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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思想

论 七 大 的 历 史 功 绩
 
 
 
   

  

      李晓勇

 

 

 

60年前,抗日战争的胜利曙光在已取得世界五大国地位的中国之东方开始闪现,雄心勃勃的有着200万党员、500万军队和大半个中国并得到美英苏公开支持的执政党——中国国民党,在陪都重庆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55-25日)。与此同时,生气勃勃的已有121万党员、91万军队、220万民兵和9550万人口解放区的中国共产党,也在中国西北一个偏远山沟土城——延安,召开了它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423-6月11)。两个大会都向全世界和全中国宣布:中国的前途命运决定于此。

可以肯定地说,当时国内外绝大多数人相信国民党。谁知道,仅仅4年的瞬间,山沟里的党竟然战胜了有着800万美式武装的执政党,夺取了全国政权。

仅此就可以认为,中共七大的历史功绩怎么估计也不为过。七大无疑是中国共产党84年发展历史中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其伟大功绩将彪炳千古。

 

 

一、                                                                                                                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尽管理论准备不足,但是在马列主义和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党取得了北伐革命战争和土地革命战争两次大的胜利,可是在两次战争的最后关头,党却分别在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冒险主义的指导下又都遭到了惨痛的失败。痛定思痛,党认识到,马列主义虽然是一个很有力的武器,但如果教条地运用它,不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再好也没有用,也要打败仗的!

人们发现,土地革命战争取得节节胜利之日,正是毛泽东的山沟马克思主义排除了教条式马克思主义而起指导作用之时;土地革命战争节节败退之时,也正是毛泽东的山沟马克思主义被教条式马克思主义所排挤之日。于是,在革命生死存亡之际,人们在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上坚决地选择了毛泽东。从此,他的思想,他的决策,日益受到全党的重视,化为全党的行动。胜利又不断涌现了,队伍又天天壮大了。党的领袖们逐渐紧密地团结在他的周围,与他同思想,共决策。他们倾心汲取着全党的智慧,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中国革命实际的铁砧上,锻造着自己的思想理论武器。

在延安时期,通过对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的清理和深究,通过对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文章著作的阅读和比较,通过抗日战争党的力量迅速强壮的事实,人们日益深刻地感到,我们党在长期艰苦复杂的革命斗争中,已经锻造出自己的成熟的指导思想。它是马克思主义的,又是中国民族化的,完全可以独自地担负起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重任,再也不需要什么国际中心和别国大党的指挥棒了。

这个指导思想的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无疑是党的领袖毛泽东。于是,首先是党的理论工作者,接着是党的领袖们,把这一思想命名为毛泽东思想[]

在党的七大上,中央书记刘少奇的题为《论党》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反映了全党的意愿,将毛泽东思想载入党章并确立为全党的惟一的指导思想。

刘少奇的报告总结了此前全党的研究成果,对毛泽东思想作了当时最为科学的概括和最为全面的阐述。他给毛泽东思想下了三个定义:其一“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其二“就是马克思主义在目前时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民族民主革命中之继续发展,就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其三“它是中国无产阶级与全体劳动人民用以解放自己的唯一正确的理论与政策”,“它是我们党的唯一正确的指导思想,唯一正确的总路线”[]

刘少奇所下的定义直至15年后才被新的定义所替代。196012月,党中央批发的军委扩大会议《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才在原定义基础上,根据新的形势和新的认识,给毛泽东思想下了一个新定义[]。这一定义也是依照时代、形成过程和作用来阐释的:“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崩溃,社会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在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在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中,运用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指针,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是反对教条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

至于刘少奇在《论党》中为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所归纳的九个理论方面,“关于现代世界情况及中国国情的分析,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解放农民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统一战线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战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根据地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党的理论与政策,关于文化的理论与政策等”[],更是在36年后才被新的归纳所替代。1981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所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才第二次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归纳为六个理论方面(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关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关于政策和策略、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关于党的建设)和三个活的灵魂(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

这说明,七大(暨《论党》)对毛泽东思想的确立和阐发是非常正确的,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毛泽东思想一旦为全党和群众所发现,所掌握,就成为中国人民百战百胜的思想武器。七大的历史功绩正在于此,它为中国革命的彻底胜利奠定了深厚的思想理论基础。

 

 

二、            确认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集体

 

 毛泽东的领袖才能是在他创立和领导中央根据地时显现的,但那时他只是一条“独龙”,在党的最高领导圈中还没有他的位置。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中央红军被迫转移,仅一年的时间党心军心就把毛泽东推入了这个圈中。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当选中央五大书记(总书记张闻天,另三人为周恩来、王稼祥、秦邦宪)和三人军事领导小组成员(周恩来负总责,另一成员为朱德)[],成为“群龙”中的一员。

其后,张国焘另立中央,王明在长江局以中央名义发号施令,都试图争夺党的领袖地位。由于“开君主”张闻天的退让和共产国际的指示,更由于毛泽东的思想和决策确实高人一头并得到实践的验证,也由于王明、张国焘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而不得人心,毛泽东终于在遵义会议三年后成为“群龙之首”。193811月的六届六中全会后,毛泽东成为主持日常工作的中央书记[]

经过延安整风彻底批判王明路线后,毛泽东在19433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三人组成,另二人为刘少奇、任弼时),其最高领袖地位得到了党中央领导层的确认。七大(暨七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作为党的最高领袖得到了全党的确认。

19277月,两个月前在中共五大当选为总书记的陈独秀被共产国际免职,自此17年中,党中央领导层不断变动,始终没有形成一个稳定的领导核心。直到1944年的六届七中全会,才形成了由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和周恩来5人组成的稳固的坚强有力的最高领导核心。这一最高领导核心在七大上也得到了全党的确认,并一直延续了22年!尽管这一核心后来有人逝世(任弼时),并有扩大(增加了陈云、邓小平和林彪),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却长期担任着党、政、军的最高领导职务,可见这一核心是多么稳固!这一稳固的最高领导核心具有高深的理论修养,远见卓识至英明睿智,富有高超的斗争艺术,运筹帷幄能纵横捭阖。

七大所选出的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凝聚了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成为指引千百万人民冲锋陷阵决战决胜的旗帜,这无疑是党迅速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彻底胜利的最重要的政治保证。

 

 

三、完善了新民主主义的建国纲领

  

    关于新民主主义国家的纲领,毛泽东早在1939年和1940年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特别是《新民主主义论》两文中作了较为详细的阐述。但那时尚处于抗日战争的艰苦时期,建国问题远没有提到日程上,因此,关于未来国家的蓝图还是非常粗略的。

    七大召开之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曙光已经展现,建国问题突出地摆在了全国人民面前。“蒋介石说要‘建国’,今后就是建什么国的斗争。是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呢,还是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⑧] 中国共产党必须对此做出详尽的解答,才能消解人民的疑虑,取得人民的支持。

    毛泽东在七大作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正是以建什么国的问题展开阐述的。该报告不仅认真地重申了我党关于新民主主义国家的一般纲领,而且突出地阐述了党的各项具体纲领,从而完善了我党的关于新民主主义国家的纲领。

    一个党要取得政权,不论是通过暴力还是通过选举,必须赢得人民的支持,为此,又必须满足人民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项利益要求。我党的建国纲领的基本点就在于党承认组成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各阶级、各阶层、各民族、各党派的利益要求,实行劳资调节、公私两利、民族平等(包括对外民族)、多党合作等项调节兼顾政策,保障人民自由发展其在共同生活中的个性,保障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的自由,满足农民平均地权和耕者有其田的要求,自由发展一切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保障一切正当的私有财产,尊重民族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帮助各少数民族发展,实现民族团结,建立多党联合政权,保持世界和平,在尊重国家的独立和平等地位的基础上增进与各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和友谊。中国共产党的这些主张及在解放区得到完全实现的事实,对全国各族人民无疑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中国共产党的上述主张至今仍有现实意义。本文无意详述那些具体纲领,但该报告有三点特别值得今人回味。其一是提出了以生产力作为检验一切政策正确与否的标准:“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⑨] 这一标准如今已成为党的自觉,因为党已经更深刻地认识到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其二是提出了“惩办贪官污吏,实现廉洁政治”[⑩]的要求。国民党作为有着200万党员、500万军队和大半个中国并得到美英苏公开支持的执政党,作为刚取得世界五大国国际地位并已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独立大国的执政党,作为百年来第一次率领中华民族取得反侵略战争胜利的执政党,其前途本来无限光明,却在短短的四年时间就不可思议的如娄瓜摔地的垮塌了。人们可以举出种种原因,譬如没有搞土地改革和联合政府,没有给人民自由民主权利,等等。这些原因无疑是很根本很重要的,可是我们知道,国民党在抗战胜利前已执政18年之久,这些原因始终存在,为什么就没有垮台呢?可见还有更为直接的原因,这就是国民党由里而外且从头至脚的腐败。

当然,国民党的贪官污吏也是始终存在,但在抗战胜利后接收敌伪政权和财产的过程中,国民党的各级官员纷纷中饱私囊,甚至把人民(包括资本家)的一些财产也当作敌伪财产私吞了,国民党就这样由量变到质变地迅速腐化了,成了刮民党,正如毛泽东所指责的那样:“有发国难财至一万万元之多者,有讨小老婆至八九个之多者。举凡兵役也,公债也,经济之统制也,灾民难民之救济也,无不为贪官污吏借以发财之机会。国家有此一群虎狼,无怪乎国事不可收拾。人民怨愤已达极点”[11]

至于共产党的解放区则“是全国最进步的地方,这里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委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磨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谁人能够创造这样的廉洁政治呢?”[12] 如此鲜明的对照,人民怎能不拥护共产党,国民党怎能不瞬间被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所吞没?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这一历史教训必须引起我们共产党的警觉。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确实取得了民富国强的伟大成就,前途无限光明,可是腐败也如魔鬼缠身,难以去除,且有愈加严重之势。“亟宜断行有效办法,彻底取缔一切贪官污吏。”[13] 否则后果必是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一颗老鼠屎毁了一锅汤。

    其三是首次提出了我党的外资观:“为着发展工业,需要大批资本。从什么地方来呢?不外两方面:主要地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积累资本,同时借助于外援。在服从中国法令,有益中国经济的条件之下,外国投资是我们所欢迎的。对于中国人民与外国人民都有利的事业,是中国在得到一个巩固的国内和平与国际和平,得到一个彻底的政治改革与土地改革之后,能够蓬蓬勃勃地发展大规模的轻重工业与近代化的农业。在这个基础上,外国投资的容纳量将是非常广大的。一个政治上倒退与经济上贫困的中国,则不但对于中国人民非常不利,对于外国人民也是不利的。”[14] 毛泽东的这一认识,表明他的思路是非常开阔的,思想是非常开放的。很多人认为解放后由于国际环境的变化毛泽东没有实行这一思想,其实不然,新中国虽然实行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但开国大典两个月后毛泽东即访问苏联,其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争取苏联的贷款和援助。在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国获得了社会主义阵营的不少贷款,苏联援助的项目达156个,东欧6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也援助了68个工业项目。中国能从一个农业国迅速地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与苏联东欧的援助是分不开的。此外,毛泽东始终重视华侨的投资,并最终对西方打开了大门,为开放和外援外资奠定了外交基础。

    总而言之,《论联合政府》使我党关于新民主主义的建国纲领更加具体化系统化了,从而圆满地解答了国内外人士对我党建国主张的疑问,赢得了广大人民的拥护和支持。这些建国方针虽被蒋介石的内战所搁置,但仅仅4年就在中国大地上得到贯彻实施,使新中国出现了欣欣向荣、生气勃勃、人人称颂的大好局面。

 

 

四、概括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作风和群众路线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后,党内逐渐形成两种对立的工作作风。一种以陈独秀、李立三、王明、博古、张国焘为代表,高高在上,脱离实际,远离群众,言必称马列本本,主观臆断,家长专制,搞一言堂,命令主义,风头主义,以我为中心的小团体主义,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老虎屁股摸不得,对不同意见的人则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撤职罢官,处罚开除,以至关押枪毙。另一种以毛泽东为代表,深入实际,和群众打成一片,理论联系实际,调查研究,集思广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团结不同意见的同志并共同工作,对犯错误的同志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一看二帮、给以工作的态度。

从根本上说,源于封建传统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作风的前一种工作作风,正是错误的思想路线、错误的政治路线和错误的组织路线的必然表现。反过来,它又加重了错误路线给党的事业所造成的危害。后一种工作作风继承了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精华,也是无产阶级思想作风的必然表现。它必然导致正确路线的产生,反过来又有利于正确路线的贯彻落实,促进党的事业的健康发展。

遵义会议后,随着正确路线逐渐在党内占主导地位,正确的工作作风也逐渐形成主流。延安整风正是从整顿错误的工作作风入手,再转到并深入清算党的历史上的错误的政治路线、错误的思想路线、错误的组织路线和错误的军事路线。通过彻底批判错误路线和错误的工作作风,延安整风不仅使党的正确路线更加深入人心,而且使党的一整套优良作风完全形成了。

七大要求全党以新的工作态度去实现党的总任务,为此,毛泽东在政治报告中将党的优良的工作作风概括为三大作风,即:“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15]

刘少奇在《论党》中则对“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即党的群众路线进行了深入的阐发和概括:

——“党的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也是我们党的根本的组织路线。这就是说,我们党的一切组织与一切工作必须密切地与群众相结合。”“这就是说,不但我们党的政治路线,而且我们党的组织路线,都应该是正确地从群众中来的路线,又正确地到群众中去的路线。……就是我们党的领导骨干和党内党外广大群众密切结合的路线,就是从群众中来,又到群众中去的路线,就是指导方法上的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的路线。”

——“首先在政治上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必须用正确的态度去对待人民群众,必须用正确的方法去领导人民群众,然后先锋队才能密切联系人民群众。”“这几个观点,必须在每一个党员的思想中牢固地建设起来。第一,就是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观点,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服务的观点。”“第二,就是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第三,就是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第四,就是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我们同志有了这些观点,有了坚固的明确的这些群众观点,才能有明确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才能实行正确的领导。”

——“我们要领导群众前进,但是不要命令主义。我们要密切联系群众,但是不要尾巴主义。我们要从群众原来的水准出发,去提高群众的觉悟,率领群众前进。我们要在自己的工作中,把最高的原则性和与群众最大限度的联系相配合。这就是我们的群众路线。”[16]

刘少奇对党的群众路线和党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关系的深刻阐述,对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高度概括,无疑是对党的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的全面阐发并使之有了具体的可操作性,由此提高了全党的群众路线觉悟和贯彻群众路线的自觉性,党的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也从此深入人心,蔚然成风。

毛泽东在七大上不仅提出了三大作风,还提出了“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作风和“民主作风”[17],再加上他在193735为抗大题词所说的“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18],“团结、紧张、严肃、活泼”[19] 的作风以及1942年为中央党校题词所说的“实事求是”[20] 的作风,就更加有效地促进了党的建设,使120万党员队伍更加马克思主义化,更加充满活力,更加坚强无比,更加团结一致,成为能够率领亿万人民和百万军队冲锋陷阵、克敌制胜的先锋队。

 

 

五、提出了愚公移山的革命精神

 

《列子·汤问》中的愚公移山寓言,被毛泽东在七大上发掘出来后,很快成为中国人民家喻户晓的故事。

毛泽东借用这个寓言,提出了愚公移山的革命精神。这一革命精神包括两个内容:其一,人能移山,即全党全民要树立起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其二,挖山不止,即全党要带领全国人民,“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21]

愚公移山的革命精神一提出,即激发起全党全民高涨的革命斗志,提高了他们战胜日本侵略者,战胜美蒋反动派,建立新中国的革命信念。

七大有这样一个特点,就是特别强调主观精神方面。譬如在刘少奇的报告中,就非常强调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和对毛泽东思想的学习与宣传;强调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为无产阶级政党,不在于其工人成分的多少,而在于它是以无产阶级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为指导,代表工人阶级、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利益,并着重从思想上、政治上建党,即以党的无产阶级的思想教育、思想领导和政治领导来保障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强调全党要在思想上牢固树立群众观点,在一切工作中认真走群众路线。

毛泽东在他的报告和讲话中更是特别强调全党“要宣传大会的路线”,“就是要使全党和全国人民建立起一个信心,即革命一定要胜利” [22],并用愚公移山的故事对全党全民进行精神鼓动,以此坚定其信念,激发其斗志,鼓舞其精神;特别强调发扬党的三大优良作风,强调“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 [23];强调“应该使每个同志明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应该使每一个同志懂得,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24];毛泽东甚至用反诘句来激发全党同志抛弃错误并舍弃个人利益:“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的中国共产党人,相信自己的事业是完全合乎正义的,不惜牺牲自己个人的一切,随时准备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难道还有什么不适合人民需要的思想、观点、意见、办法,舍不得丢掉吗?难道我们还欢迎任何政治的灰尘、政治的微生物来玷污我们的清洁的面貌和侵蚀我们的健全的肌体吗?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25]

七大特别强调精神作用是其所处历史条件而决定的。当时中国的生产力极其落后,处于农村根据地的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更是物资极其缺乏,装备极其简陋,上下一致实行最低水平的供给制,不具备实行物质鼓励的条件;再加上连续18年处于战争状态下的流动性和灵活性,难以建立和贯彻一整套周密详尽且有固定繁琐之嫌的规章制度。在这种条件和环境下,“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26],必须相信“精神可以变成物质”[27],必须学习“愚公下决心率领他的儿子们要用锄头挖去这两座大山”[28]的精神。

作为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最后一次代表大会,七大的历史成果就在于:它使全党全军达到了高度的思想境界,激发起高昂的革命斗志,实现了空前的团结一致;它壮大了人民的力量,加速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进程,加速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进程;它使中国共产党迅速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建立起新中国,从此结束了中华民族百年来的屈辱历史,使亿万中国人民从此昂首屹立于世界的东方,迈向社会主义的, 康庄大道。

七大有什么现实意义呢?它启迪后人:一个党要领导人民取得胜利,取得成就,就必须要有一个坚强稳固并英明睿智、无私为民的领导核心,必须要有正确的思想理论指导,必须要有优良的工作作风,必须要有自觉的群众观点,必须要有团结人民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坚定信念和顽强斗志。七大确立的毛泽东思想永远是中国人民的宝贵思想财富,七大关于新民主主义国家的理论至今仍有借鉴意义,七大提出的三大作风、群众路线和愚公移山精神无庸置疑地要永远坚持下去。

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和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与党的七大有着极其惊人的历史相似性,它们先后确认了以江泽民为核心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稳固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它们先后确立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地位,它们先后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和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它们先后强调要加强党风和廉政建设,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克服消极腐败现象,提高拒腐防变能力,密切党同群众的联系,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两个大会更提出了改革各种体制和进行各种制度建设的重任,提出了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的科学发展道路。

我们已经看到,在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的13年中,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我国已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了小康社会的目标,国民经济总体实力已进入世界前六位。我们更坚定地相信,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下,在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完全有能力有信心带领全国人民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走向共同富裕,把中国建设成为繁荣昌盛、民主文明的世界强国。

 

作者简介:李晓勇,男,1950年生,北京市人。中共党员,法学硕士。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毛泽东思想室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毛泽东思想和中共党史。

家庭住址:北京市丰台区芳城园24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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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电话010-85195694(周二上午)



[] 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提出过程可参看重庆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韩荣璋等著《毛泽东思想研究在中国》第一节《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关于为何只命名为毛泽东思想的原因可参看《党史纵横》2004年第5期作者文章《毛泽东为何不让提毛泽东思想》。

[] 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选编.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五)[C].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9. 426-427.

[] 此后1966812《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公报》、同年1216日林彪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和1981627《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又分别给毛泽东思想下了定义。

[] 转引自张广信.论毛泽东思想体系的确立与发展[J].陕西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增刊(2.112.

[] 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选编.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五)[C].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9. 428.

[] 由于周恩来的退让,毛泽东实际成为三人团的核心。1936127,中革军委在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进行改组,毛泽东任主席(周恩来、张国焘任副主席),名正言顺地成为党的最高军事领导人和红军统帅。

[] 19371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改组了中央书记处,原书记周恩来、王稼祥、秦邦宪(即博古)落选,陈绍禹(即王明)、陈云、康生当选,会议决定不设总书记,由书记处实行集体领导,张闻天(即洛甫)主持日常工作。

[]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1. 1130.

[]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1. 1079.

[]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1. 1064.

[11]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1. 724.

[12]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1. 718.

[13]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1. 724.

[14] 毛泽东选集[M]. 哈尔滨. 东北书店,1948. 336. 这段话在解放后编辑《毛泽东选集》第三卷时被毛泽东删去,但在1945520的延安《解放日报》上可以查到。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第376-377页对此事有所论及。

[15]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1. 1094.

[16] 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选编.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五)[C].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9. 434-447.

[17]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1. 10271096.

[18] 毛主席为抗大同学会成立纪念的题词[N]. 新华日报,1966-10-251.

[19] 毛主席关于我军三八作风的题词[N]. 解放军报,1965-8-271.

[20] 毛主席1942年为中央党校的题词[N]. 青海日报,1961-7-171.

[21]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1. 1101.

[22]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1. 1101.

[23]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1. 1094.

[24]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1. 1096.

[25]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1. 1096-1097.

[26]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1. 326.

[27] 毛泽东文集(第八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9. 321.

[28]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1. 1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