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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思想

论毛泽东关于中国资产阶级的理论在抗战时期的成熟发展
 
 
 
 

李晓勇(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北京,100732

 

内容提要:毛泽东关于中国资产阶级的理论在抗日战争时期的革命实践和反对党内左右倾偏向的斗争中得到系统的展开并达到成熟。毛泽东不仅把中国资产阶级分为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部分,而且又把大资产阶级分为亲日派和英美派两派;不仅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有革命和妥协的两面性,而且认为英美派大资产阶级也有抗日和反共的两面性,而抗日和反共又各有其两面性;基于上述区分和对两面性的认识,毛泽东制定了同各部分资产阶级又联合又斗争的一系列有区别的政策,从而为实现、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全民抗战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政策基础。

关键词:毛泽东,中国资产阶级,抗日战争时期

 

Abstract: Mao Zedong about leans the deviation about China bourgeoisie's theory in the Sino-Japanese War time's revolutionary practice and the opposition party in the struggle to obtain system's expansion and to achieve maturely. Mao Zedong not only divides into China bourgeoisie the big bourgeoisie and the national bourgeoisie two parts, moreover divides into the big bourgeoisie the pro-Japanese elements and UK and US sends two school; Not only thought that the national bourgeoisie has revolutionary and the compromise dual character, moreover thought that UK and US send the big bourgeoisie also to have the opposition to Japan and the anti-communism dual character, but opposes Japan and the anti-communism also respectively has its dual character; Based on the above discrimination and to the dual understanding, Mao Zedong formulated united with various part of bourgeoisie struggles a series of has the difference policy, thus to realize, consolidated and the development opposition to Japan nationality united front and the second Kuomintang-Chinese communist cooperation, for all the people Sino-Japanese War's final victory, has laid the solid rationale and the policy foundation.

key word: Mao Zedong, China bourgeoisie, Sino-Japanese War time

 

Abstract: Mao Zedong's theory of China's bourgeois revolution in the Anti-Japanese War and against the party about the practice of dumping in favor of the struggle carried out systematically and reach maturity. Mao not only the Chinese big bourgeoisie and the capitalist class is divided into two parts, the national bourgeoisie, but again the big bourgeoisie is divided into pro-Japanese and Anglo-American faction factions; not only that the national bourgeoisie have a revolution and the two sides to compromise, and that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to send the big bourgeoisie is also the two sides of the anti-Japanese and anti-communist, and anti-Japanese and anti-communist and each of its two sides; and based on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two sides of the above understanding of Mao Zedong with the various part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bourgeoisie and the struggle against a series of joint and differentiated policy so as to achieve, consolidate and develop the anti-Japanese national united front and the second KMT-CPC cooperation, for all the final victory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laid a solid theoretical foundation and basis of a policy.
Key words:
Mao Zedong, the Chinese bourgeoisie, the Anti-Japanese War

 

毛泽东在大革命时期创立的关于中国资产阶级的理论经过土地革命时期的孕育和发展,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错综交织的抗日战争的革命实践中,在同资产阶级又联合又斗争的实践中,在同党内左右倾偏向进行斗争的实践中,得到了系统的展开而成为科学的理论体系。本文拟循着其历史轨迹来探寻其展开并达到成熟的进程。

 

一、            对中国资产阶级两部分的深入区分

 

当中国资产阶级一部分参加革命战线,一部分反对革命战线,对中国资产阶级两部分的区分是比较容易的;当中国资产阶级两部分都反对或都参加联合战线时,对它的区分就比较困难了。事实上,由于形势变化,党内经常会出现对资产阶级不加区分的倾向。因此,只有不断深入进行区分,才能把握革命的方向,制定正确的政策,引导革命走向胜利。

19274月民族资产阶级追随大资产阶级背叛革命后,党内就出现了对资产阶级不加区分一律打击的左的倾向。当“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处在日本帝国主义面前不得不暂时向无产阶级找同盟军,也和我们向资产阶级找同盟军一样”[1](P273)时,国共两党实现了合作,中国资产阶级参加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客观上形成了民族资产阶级与大资产阶级相混合的状态。王明这时又从左偏向了右,认为不必再在统一战线内分成左中右三派,“主要地是以抗日降日为分野”[2](P129),而代表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也“是中国一大部分优秀进步青年的总汇” [2](P142)。这实际上是把中国资产阶级不加区别地都当成了革命力量,从右的方面混淆了两部分资产阶级。在土地革命时期坚决反左的毛泽东对国共合作后的中国资产阶级的态势始终心明眼亮,认为不仅要反对民族投降主义,也要反对阶级投降主义,并把资产阶级仍然分为两部分:民族资产阶级是统一战线的中间集团,大资产阶级则是右翼集团[3](P395-396)。实践证明毛泽东的判断是正确的,得到了六届六中全会的确认,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被纠正。

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在日寇诱降美英劝降下,加剧了投降分裂活动,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在这种严重形势下,党内又出现不加区分地以为整个资产阶级都快要叛变了的左的倾向。当然,这种左倾的产生也与民族资产阶级在反共高潮出现后一度态度暧昧有关。毛泽东1940年初致总政宣传部长肖向荣的信中就这样说道:“在去年十二月写《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第二章时,正在第一次反共高潮的头几个月民族资产阶级与开明绅士的态度是否与大资产阶级大地主有区别,还不能明显地看出来,到今年三月就可以看出来了”,“要将大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亲日派大资产阶级与非亲日派(即英美派)大资产阶级,大地主与中小地主及开明绅士,加以区别。……我已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第二章关于这一部分加了修改” [4](P161-162)

修改后的这篇文章明确指出:“资产阶级有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区别”,前者“是直接为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家服务并为他们所豢养的阶级,他们和农村中的封建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历来不是中国革命的动力,而是中国革命的对象”,其反动本质不会因参加抗战而改变,因为“在几个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尖锐地对立着的时候,在革命主要地是反对某一个帝国主义的时候,属于别的帝国主义系统之下的买办阶级也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间内参加当前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但是一到他们的主子起来反对中国革命时,他们也就立即反对革命了”;“民族资产阶级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又受封建主义的束缚”,“还没有掌握过政权,而受当政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政策所限制”,“所以,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有矛盾”,“是革命的力量之一”,“是我们的较好的同盟者” [3](P639-640)。毛泽东的上述分析从理论上彻底解决了在整个资产阶级(除了降日派)都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复杂情况下区分资产阶级的问题。

不过,在国民党反共磨擦日益加剧的形势下,党内的左倾情绪一时难以消除。皖南事变后,毛泽东发现:“上次反共高潮曾被一部分同志估计为马日事变,这次反共高潮又被估计为四一二事变和马日事变” [3](P781-782)。八路军前方指挥部194129的政治训令就要求向部队说明“同资产阶级的合作,只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才是可能与必要的,并从历史上指出资产阶级叛变革命的事实与罪恶” [5]。中央发现后,立即指出该训令“混淆大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区别,从理论上动摇了三三制,使全军得到这样一个印象,即整个资产阶级已经或快要叛变了,工农小资产阶级的苏维埃时期又要到来了,这样就将中央及全党一年来纠正左倾错误的努力,都有可能从理论上给以推翻” [6]。毛泽东后来总结道:“我们同志中却有许多人至今还把各派地主阶级各派资产阶级混为一谈,似乎在皖南事变之后整个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都叛变了,这是把复杂的中国政治简单化。”“将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和没有或较少买办性的民族资产阶级加以区别,……这是我党争取中间派和实行‘三三制’政权的理论根据” [3](P783)。党中央和毛泽东的一系列指示,使全党克服了左倾偏向,明确树立了资产阶级分为两部分的思想,认识到只有对两部分加以区别,才能“在这些区别上建立我们的政策” [3](P764)

抗战胜利前夕,我党面临着一个建国问题,即在同资产阶级联合抗日的情况下,如何解决资产阶级在胜利后建立的国家中的地位问题。显然,不再一次区分资产阶级,此问题是难以解决的。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把资产阶级分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和自由资产阶级,认为前者“在实际上积累官僚资本,亦即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的资本,垄断中国的主要经济命脉,而残酷地压迫农民、压迫工人、压迫小资产阶级和自由资产阶级” [7](P1046),因此新民主主义国家必须“取缔官僚资本” [7](P1064),“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 [7](P1061)毛泽东的区分表明,未来国家是没有官僚资产阶级的地位的,他们是革命的对象,而自由资产阶级则是人民的一部分,从而为我党的建国纲领提供了理论根据。

 

二、            对中国资产阶级两面性的全面揭示

 

毛泽东关于中国资产阶级的理论的精髓部分就是对资产阶级两面性的分析。经过大革命、土地革命和抗战初期的长期实践,毛泽东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有了极为深刻的认识,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首次提出了“民族资产阶级是带两重性的阶级” [3](P639)的科学命题。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更明确指出:“一方面——参加革命的可能性,又一方面——对革命敌人的妥协性,这就是中国资产阶级‘一身而二人焉’的两面性。” [3](P674)

毛泽东还全面深入地探讨了两面性的根源。首先指出两面性是资产阶级的共性:“这种两面性,就是欧美历史上的资产阶级,也是同具的。大敌当前,他们要联合工农反对敌人;工农觉悟,他们又联合敌人反对工农。” [3](P674)但是在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普遍走向反动,对外扩张,侵略别国,已无革命性可言,如俄国的资产阶级,“在那里,无产阶级的任务,是反对资产阶级,而不是联合它”;“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所以,虽然处于帝国主义时代,他们也还是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保存着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反对本国官僚军阀政府(这后者,例如在辛亥革命时期和北伐战争时期)的革命性,可以和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他们所愿意反对的敌人。” [3](P673)

毛泽东又指出:“但同时,也即是由于他们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是异常软弱的,他们又保存了另一种性质,即对于革命敌人的妥协性。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即使在革命时,也不愿意同帝国主义完全分裂,并且他们同农村中的地租剥削有密切联系,因此,他们就不愿和不能彻底推翻帝国主义,更加不愿和更加不能彻底推翻封建势力。……在欧美各国,特别在法国,当它们还在革命时代,那里的资产阶级革命是比较彻底的;在中国,资产阶级则连这点彻底性都没有。” [3](P673-674)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还具体探讨了软弱性的原因:一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是在帝国主义入侵后产生的,受着帝国主义在商品竞争、金融和财政上的经济压迫,先天发展不足,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经济力量是很软弱的;二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从一部分商人、地主和官僚转化来的,因此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并未完全断绝经济上的联系;三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人数少,没有掌握过政权,反而受当政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压迫和限制,政治力量也是很软弱的[3](P626-630)。由此而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是不可改变的。

毛泽东认为,民族资产阶级因为两面性致使其“态度是容易动摇的,并且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分化” [3](P747),成为被争夺的可能向两个方向转化的中间派。在抗日统一战线内,“顽固派也正在极力争取中间派,以便使我们陷于孤立”,如果我们没有充足的力量战胜顽固派或不尊重中间派的利益,“中间势力就会动摇起来,或竟变为顽固派向我进攻的同盟军” [3](P747-748),“有跟在买办大资产阶级后面,作为反革命的助手的危险” [3](P640)。当然,另一种可能性同样存在,即“在我们坚决的影响下,能够使自由资产阶级中立,以至于使他们跟我们走” [8](P318)。毛泽东的分析使全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自觉地实行正确的争取政策,民族资产阶级在整个抗日时期再没有像1927年那样投入大资产阶级的怀抱,而是成为了工农小资产阶级的同盟军。

毛泽东始终告诫全党不要因为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动摇性和妥协性而忽视其反共性和独立性:他们“同工人有阶级矛盾,不赞成工人阶级的独立性”, “企图利用进步派和顽固派之间的矛盾以达其目的” [3](P746),“不要以为自由资产阶级就革命得不得了,同共产党差不多。自由资产阶级也有它独立的意见,有它独立的政治团体……它现在是‘左右开弓’,区别于两方面,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一方面是不赞成国民党一党专政,另方面也不完全同意共产党” [8](P306)。在统一战线内,他们同大资产阶级一样“不但在极力影响小资产阶级和农民,而且还在极力影响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力求消灭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力求把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变成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尾巴,力求使革命果实归于资产阶级的一群一党”,因此,“要反对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纲领、政策,思想、实践等等看做一样的东四,忽视它们之间的原则差别” [3](P607-608)。毛泽东对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另一种表现的精湛分析,对反对党内左右倾偏向、力争统一战线的领导权、保持无产阶级的独立性、正确批评同盟者起到了积极的理论指导作用。

在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时期,大资产阶级充分地表现了他们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反对革命的本性。而在抗日战争的战略防御阶段,以国民党为代表的美英派大资产阶级又表现了比较积极的抗日态度,致使王明又看走了眼。毛泽东向来以辩证的眼光看待大资产阶级,早在国共合作初期,他就认为大资产阶级是统一战线中的右翼集团,阶级本性使他们“一方面害怕战争对于他们的财产的破坏,另一方面害怕民众的起来” [3](P396),“坚决地反对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发展,而要加以限制,而要采取欺骗、诱惑、‘溶解’和打击等等破坏政策,并以这些政策作为它投降敌人和分裂统一战线的准备” [3](P607)

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毛泽东立即明确指出:“欧美派大资产阶级(顽固派)虽然尚留在抗日营垒内,也是非常动摇,他们就是一面抗日一面反共的两面派人物。” [3](P639) 在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后,毛泽东进一步总结道:“指导着国民党政府全部政策的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依然是两面性的阶级,它一面和日本对立,一面又和共产党及其所代表的广大人民对立。而它的抗日和反共,又各有其两面性。在抗日方面,既和日本对立,又不积极地作战,不积极地反汪反汉奸,有时还向日本的和平使者勾勾搭搭。在反共方面,既要反共,甚至反到皖南事变和一月十七日的命令那种地步,又不愿意最后破裂,依然是一打一拉的政策。” [3](P782) 毛泽东对大资产阶级两面性的分析简直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再加上他对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精湛分析,使得他的关于中国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的判断成为真正的科学理论,成为制定正确政策的理论根据。

正如毛泽东所言:“中国资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这种二重性,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和党的建设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不了解中国资产阶级的这种二重性,就不能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和党的建设。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的重要一部分,就是同资产阶级联合又同它斗争的政治路线。中国共产党的党的建设的重要一部分,就是同资产阶级联合又同它斗争的中间发展起来和锻炼出来的。” [3](P608) 总之,对于中国资产阶级两面性的全面的科学的揭示,正是毛泽东关于中国资产阶级的理论发展到成熟的重要标志。

 

三、对中国资产阶级又联合又斗争政策的系统展开

 

对中国资产阶级两部分的区分和对两面性的认识,为制定正确的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而如果没有一整套具体政策,党依然会无所适从而盲目行动,依然会犯左右倾错误。所以,一种理论成立必然有相应的政策出现,政策就是理论对实践的指导,就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毛泽东历来视政策为党的生命,并认真制定和贯彻政策,决不允许在这方面粗心大意。

首先必须在区别上建立党的政策,由于资产阶级分为两部分,所以对这两部分的政策是有原则区别的。其次又必须依据对两部分各自的两面性的分析制定党的政策,这样的政策才有针对性,才是正确有效的政策。

毛泽东认为,在抗日统一战线中,党的基本政策是独立自主地放手发展进步势力,努力争取中间势力,设法孤立顽固势力,是综合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政策。由于英美派大资产阶级具有既抗日又反共的两面性,所以我党“对于反共顽固派是革命的两面政策,即对其尚能抗日的方面是加以联合的政策,对其坚决反共的方面是加以孤立的政策。在抗日方面,顽固派又有两面性,我们对其尚能抗日的方面是加以联合的政策,对其动摇的方面(例如暗中勾结日寇和不积极反汪反汉奸等)是进行斗争和加以孤立的政策。顽固派在反共方面也有两面性,因此我们的政策也有两面性,即在他们尚不愿在根本上破裂国共合作的方面,是加以联合的政策;在他们对我党和对人民的高压政策和军事进攻的方面,是进行斗争和加以孤立的政策”;“在和反共顽固派斗争时,是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是有理,有利,有节” [3](P763-764);“对于一切反共顽固派的防共、限共、反共的法律、命令、宣传、批评,不论是理论上的、政治上的、军事上的,原则上均应坚决地反抗之,均应采取坚决斗争的态度” [3](P754)

毛泽东从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的认识出发,认为:“无产阶级的任务,在于不忽视民族资产阶级的这种革命性,而和他们建立反帝国主义和反官僚军阀政府的统一战线。” [3](P673)不仅如此,“在中国,这种中间势力有很大的力量,往往可以成为我们同顽固派斗争时决定胜负的因素,因此,必须对他们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 [3](P748)

在国民党发动反共高潮期间,为了纠正党内出现的忽视争取民族资产阶级的左倾偏向,毛泽东特别强调了争取民族资产阶级的重要性。国统区和江浙一带是民族资产阶级比较集中的地区,为此,党中央于19401011电示陈毅项英:望你们把与“苏北绅耆的统战工作看成是党争取民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最重要的任务,把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提到党的策略原则的高度”,“认真的研究和考虑争取他们长期合作,并经过他们去争取江浙民族资产阶级与我们合作的正确政策和方法” [9]14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叶剑英指出:“如果我们能以正确政策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在抗日民主方面与我们合作,在国共斗争方面保持中立,则不仅对孤立大资产阶级有极大帮助,且使我们的新民主主义政策得以开始在全国注目之地区具体实现,对于目前阶段整个革命进程是有帮助的。” [10] 同日,毛泽东又电告刘少奇陈毅等领导同志,要他们注意吸收苏北、江浙地区的民族资本家及其代表参加我苏北地方政权的经济、文教和民意机关的工作,“这对统一战线的发展是有帮助的” [11] (P301)

毛泽东进一步指出:“争取中间势力是我们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的极严重的任务,但是必须在一定条件下才可能完成这个任务。这些条件是:(1)我们有充足的力量;(2)尊重他们的利益;(3)我们对顽固派作坚决的斗争,并能一步一步地取得胜利。” [3](P747) 为此,毛泽东制定了一整套具体政策。

在政治上,给予民族资产阶级同等的合法权利。“一切不反对抗日的地主资本家和工人农民有同等的人权、财权、选举权和言论、集会、结社、思想、信仰的自由权” [3](P768),“只要是不反对共产党并和共产党合作的党派,不问他们是国民党,还是别的党,应该允许他们有合法存在的权利” [3](P751)

更重要的是允许民族资产阶级参政。第一次反共高潮期间,有些人认为党领导的政权政策上是统一战线的,实质上是工农小资产阶级的。中央立即觉察了这一错误认识,于194021致电北方局指出:“抗日民主政权在其阶级成份上,工农小资产阶级是主要的,然而应当吸收进步的中产阶级及进步士绅加入,拒绝他们参加政权,对我们对抗日都是不利的。” [12]  3月6,毛泽东则明确指出:“我们所建立的政权的性质,是民族统一战线的。” [3](P741) 并规定了共产党、非党左派、中间派的参政人员各占三分之一的三三制政权原则。三三制是我党联合民族资产阶级的最重要的政治措施,确实收到了良好效果。在七大上,毛泽东重申未来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制度将是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联合一切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的政治制度” [7](P1056),为抗战胜利后继续保持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关系奠定了政治基础。

为了联合民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必须在经济利益上作出一定让步。毛泽东首先对双方最为敏感的劳动政策作了调整。19403月,他还主张“实行八小时工作制” [3](P752)1213,他就指示道:“劳动政策力避过左,目前只作轻微改良,例如十四小时工作日减至十三小时或十二小时,不要实行八小时制,保证资本家能赚钱。” [11](P320) 25日,他更强调:“切忌过左,加薪减时,均不应过多”,“劳资间在订立契约后,工人必须遵守劳动纪律,必须使资本家有利可图” [3](P766);在税收政策上,“不应该将负担完全放在地主资本家身上” [3](P767);在经济政策上,“应该吸引愿来的外地资本家到我抗日根据地开办实业。应该奖励民营企业” [3](P768)。在七大上,毛泽东又把自由发展有益于国民生计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保障一切正当的私有财产作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基本国策之一。这些有利于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经济政策,无疑是争取他们的最有效的措施。

除了制定政策,毛泽东还经常教育全党要正确认识资本主义经济:“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对于封建经济说来,它是新经济。” [3](P695) 因此,“让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得着发展的机会,用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半封建制度。这是目前中国的最革命的政策,反对和阻碍这个政策的实行,无疑义地是错误的。……不要把反对党内资本主义思想的斗争,错误地移到社会经济方面,去反对资本主义的经济成分。我们必须明确地分清这种界限。” [7](P793) 这些政策教育,使全党提高了贯彻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各项经济政策的自觉性。

在思想文化方面,党的政策是:“容许民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思想存在” [11](P321);“容许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教育家、文化人、记者、学者、技术家来根据地和我们合作,办学、办报、做事。” [3](P768) 这些政策的贯彻,不仅团结了一大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且还推动了抗日根据地的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在国统区,我党也作了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坚决支持各民主党派联合起来反对蒋介石的消灭异己之策。民主政团同盟在香港宣布成立,国民党不予承认,我党则公开表示支持,并协助它建立了重庆昆明两大支部。南方局负责人周恩来、董必武等人经常会晤民主党派领导人,阐述我党主张,表示合作愿望并通报情况,因而与民主党派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尽管国民党不断发动反共高潮,各民主党派最终站到了我党一边。

虽然在抗日统一战线中我党主要是同大资产阶级即国民党顽固派作斗争,从和平的形式到武装的形式,对民族资产阶级主要是争取与联合,但由于无产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矛盾,由于民族资产阶级又有动摇性、妥协性和反共性,因此,同民族资产阶级的斗争也是必不可免的。当然,斗争形势完全是非武装的,主要是说服教育批评,有时也采取严厉的批判方式。

首先,我党始终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同民族资产阶级要求我党放弃独立性的主张进行斗争。毛泽东早就主张:“保存党派和阶级的独立性,保存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这才有利于合作,也才有所谓合作。” [3](P539) 对此主张,大资产阶级坚决反对,民族资产阶级起先也不赞成,有人就公开要求取消我党领导的军队和边区。我党对这种错误言论进行了批判和教育,各民主党派后来在蒋介石消灭异己的政策教训下,也都提高了认识,支持我党的独立自主原则。

其次,同民族资产阶级斗争的主要内容是争夺领导权。毛泽东认为:“使无产阶级跟随资产阶级呢?还是使资产阶级跟随无产阶级呢?这个中国革命领导责任的问题,乃是革命成败的关键。” [1](P262) 历史虽然判定民族资产阶级不能领导革命,但它始终在争夺领导权却是历史事实。譬如民盟有些领导人就认为中国社会两头小中间大,他们代表中间,应该领导革命。毛泽东指出,民盟的这种说法表明“自由资产阶级也同我们争领导权” [8](P306)。但是怎样实现领导权,大革命时期有过天然领导权论,土地革命时期又有把民族资产阶级排斥出统一战线就能掌握领导权之论,结果都使党吃了亏。毛泽东总结历史教训,提出了实现领导权的方法:即根据历史发展行程提出基本的政治口号和关于每一发展阶段与每一重大事件的动员口号,党的先锋模范作用,建立、巩固并发展与同盟者的关系,党的发展与思想纪律的统一  [1](P262-263)

其三,必须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主张及其软弱性、动摇性和妥协性进行不断的批评教育。在整个抗日时期,我党对民族资产阶级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治主张进行了不懈的理论批判,毛泽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著作,不仅从理论上系统地阐明了我党的政治主张,而且也彻底批驳了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企图,无疑是对民族资产阶级及其党派的深刻教育。毛泽东还指出:“我们应当针对着他们的动摇态度,向他们进行适当的说服和批评。” [3](P747) 抗战初期,民族资产阶级对蒋介石抱有幻想,章乃器提出了少号召多建设的口号,毛泽东当时就给予批评,说这是民族资产阶级软弱性的表现,想以此影响共产党,实行阶级对阶级的投降主义[3](P392393)。在反共高潮期间,民族资产阶级及其党派惧怕国民党的压迫,起初也动摇不定。我党特别是周恩来领导的南方局对他们进行了教育帮助和善意批评,使他们坚定了团结抗战的信念,敢于站在我党一边批评反共顽固派。

总之,毛泽东关于对资产阶级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正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得到了充分而系统的展开,并正确地指导了我党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践。

 

中国共产党从创立到抗日时期20多年的曲折发展历史证明:“如果我们党不知道在一定时期中同资产阶级联合,党就不能前进,革命就不能发展;如果我们党不知道在联合资产阶级时又同资产阶级进行坚决的、严肃的‘和平’斗争,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就会瓦解,革命就会失败” [3](P608),“党的失败和胜利,党的后退和前进,党的缩小和扩大,党的发展和巩固,都不能不联系于党同资产阶级的关系” [3](P605)。可见,“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发展道路,是在这样同中国资产阶级的复杂关联中走过的。这是一个历史特点,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过程中的特点,而为任何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史中所没有的。” [3](P604) 由此而论,不管是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列宁、斯大林,由于他们没有这方面的实践经验,不可能具体解决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的理论问题,因此,关于中国资产阶级的理论,完全是中国共产党的独创。毛泽东总结全党同资产阶级又联合又斗争实践中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集中全党的智慧,通过自己的理论思考,所创立的关于中国资产阶级的理论,无疑是对马列主义关于资产阶级的理论和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理论的重大发展。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至今对我党的统战工作和处理同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仍具有重大的理论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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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二)[C].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3]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毛泽东书信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5]前总对部队的政治训令[Z].1941.2.9.

[6]中央对前总二月九日训令的批示[Z].1941.2.20.

[7]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8]毛泽东文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9]关于对苏北名绅进行统战工作的指示[Z].1940.10.4.

[10]关于争取民族资产阶级问题致周恩来叶剑英电[Z].1940.10.14.

[11]毛泽东文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2]关于抗日民主政权的阶级实质的指示[Z].194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