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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思想

论毛泽东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
 
 
 

李晓勇(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100732

摘要:党是在与资产阶级结成政治联盟的基本政策上结合批评斗争政策、和平赎买政策、逐步改造政策、与对农业手工业改造和国家工业化并举政策、思想教育政策等一系列完整而又正确的政策,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改造,最后消灭了资产阶级。这一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革不仅没有像一般的生产关系变革那样给社会生产力造成暂时破坏,反而大大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的制定与成功贯彻,是毛泽东的思想与实践既正确又统一的顶峰表现和标志。

关键词:毛泽东,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政策

 

半个世纪前,建国仅7年的新中国进行了一场伟大的社会变革,这场变革不仅没有像一般的生产关系变革那样给社会生产力造成暂时破坏,反而大大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这场变革被称为“一化三改造”(即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本文将主要探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及其作用。

19796月,邓小平在政协五届二次会议上的开幕词曾这样说道:“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完成,是我国和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最光辉的胜利之一。这个胜利的取得,是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工人阶级执行了毛泽东同志根据我国情况制定的马克思主义政策,同时,资本家阶级中的进步分子和大多数人在接受改造方面也起了有益的配合作用。”[①] 那么,这些马克思主义政策是什么,资本家阶级为何能违背自己的阶级本性而愿意接受改造并起配合作用,这的确是个值得回味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认为,在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应该联合资产阶级。这项马克思主义政策,在俄国和中国都得到了完全的贯彻。可是,马恩列斯都没有提出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同资产阶级联盟的思想(虽然他们有过和平赎买资产阶级财产的设想),因为社会主义革命说到底就是要消灭资产阶级和私有制。很明显,十月革命既推翻了资产阶级的统治,也剥夺了资本家的财产,和平赎买没有实现,更谈不上什么联盟。其原因就在于俄国资产阶级虽比欧美弱,在本国却相对强大,他们同工农小资产阶级联合推翻沙皇后,成为统治阶级,仍受压迫的无产阶级不得不进行第二次革命推翻其统治,被夺权的资产阶级敌视苏维埃政权是必然的,他们根本不可能同无产阶级合作,放弃抵抗,接受和平赎买。

毛泽东早就清醒地认识到: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②]。怎么解决这一矛盾呢?以往的研究都强调了斗争的方法。的确,斗争是解决矛盾的方法,却不是唯一的方法,毛泽东还采用了在马列著作中找不到的方法,这就是和资产阶级结成联盟!这一大胆尝试正是毛泽东对中国国情进行周密的考察而做出的:

1、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同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不同,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中国,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先天发育不足,是个既弱小又软弱的阶级,在旧中国,他们没有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对抗的实力,在新中国,他们也无力同掌握国家政权和国民经济命脉又与农民小资产阶级结盟的无产阶级抗衡,因此,对于无产阶级的联盟要求,他们是可能也只能接受的。

2、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中,有同无产阶级长期结盟的历史。这一历史情结有助于两个阶级在民主革命胜利后继续保持联盟,和平解决它们之间的矛盾。

3、民主革命胜利后,中国和帝国主义仍存在巨大矛盾,因此,无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还有反对帝国主义的共同目标和共同利益。

4、资本主义工商业对小生产占优势、经济落后的新中国的国计民生仍有积极作用,其经营管理经验也值得党的干部和工人阶级去学习掌握,因此,同民族资产阶级结成经济上的联盟也是可能和必要的。

5、党有能力对民族资产阶级进行政治教育,使其认清社会发展规律,自愿接受和平改造和赎买。

6、和平改造与和平赎买可以避免社会动荡和经济破坏,是深得人心的政策,能够为民族资产阶级和全国人民所接受。

事实证明,毛泽东根据中国国情制定的结盟政策是非常正确的,并且得到了完全的实现,在整个过渡时期(包括3年经济恢复时期),无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结成了巩固的联盟。这一方面是由于民族资产阶级拥护人民共和国,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拥护共同纲领和宪法,反对帝国主义,赞成土地改革,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愿意接受和平赎买;另一方面,更重要的,也是由于党正确而灵活地运用了毛泽东的同民族资产阶级既结盟又斗争的政策。在结盟方面,国家始终没有剥夺民族资产阶级的选举权,并且还给予其代表人物以恰当的政治安排;帮助他们成立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使他们有了表述自己利益的政治组织;党中央、毛主席经常与工商界代表谈话、通信,给他们讲解社会发展规律,教育他们走社会主义必由之路,同时,对于工人的过高经济要求及要求资本家接受工人阶级思想等偏向也加以纠正;党还帮助私营工商业渡过难关,通过各种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大力发展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工商业,让资本家有利可图;就是在公私合营后,国家也给予资本家定息和高工资,在政治上同样给予关心和安排,充分发挥其经营管理能力。

党对资本家唯利是图的落后面也进行了适当而有分寸的斗争。建国初期,党运用政治经济手段彻底打垮了投机资本家,夺回了市场控制权。19521月,针对资本家的“五毒”行为,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党开展了“五反”运动(即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但在最后定案处理上却宽大为怀,打击面极小。运动结束后,党对工人干部的极左情绪和资本家的消极情绪进行了批评帮助,增进了双方的团结,共同努力发展生产。正是这种又结盟又斗争的政策,把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一本来是对抗性的矛盾转化为非对抗性的人民内部矛盾,为和平改造和消灭民族资产阶级,为和平赎买和消灭资本主义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试想,没有这一前提和基础,资本家的反抗不知要加大多少倍,社会的动荡和经济的损失更是不可想象的。

虽然结盟与斗争政策为和平改造提供了前提条件,但是如果以为一个早上就可以消灭资本主义,那仍旧会引起资本家的强烈反抗的。毛泽东在结盟政策的基础上,又提出了逐步改造的政策,他指出:“是不是在全国范围内一天早晨一切都实行社会主义呢?这样形式上很革命,但是缺乏灵活性,就会遭到反对,就会失败。因此,一时办不到的事,必须允许逐步去办。比如国家资本主义,是讲逐步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不是只有公私合营一种形式,而是有各种形式。”[③] 逐步改造政策具体而言就是采取由低级到高级的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逐步赎买和改造私营工商业的政策。没有结盟与斗争的政策为前提,逐步改造的政策是不能实现的,列宁的和平赎买设想未能实现,原因即在此。然而,不采取逐步改造政策,党和资产阶级的联盟也会遭到损害。可见,这两项密切联系着的政策完全是我们党把马列主义同本国情况相结合而独创的行之有效的政策。

在打击投机资本取得市场控制权后,党立即开展了合理调整工商业的工作,同时有计划地推行了加工订货、经销代销、统购包销等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与此相应的赎买形式即通过工缴、货价以保证资本家获得部分利润[④]。这种初级国家资本主义的实行,事实上不仅是对困难重重的私营工商业的扶持帮助,而且也限制了私营企业的利润额和无政府状态,在一定程度上把它们纳入了国家计划范围,使之初步走上了改造之路。

“五反”运动后,党对私营工商业进行了进一步的改造:首先,国家对私营金融业全部实行了公私合营,使之提前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这就从金融信贷上限制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活动;其次,全面展开初级国家资本主义,进而实行“四马分肥”的赎买形式(即私营企业的年利润按国家税金、企业公积金、职工福利基金和资方的股息红利四部分进行分配),规定资本家所得年利率不超过30%;最后,在私营企业中建立了工人监督制度。1952年底,毛泽东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但是直到1954年以前,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基本上还是实行利用限制的政策,因为此时实行的初级国家资本主义主要是在原料来源和产品销售的流通领域进行限制,资本家仍然是企业的所有者,握有经营管理权和人事调配权。

1954年,党开始采取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即实行个别企业公私合营,国家向雇工10人以上的私营工商企业投资作为公股。在这些企业中,公方代表成为主要领导,资本家丧失了经营权和人事权,不过党仍然实行“四马分肥”的赎买政策,只是红利股息再按公私股份比例进行分配。由于合营后工人积极性猛增,生产发展极快,利润有了大幅增长,结果资本家按股份所得的红利比合营前还高得多。事实教育了资本家阶级,使之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才是他们的光明前途和必由之路。

正是有了以上步骤,到了1955年底至1956年初,党才决定实行全行业的公私合营,资本家敲锣打鼓确实是真心实意地主动要求合营。虽然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后转变为全民所有制企业,但是党并没有因此取消赎买政策,而是采取了定息的形式进行赎买,即国家把资本家的资产进行清产核资,每年按资产总额固定给5%的利息,一定7年,后又决定延长3年(1966年停止付息)。国家还在企业中安排资本家高薪职务,不能工作的也挂名支薪,这实际上也是一种赎买。到1956年底,国家基本上完成了对全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总共支付了32亿元就和平赎买了资本家的全部产业,其中初级国家资本主义阶段支付了8个亿,“四马分肥”阶段支付了13个亿,10年定息是11个亿。正如毛泽东所言:“出这么一点钱,就买了这一样一个阶级。这个政策,中央是仔细考虑过的。”[⑤]

赎买不是等价交换的购买,它实质上是一种有偿剥夺或低价购买,民族资产阶级所以能够接受赎买,固然是由于工人阶级掌握了国家政权,但党的政策无疑有着更大的作用。实践证明,逐步改造和赎买的政策,资本家阶级是易于也乐于接受的,避免了他们在政治、经济和心理上的反抗。

毛泽东指出:“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不但要根据需要和可能(《共同纲领》),而且要出于资本家自愿,因为这是合作的事业,既是合作就不能强迫,这和对地主不同。”[⑥] 这句话说明,党的和平赎买政策不是强制性的。进而言之,资产阶级本身固有的发展资本主义的强烈愿望仅靠赎买是不能打消的,他们完全可以不接受赎买而采取竞争的立场和手段。但事实是,资本家阶级放弃了竞争,自愿接受和平赎买,这是什么原因呢?

是党的又一政策的顺利贯彻使他们打消了发展资本主义的念头。这一正确的政策就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与国家工业化和改造农业、手工业同时并举的政策。这一政策也就是毛泽东提出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基本精神。该政策有两个基本点:其一,国家工业化与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同时并举。其实质就是通过加速国家工业化,建立国家重工业体系,壮大社会主义经济来推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一五”计划实施头3年,国营工业在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就由1952年的41.5%扩大到1955年的51.3%,再加上合作社和公私合营的工业产值,社会主义经济的比重已达到72%,私营工业只占13.2%,其中国家加工订货、统购包销产值又占82%。重工业的比重也从1952年的35.5%达到1955年的40.8%。面对这一发展趋势,资本家阶级只能感叹他们无力与国营经济竞争,不得不承认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是大势所趋。可见,壮大国营经济,就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强大推动力。

并举政策的另一基本点即改造私营工商业与改造农业、手工业同时并举。毛泽东指出:“只有在农业彻底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才能够彻底地割断城市资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系,才能够彻底地把资产阶级孤立起来,才便于我们彻底地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⑦]所谓割断联系,就是“我们依靠同农民的联盟,取得粮食和工业原料去制资产阶级。资本家没有原料,国家有原料。他们要原料,就得把工业品拿出来卖给国家,就得搞国家资本主义。他们不干,我们就不给原料,横直卡死了。这就把资产阶级要搞自由市场、自由取得原料、自由销售工业品这一条资本主义道路制住了,并且在政治上使资产阶级孤立起来。”[⑧] 对手工业的改造也同样割断了小资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在政治、经济上的联系,根绝了小资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发展的愿望,断绝了资产阶级发展的根基。

并举政策的目的,就是要打消资本家阶级(自然也包括农民小资产阶级)发展资本主义的愿望,无力与国营经济竞争。因为,国家掌握了重工业,资本主义经济就难以实现扩大再生产;对农业手工业的改造,使其简单再生产也成为不可能,资本主义经济失去了发展的经济条件。政治上,资本家阶级也失去了同农民小资产阶级的联系,处于孤立无援之境。并举政策的贯彻实施,使资本家阶级彻底认识到,发展资本主义是不可能也没有出路的,除了走历史发展必由之路,自愿接受改造和赎买之外,别无选择。

可以说并举政策是一种经济手段,它造成了一种客观环境,在这一环境下,资产阶级是被迫自愿接受改造的,接受赎买也是违心的。因此,要资产阶级自觉自愿,必须进行说服教育,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使之明白社会大势和自己的未来出路,顺势而为。何况,社会主义改造的目的不是单一的,它既要变资本主义经济为社会主义经济,也要变剥削者为社会主义劳动者。为此,党对资本主义经济采取了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对资本家阶级则采取了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并把二者有机地结合了起来。这项双重改造政策也非孤立实行的,它是与以上各项政策融合贯彻的,从而对私营工商业及其所有者的改造形成了全方位的推动作用。

“五反”运动后,资本家的嚣张气焰被彻底打垮,政治上低落孤立,这就为党创造了采取教育帮助手段为主的条件。的确,此后党基本上放弃了群众斗争的方法,而是采取多种宣传教育手段对资本家进行思想改造。19529月,毛泽东就指出:“对于资产阶级中的少数人,那些有远见的人们,……可以向他们宣传社会主义,使他们对社会主义事业发生兴趣,我想这是可行的,也是有益的。”[⑨] 一年后他又说道:“要有计划地培养一部分眼光远大的、愿意和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靠近的、先进的资本家,以便经过他们去说服大部分资本家。”[⑩] 1955年10月27和29日,毛泽东在全行业改造前夕,两次和工商界代表谈话,情深意切地和他们讲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道理。事实上,党是把对人的改造同对企业的改造结合进行的。资本家阶级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私有制被改造,其作为剥削阶级的经济条件也就不复存在,客观上促使资本家由剥削者向劳动者转化。对资本家进行教育,提高他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觉悟,安排他们成为企业的经营管理者,反过来也有利于对其企业的改造。

结盟与斗争政策、逐步改造和赎买政策、并举政策和双重改造政策,是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政策,同时党还制定了许多相应的具体政策[11],构成了完整的政策体系。这些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制定的政策在实践中被证明是正确的,它使我国成功地对资本主义所有制实行了和平改造,将资本家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劳动者,这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是没有先例的。

党的政策总的说来是成功的,但是今天回顾历史,也感到有所失误,即未能严格划清资本家与小工商业者的界限,相当大的一部分小工商业者被划为资方。1980年落实政策,全国有70万“资本家”的成分被改为小业主和小商贩,譬如上海被划为资本家的9.65万人在落实政策后只剩下3.3万人,北京79%的资本家约2.2万人被改为劳动者。这一政策失误造成公私合营的面过宽,合并过多,不仅伤害了部分小资产阶级分子的感情,而且也给人民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以北京为例,公私合营前,200万人口有7万多商业服务点,此后北京发展到800万人口,商业服务点也不过七八千,居民生活极为不便。

政策失误之因在于理论失误,很早就把小资产阶级特别是其上层划为资产阶级。如1947年就认为“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虽然也是资产阶级……他们是真正的民族资产阶级。……广大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12] 1948年仍认为“民族资产阶级,即中小资产阶级。”[13] 这些论断显然混淆了作为剥削阶级的民族资产阶级与作为劳动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根本界限。理论失误必然会导致政策失误,给工作带来损失,这是值得牢记的历史教训。

瑕不掩瑜,这点失误对于党的整个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基本政策而言,不过是白璧微瑕而已。党和平改造了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而和平消灭了民族资产阶级,这一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革不仅没有如一般的生产关系变革那样给社会生产力造成暂时破坏,反而大大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中国共产党的这一伟大创举,为新中国的历史记录了成功而光荣的一页,还是如邓小平所评价的:“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完成,是我国和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最光辉的胜利之一。”[14]

完全可以这样说,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的正确制定和成功贯彻,是建国后毛泽东的思想与实践既正确又统一的顶峰表现和标志,是毛泽东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而做出的理论创新,它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宝库。此后,毛泽东虽然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思想,如《论十大关系》、“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15]的新经济政策构想、《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但在实践中又违背了自己的正确思想,搞了冒进、反右、大跃进。或者虽然有正确的实践,如国民经济调整期间所实行的政策,但在理论上却提出了阶级斗争年年月月日日讲的基本路线。或者虽然理论与实践统一了,却都是错误的,如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实践。仅此就可以看出,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理论在毛泽东思想发展史中占有多么重要的历史地位,完全值得深入发掘与探讨。

今天,我国实行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各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这决不是说50年前的社会主义改造搞错了,我们决不能以现在的政策否定过去的政策,否定过去光荣的历史。虽然当时的政策已不适应今天的情况,但其所蕴涵的和合精神,和平解决矛盾和逐步化解矛盾的精神,互利共赢的精神,对于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仍具有重大的借鉴作用。

 

作者简介:李晓勇,男,1950年生,北京市人。中共党员,法学硕士

          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毛泽东思想研究室副研究员

          研究方向为毛泽东思想和中共党史

单位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5号中国社科院马研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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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 lixy@cass.org.cn    xiaoyong_lee@126.com

 

 



[]《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任务》(1979615),《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4页。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194935),《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3页。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1954614),《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6页。

[] 加工:国营企业通过合同提供原材料或半成品委托私营企业按规格、质量、数量和期限加工产品,付给后者工缴(即加工费);订货:国营企业通过合同按合理价格向私营企业订购所需产品,后者按合同要求交货后取得货价(包括产品的合理成本、税金和一定的利润);经销:国营商业按合同计划批发指定商品给私营商业销售,后者用现款进货,按规定牌价出售,取得批零差价,但后者不得再从自由市场进购同种商品;代销:国营商业按合同将商品委托私营商业按国家牌价出售,并付给一定的手续费,后者须缴存一定的保证金,并不得从自由市场进购同种商品;统购:国家按法令指定国营商业统一收购私营企业关系国计民生的商品(如棉纱棉布),后者取得货价但不得自行销售;包销:国营商业对私营企业一定时期生产的某种产品的一部或全部按规定规格、质量和合理价格进行收购,包销产品一般不准自行销售。

[]《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571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37页。

[]《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必由之路》(195397),《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2页。

[]《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19551011),《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96页。

[] 同上,第197198页。

[]《给黄炎培的信》(195295),《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7页。

[]《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必由之路》(195397),《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2页。

[11] 这些具体政策可参看195310月《中共中央批转李维汉等同志关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会员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19543月《中财委(资)关于有步骤地将有十个工人以上的资本主义工业基本上改造为公私合营企业的意见》、《中财委(劳)、(资)关于一九五三年度私营企业盈余分配问题的指示》,1954 7月《中财委(资)关于扩展公私合营工作中若干政策问题的情况和意见》,195492《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195533《中央批转地方工业部党组关于扩展公私合营工业计划会议对私营工业生产安排问题报告的批示》和17日《中央批转陈毅同志关于全国扩展公私合营工业计划会议和关于召开私营工商业问题座谈会的报告》,19554月《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市场领导、改造私营商业、改进农村购销工作的指示》,19551123李维汉《在中共中央召开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工作会议上的发言》,1956224《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等。

[12]《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19471225),《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54      页。

[13]《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194831),《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87页。

[14]《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任务》(1979615),《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4页。

[15]《同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的谈话》(1956127),《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