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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思想

论毛泽东早期的社会建设观
 
 
 
 

 

李晓勇(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100732

内容提要毛泽东早期社会建设观有一个从以法治国到以德治国的转变,并且有一个把后者付诸实践的过程。在以德治国的主张中,他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却忽略了以德治国与以法治国的结合。

关键词毛泽东、早期、社会建设观

一、            君主立宪,法令而善

建设一个理想社会,是毛泽东一生的追求。但是,这个理想社会是什么样的,怎样建设它,却是他一生不断思考与实践的重大问题。本文将探讨建党前的青年毛泽东的社会建设观。

辛亥革命前,青年毛泽东对丧权辱国、满目凋敝的满清晚期社会是极其憎恨的,因此,君主专制的国家难以成为他的理想社会,他在寻觅着未来社会的理想样式。1910年秋,毛泽东考入湖南湘乡县东山高等小学,更加如饥似渴地吮吸着新的知识,特别对表兄文运昌借给他关于康梁变法的书报感兴趣,其中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引起了他的关注,极其用心地阅读着该报连载的梁启超《新民说》一文。当他看到该文《论国家思想》一节谈到两种君主制国家时,不觉心头一亮,终于找到了他的理想社会,奋笔疾书批道:“正式而成立者,立宪之国家,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推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专制之国家,法令为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者。前者,如现今之英、日诸国;后者,如中国数千年来盗窃得国之列朝也。”[①] 文中充满了对立宪制国家的向往和对专制国家的厌恶。《新民丛报》的《新民说》给毛泽东的印象之深,以至在8年后他组建的同仁学会的名称也取了“新民”二字,叫“新民学会”。不过,此时的“新民”,在袁世凯称帝失败后(1915.12.12-1916.3.22),已非君主立宪制国家中的新民了。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显然,君主立宪制国家已经不能成为毛泽东的理想社会了,而共和制的民国暂时成为可以接受的社会制度,关键是如何建设好这样的社会,成了他也是当时的报纸着重讨论思考的问题。毛泽东在新军中阅读了大量的报纸,头脑中逐渐形成了新的治国理念。这年6月,毛泽东在退出新军几个月后考入湖南全省高等中学,写下了他平生的第一篇论文《商鞅徙木立信论》,首次摆出了他的治国方略。毛泽东以《史记》中商鞅变法,恐民不信,立木南门,敢徙木北门者赐金,民信其法,变法后秦国国富民强的故事为例证,提出了自己的建设国家的方法。这就是要以善法治国,“法令者,代谋幸福之具也”,但仅此还不行,法还必须是善法良法。商鞅之法就是善法,“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因为“其法惩奸宄以保人民之权利,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富力,尚军功以树国威,孥贫怠以绝消耗[②]”。因此,“法令而善,其幸福吾民也必多,吾民方恐其不布此法令,或布而恐其不生效力,必竭全力以保障之,维持之,务使达到完善之目的而止。政府国民互相倚系,安有不信之理?”若“法令而不善,则不惟无幸福之可言,且有危害之足惧,吾民又必竭全力以阻止此法令,虽欲吾信,又安有信之之理?”“吾于是知数千年来民智黑暗国几蹈于沦亡之惨境有由来也”[③]。毛泽东对比了法令善与不善对老百姓的不同影响,把民愚国亡归咎于数千年来未实行良法,要求以良法治国,当然有一定的道理。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就提出了以法治国的思想,并给法治下了非常准确的定义,他指出,法治就是人们普遍服从法律,而法律又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毛泽东当时也许未看到亚里士多德的书,但英雄所见略同,西方的治国理念对他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实现立宪制国家,以良法治国,这就是青年毛泽东最早树立的社会建设观。

二、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

民国初期,国家处于相对稳定时期,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广汲知识,特别对哲学感兴趣,和同学蔡和森、陈昌等组成课外哲学研究小组。

通过学习,毛泽东感到,民众的愚昧仅用法治是不能改变的。19178月他在给老师黎锦熙的信中说:“民智污塞,开通为难。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他认为:“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而那些“显见之迹”——“今日变法,俱从枝节入手,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一切皆枝节也。”在他看来:“本源未得,则此等枝节为赘疣,为不贯气,为支离灭裂,幸则与本源略近,不幸背道而驰。夫以与本源背道而驰者而以之为临民制治之具,几何不谬种流传,陷一世一国于败亡哉?而岂有毫末之富强幸福可言哉?”[④] 从此时起,毛泽东改变了以往以法治国的主张,视法治为枝节,更加注重起本源来。

那么,本源是什么呢?毛泽东认为:“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天下之生民,各为宇宙之一体,即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之心中,虽有偏全之不同,而总有几分之存在。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他接着把本源具体化而说道:“故愚以为,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此如大纛一张,万夫走集;雷电一震,阴曀皆开,则沛乎不可御矣!”[⑤] 原来本源有如此大的作用,看来还是思想领先,以德治国才是根本。而做到这一点,必须普及哲学:“欲人人依自己真正主张以行,不盲从他人是非,非普及哲学不可。……人人有哲学见解,自然人已平,争端息,真理流行,群妄退匿。”[⑥]毛泽东尔后对此一直深信不疑,他后来说过这样两句著名的话:“辩证法应该从哲学家的圈子走到广大人民群众中去”[⑦],“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⑧] 其思想渊源原来就在于此。

本源虽然有这么大的作用,但是毛泽东也深知:“将中外事态略为比较,觉吾国人积弊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吾国思想与道德,可以伪而不真,虚而不实之两言括之,五千年流传到今,种根甚深,结蒂甚固,非有大力不易催陷廓清。”[⑨] 就这样,使全国人民思想都革命化,成了毛泽东一生的情结。这一情结直到文化大革命才解开,他说:“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义。”[⑩]“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是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从来的群众运动都没有像这次发动得这么广泛,这么深入。全国的工厂、农村、机关、学校、部队,到处都在讨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大家都在关心国家大事。过去一家人碰到一块,说闲话的时候多。现在不是,到一块就是辩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父子之间、兄弟姐妹之间、夫妻之间,连十几岁娃娃和老太太,都参加了辩论。”[11]“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要解决人们的世界观问题。”[12]文化大革命所以能成为毛泽东自认为一生中所做的两件大事之一,每个人都被触及了灵魂不能不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三、开其智而蓄其德,与之共跻圣城

毛泽东不仅是个思想家,而且是个实践家。谁来动天下之心,谁来变换全国之思想,谁来普及哲学?毛泽东自认为当仁不让:“自宜为一援手,开其智而蓄其德,与之共跻圣城。……大同者,吾人之鹄也。”[13]

如何开民众之智,蓄民众之德,毛泽东认为:“愚意所谓本源者,倡学而已矣。”[14] 为此,毛泽东与其湖南一师的同学在1917年下学期开办了免费的工人夜校,他亲自书写了招生广告,参与夜校管理并任历史课教师。他在夜学日志写到:“我国现状,社会之中坚实为大多数失学之国民,此辈阻碍政令之推行,自治之组织,风俗之改良,教育之普及,其力甚大。此时固应以学校教育为急,造成新国民及有开拓能力之人材。”[15] 1919年底,毛泽东仍对“创造新学校,实行新教育”耿耿于怀,认为:“言世界改良进步者,皆知须自教育普及使人民咸有知识始。欲教育普及,又自兴办学校始。”[16] 19209月,毛泽东任一师附小主事,他又把19184月停办的工人夜校恢复起来,还在初小部开办平民夜校和失学青年补习班,并亲自主持教学工作。19218月,毛泽东终于与何叔衡创办了自己理想中的湖南自修大学,他为学校订立的宗旨是:“研究各种学术,以期发明真理造就人才,使文化普及于平民,术学周流于社会。”[17]

当然,毛泽东办学的目的不仅仅是要开其智,更要蓄其德。他在办工人夜校时就十分注重精神培养,主张“与以普通之知识及精神之安慰。如历史,教以历代之大势及近年关系最巨之事迹,所以粗养其历史的观念及爱国心”[18]。在《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中,他要求学生“不但修学,还要有向上的意思,养成健全的人格,湔涤不良的习惯,为革新社会的准备”[19]

“如何使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是个时常萦绕青年毛泽东头脑的大问题。他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与志同道合的人结社共勉,再向全社会扩展。早在1915年秋,毛泽东就以“二十八画生”的笔名向长沙各校发出欲结交艰苦耐劳、意志坚定、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热血青年的《征友启示》。1918414,毛泽东又与十四五个长沙学校毕业肄业的有志青年发起成立新民学会。毛泽东谈及学会成立原因和宗旨时说道,“如何使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的问题,15个发起人“有遇必讨论,有讨论必及这类问题。……乃得到一种结论,就是‘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同的活动’。于是乃有组织学会的提议,一提议就得到大家的赞同了”;而学会的宗旨就是“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20]

毛泽东深知团体对提高国民素质的作用。继新民学会后,他又发起、参与并设想创建许多的团体。1919525,他与湖南各校学生代表发起成立湖南学生联合会。79,学联又发起湖南各界联合会,其基层组织为救国十人团,发展达400个,10月下旬正式成立湖南救国十人团联合会。1023,他设想创建问题研究会,并为此订立了章程。1116,领导学联骨干分子重建被湖南督军张敬尧解散的学联。121,发表《学生之工作》一文,设想在岳麓山建立工读同志会,建设以新家庭、新学校、新社会结合一体为根本理想的新村,新村中的所有社会组织和构成都是公共的。1212,组建了以他为社长的平民通信社。19201月,参加李大钊等发起的少年中国学会。215,发起旅京湖南学会。2月,致信新民学会会员陶毅,提出成立自由研究会。35,打算和陈独秀创建上海工读互助团。326,散发《湖南改造促成会发起宣言》。5月,与湖南一师几个同学在上海试验过了一个月工读互助生活。725,创建湘潭教育促进会。731,组建长沙文化书社。822,发起成立俄罗斯研究会。当年秋,发起组织星期同乐会。11月,创建长沙共产主义小组。1921314,组建长沙中韩互助会。此后,毛泽东主要忙于在湖南建党、团和工会组织。

从自身深受《新民丛报》影响的经历出发,毛泽东更知报刊的影响是团体无法比拟的,报刊对于开启民智、提高民德有着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从1917年在《新青年》发表《体育之研究》始,毛泽东又在《新青年》、《大公报》、《女界钟》、《申报》、《时事新报》等十几家报刊上先后发表近百篇文章,批判旧道德,鼓吹新思想。譬如,他为长沙女子赵五贞不从包办婚姻自杀事件在13天之内连续发表10篇文章,批判了封建婚姻制度和旧婚恋观念,大力鼓吹了婚姻自主的新思想。

在五四运动的高潮中,毛泽东担任了当年714发刊的省学联刊物《湘江评论》的主编和主笔。在这份“以宣传最新思潮为主旨”[21]的报纸中,毛泽东写道:“自文艺复兴,思想解放,‘人类应如何生活?’成了一个绝大的问题。从这个问题,加以研究,就得了‘应该那样生活’‘不应该这样生活’的结论。一些学者倡之,大多民众和之,就成功或将要成功许多方面的改革。”“所以我们的见解,在学术方面,主张澈底研究。不受一切传说和迷信的束缚,要寻着什么是真理。在对人的方面,主张群众联合”[22]。为此,毛泽东写了三论《民众的大联合》,该文和该报在当时影响极大,获得了普遍好评。然而,它的犀利笔锋,也刺痛了湖南军阀,问世仅一个月就被查封了。但紧接着毛泽东就接手主持湘雅医学专门学校的校报《新湖南》,发表刷新宣言:“本报第七号以后的宗旨是:一、批评社会。二、改造思想。三、介绍学术。四、讨论问题。”[23]他还帮助创办了周南女校的《女界钟》和修业小学的《小学生》等刊物。

1923410,毛泽东和李达等创办湖南自修大学校刊《新时代》,发刊词说本刊的宗旨是:“努力研究致用的学术,实行社会改造的准备。”“将来,国家如何改造,政治如何澄清,帝国主义如何打倒,武人政治如何推翻,教育制度如何改革,文学艺术及其他学问如何革命、如何建设等等问题,本刊必有一种根本的研究和具体的主张贡献出来。”[24] 毛泽东还在创刊号上发表文章,指出:“政治愈反动愈混乱的结果,是必然要激起全国国民的革命观念,国民的组织能力也会要一天进步一天。”[25]

毛泽东办报、办教育、办学会,其目的都是开民众之智,蓄民众之德,应该说,他的这些社会实践活动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很多湖南的早中期共产党人都是受到毛泽东的影响而走上革命道路的。

 

四、不先建设小地方,绝不能建设大国家

在毛泽东积极参与和领导下,从191912月起,经过半年的斗争,湖南各界人民终于取得了驱逐湖南督军张敬尧运动的胜利。这是青年毛泽东积极参与并在其中起重要作用的第一场取得完全胜利的重大的政治运动,这场胜利极大地鼓舞了毛泽东对国家建设的思考。

对于当时军阀割据连年混战的中国,毛泽东说道:“依我的观察,中国民治的总建设,二十年内完全无望。二十年只是准备期。准备不在别处,只在一省一省的人民各自先去整理解决(废督裁兵、教育实业)。……十几年二十年后,便可合起来得到全国的总解决了。”[26] 毛泽东想让湖南做头,便发起了以成立湖南共和国为目标的废督运动和湖南自治运动。

为了实现湖南自治,毛泽东提出了几个行动步骤:一是发动三千万湘人起来响应,为此,他在报刊上发表了大量文章进行宣传鼓动,给名人友人写信呼吁支持,成立湖南改造促成会和湘潭教育促进会进行组织活动;二是主张首要目标是废督裁兵,实行民治;三是主张实行完全的乡自治、县自治和省自治,乡长、县长、省长全由民选;四是成立人民宪法会议,制定湖南宪法或自治法。他还制定了建设湖南的具体方案,如军队以一个师为限,军费不超过省收入总额的1/12,省县治安由警察维持,银行民办,由省议会监督存储和议定纸币发行额度,收遗产税、所得税和营业税,减盐税,废杂税,民办纺织厂,逐年增加教育经费,成立县镇乡工会农会,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修复粤汉铁路湖南段等[27]。他坚定地持着这一信念:“大国家是以小地方做基础,不先建设小地方,绝不能建设大国家。”[28]

毛泽东殚精竭虑,奔走呼号,然而在军阀割据、政客钻营、民智未开的时代,他的湖南自治主张得不到响应,最终不了了之。不过,湖南自治运动对毛泽东的革命生涯仍有着深远的影响,他的先建设好小地方的信念后来演变成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革命信心和抓试点、抓典型、以点带面、面上先抓三分之一的工作方法。

总之,毛泽东早期社会建设观有一个从以法治国到以德治国的转变,并且有一个把后者付诸实践的过程。在以德治国的主张中,他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却忽略了以德治国与以法治国的结合,甚至还有着把二者割裂起来的倾向。无论如何,这一切都给后来的革命实践造成了或大或小有利有弊的影响。

 

作者简介:李晓勇,男,1950年生,北京市人。中共党员,法学硕士

          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毛泽东思想研究室副研究员

          研究方向为毛泽东思想和中共党史

单位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5号中国社科院马研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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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文咏昌信》(1915224),注释(4),《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5页。

[] 孥:妻或妻子和儿女。此句可这样解释:使家人生活朴素不浪费。

[]《商鞅徙木立信论》19126月),《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1-2页。

[]《致黎锦熙信》(1917823),《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85页。

[] 同上,第85-86页。

[]《致黎锦熙信》(1917823),《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87-88页。

[]《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571118),《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32页。

[] 引自《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的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1963520),1966911《人民日报》。

[]《致黎锦熙信》(1917823),《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86页。

[] 在首都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上对林彪同志的谈话(1966818),1966819《人民日报》。

[11]《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中共中央通知》(1967107),《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训练部19834月印制,第182页。

[12] 转引自1967116《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

[13]《致黎锦熙信》(1917823),《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89页。

[14] 同上,第85页。

[15]《夜学日志首卷》(191711月),同上书,第96页。

[16]《学生之工作》(1919121),同上书,第452页。

[17]《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192181620日长沙《大公报》。转引自《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86页。

[18]《夜学日志首卷》(191711月),《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100页。

[19] 转引自《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87页。

[20]《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一号)(1920年冬),转引自《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435页。

[21]湘江评论启示》(1919714),《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336页。

[22]湘江评论〉创刊宣言》(1919714),同上书,第292293页。

[23] 转引自《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5页。

[24] 转引自《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11112页。

[25]《外力、军阀与革命》(1923410),《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页。

[26]《湖南人再进一步》(1920611),《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484页。

[27] 参见《致黎锦熙信》(1920312),《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471-472页。

[28]《打破没有基础的大中国建设 许多的中国从湖南做起》(192095),同上书,第5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