了一些决议,并宣布24日下午3时举行最后一次全体会议。

24日上午,为会议起草公报(含宣言)的殖民主义问题小组、世界和平和合作问题小组开始了紧张的工作。周恩来自始至终地参加了后一小组的工作,一些国家的首席代表也参加了这两个小组的工作。由于殖民主义问题小组争执不休,只得解散而把问题交给世界和平和合作问题小组解决。尽管这一小组也争论得很热闹,但由于有周恩来在场,所有问题都被一一化解了。直到下午4时,政治委员会会议才复会,经过两个小时的热烈讨论,又是在周恩来的调解权衡下,才最后敲定和通过会议公报。原定大会时间只得顺延3个半小时。

为何周恩来能成为大家公认的仲裁者,正如乔冠华的回忆所言:“总理促使这次会议达成协议是靠什么呢?是靠中国支持所有亚非国家的正义要求,但不以要求他们支持中国的要求为条件。总理讲:我们的态度是我们支持人家,不要求人家支持我们;但我们的立场必须鲜明,是非必须说清楚。”

424下午635分,亚非会议最后一次全体会议在独立大厦隆重举行。秘书长宣读完以周恩来发言为基调的《亚非会议最后公报》后,全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29国代表本着亚非团结和求同存异的精神予以一致通过。接着,各国代表上台致词。当晚9时半,这次永载史册的盛会胜利闭幕了。万隆人民涌上灯火异彩的街头载歌载舞,欢庆亚非会议的成功和亚非人民的大团结。

《亚非会议最后公报》将政治、经济、文化三个委员会讨论的成果归纳为七项内容:经济合作、文化合作、人权和自决、附属地人民问题、其他问题、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以及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宣言。宣言提出了十项国际关系原则:1.尊重基本人权,尊重《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2.尊重一切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3.承认一切种族平等,承认一切大小国家平等;4.不干预或干涉他国内政;5.尊重每一国家按照联合国宪章单独地或集体地进行自卫的权利;6.不使用集体防御的安排来为任何一个大国的特殊利益服务,任何国家不对其他国家施加压力;7.不以侵略行为或侵略威胁或使用武力来侵犯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8.用和平方法解决一切国际争端;9.促进相互的利益和合作;10.尊重正义和国际义务。

万隆会议十项原则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一致的,很快被国际社会所接受,成为国际关系中公认的原则和国际法的基本原理。会议所反映的亚非人民团结一致、反帝反殖、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和平共处、平等协商、拥护世界和平与安全、增进各国间的友谊与合作的精神,被称为“万隆精神”。万隆会议、万隆精神和万隆会议十项原则,不仅开创了世界史上亚非两大洲人民第一次相互了解、合作,团结反帝,成为国际舞台重要力量的新篇章,不仅为新中国赢得了许多朋友,开辟了广阔的外交活动领域,而且对尔后世界历史的发展有着巨大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

周恩来无疑是亚非会议上最受瞩目的人物,强烈吸引人们关注和好奇的无穷魅力聚集于他一身:一位来自文明绵延的泱泱大国的共产党总理,一位惟一死里逃生冒着生命危险赴会的国家首席代表,一位具有长征经历且打败过美日蒋等传奇战斗生涯的革命领袖,一位在日内瓦会议上崭露头角的风云人物,一位将受到会议围攻的少数孤立左派的当然首领,甚至还有他那东方美男子的体貌,彬彬有礼的端庄举止,风趣幽默且蕴涵智慧与逻辑的言谈辞令,迷人的微笑,真挚的情感,谦逊的态度,右手臂端于腰间的站姿……,这一切使他无论出现在哪里,都是人们争睹抢拍的对象,以至于在他的下榻之处,每日从早到晚、风雨无阻地总是围着二三百米的人圈,就是为了能看上他一眼。他们说:“能仔细看看新中国的总理,这一生也值得了!”

如果说,在日内瓦会议上,初登国际舞台的周恩来,在苏美英法四大国外长面前,仍能表现出其左右大局的能力的话,那么,在没有西方大国代表与会的万隆会议上,有了国际斗争经验的周恩来,怎能不成为会议的掌舵人?他的真正魅力就在于,出人意料的,不是以一个斗士的面目出现,而是以一个公正的法官、和善的使者、真诚的朋友亮相,令人无不信服地感到,他才是会议的真正主宰、一个超人的智者。

周恩来是一位出色的演说家和雄辩家。他的引而不发、以退为进、以守为攻、将心比心、站在共同的甚至对方的立场为己辩护的策略,他的通古博今、逻辑严密、通情达理的辞令,特别是他的“求同存异”这个既新又奇的理念,无不令人心服口服,如醉如痴,身不由己地就成了他的“俘虏”。正如一位外国代表用赞美的口吻对他所说的那样:“在每一场你要参加的,或你允许自己参加的战斗中,你都获了胜。虽然我们在好些问题上,有些是很重要的问题上有分歧,但我们却建立起了一种亲密的关系!”

周恩来的外交手腕更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艺术境地。他不断地参加一系列午宴、晚宴和会外交谈等社交活动,工作人员陈叔亮回忆说:“他不放弃任何一点可能去做工作,可以说是见缝插针的典范。”“我们主动地请客,人家也请我们,每天日程总是排得满满的。有时能凑在一起的,就一次请几个国家。”在这些场合,周恩来一般不谈论政治问题,但每一位和他接触的人,都为其谦逊品格、真挚情谊、广博见识、庄重举止和风趣言谈所入迷,推杯换盏中不知不觉地就立即成为他的知心朋友。在29国代表中,除了和南越代表只握过一次手外,其余的他都交谈过;除了南越和伊朗两国代表未来中国驻地赴宴外,其余的都来过。

周恩来在会上一再主张国不论大小一律平等,因此,即使小国代表,他也一视同仁。陈叔亮回忆说:“会议闭幕的当天,五个发起国宴请总理。宴会前半小时,总理说:我还有个活动。这时他带着礼宾司司长去参加一个小国的酒会。这个国家的代表团虽然事先请了周总理,但是大会结束后五个发起国总理宴请中国代表团,主人以为周总理不能出席酒会了,万万没有想到一个大国的总理会这样重视小国的邀请,因此使他们感到很意外,感动极了。”

浦寿昌也谈了这样一件事:“印尼组织亚非会议时有一个规矩,会场不先开门,让各国代表团在外面站着队等候,然后鱼贯而入。一次,总理问我,站在咱们旁边的那位是谁?我一打听,是西哈努克。打听清楚后,总理主动过去跟他交谈。” 西哈努克的回忆是这样说的:“开会之后,第一个来找我的就是周恩来……周恩来请我到苏加诺给他安排的别墅去吃饭,我满口答应。”“周从北京带来厨师,备好中国宫廷御膳款待我!……从最初接触,我就感到周恩来总理显然想在我们两国之间建立强固的友好关系。他深深触及我的心弦,热情赞扬我为争取柬埔寨完全独立、实行同不论何种意识形态只要尊重我们独立与领土完整的国家就和平共处的中立政策的‘胜利斗争’,同时他明白说明中国保证尊重柬埔寨的主权与中立,永不干涉我们的内部事务。最主要的是我完全为他的礼貌与聪明所折服,他使我感到我的小小柬埔寨和广大无垠的中国完全平等——同时他和我作为个人也完全平等。1955年柬埔寨同中国还没有任何外交或贸易关系,但周不强迫我作出决定;他说建立关系的时间完全由我定,邀请我在正式建交前访问中国,我一点也没迟疑就答应了。” 果然10个月后,西哈努克率代表团访华,授予毛主席、周总理大十字勋章。19564月两国签订贸易协定, 6月签订经济援助协定。11月,周恩来回访柬埔寨。19587月,两国建立外交关系。

周恩来同日本首席代表、鸠山内阁经济企划厅长官高碕达之助的两次会谈充分显示出他高超的外交技巧和会谈艺术。周高会谈是新中国和日本两国政府间的首次接触。一到万隆,廖承志就寻觅到日本代表团的中文翻译冈田晃(时任外务省中国课课长),两人在冈田晃1953年随日本红十字代表团到中国办理日侨回国事务时相识。经廖冈撮合,周高首次会谈在亚非会议开幕当天晚上就进行了。刚见面时,高碕十分紧张,周恩来却很轻松地聊起他在日本留学时的事情,不知不觉地又转到汉字简化问题,说两国可以统一搞简化字,并笑着问道:“我们这样的谈话,与美国没有任何关系,因此,美国是无法插嘴的吧?”早已受感染的高碕不由得连声点头称是,毫无拘束地与周恩来攀谈起来,并真诚地坦白:“日本现在还是如同美国占领一样,因此,对于日中复交,日本政府未必会满足贵国政府的希望。”周恩来则始终回避“美国占领下”这一敏感字眼,委婉说道:“我想,日本国民要求独立的心情对政府会有影响的,日本一定要从半占领下的状态中解脱出来。”这种从对方立场出发且极有道理的话语使高碕感到周恩来真是善解人意的大国总理。

由于日本是有侵略劣史的战败国,再加上日本代表团级别较低(非总理外长级),因此他们提出的和平宣言提案无人理睬,高碕为此落落寡欢,十分苦恼。周恩来很敏锐地觉察到了高的低落情绪,于22日主动约见高碕,表示中国支持日本提案,为此可撤回自己的提案。高碕听了非常感动,由衷地表示感谢。由于中国的支持,日本提案得以通过,这成为日本代表团在万隆会议上的最大成就,也改善了日本的形象。高碕后来满怀深情地写下了《在亚非会议上见到周总理》一文,详细地描述了他同周恩来的两次会见。周高会谈促进了中日经济往来,万隆会议10天后的54,两国就在东京签订了贸易协定。虽然19572月岸信介任首相后中日关系出现曲折,但与周恩来建立深厚友谊的高碕始终对中国一往情深。1962年,率日本企业家访华的高碕终于和廖承志签署长达5年的《中日长期综合贸易备忘录》。

就连一些外国代表团之间如越南副总理范文同与老挝首相克特•萨索里斯的会谈也会请周恩来参加,作调停人,这是因为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上对解决印度支那问题发挥了巨大作用,再加上中国在亚非会议上全力支持各国的和平与合作要求,并不以对等要求为条件,从而赢得了各代表团的充分信任。在周恩来的调停下,越老会谈果然取得很大成果,双方消除了分歧,增进了友谊,发表了促进睦邻关系的联合声明。许多国家在周恩来的工作下化敌为友,并且也成了新中国的友好国家。

正如周恩来致中央电报所言:“我们按照中央的方案,求同存异,耐心说理,尽一切努力求得一致协议,又对所有与会国家表示尊重,因此博得了大多数与会国家的好感,而反共反苏最烈的国家也多少改变了他们对新中国的一些成见。” 亚非会议后短短4年间,就有尼泊尔、埃及、叙利亚、阿拉伯也门、锡兰、柬埔寨、伊拉克、摩洛哥、阿尔及利亚、苏丹、几内亚等11个亚非国家同中国建交。中外经济往来和领导人互访也比会前大为增加,周恩来接连访问了越南、柬埔寨、巴基斯坦、印度、缅甸、阿富汗、尼泊尔和锡兰等8个亚洲国家。到1957年底,来华访问的有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越南主席胡志明、柬埔寨首相西哈努克亲王、老挝首相梭发那·富马亲王、尼泊尔首相阿查里雅、印尼总统苏加诺、巴基斯坦总理苏拉瓦底、缅甸总理吴努(两次)和阿富汗首相达乌德等9个亚洲国家首脑。

周恩来不仅智力超群,而且精力过人。他的机要秘书郭英会回忆说:“总理在万隆会议期间比在日内瓦期间紧张多了。在万隆的七八天里,他都没有怎么睡觉,平均每天睡觉时间不会超过3个小时。这是一般人都经受不了的,何况总理当时已经是57岁的老人,而且是在做完盲肠手术不到半个月就出去的。”他几乎是夜以继日地工作,看不到他有什么休息,然而令人难以置信地是,当他出现在人们面前时,总显得精神抖擞,反应机敏,丝毫看不到他有任何疲惫。

16日抵达印尼到28日离开,周恩来一共在印尼逗留12天,收获的外交成果是巨大的。万隆会议是周恩来继日内瓦会议参加的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重要的国际会议,他为这次会议所做出的独特而巨大的贡献是世所公认且无可替代的。正如美国记者鲍大可所言:“周恩来在万隆的表演完全证明了他是世界上最有经验、最有才干的外交家之一。”毫无疑问,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不仅创造了自己外交生涯中最为光辉的篇章,让人永志不忘,而且为新中国的外交开创了更为广阔的崭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