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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思想

求真务实是理论和实际、实践相结合的高度统一
 
 
 
                                           李晓勇

 

    自上世纪30年代毛泽东提出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反对本本主义》)、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实践论》)后,特别是在毛泽东取得全党的领袖地位后,这两个命题就不断出现在党的文献和几代领导人的讲话中,而且又演化出多种提法:理论和实践相联系、理论和实际相联系、理论和实际统一、理论联系实际。现在最常用的是理论联系实际、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这两个命题。本文将探讨求真务实对这两个命题的涵盖关系。

一、                  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未必能避免教条主义

 

毫无疑问,理论不和实践相结合,再好的理论也是空洞无用的理论,正如毛泽东所言:“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只是把它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行,那末,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

换言之,“离开革命实践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而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正如列宁所言:“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

进而言之,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比如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且认真实行之,也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是否就一定能取得革命的胜利、事业的成功、工作的成效呢?显然,答案也是否定的。这样的事例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也是不难举证的。譬如:

陈独秀依照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应支持资产阶级进行民主革命,争得民主地位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观点行事,提出了“二次革命论”,对国民党右派一味退让,不敢也不想争夺国民革命的领导权,结果导致大革命失败。

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博古依照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应通过举行中心城市的起义暴动而夺取全国政权的观点,发动了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秋收起义的目的也是要攻打长沙);命令各地红军进攻大城市(所谓“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组织正规战、阵地战(所谓“御敌于国门之外”、“不打烂坛坛罐罐”、“不丧失寸土”、“全线出击”、“六路分兵”、“山沟里没有马克思主义”等等),结果造成了一次比一次更大的失败,几乎置党和红军于灭亡的绝境。

王明在抗日战争初期遵循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关于组织人民阵线的指示,提出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口号,他在领导长江局时惟蒋介石马首是瞻,结果致使国统区和华南的中共抗日力量受到了极大的束缚,发展缓慢。

最新的史料证明,共产国际包括联共(布)中央几乎隔三差五就给作为其支部的中共领导下指令。所以,从陈独秀到王明,他们的错误领导对中国革命所造成的失败和挫折,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中央特别是斯大林至少要承担一半以上的责任。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承认,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博古都是忠诚的马列主义者,他们并没有把马列主义束之高阁,而是真诚地运用马列主义于中国革命的实践。不过,能因为这两个原由就免除或原谅他们的教条主义错误吗?

“一个革命政党的任何行动都是实行政策。不是实行正确的政策,就是实行错误的政策;不是自觉地,就是盲目地实行某种政策。……人们的实践,特别是革命政党和革命群众的实践,没有不同这种或那种政策相联系的。”所以说,教条主义并非主观和客观相分裂,理论和实践相分离,把箭拿在手里不放出去,而是以主观套客观,不管实际情况怎样,硬要实行他们自以为是的理论。正如毛泽东所说的:“不管事物内部情况,将马克思主义硬套在事物上,说该事物应如何如何。这就是‘全然从外面去应用马克思主义原理’。”

毛泽东无疑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最有创意的领袖,他的指导革命成功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几乎所有的重要方面都难以在马列经典中找到答案,难道能因此否认他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吗?

然而,我们看到,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指导并不成功。本文不想对此寻根探源,但是有一条却是大家都知道的,那就是:“他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多次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这就是说,毛泽东确实是把马列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与他领导的中国人民的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了起来,可是我们看到了什么呢?

毛泽东遵照马列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所有制是公有制的观点、关于钢铁生产是工业生产重点的观点,发动了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大炼钢铁运动,结果导致国民经济的运行几近崩溃。

毛泽东遵照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阶级斗争日益激化的观点,提出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了10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其后果不言自明。

还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说得好:毛泽东“这种脱离现实生活的主观主义的思想和做法,由于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某些设想和论点加以误解或教条化,反而显得有‘理论根据’。……这就使我们把关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雾当成保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这样,党就很难抵制毛泽东等同志提出的一些‘左’倾观点……”

中国是如此,外国也是如此。我们知道,1962918,毛泽东接见了日本工人教育协会组织的工人学习积极分子访华代表团,应请当即书赠题词:“只要认真做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日本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日本革命的胜利就是毫无疑义的。”40年后,一位54岁的日本男子在东京日比古公园自焚。30多年前,他是共产主义的纯真信仰者,崇拜毛泽东,遵照题词,他与他的同志们跟警察搏斗,高呼“毛主席万岁!”几十年过去了,生活富裕的他感到信念与现实不符,为理想的破灭而悲伤,就自杀了。自日本左翼运动陷入低潮后,左翼分子自杀事件每年都要发生几起。可以这样设想,如果日本左翼继续认真实践马列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特别是关于暴力革命的理论,他们就仍将为碰壁和失败而困惑不解。

可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即使是正确的理论,即使认真实践之,也不会必然地避免教条主义,必然地取得革命的胜利、事业的成功和工作的成效。原因很简单,再好的理论,如果不符合实际,不符合客观规律,硬要实行之,结果只能是南其辕而北其辙。正如毛泽东所言:“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及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

 

二、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不能验证理论的正确性

 

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要取得预想的结果,必须有一个前提,这就是理论必须和实际相结合,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理论联系实际。

实际,按照最新版的《现代汉语词典》的定义,即“客观存在的事物或情况”。还应再加一点,这就是客观外界的规律性,而这一点更重要。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外套去硬套客观世界,而应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地系统地周密地调查和研究“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 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有的放矢”、“实事求是”的态度。

实事求是地讲,理论联系实际,也未必就一定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因为,从实际方面看,客观事物千千万万,客观情况千变万化,客观规律深隐暗藏或藏头露尾,个人接触和认识的实际的范围与深度有限,即使伟人也难免有看错的时候。譬如:

马克思把唯物辩证法理论与百年来的资本主义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的实际相联系,得出了资本主义“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的结论。

列宁把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理论与发展到垄断阶段的资本主义(他称为帝国主义)的实际相联系,得出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已处于腐朽垂死绝境的结论。

毛泽东运用马列主义关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结合他所认为的“东风压倒西风”、帝国主义日薄西山的实际,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赋予青年人两个重任:“今后的几十年,对祖国的前途和人类的命运是多么宝贵而重要的时间啊!现在二十来岁的青年,再过二三十年,就是四五十岁的人。我们这一代青年人,将亲手把我们一穷二白的祖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将亲自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任重而道远。有志气有抱负的中国青年,一定要为完成我们的伟大历史使命而奋斗终生!为完成我们伟大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要下决心,一辈子艰苦奋斗。”这一大段充满期望又语重心长的话,曾经且仍将使我们这些建国前后出生的一代人热血沸腾,但是我们又不能不承认,和前一个重任相比,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仍遥遥无期。

世界已进入21世纪,资本主义在《共产党宣言》发表后又发展了150多年,我们仍没有看到它走向灭亡的迹象,反而看到了它的全球化势头正强劲无阻。难道我们不应该实事求是地承认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对资本主义就要灭亡的估计不是过于乐观了吗?

从理论方面看也是如此。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每个人都可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或那一观点去分析自己所认识到的实际,得出与别人程度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结论。譬如:

列宁和考茨基、毛泽东和赫鲁晓夫,分别运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不同观点去分析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实际,结果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

在我们党内,同样运用马列主义的这一或那一观点,毛泽东和刘少奇对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看法、毛泽东和邓子恢对农业合作化速度的看法、毛泽东和周恩来陈云对国民经济综合平衡与冒进的看法(作者在2003320的《热点研究》第8期发表的《毛泽东〈论十大关系〉与周恩来反冒进——兼论两条建设路线的是非》一文对此有详细的论述,可参阅)、毛泽东和彭德怀张闻天对大跃进与群众运动的看法、毛泽东和彭真对京剧《海瑞罢官》与学术批评的看法、毛泽东和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毛泽东和周恩来对林彪路线性质的看法、毛泽东和邓小平对整顿及天安门事件的看法,都是针锋相对的。结局虽然都是毛泽东取胜,但现在呢?

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今天,已分出无数的派别,他们分别用马克思主义的种种观点去解释世界,得出的结论也是各不相同。例如对当前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现实发展及趋势,不要说国内的马克思主义者看法不同,就连身处资本主义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是观点各异。至于在我们的具体工作中,意见相左更是屡见不鲜的平常事。

以上的事例说明,理论联系实际,得出的结论可以是多种多样的,不一定必然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因此,理论联系实际若要能得出正确或比较正确的结论,还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工作方法和思想方法必须正确,有两条是必不可少的:一是工作方法,即认真地对客观外界进行全面深入系统的调查和考察,“必须把握住、研究清楚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不能盲人摸象,也不能浅尝辄止;二是思想方法,即分析材料,“研究问题,忌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必须实事求是,去伪存真,绝不能先入为主,自以为是,更不能择己所好,偏见比无知更为愚蠢。

当然,理论不联系实际,一定难以得出正确的结论。只有理论联系实际,才有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不过,上文已说过,理论联系实际可以得出多种结论,正因为如此,理论和实际的结合是无法验证理论的正确与否的。你可以说人家的理论不符合实际,人家也可以说你的理论不符合实际。看来还是这句话说得好: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

邓小平很早就把理论和实际、实践的关系看透了。197862,他对全军政工高级干部这样说道:“我们开会,作报告,作决议,以及做任何工作,都为的是解决问题。我们说的做的究竟能不能解决问题,问题解决得是不是正确,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够理论联系实际,是否善于总结经验,针对客观现实,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一切从实际出发。我们只有这样做了,才有可能正确地或者比较正确地解决问题,而这样地解决问题,究竟是否正确或者完全正确,还需要今后的实践来检验。如果我们不这样做,那我们就一定什么问题也不可能解决,或者不可能正确地解决。”

由此而论,理论联系实际,只是有可能正确认识世界的第一步。只有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人们才能在众多的结论中做出选择,验证之并发展之。因此,如果只说只要理论联系实际,或者只说只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就能怎么怎么样正确,仔细推敲起来,都有一定的片面性。当然,人们在说理论联系实际的时候,就觉得已含有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之意;说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时,似乎理论联系实际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因为要人们说理论和实际、实践相结合,会让人感到绕嘴别扭。

看来,需要一个能把理论联系实际、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这两个命题合二为一的概念。这个概念应该既言简意赅,又能正确地表达理论与实际、实践这二者怎样相结合的关系。

 

三、求真务实就是理论和实际、实践相结合

 

2004112,人们所需要的这一概念产生了,这就是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所提出的“求真务实”。他指出:“求真务实,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以贯之的科学精神,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

的确,求真务实既包含有理论联系实际、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这两个命题的涵义,又言简意赅,朗朗上口。应该说,求真务实一词是一个新创造,在《现代汉语词典》中不存在,包括“求真”二字也找不到,然而,我们却觉得这个词是那么熟悉,那么贴切,毫无生疏之感。完全有必要对这四个字一一诠释:

,就是探究探索、求索揭示、调查研究。做“求”的工作,没有工具是无法进行的,这工具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显微镜望远镜,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求而无法,不知其可。所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求”字中的应有之义,我们绝不能离开理论去谈什么求。

求真首先必须真求。搞调查不能走马观花,做研究不能浅尝辄止。不能摆摆样子,发一通不着边际的议论。调查要全面,研究需深入,要有打破沙锅纹(问)到底的认真精神。只有真求,这求字才有意义。假求不如不求。

,就是本原,就是真实,既是客观外界的原本的真情真相,更是对客观规律的真知灼见。也就是说,“真”字包含了实事求是中的“实事”和“是”两个词的词义,又比“是”更为精确。

我们知道,“是”的本义是正确,“是”是与“非”相对的,是非分明、自以为是、各行其是中的“是”都是正确之义;“是”的第一引伸义(作为动词)即认为正确,是古非今、各是其是、深是其言中的“是”就是此义。毋庸讳言,是与非纯粹是主观意识对客观的判断。所以,求是,即寻求正确,也就是寻求自己认为正确的。实事求是的原义就是从实事中找到自己认为是正确的东西。虽然是和非是主观对客观的判断,然而客观规律却是没有正确和错误之分的,如果在实事中寻求自以为是的规律,就难免出现各是其是的现象。

求真,就是探求真实的本原。客观事物和客观情况有真假之分,人们对客观规律的认识更有真伪之分。求真就是要剥去客观外界的伪装和假象,揭示原本的真情真相。客观规律真实存在,人们臆造的规律肯定是伪的假的错的,而真理一定是客观规律在人们头脑中的真实反映。所以,求真,就是求真情、求真相、求真理,然后才能判定是非,做出选择,付诸实践。可见,求是强调的是主观判断,求真则要求必须客观真实。对“是”与“真”的这一番比较,绝不是咬文嚼字,不同的认识对人们行动的影响肯定是不同的。

求真和真求是正相关关系:非真求无以求真,是求真必定真求。因此,无论是求真还是真求,一个很重要的要求就是说真话、找真情、查真相、求真谛。客观事物、客观情况、客观规律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不要涂抹粉饰,不要歪曲掩盖,不要夸大缩小,更不能臆造硬造。

求真是不能自以为是、先入为主的。自以为是的实事求是,先入为主的调查研究,只能把事情搞得更坏。我们知道,文化革命前,上面的干部带着毛泽东一定要抓阶级斗争的观念这一标尺下去搞调查研究,眼睛只盯着阶级斗争,用该标尺测量现实情况,结果越看越严重,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他们的调查报告把基层干部说得一无是处,把“地、富、反、坏、右”的破坏活动说得十分严重,片面夸大了阶级斗争的形势,致使毛泽东误以为我国社会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做出了三分之一的农村政权和相当数量的城市企业领导变了质的错误估计,认为“在中国各种‘搞地下活动’的坏人有1000万,在6.5亿人口中,这种人就占了1/65,就是65人中有一个”,更证实且更加深了他的抓阶级斗争的想法。江青的调查更是把文艺领域说成是一片黑暗,是黑线专政,致使毛泽东做出了关于文艺工作的两个错误批示,最终导致他下决心发动文化大革命。

不可否认,下去调查的干部甚至包括江青,无不认为他们的调查是实事求是的,是正确的,是捍卫毛泽东思想和红色江山的。然而,他们自以为是的实事求是和先入为主的调查研究无不偏离了真实和真相,毛泽东依照他们臆造的阶级斗争规律行事,结果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当时所谓被坏人篡权的典型如甘肃白银公司、天津小站地区、贵阳市委、河北抚宁县桃园大队以及文艺黑线等冤假错案,无不在改革开放初期获得了平反。

由此可见,求真比求是更重要。只有求真,才能有一心且一生追求真理和坚持真理的精神,不惟书,不惟上,只惟真,才能一切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观念出发,真正真实地揭示客观外界原本的真情真相和内在真谛。

,就是干、做、行动、实行、实践,就是把所求之真见诸行动。如果说“求真”是理论联系实际,那末“务”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所求之真是否为真,不能自以为是,必须以“务”来检验。正如毛泽东所说:“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可以称得起我们所讲的理论。”非“务”而不能验证、修正和发展所求之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这已是妇孺皆知的道理。

求真只能达到解释世界的目的,“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务”就是用所求之真去能动地改变世界,以达民富国强的目的。

如同求真要真求一样,务实也必须实务,“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就是说,要真干实干,实打实地干,实实在在地干,认认真真地干,竭尽全力地干。要有一竿子插到底、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韧劲。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敷衍了事,得过且过,应付对付。只有实务,这务字才有意义。虚务不如不务。

,即实在、果实、实效,就是工作要落到实处,即要有决策计划,有措施办法,有规章制度,有督促检查,并取得成果实效;就是要“紧密联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坚持讲实话、出实招、办实事、务实效,把工作的着力点真正放到研究解决改革发展稳定中的重大问题上,放到研究解决群众生产生活中的紧迫问题上,放到研究解决党的建设中的突出问题上”;不能偷奸耍滑,弄虚作假,成绩出在嘴上;不搞表面热闹的花架子,不搞面子工程、政绩工程;不要“官出数字,数字出官”;要给老百姓真真切切的实惠,要使老百姓的生活有实实在在的改善。归根结蒂就是一句话:真正把各方面工作做好做实。

务实和实务也是正相关关系:非实务无以务实,是务实必定实务。无论务实还是实务,都要以“发展是硬道理”、“三个有利于”和“三个代表”为标准,以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为准绳。在当前的新形势下,就是“要真正树立和落实科学的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更加自觉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更加自觉地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求真要真求,务实要实务,求真务实必定是真求实务的,也只有真求实务,才能求到真务到实。这不是搞文字游戏,而是求真务实这四个字确实美如回文诗,每个字都可以与另三个字组成富含褒义的词和语,无论怎样排列组合,都有意义。例如,“务”作为副词,当务必、务求、务须讲,求真务实又有求真务须脚踏实地、踏实切实、实实在在之义;务求真实、求实务真、实求真务、真求实务、务真实求、真实求务,都是很有意义的词语组合。一句话,求真务实真是一个伟大的创造。

总之,求真是认识规律和把握规律,务实是遵循规律和运用规律;求真是理论联系实际,务实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求真是追求和探求真理,务实是检验和发展真理;求真是解释世界,务实是改变世界。求真务实则把这两个过程紧密地连接了起来,把理论和实际、实践紧密地结合了起来,使它们互相作用,密不可分。也就是说,求真务实也可以反过来说务实求真,在务实中求真,在求真中务实,二者本来就是不可分开、互相促进的。正如毛泽东所言:“人们必须在自己的实践中,精心地去寻找客观事物的固有的而不是自己主观地臆造出来的规律,并利用这种由客观反映到主观的规律,亦即客观真理转化为主观

 

真理,就可以改造客观世界,实现人们的理想。” 胡锦涛总书记说得更简明扼要:“坚持以求真务实精神去抓落实,并在抓落实的实践中不断提高坚持求真务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强调上述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因为现实中存在着分裂二者的错误做法。譬如,一种理论,当它没有成为主导思想之时,它会强调理论联系实际,表明自己是符合实际的;当它成为主导思想之后,就会强调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抛开理论联系实际,以便贯彻其理论,而不管实际情况如何。一旦它把自己置于绝对真理的高位,只准全面实行,不许稍有异议,教条主义就一定会如魔鬼附身,教训和挫折就一定会接踵而至。

求真务实是与自以为是相对立的。一般说来,每个人都是自以为是的,非此不能树立自尊和自信。虽然是非标准因时因地因人而异,但经过长期磨合,多数人在大多数时间内是一致或基本一致的。另一方面,当权者、执政集团和统治阶级也很容易把己是非标准定为众是非标准。不过,个人的甚至多数人的和当政者的是非标准并不一定就是真理,例如文化大革命时期。所以,你可以自以为是,但你的是不一定符合真理,而真理则是人人都应追求的。求真务实无法避免人由自以为是改为自以为真,可“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 因此,你也可以自以为真,但你的真究竟是否为真不会依你的强辩、你的权力和某些人对你的吹捧而确认,只有也只能通过实践的反复检验而确认。还是那句老话:真金不怕火炼。可见,是非可以由众人、传统习惯和权力而确认,求真务实则只相信只承认真理和实践。

综上所述,求真务实,确实是随新世纪而来的给人以耳目一新的哲学概念,它高度概括了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的内容,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它从形式到内容和客观世界、新时代以及人们的社会实践是这样的密不可分,使它“已获得了这样的意义:它是文明的活的灵魂”,“因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所以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

正因为如此,全党乃至全国人民都应该深入领会求真务实的精神实质及其重大意义,“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大兴求真务实之风”,在实践中不断提高求真务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而努力奋斗。

 

 

作者简介:1950年生,男,汉族,北京市人。硕士,中国社会科学院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毛泽东思想研究室副研究员。

研究方向为毛泽东思想和中共党史

单位地址: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5号中国社科院马列所

邮政编码:100732

单位电话:85195694(周二9001200

家庭地址:北京市丰台区芳城园二区4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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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19305月在《反对本本主义》中说:“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月第2版,第111112页) 最早明确提出此概念是11年后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是理论和实际结合的典型……”(同上书第三卷,第803页)

毛泽东19377月在《实践论》中表达了此意:“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同上书第一卷,第296页) 193910月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明确提出:“……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

革命的实践相结合……”(同上书第二卷,第611页) 19454月,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列为

党的三大工作作风之首。

毛泽东193810月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

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同上书第二卷,第534页)

毛泽东19413月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中说:“对于只懂得理论不懂得实际情况的人,这种调查工作尤有必要,否则他们就不能将理论和实际相联系。”(同上书第一卷,第791页)

毛泽东19415月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说:“……他们违背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所谆谆告诫人们的一条

基本原则:理论和实际统一。”(同上书第二卷,第798页)

作者在已发表的毛泽东著作中,没有发现这一命题,却在邓小平197862《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发

现了该命题:“……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够理论联系实际……”(《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0月第2版,第113页) 但作者总觉得该命题应出现得更早,应由毛泽东提出。

《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月第2版,第292页。

《论列宁主义基础》,《斯大林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2月出版,第199200页。

《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列宁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月第3版,第153页。

冯东书在《炎黄春秋》2004年第一期上的文章《陈独秀一案有了新说法》提供了一个初步统计:仅19231927五年中,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为讨论中国革命问题就开过122次会议,作出过738个决议,平均两天半就有一个决议。

《关于工商业政策》,《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月第2版,第1286页。

《读艾思奇编〈哲学选辑〉一书的批注》,《毛泽东哲学批注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3月出版,第312313页。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 (修订)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9月出版,第34页。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 (修订)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9月出版,第3738页。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8月出版,第190页。

  参见林子明:《认真极处是执著》,转载于《读者》2004年第8期,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4月出版,第21页。

《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月第2版,第284页。

《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7月修订第3版,第1145页。

《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月第2版,第801页。

《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月第2版,第269页。

《七三指示》,196573。人民出版社1967年出版的《毛主席论教育革命》称为《对“北京师范学院一个班

学生生活过度紧张,健康状况下降”材料的批示》,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一册

称为《关于学校要减轻学生负担的批语》,但两书都没有收入这一大段话。

《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和布哈林同志的错误》,《列宁全集》第4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10

2版,第291页。

《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月第2版,第312页。

《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0月第2版,第113114页。

胡锦涛:《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4113

 毛泽东与金日成的谈话,19642月,见曹英等著《特别别墅——红墙以外的红墙》,北京,改革出版社1998年出版,第268页。

《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月第2版,第817页。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月第2版,第57页。

《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月第2版,第292页。

《在莫斯科会见我国留学生和实习生时的谈话》,19571117,《毛主席在苏联的言论》,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5712月出版,第15页。又见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19686月编印的《毛主席语录》,第128页。

  胡锦涛:《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4113

胡锦涛:《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4113

《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印发四个文件的批语》,196061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1月出版,第210页。

  胡锦涛:《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4113

《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月第2版,第663页。

马克思:《第179号〈科伦日报〉社论》,184262974期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6月出版,第121页。

胡锦涛:《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4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