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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思想

论毛泽东关于中国资产阶级理论的初创过程
 
 
 

李晓勇(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100732

内容提要:毛泽东关于中国资产阶级的理论是由关于中国资产阶级分为两部分的理论、关于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的理论和关于对资产阶级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三部分所构成。毛泽东早期视资产阶级是中国的统治者,因而是革命对象,须用俄国式的暴力革命才能推翻资本家政权。显然,他与当时的先进分子一样没有认识到中国资产阶级的特殊性。但不同的是,在反对列强军阀的革命运动中,他提出并实施了联合资产阶级的主张,为他此后的理论创造奠定了思想实践基础。在大革命时期,毛泽东逐步认识到中国资产阶级的特殊性,将它分为两部分,并在党内首次提出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概念,认识到这个阶级具有既赞成革命又怀疑革命的两面性,相应提出了又联合又斗争的两面对策。《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则成为毛泽东关于中国资产阶级的理论初步创立的奠基作。

关键词:毛泽东,关于中国资产阶级的理论,初创过程

 马列主义认为,在有着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的国家里,无产阶级应该联合本国革命的资产阶级共同完成民族民主革命。中国共产党如何根据马列主义的这一基本原理,形成自己的对中国资产阶级的认识和政策,是党建立后在革命实践中必须解决的迫切问题。毛泽东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集中全党的智慧,明确将中国资产阶级区分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把前者与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地主阶级同视为革命对象,并认识到后者是一个具有两面性的阶级,由此制定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对民族资产阶级又联合又斗争的两面政策,初步创立了关于中国资产阶级的理论。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成为这一理论的奠基作。本文拟通过回顾这一理论的初创过程来认识它的内容和意义。

早期对资产阶级的认识

认识并处理同资产阶级的关系,无疑是中国革命最为复杂的问题之一。毛泽东在领导中国民主革命的过程中,出色地解决了这一问题。考察毛泽东早期对资产阶级的认识,对于理解他的关于中国资产阶级的理论的创立是很有必要的。

青年毛泽东是一个追求个性解放的民主主义者,在他看来,一切束缚个性的东西都是可憎的。他正是这样以认为资本家压抑个性来开始认识这个阶级的。1917年底至1918年初,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上修身课时,认真研读了德国哲学家泡尔生著蔡元培译的《伦理学原理》这本教材,在批注中写道: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焉。故吾国之三纲在所必去,而教会、资本家、君主、国家四者,同为天下之恶魔也。[①] 这是毛泽东最早提及资本家的文字材料。他用资产阶级个性解放的思想批判资本家,虽无异于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却也蕴涵了他由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转变的可能性。

在五四运动的热潮中,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中号召实行民众的大联合以对付贵族资本家及强权者的联合,“因为一国的民众,总比一国的贵族资本家及其他强权者要多”,不过,“贵族资本家,只要他回心向善能够工作,能够助人而不害人,也不必杀他”[②]。虽然毛泽东此时还不赞成用暴力推翻贵族资本家,但他已经认识到团结大多数的重要性,并且有了朦胧的政策观念。

1920年底,毛泽东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对资本家的阶级本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在121致蔡和森的信中认为:要资本家信共产主义是不可能的事……哪有回心向善之望?……小资本家必想做大资本家,大资本家必想做最大的资本家,资本家又是掌握着政权、军权、财权和教育权的统治阶级,非等到人家来推到,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③]。因此,他主张采取俄国式的暴力革命来推翻资本家政权。

民众联合起来,在共产党领导下,以暴力革命手段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社会主义,走俄国人的路,这是毛泽东,也是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探索到的改造中国的途径,并在尔后为中共一大纲领所确认。

毛泽东虽然同当时的先进分子一样把中国资产阶级当作了革命对象,却也有自己的独到之处。当他作为民主主义者进行反对列强军阀的革命活动时,曾萌发了联合资产阶级的主张,并且付诸实践。

19198月,毛泽东在三论《民众的大联合》中号召,为了对付外患的压迫和国内官僚、武人、政客等强权者(其中已不包含资本家了),应尽快实现中华民族的大联合[④]。这其中当然包括工商界的“各种同业会”、“全国商会联合会”等。

不仅说说而已,很快就有了行动。当年12月,毛泽东组织发起了驱逐北洋军阀湖南督军张敬尧的运动,就是以湘人全体反对[⑤] 为名,采取了联合湖南各界的做法,并没有排斥工商界。正如毛泽东所言:驱张活动的发起,名流老辈小子后生,一齐加入”[],终于在翌年6月取得了驱张运动的全胜。

乘着驱张运动的胜利东风,毛泽东立即发出新号召:“湖南人应该更进一步,努力为‘废督运动’。”[] 这等于是与北洋军阀的北京中央政府作对。为了实现废督,毛泽东进而发起湖南人民自决运动,称:“湖南的事,应由全体湖南人民自决之。……吾湖南人唯一无二之希望与责任,即在恢复自由,不能不求全国同胞热肠志士大大的表予同情。”[]。看来,毛泽东不仅要联合湖南各界,而且还祈求全国各界的支援,当然不会排斥工商界人士。

为促此运动,毛泽东以新民学会为核心成立了一个群众性政治团体——湖南改造促成会,并把矛头直指军阀,公开点了他们的名:“吾侪大胆昌言,湖南者湖南人之湖南也。陆荣廷也罢,唐继尧也罢,段祺瑞也罢,非湖南人,在湖南地域无正当职业之人,不得与闻湖南事。……与湖南文明之创造为对敌者,军阀也,湘粤桂巡阅使也,湘鄂巡阅使也,护国军、靖国军、征南军也。是等之敌对者,一律退出于湖南境地以外,永无再入湖南境内与湖南人对敌。湖南人得从容发展其本性,创造其文明。此吾人所谓湘人自决主义也。”[] 如此公开谴责南北军阀,与他们作对,这在当时绝对被视为狂妄叛逆。但如果发动起全体湖南人,“三千万人,人人要发言,各出独到之主张,共负改造之责任”[],那么湘人自决就决不是不可为之事。

毛泽东6928日在上海报纸上发表的4篇呼吁湘人自决的文章,毕竟离湖南太远,没有引起多大反响。93107,毛泽东又在湖南《大公报》上连续发表10篇文章,再次发起湖南自治运动,并认为此举“是于最大多数的人民心理顶相合的。我料得这最大多数人民必定是(一)种田的农人,(二)做工的工人,(三)转运贸易的商人,(四)殷勤向学的学生,(五)其他不管闲事的老人及小孩子。”[11] 他鼓动道:“不论你是农人也罢,工人也罢,商人也罢,学生也罢,教员也罢,兵士也罢,警察也罢,乞丐也罢,女人也罢,你总有权发言”[12],都可以参与摆脱南北军阀统治的湖南自治运动。毛泽东不仅明确号召商人参加运动,而且还采取了联合资产阶级的行动。他组织并多次参加湖南各界自治运动联席会议和建议召集湖南人民宪法会议各界代表大会,撰写并征集有436人签名的制定湖南宪法的建议书,撰写湖南省城全体市民呈省长请愿书,组织发起有两万长沙市民参加的双十节自治运动请愿游行,组织并代表制宪请愿团参加各公团联席会议。虽然湘人自决运动和湖南自治运动因各界意见不一而不了了之,但毛泽东再二再三地联合资产阶级反对军阀政府的主张与行动,无疑对他以后的思想发展及关于中国资产阶级的理论的创立有着深远的影响。

由此可见,只要真正从中国社会实际出发,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斗争,联合资产阶级的主张就会很自然地产生并且实施。这样论之,可以看出毛泽东由民主主义向马克思主义转变前后的早期思想的发展,存在着这样一个矛盾:当他注重中国社会实际,进行反帝反军阀的斗争时,他提出并实施了联合资产阶级的主张,并没有把资产阶级当作中国社会的统治阶级和革命对象,然而他此时尚未接受马克思主义,还是一个民主主义者;当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把中国资产阶级视为统治阶级,当作革命的惟一对象时,又不能不放弃联合资产阶级的主张,忽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这种左右中国社会的强大的反动力量的存在,结果反而脱离了中国社会的实际。这一矛盾表明毛泽东此时尚未能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社会实际联系起来,做统一的理解,还是个脱离中国社会实际的马克思主义者。不过这非独毛泽东如此,而是当时中国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通病。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这样两条结论:第一,毛泽东早期只是认识到了一般资产阶级的共性,尚未认识到中国资产阶级的特殊性。这就是说,他还未认识到中国资产阶级分为两部分:官僚买办大资产阶级是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附庸,是革命的对象之一;民族资产阶级这一部分是旧中国的新经济新生产力的代表,不仅不当政,反而受到列强军阀的压迫,他们是民主革命的同盟军,而不是革命对象。第二,毛泽东在反对列强军阀的斗争中,产生过联合资产阶级的思想和实践,这正是他注重中国社会实际的结果,也是他超出同代人的一个方面。要知道,党的其他创始人此前几乎都没有这种联资反帝特别是反军阀政府的政治斗争的实践。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虽然有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联合反对封建文化的斗争,但很快就分道扬镳,而且他们当时也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更没有与工商界接触。五四运动的确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中国政府中的亲日派,却没有把矛头指向北洋军阀政府,民族资产阶级也是主动介入。如此而论,毛泽东早期联资反帝反军阀政府的思想与实践,极有助于他以后的思想朝正确的方向发展,为他在党内最早创立关于中国资产阶级的正确理论奠定了必要而充实的思想基础和实践基础。

划分中国资产阶级的尝试

19227月,中共二大根据共产国际远东代表大会的决议,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并由此改变了一大的主张,认为资产阶级不是中国的统治阶级和革命对象,而是革命动力,从而向着认识中国资产阶级的特殊性迈出了第一步。

分清敌我友是革命的首要问题。随着革命实践的深入,党已感到资产阶级中有一部分并不赞成革命,甚至时而反对革命,因而有必要对资产阶级进行区分。毛泽东则是其中的先觉者。19234月和7月,他先后发表《外力、军阀与革命》和《北京政变与商人》两文,前文将资产阶级分为革命的民主派(国民党)和非革命的民主派(即胡适、黄炎培等新兴的知识阶级派和聂云台、穆藕初等新兴的商人派)[13],后文又分为“商人”和“官僚资本家”[14] 显然,派别的区分还不是阶级和敌我的区分,后文已有此意,却仍不是阶级的概念,不过这种划分已经很准确了。

此后的划分多种多样,各有可取之处又有欠缺之处。如陈独秀分为三部分:革命的,受帝国主义和军阀压迫,如海外侨商及长江新兴的工商业家之一部分(他后来称为工商阶级);反革命的,依附帝国主义和军阀,可叫做官僚资产阶级,如新旧交通系;非革命的,即小资产阶级[15]。彭述之按行业分为三部分:银行资产阶级是反对革命的,工业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商业资产阶级中卖国货部分有革命之需要,买办部分是反革命的[16]。党的四大分为大商买办阶级和新兴的工业资产阶级,认为前者和地主阶级都是中国资产阶级之反革命派,后者还在由买办官僚的资产阶级到民族的工业资产阶级之过程中,所以还不能参加民族革命运动[17]。这种看法延续了相当一段时间。1925830,陈独秀在致戴季陶的信中仍断言:“目前还没有一个民族的资产阶级”[18]。瞿秋白也接着说:“这一阶级在中国还很幼稚,而且一部分还没有脱离他们的买办出身,所以还说不上是一种革命力量,还没有变成独立而且集中的政治势力之可能。”[19]

上述的认识可取之处在于:一是以与帝国主义和军阀有无关系作为区分标准,二是提出了官僚资产阶级、买办阶级、民族的资产阶级等概念。不足之处:一是以资本职能为划分标准;二是将小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归于资产阶级范畴,同时认定前者是非革命的;三是否认民族资产阶级的存在及其革命性。

1925121,毛泽东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司令部编的《革命》半月刊第4期上发表篇首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以下不加注号的引文均出自该文),总结了全党包括自己的理论成果,初步创立了关于中国资产阶级的理论。

毛泽东也是以与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关系作为区分标准,但却是惟一标准。他以此将中国资产阶级分为两部分:大资产阶级,“完全为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的要件,即附属于帝国主义。如买办阶级——与外资有密切关系之银行家(如陆宗舆陈廉伯等)商业家(如唐绍仪何东等)工业家(如张謇盛恩颐等)”,“这一个阶级与民族革命之目的完全不相容,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乃极端的反革命派……乃民族革命运动之死敌;民族资产阶级(此概念为毛泽东首创),即“华资银行工商阶级”,“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不能发展”,“这个阶级的欲望为欲达到大资产阶级的地位”,“其政治的主张为国家主义——实现民族资产阶级一阶级统治的国家”,有“以本阶级利益为主体的‘独立’革命思想”,人数有400万。显然,毛泽东认为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独立存在。

毛泽东的划分比之自己两年前及党内其他人的划分无疑有了质的飞跃,但也有不足之处:一是虽未把小资产阶级归于资产阶级范畴,但也没有明确说资产阶级分为两部分;二是按财产多寡分阶级,结果大资产阶级中还包括大地主、官僚、军阀,中产阶级除民族资产阶级外,还包括小地主。由于都包括了地主阶级,因而资产阶级的人数大为增加。这种划分仍含有四大的痕迹。不过,恰恰是这种按财产多寡的划分,才使毛泽东不像他人那样将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混淆起来。

对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初探

列宁在19207月共产国际二大上认为:“剥削国家和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已经有相当密切的关系,所以被压迫国家的资产阶级往往是,甚至可以说在多数场合下,都是一方面支持民族运动,另一方面又按照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意志行事,也就是同他们一起来反对一切革命运动和革命阶级。”[20] 列宁这种把殖民地资产阶级不加以区分,因而把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与买办大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性混为一谈的看法极大地影响了我党,使我党对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性的看法时对时错。

1922615,我党发表对于时局的主张,认为国民党既是比较革命的真的民主派,又“对外有亲近一派帝国主义的倾向,对内两次与北洋军阀携手”,“这种动摇不定的政策,实有改变的必要”[21]7月二大宣言更明确指出:“中国幼稚的资产阶级,已能结合全国的力量,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北京卖国政府”,同时又告诫资产阶级要“避免美国的愚弄”[22]。党把国民党视为中国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并从该党的政治表现上隐约感受到了资产阶级(实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

19234月,陈独秀划分了资产阶级,认为革命的资产阶级仍有“和平苟安的根性”[23],这似乎可以说是我党认识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开端。6月瞿秋白也发表文章笼统地认为:“中国资产阶级自然依赖世界资本主义而时时力谋妥协。……资产阶级其势必半途而辍,失节自卖。”[24] 根本不谈其革命性。

真正对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有初步认识的是毛泽东。当年7月他发文认为,“很敏锐很迫切地感觉”外力军阀二重压迫痛苦的商人“业已改变从前的态度,丢掉和平主义,采取革命方法,鼓起担当国事的勇气”,“已很勇敢地踏上了革命的第一步”;另一方面又对其妥协性有警觉,警告商人“一切不可稍遇阻力就停止不进,或更走向和外力军阀妥协的错路上去”。该文的惟一不足是对商人的革命作用估计过高,认为“商人在国民革命中应该担负的工作较之其他国民所应该担负的工作,尤为迫切而重要”,“商人的团结越广,声势越壮,领袖全国国民的力量就越大,革命的成功也就越快!”[25]

也可能是为促成国共合作,这种估计在陈独秀那里更高,且更有理论。当年底,他著文表示,对工商业幼稚的资产阶级,“不当以其初步积累时懦弱心理决定其全阶级的终身运命”,随着欧战以来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的资产阶级,已经由非政治的态度,发展到和平的政治运动态度,最近更发展到革命的政治运动倾向了”,甚至还认为“殖民地半殖民地一部分向上发展的大资产阶级固然可以趋向革命”[26]。陈独秀正确地指出了资产阶级懦弱的原因是经济上的薄弱,然而这仍是一般资产阶级的初始共性。他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认识仍是肤浅的,因为在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压迫下,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薄弱不可能是暂时的,是始终存在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懦弱也是始终存在的。

国共合作后,由于国民党右派反共活动增多及广州商团趋向反动、广州国民党政府对镇压商团犹豫不决,党内一些人对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出现了估计过低的倾向:“资产阶级不能革命,即革命亦是少数中的极少数”(邓中夏)[27],“资产阶级中反革命的成分居多”(彭述之)[28]。五卅运动中民族资产阶级的妥协性更为明显,再加上国民党新老右派反共分裂加剧,廖仲恺被刺,党开始否定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192510月,党中央第二次扩大会议认为:“这几个月来中国的经验,明显的证实中国资产阶级也和过去时代各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一样……宁可抛弃民族利益而与敌人妥协。”[29] 陈独秀也转了180度,断言中国资产阶级“已是全世界反动的资产阶级之一部分”, “‘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不革命’这一公例,居然又在中国民族运动中证实了”[30]

上述判断也与斯大林有关。当年5月,斯大林断言:殖民地半殖民地“这些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已分裂成两部分即革命部分(小资产阶级)和妥协部分(大资产阶级),前者继续进行革命斗争,后者则和帝国主义结成联盟”,“在这类国家中,共产党人应当从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改行工人和小资产阶级革命联盟的政策”[31],甚至还特别提到中国、印度等。斯大林把民族资产阶级具有革命与妥协的两面性判断为分裂成革命与妥协两部分,而革命部分又指为小资产阶级,这就在实际上完全否定了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

综上所述可知,我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早有觉察,但在列宁斯大林认识的影响下,加上对实际情况缺乏科学分析,所以对两面性的认识总是随形势变化而左右摇摆,未能把大资产阶级的反动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加以区别,因而可以说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没有真正认识到。

就在全党对民族资产阶级革命性的一片否定声中,毛泽东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等文,坚决从中国实际出发,不为民族资产阶级在五卅运动中的妥协和国民党西山会议派的分裂所迷惑,以极大的理论勇气,再次鲜明地肯定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明确指出:“这个阶级对于民族革命乃取了矛盾的态度”,既“需要革命,赞成反帝国主义反军阀革命的运动”,“又怀疑革命”。

毛泽东认真分析了两面性的根源:一方面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欲“达到大资产阶级的地位”,在政治上欲“实现民族资产阶级一阶级统治的国家”,但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帝国主义、买办阶级、官僚、军阀的压迫使他们不能发展”[32],其经济政治要求不能实现,故不能不需要、赞成甚至参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表现其一定的革命性;另一方面,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政治要求又必然受到国内外无产阶级的压抑,特别是无产阶级成为革命主力军且得到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民族资产阶级的目标“可以断定它仅仅是个幻梦”,因此它又怀疑革命,对敌妥协。阻止其目标实现的两方面压力是同时存在的,这就使它不得不革命又不能不妥协,时刻表现两面性,“‘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乃活画出这个阶级的矛盾惶遽态度”。这种对两面性的寻根探源,便从理论上说明了两面性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特有的阶级属性。

毛泽东还对该阶级两面性的表现特点作了探索:总的表现是“介于革命与反革命之间动摇不定”[33],其次是“赶快的分化,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没有他们‘独立’的余地”。毛泽东还以与帝国主义军阀有无关系为标准考察两面性在民族资产阶级各阶层中的表现:“买办阶级与非买办阶级,有一部分是未能截然划分清楚的”,“这类人并不是纯民族资产阶级性质,可以叫他们做‘半民族资产阶级’。这种人乃是中产阶级的右翼,只要国民运动的争斗加紧,这种人一定很快的跑入帝国主义军阀的队伍里,和着买办阶级做着很好的伙伴。中产阶级的左翼,即与帝国主义军阀完全无缘者,此派在某种时候(如抵制外货潮流高涨时),颇有革命性。但其夙持之空虚的‘和平’观念极不易破,而且对于所谓‘赤化’时时怀着恐惧,故其对于革命极易妥协,不能持久”。可见,两面性在两翼身上的表现是有差异的,在左翼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而右翼更易于偏向反动。

通过对两面性的分析,毛泽东对民族资产阶级总的估计是“还站在半反革命的地位”,“还不是我们正面的敌人”。这一估计虽稍感有些过,但与当时党内视民族资产阶级为敌的看法有本质上的不同。毛泽东是把该阶级当作“中间阶级”,当作还是可以革命的力量(至少是左翼)看待的。譬如在11月的《答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问》中,右翼是打倒对象之一,而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右翼改为“临于反革命”,不再是正面之敌了。

当然,毛泽东对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认识仍有不足。首先是右翼的面估计大了。在上述两文中,左翼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其中“少数历史和环境都有特别情况的人”还是革命者,到了19261月的《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一文中,左翼仅是这些少数特别情况的人,这样就把右翼扩大了。左翼是少数当然符合实际,但其余都是右翼则有些扩大了。这种估计有当时环境的影响,也与分析方法有关。民族资产阶级大多数都与帝国主义封建势力有联系,以有无联系作为区分左右翼标准,自然扩大了右翼面。实际上民族资产阶级多数处于中间状态,左右两翼都是少数分子,只分两翼,容易把中间部分划入右翼。这种划分显然不利于争取处于中间状态的多数的。

其次,毛泽东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相当多数转向敌方的可能性强调多些。对他们转到敌方后绝大多数仍是动摇的,仍有转过来的可能性没有论及,从而没有把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的理论贯彻到底。这种情况既有受党内视民族资产阶级为敌估计的影响,更主要的还是当时的客观现实尚未提供全面认识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充分条件。如同买办大资产阶级也有其两面性,我党只是在土地革命后期才认识到的。正如毛泽东后来多次指出的那样:“中国资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这种二重性,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和党的建设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不了解中国资产阶级的这种二重性,就不能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和党的建设。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的重要一部分,就是同资产阶级联合又同它斗争的政治路线。中国共产党的党的建设的重要一部分,就是同资产阶级联合又同它斗争的中间发展起来和锻炼出来的。”[34]

又联合又斗争政策的初步提出

在列宁和共产国际指导下,我党从提出民主革命纲领(二大)那一天起就制定了同资产阶级民主派建立联合战线的策略。

毛泽东早期有过联合资产阶级的想法和实践,并取得驱张运动的胜利,自然是该策略最积极的拥护者和宣传者。1923年他在两篇文章中表示:“以后中国政治的形势将成为下式:一方最急进的共产派和缓进的研究系、知识派、商人派都为了推倒共同敌人和国民党合作,成功一个大的民主派;一方就是反动的军阀派。中国政治的结局是民主派战胜军阀派”[35]。并且强调:“这个革命是国民全体的任务,全国国民中商人、工人、农人、学生、教职员、都同样应该挺身出来担负一部分革命的工作”,“革命的大业不是容易的事,在向来外力军阀两重压迫革命的中国环境里更不是容易的事,惟有号召全国商人、工人、农人、学生、教职员,乃至各种各色凡属同受压迫的国民,建立严密的联合战线,这个革命才可以成功”[36]。毛泽东正是看透了敌强我弱的政治形势,从而深刻认识到统一战线及联合民族资产阶级政策的重要性。

1925年,党在斯大林影响下欲改行工人和小资产阶级联合的政策时,毛泽东不改初衷,仍认为:“目前的内外压迫,非一阶级之力所能推翻,主张用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合作的国民革命”[37]。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毛泽东把民族资产阶级与买办大资产阶级加以区别,认为前者虽有妥协、怀疑革命的一面,但也有反帝反封要求,赞成革命的一面,其“左翼有时可参加革命”,“可以把他当作我们的朋友”,是革命的一种力量,其“右翼临于反革命”,也“还不是我们正面的敌人”,与列强军阀官僚买办仍有不同。毛泽东通过对中国资产阶级的区分和对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分析,提出了打击买办大资产阶级,联合民族资产阶级,但要分清两翼,区别对待的策略思想。192691,毛泽东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中进一步明确表示其观点:“我总觉得都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应该起来猛击买办阶级,并直接对付帝国主义,进步的工人阶级尤其是一切革命阶级的领导”,党要引导农民“与城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合作建立起联合战线”[38]。这段论述实际上已蕴涵了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联合反帝反封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

要实现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合就必须有所让步,开始我党对此尚未意识到。党的二大尽管提出了民主革命纲领和联合战线政策,但还是强调:“资本家与工人中间没有相同的点,他们中间的利益的冲突,是不能调和的,所以工会不但不要去调和资本家和劳动者的利益,还要使这种争斗更加紧张。一个争斗接着一个争斗”[39]。而毛泽东在二大前就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192251,他在湖南《大公报》上发表《更宜注意的问题》一文,说道:“劳动全收权自然是共产主义实行以后的事,这无论怎么样聪明的资本家也不会注意的。……若生存权和劳动权,并不违背资本家的利益,实在值得大家注意。”[40]在国共合作方针确立后,毛泽东对必要的让步更为确信,在《外力、军阀与革命》一文中,他相信为了推倒共同敌人,共产党会“暂放弃他们最急进的主张,和较急进的国民党合作”[41]

在同民族资产阶级(国民党为其政治代表)联合的实践中,党也在探求同它斗争的政策。为了防止被资产阶级融合,党的二大三大都制定了在联合战线中保持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独立性的各项措施。同民族资产阶级斗争的焦点是争夺革命的领导权。党的二大已朦胧意识到工人阶级将会成为“革命领袖军”[42],党的三届一中全会提出我党应“努力站在国民党中心地位”[43]。党的四大更明确把无产阶级领导权写入决议。但是在陈独秀“二次革命论”的影响下,党对领导权的认识并不深刻,不知道领导权必须争夺才能得到,存在着天然领导权思想。

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动摇性和某种程度上的反动性,党的二大三大都提出要批评督促。19245月党的第一次扩大会议还制定了扩大左派、打击右派的方针。四大更进一步要求:“对于国民党政治上妥协政策,尤其是不利于工人、农民的行动,我们必须暴露其错误,号召工人、农民群众起来反抗。”[44] 四大后,党对戴季陶主义进行了理论上的大批判,并同分裂的西山会议派进行了坚决斗争。毛泽东在《政治周报》14期上发表了19篇文章、按语和报道,深刻揭露了国民党右派投降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反革命面目。

毛泽东不但在实践中坚持了斗争政策,而且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等文中正确地分析了民族资产阶级,为党的斗争政策提供了理论根据。首先,他指出民族资产阶级不仅已经存在,而且还企图领导革命,搞它一阶级的独立革命。这在实际上否定了天然领导权的可能性,提出了争夺领导权的必要性。很明显无产阶级领导权不是宣布民族资产阶级不存在不革命或排斥出统一战线就能得到的。其次,毛泽东深刻地分析了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揭露了它的妥协性动摇性,指出:“断不能望其勇敢地跑上革命的路,跟着其余的阶级忠实地做革命事业”,因此要“时时提防他,不要让他乱了我们的阵线”,从而提出了同民族资产阶级斗争的必要性。毛泽东还揭露并批判了民族资产阶级建立资产阶级专政国家的政治企图,提出“实现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的联合统治,即革命民众的统治”[45] 的政治目标,这就不仅指明了斗争方向,而且还把斗争同争夺政权联系了起来。

总之,我党在大革命前期和中期,虽然有过一些偏差,但基本上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了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尽管这一政策极不完善,特别是经济政策更加缺乏。毛泽东对这一政策不仅做出一些有益的探索,而且以他的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的理论为这一政策提供了理论根据。只是在大革命后期,即从1926320“中山舰事件”起,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抛弃了这一政策,只讲联合不讲斗争,一味退让,才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

结束语

毛泽东为什么能在党内第一个创立关于中国资产阶级的正确理论,有两点重要原因:一是毛泽东早期有过联合资产阶级反对军阀的思想和革命实践,并取得胜利,由此深知团结最大多数人民来反对极少数敌人的重要性。二是毛泽东非常注重中国实际,认真调查研究。建党后,他深入到粤汉铁路、安源路矿、水口山铅锌矿、岳州铁路、长沙泥木工等工矿和韶山农村中进行调查研究。他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载于192611《中国农民》第1期),前文把中国社会分出5个阶级15个阶层(不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左右两翼),每个阶层的人数都标得清清楚楚;后文把中国农村分为4个阶级8个阶层,其中的自耕农又分了3层。两文都把各阶层对于革命的态度的差别描写得细致入微。没有对于中国社会实情的深刻把握,是根本写不出这样的文章的。相类似的文章只有领导工人运动的邓中夏的《我们的力量》一篇,对中国工人的分布及人数写得非常清楚,但对资产阶级的分析则过于偏激,根本否认其有参加革命的可能性。

应该说,毛泽东在大革命时期创立的关于中国资产阶级的理论还是很不完整很不完善的。毛泽东此时也没有成为党的最高领袖,因此他的理论没有成为全党的共识,也就得不到全面认真的贯彻,甚至被陈独秀搁置一旁,导致革命失败。这正表明了我们党尚处于幼年期,一如毛泽东后来所言:“我们常说中国共产党在一九二七年的时候是幼年的党,从主要意义上来说,就是指我们党在同资产阶级联盟的时候,没有看到资产阶级会叛变革命,而且也没有做好应付这种叛变的准备。”[46] 在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是中央根据地的领袖,他的理论得以应用,在实践中得到发展而基本形成。但由于居于全党领导地位的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主导了党的基本行动,致使党和革命再次遭到重大挫折。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以其远见卓识而成为全党的领袖,他的关于中国资产阶级的理论有了系统的发展而趋于成熟,并成功地指导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解放战争反蒋统一战线以及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爱国统一战线的实践。从此,党不断发展壮大,并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两大胜利。可见,“党的失败和胜利,党的后退和前进,党的缩小和壮大,党的发展和巩固,都不能不联系于党同资产阶级的关系”[47] 。毛泽东关于中国资产阶级的理论无疑是他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和统一战线理论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正如毛泽东所言:“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发展道路,是在这样同中国资产阶级的复杂关联中走过的。这是一个历史的特点,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过程中的特点,而为任何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史中所没有的。”[48] 由此可知,虽然列宁、斯大林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革命的理论为中国共产党认识和处理同中国资产阶级的关系指示了方向,但是无论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列宁、斯大林,由于他们没有这方面的实践,不可能具体解决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资产阶级的理论问题,因此,关于中国资产阶级的理论,完全是中国共产党的独创。毛泽东总结党同资产阶级又联合又斗争的实践经验,集中全党智慧,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通过自己的理论思考,所创立的关于中国资产阶级的理论,无疑是对马列主义革命理论的重大发展。这一理论不仅是中国共产党所以指导中国革命取得完全胜利的理论财富,而且对继中国之后的亚非拉人民的独立解放斗争起到了极大的理论借鉴和指导作用。

毛泽东关于中国资产阶级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与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是马克思主义的,又具有中国特色。它的创立和发展,为我们树立了马克思主义同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成功典范。今天回顾这一理论的创立过程,既能使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发展道路以及毛泽东对马列主义革命理论的创造性发展,也有助于我们在社

会主义改革与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发挥创新精神,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不断推向新阶段。

作者简介:李晓勇,男,1950年生,北京市人。中共党员,法学硕士。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毛泽东思想室副研究员。

研究方向为毛泽东思想和中共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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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伦理学原理〉批注[A],1917-1918. 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C]. 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 151-152.

[] 毛泽东:民众的大联合(一)[N], 湘江评论, 1919-7-21, 2号。同上书, 339341.

[] 毛泽东书信选集[C].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6.

[] 毛泽东:民众的大联合(三)[N], 湘江评论, 1919-8-4, 4号。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C].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 394.

[] 毛泽东:湘人力争矿厂抵押呈总统府、国务院及外、财、农商三部文[A],1919-12-27. 同上书, 458.

[] 毛泽东:湘人为人格而战[N], 上海:时事新报,1920-6-9. 同上书, 481.

[] 毛泽东:湖南人再进一步[N], 上海:时事新报,1920-6-11. 同上书, 483.

[] 毛泽东:湖南人民的自决[N], 上海:时事新报,1920-6-18. 同上书, 487.

[] 毛泽东:湖南改造促成会复曾毅书[N], 上海:申报、民国日报, 1920-6-28. 同上书, 489.

[] 同上, 491.

[11] 毛泽东:绝对赞成“湖南们罗主义”[N], 湖南:大公报,1920-9-6. 同上书, 511.

[12] 毛泽东:释疑[N], 湖南:大公报,1920-9-27. 同上书, 520.

[13] 毛泽东文集(1)[C].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0.

[14] 毛泽东:北京政变与商人[J]. 向导周报,1923-7-11, 3132合期。

[15] 陈独秀: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J]. 向导周报,1923-4-25,22期。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一)[C].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1-22.

[16] 彭述之:谁是中国国民革命之领导者[J]. 新青年季刊,1924-12, 4期。

[17]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A] ,1925-1.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二)[C].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74-75.

[18]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三)[C]. 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编, 348.

[19] 瞿秋白: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A],1925-9.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一)[C]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59.

[20] 列宁: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的报告[A],1920-7-26. 列宁选集(4)[C].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77.

[21]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一)[C].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334.

[22]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一)[C].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3.

[23] 同上, 20页。

[24] 瞿秋白:〈新青年〉之新宣言[J]. 新青年季刊,1923-6-15, 1期。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一)[C].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416-417.

[25] 毛泽东:北京政变与商人[J]. 向导周报,1923-7-11, 3132合期。

[26] 陈独秀: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J]. 前锋,1923-12-1, 2号。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一)[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8-30.

[27] 邓中夏:我们的力量[J]. 中国工人,1924-11, 2期。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二)[C].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67.

[28] 彭述之:谁是中国国民革命之领导者[J]. 新青年季刊,1924-12, 4期。

[29]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C].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 398.

[30] 陈独秀:中国民族运动中之资产阶级[J]. 向导周报,1925-11-21, 136期。

[31] 斯大林:论东方民族大学的政治任务[A],1925-5-18. 斯大林全集(第7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122124.

[32] 毛泽东: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N]. 政治周报,1926-1, 4期。毛泽东文集(1)[C].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8.

[33]  同上, 25.

[34] 毛泽东:共产党人发刊词[A],1939-10-4. 毛泽东选集(2)[C].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08.

[35] 毛泽东文集(1)[C].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0-11.

[36] 毛泽东:北京政变与商人[J]. 向导周报,1923-7-11, 3132合期。

[37] 毛泽东:答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问[A],1925-11-21. 毛泽东文集(1)[C].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8-19.

[38] 同上书, 39.

[39] 关于“工会运动与共产党”的议决案[A],1922-7.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一)[C].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9. 351.

[40] 毛泽东文集(1)[C].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9.

[41] 同上, 10.

[42]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一)[C].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4.

[43]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C].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 147.

[44] 同上, 280.

[45] 毛泽东:答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问[A],1925-11-21. 毛泽东文集(1)[C].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9.

[46] 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A],1959-121960-2. 毛泽东文集(8)[C].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110.

[47] 毛泽东:共产党人发刊词[A],1939-10-4. 毛泽东选集(2)[C].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05.

[48] 同上, 6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