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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思想

论陈云的综合平衡思想与实践——兼论两种平衡观的是与非
 
 
 

 李晓勇(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100732

 

摘要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的经济建设中,存在着两种指导思想:一种是综合平衡论,即从平衡到平衡(年年按比例进行综合平衡)的所谓稳步发展的建设路线;一种是不平衡论,即从不平衡到平衡再到不平衡的所谓高速发展的建设路线。两种平衡观的实质是要平衡与要不平衡之争。它们的实践结果截然相反。以今天市场经济的观点看,计划经济时代的这种争论意义不大。然而以历史的观点看,当时经济建设的实践结果则可以判断出这两种平衡观的正误。

关键词陈云,综合平衡论,不平衡论

 

 

新中国在3年的国民经济恢复期后,毫不犹豫地立即选择了苏式的计划经济体制,并开始探寻计划经济的运行规律。虽然1953年就已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但是关于这个计划的详细报告却是在19557月的一届人大二次会议上由李富春宣读的。这说明由于这个计划是苏联协助我国制定的,所以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对计划经济的特点和规律尚未有深刻的认识和经验。这从各种中央文件的汇编本中可以印证。在1956年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以前的3年中,绝大多数的文件都是有关于社会主义的三大改造,除了关于重视农业手工业的两三个文件,几乎看不见有关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指导文件和讲话。

然而,这并不能证明我们党对苏联的方案是盲目地全盘地接受的。这从19521222《中共中央关于编制1953年计划及长期计划纲要若干问题的指示》中可以证实。该指示在综合平衡问题上强调:“盲目铺摊子的现象必须克服,只顾小局、不顾大局的思想必须批判。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建设符合于国家全体的利益和长远的利益。”在农轻重问题上强调:“集中力量保证重工业的建设,……决不能理解为可以忽视轻工业的发展、农业和地方工业的发展……如果那样,显然也是错误的。”在计划问题上特别强调:“必须以科学的态度从事计划工作,使我们的计划正确地反映客观经济发展的法则。离开科学的根据和不具体分析实际状况以及不正确地估计我们主观力量增长的可能性,同样是不能做好计划工作的。因此,具体了解情况,作周密的调查统计,以便熟知国民经济的状况,工业的现有设备,原料的分布及其发展前途,天然资源及其合理利用的可能性,国家建设和人民需要的状况,人力和资金的可能性以及各种经济、各种工业之间正确的发展比例等等,正是我们正确制订计划的基础。” []  陈云参与制定的这一指示表明我们党对搞计划经济要做好综合平衡已经有了初步认识。

如果这说明不了什么,还可以具体看看1955年副总理兼计委主任李富春关于一五计划报告所提供的数字:5年基建投资共427.4亿元,工业部门为248.5亿元,占58.2%,农业林业水利部门为32.6亿元,占7.6%(其他投资略)。李富春解释道:“农业方面国家投资的比例不算大,这是因为五年内农业还不可能广泛地实现机械化,更大规模的水利建设和林业建设也还不可能全面展开;同时,农业、林业和水利部门的基本建设投资额并没有包括农村救灾费、农业贷款等项,更没有包括农民自己投入生产的资金。如果把这几笔钱都算进去,则五年内为发展农业的资金总数将接近于工业的投资数字。” []  这一解释既合乎实际,又表明国家对于工农业的比例关系仍然是十分重视的。

必须承认,苏联帮助我们制订一五计划时,已经参照了他们35年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也考虑了我国的情况及他们所能提供的援助。譬如,19528月,周恩来、陈云、李富春率代表团赴苏征询一五计划意见时,斯大林在一个月内两次会见他们,建议我国把计划5年工业年均增长20%的指标降到15%14%,并说计划不能打得太满,必须留有后备力量。19534月,米高扬向李富春通报苏共中央和国家计委的意见,其中就有:工业年均增长调到1415%,以保证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大力发展手工业和小工业;要十分注意农业的发展;工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要大于职工人数的增长速度,以保证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要大于工资的增长速度,以保证国家的积累,技术人员的增长速度要大于工人的增长速度,以保证技术水平的提高,等等。我国领导人在接受这套方案时,也根据我国的建设经验和国情加以修改,比如一五计划基建投资安排重工业占36.2%、轻工业6.4%、农业7.1%,其余一半用于其它,重、轻之比不足61,而苏联一五计划的重、轻之比为91。这表明我们党对于工业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也是十分重视的。正如中宣部195312月颁发的《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所言:“在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的同时,必须相应地、有计划地发展交通运输业、轻工业、农业、商业和文化教育事业。如果没有这些事业的相应发展,不但人民的生活不能改善,人民的许多需要不能满足,就是重工业的发展和工业化的实现也是不可能的。” []

陈云正是上述决策的制定者和忠实执行者。早在19443月依照中央政治局“今后陈云的工作转入生产方面” [] 的决定任西北财经办副主任(主任贺龙)时,陈云就开始关注财经工作,并具体领导了陕甘宁边区及而后的东北解放区的经济工作,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解放后,作为中央财经委主任(19497月)、党中央的五大书记(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之一(19506月七届三中全会决定陈代理任弼时书记工作,10月任去世后为正式书记),他不仅主管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而且还直接领导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和贯彻工作。他的丰富的实践经验与出色的工作成绩使他获得了毛泽东的赞许,被誉为我们党的经济专家。我们在《陈云文选》中可看到,1953年他在经济工作上提出了不少意见,这样的文章有《粮食要统筹统支》、《实行粮食统购统销》、《食油产销情况及处理意见》、《改善副食品的产销状况》,这几篇对当时紧张的粮油副食(肉蛋鱼菜杂品水果)的生产和供应提出了许多极其有效的办法;《对财经工作的几点意见》、《克服财经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两文对物价政策、降息问题、财政问题、预算编制问题、公私商业问题、税收工作、商业工作等都提出了许多中肯切实的意见和措施。由此可以看出,陈云对1953年的经济工作真可谓殚精竭虑、呕心沥血。

在周恩来、陈云等同志的领导下,一五计划的第一年1953年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具体数字略)。19543月,中央决定成立以陈云为组长的8人编制小组,接手一五计划的第五次编制工作。陈云认真总结了1953年的建设经验,制定出了《五年计划纲要(初稿)》。630,他向中央汇报时,提出了著名的四大比例(工农业、轻重工业、重工业各部门、工业与铁路运输)和四大平衡(财政收支、外汇收支、社会购买力与商品供应、煤电木材等主要产品供需)说,还用了许多数字加以说明,将他的综合平衡思想系统化具体化,并有了可操作性,从而深化了1952年底的中央指示精神。他还阐释了比例与平衡的关系:“合比例就是平衡的;平衡了,大体上也会是合比例的。” 并指出:“样样宽裕的平衡是不会有的,齐头并进是进不快的。但紧张决不能搞到平衡破裂的程度。”在四大平衡中,他特别重视财政收支平衡,强调:“在财政上必须反对两种倾向:一种是冒进,即将财政收入全部分出去,搞到中途预算破裂。一种是保守,既有钱不用,妨碍建设。” []  概言之,陈云主张按比例和紧张平衡,反对冒进、齐头并进和破坏平衡。19548月,在陈云四大比例、四大平衡思想及其《纲要》的基础上,8人小组制定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初稿)》。11月,陈云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用11天时间加以讨论修改。19553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了该草案并提交7月的全国人大审议通过。

在陈云的综合平衡思想的直接指导下(这样的文章有《加强市场管理和改造私营商业》、《关于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解决私营工业生产中的困难》、《坚持和改进粮食的统购统销》等),1954年和1955年的经济建设继续取得了巨大成效(具体数字略),财政收入从1951年起已经连续5年平衡有余。毛泽东1956425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时,对此也予以肯定:“在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上,我们没有犯原则性的错误。我们比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作得好些。……我们对于农业、轻工业是比较注重的。我们一直抓了农业,发展了农业,相当地保证了发展工业所需要的粮食和原料。我们的民生日用商品比较丰富,物价和货币是稳定的。” []

 

 

然而,毛泽东的肯定并不表明他对一五计划头3年的建设速度是满意的。

1955年夏,毛泽东批评了副总理兼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的“右倾”,农业合作化运动出现了高潮,随之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手工业的改造也加快了。国际上由于19537月朝鲜停战协定签字、19544月中国首次出席世界和平理事会东柏林会议、7月周恩来出席的日内瓦会议达成印度支那停战和恢复和平协议、19554月中国出席新德里亚洲国家会议和万隆亚非会议以及6月的赫尔辛基世界和平大会和8月的东京禁止原子弹氢弹大会,国际形势也出现了缓和的趋势。

在这种国内外形势下,125,刘少奇传达毛泽东“我们要利用目前国际休战时间,利用这个国际和平时期,再加上我们的努力,加快我们的发展,提早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 ,“中心思想是要讲反对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的指示,并阐发说:“一切工作都要反对保守主义。毛主席说:‘我们可以有几条路前进,几条路比较一下,要选一条比较合理、正确的路线。’按常规走路,时间拉得长,成绩不大,这是保守路线。现在各方面的工作都落后于形势的发展,我们有不少同志正在走着这条保守的路线。工业部门不要骄傲,要加油,否则,就有出现两翼走在前面而主体跟不上的现象。” []  这些话让人感到,毛泽东对一五计划头3年的建设速度并不满意,认为执行的是按常规走路的保守路线。后来他确实这样表白:“搞第一个五年计划,对建设还是懵懵懂懂的,只能基本上照抄苏联的办法,但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 []  1227,毛泽东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作序,又向全国发出了号召:“中国的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事业的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已经不能完全按照原来所想的那个样子去做了,这些都应当适当地扩大和加快。” []

显然,按陈云的综合平衡思想去落实一五计划,已被认为跟不上形势,是保守路线。而不按综合平衡办事,惟一的选择只有以不平衡思想作为经济建设的指导路线。果然,刘少奇在传达上述毛泽东的指示时就这样说道:“客观事物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平衡不断被冲破是好事。不要按平衡办事,按平衡办事的单位就有问题。” []

当然,在今天看来,市场经济的办法比综合平衡的办法更好。然而在当时已采用计划经济体制(作为社会主义制度是不可更改的)且党的领导人对之懵懵懂懂的情况下,搁置陈云的办法,尝试其他的办法(在计划体制内),绝不是什么不可为之事,万一成功呢,毕竟“草鞋没样,边打边像” [11](这是毛泽东爱用的一句谚语)嘛。

就这样,在不平衡思想指导下,从1955年底开始,1956年的经济建设出现了加速发展的现象。各省市各部委纷纷在原计划指标上添丁加卯,以下各级更是层层加码,无非是追加投资多上项目。比如,1956年基建投资原定112. 7亿元,很快就被追加到200多亿元;原定一五计划基建项目开工694个,建成455个,最后竟被分别追加到800个和500多个。这种冒进现象甚至出现在二五计划和1957年年度计划的编制工作上。

加速经济发展,周恩来、陈云等国务院主管何尝不想这样。周恩来听了主席指示后,就立即编了副对联表示接受批评:“上联:客观的可能超过了主观的认识;下联:主观的努力落后于客观的需要。” 而当“各方面千军万马,奔腾而来” ,“基本建设一多,就乱了,各方面紧张”(周恩来语)[12],资金物资出现了紧张紧缺的局面后,他们的头脑立即冷静了下来,开始从防止冒进到反对冒进。他们一方面核定各种数字特别是国家财力物力的实际数字,一方面提出各种既压缩了指标又不伤害各省市各部委积极性的方案。尽管如此,1956年的冒进还是发生了,虽然在周恩来陈云等人反冒进的干预下后果并不算太严重。陈云在这一年又得使用他的“救火车”本领,当市场出现供应紧张时,他马上拿出了《解决猪肉和其他副食品供应紧张的办法》。

应该说,1956年的经济建设确实出现了高速度,工业总产值增长28.1%(在“一五”5年中仅次于1953年的30.3%),特别是国家基本建设投资比上年猛增了62%,其中完成总额比上年增长54.7%(均为“一五”最高)。然而这种高速度是高投入带来的代价极大的非正常高速度:这一年基本建设拨款比上年多用了51亿元;由于职工人数猛增(计划招工84, 实招230万)和工资改革控制不严,工资福利支出多花了37亿元;为提高农业投资比例造成农业贷款多投放了19亿元。结果,财政收支在5年结余后又出现了达18亿元的赤字;市场货币流通量比上年增加17亿元,而商业库存却减少了19亿元,造成市场供应极其紧张。这样的后果为1957年的经济建设造成了极其困难的前提条件。正如薄一波所说:“如果不是党中央、国务院及时采取正确的方针,遏止来势很猛的冒进倾向,……那么,1958年‘大跃进’那样的大灾难,就有可能会提前到来。” [13]

 

 

1956年特别是上半年的冒进,使周恩来、陈云认识到不平衡论只能造成国民经济的混乱。在反冒进的过程中,他们重新肯定了综合平衡指导思想的正确性,并在9月党的八大上提出了一条经济建设路线,这就是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坚持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路线,并得到了大会的认可。陈云在大会上还就计划经济体制的机制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主体,个体经营是补充;计划生产是主体,自由生产是补充;国家市场是主体,自由市场是补充)的创见,又为我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增加了活力。

接着,在当年119日召开的研究1957年主要控制指标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周恩来主张采取退的方针,陈云则更进一步地大胆提出:“宁愿慢一点,慢个一年两年,到三个五年计划,每个五年计划慢一年。稳当一点,就是说‘右倾’一点。‘右倾’一点比‘左倾’一点好。”周恩来跟着说:“这不发生‘左倾’、右倾的问题。不象政治方面,‘左’了就盲动,右了就投降。” [14]  在第二天召开的讨论1957年计划和建设方针的八届二中全会上,周陈二人坚持以综合平衡为指导,提出了“保证重点,适当收缩”的方针,并使之成为与会者的共识。

195718-10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陈云、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等人座谈1956年的经济工作,陈云就防止建设规模超出国力的危险谈了自己的看法。17日在省市自治区书记会上,陈云进一步阐发了他的这一认识,从而深化了他的综合平衡思想,他指出:建设规模必须和国家的财力物力(即投资、机器设备和原材料、消费物资、外汇四个方面)相适应。适应还是不适应,这是经济稳定或不稳定的界限,并认为在这个问题上纠正保守比纠正冒进要容易些。为防止建设规模超过国力,他提出了五条原则:财政收支和银行信贷都必须平衡且略有结余;物资分配先保证必需的生产和消费,然后再供应必需的建设;人民购买力提高的程度必须和消费品增长的程度相平衡;基建规模和财力物力的平衡,不单要看当年,而且必须瞻前顾后;农业对建设规模有很大约束力,必须考虑农产品的供给量 [15]。无疑,这五大平衡比两年半前他提出的四大平衡(财政和外汇收支、购买力与商品供应、主要产品供需)更全面更深刻更理论化了。

陈云的讲话对毛泽东有很大的触动,1个月后,他在最高国务会议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表示:“我国每年作一次经济计划,安排积累和消费的适当比例,求得生产和需要之间的平衡。所谓平衡,就是矛盾的暂时的相对的统一。过了一年,就整个说来,这种平衡就被矛盾的斗争所打破了,这种统一就变化了,平衡成为不平衡,统一成为不统一,又需要作第二年的平衡和统一。这就是我们计划经济的优越性。事实上,每月每季都在局部地打破这种平衡和统一,需要作出局部的调整。有时因为主观安排不符合客观情况,发生矛盾,破坏平衡,这就叫做犯错误。” [16]   毛泽东在这里实际赞同了周恩来陈云“平衡——不平衡——平衡”的平衡观,并认可破坏平衡就会犯错误的观点,从而为1957年的经济建设定了调子,铺平了道路。陈云在这一年担任了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组长(中财委1954年撤消),他极其活跃,就经济工作发表了很多意见,收入文选的有《就市场问题答新华社记者问》、《一定要把蔬菜供应问题解决好》、《重视粮食工作》、《经济体制改进以后应该注意的问题》、《解决吃穿问题的主要办法》以及关于改进工业、商业和财政管理体制的三个规定等。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如果说1956年的冒进受到了周恩来、陈云反冒进的干预,那么,1957年的经济建设也受到了政治思想领域的“左”倾的影响。19576月开始的反右派运动,随之把知识分子再划入资产阶级范畴,10月的八届三中全会改变八大提法,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作为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这一切不能不波及到经济建设领域,反冒进的行动及其领导者在这次会议上开始受到批评。同样,如果说反冒进未能改变1956年冒进的总趋势,那么更可以说政治思想领域的“左” 倾也已来不及改变1957年的经济建设仍按综合平衡思路的惯性进行的总趋势。

1957年的建设速度虽然没有1956年高,确是十分积极、健康和高效益的: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加11.4%,超过原定计划21%;基建投资被周恩来陈云压到111亿元,为上年的79.4%,但仍然超过一五计划所规定的1957年投资额14亿元。副总理兼经委主任薄一波在当年7月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作关于1957年计划草案的报告时指出:1957年基建投资额的确定,“在材料供应方面和财政方面,都进行过反复的平衡计算”,既能“保证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任务,又有利于1958年计划的安排;既能够使1956年造成的某些原材料和某些机械设备的供应紧张情况缓和下来,有利于生产的发展,又可以尽量地减少建筑力量的窝工损失和设备的积压” [17] 就这样,1957年抹平了1956年冒进造成的物资紧张和财政赤字,做到了平衡有余,当年商品货源显著大于当年社会购买力,市场繁荣,补足了上年的亏空。1957年后来被公认为建国头30年经济效益最好的一年,这一结论甚至被记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而且是建国32年惟一得此评价的年份,可见1957年的经济成效有多么大。

总之,1957年的经济建设为一五计划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而整个一五计划,除了1956年冒进了一下,发展仍是健康的,并且1956年的冒进在当年就遇到了阻力,后果并不严重,同时也得到了1957年的弥补。这样看来,“一五”同受到大跃进冲击的“二五” 、受到文化大革命冲击的“三五”“四五”和受到洋跃进冲击的“五五” 比起来,简直是太顺利太圆满了。更可以这样说,陈云的综合平衡思想对一五计划的全过程起到了主导作用,并且得到了完全的实现。在建国头5个五年计划中,也只有“一五”得到《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肯定。可见,一五计划证明,陈云的综合平衡思想完全符合计划经济的运行规律,对我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

 

                                      

 

不过,在当时,中央有些同志对1957年却有不同的看法,比如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就认为1957年与1956年、1958年上半年相比是马鞍形的底部。他们认为,1957年虽然平衡有余,却是一五计划中的次低速(工业产值年增率:1953年为30.3%195416.3%19555.6%195628.1%195711.4%),难以证明综合平衡的正确性;1956年虽有赤字,却是次高速,因而不能证明不平衡论指导思想是错误的。甚至有根据证明综合平衡论是错误的:因为在其指导下,不仅“一五”头3年的速度一年不如一年,而且1957年的速度连1956年的一半都达不到;再从哲学上讲,综合平衡论主张的净是平衡,不打破平衡,显然是形而上学,违背辩证法;上纲上线就更不得了,一是综合平衡论压制了各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是给群众运动泼冷水,二是反冒进受到了国外反斯大林、波匈事件和世界反苏反共高潮的影响,又给国内右派猖狂进攻以相当影响,是方针性错误,三是反冒进同志与右派坐到了一条板凳上,离右派不远了,只差50

如此看来,只有不平衡论才是正确的,既符合哲学原理,又能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立场,虽然一时会造成物资紧张财政赤字,但不平衡发展至极就会出现新的平衡,然后又是不平衡,如此循环往复不已就会促进经济高速发展。

当时的形势也再一次成为肯定不平衡论的根据。195711月,毛泽东出席了在莫斯科举行的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大会、社会主义12国党代表会议和64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由于国际形势向着有利于社会主义阵营的方向发展,由于国际共运总体战略由革命与战争转变为和平共处和平竞赛,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代表中苏两党共同倡导社会主义阵营的经济赶超运动(详情见作者本人的《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国际动因》,新疆自治区党校和行政学院《实事求是》2003年第1期)。1113 1212,《人民日报》先后发表两篇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和《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正式公开批评反冒进。19581月的杭州会议、南宁会议和2月北京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大批反冒进,急于求成的情绪又高涨起来,开始提出大跃进计划。2328日,《人民日报》先后发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和《打破旧的平衡,建立新的平衡》两篇社论,再次公开批判反冒进,鼓吹不平衡论,可笑的是社论所肯定的“平衡——不平衡——新的平衡”的公式,恰恰是周恩来陈云所主张的。而不平衡论的公式正相反,是“不平衡——平衡——不平衡” 。在5月的八大二次会议后,大跃进运动开始了,陈云被搁置一旁。

在不平衡论的指导下,大跃进运动竟持续了3年!我们知道,1956年的冒进由于受到周恩来陈云反冒进的干预,后果还不算严重。而19581960年的大跃进,完全抛弃了综合平衡的指导路线,后果的严重性是无法形容的,几乎使比例彻底失衡的国民经济达到崩溃的地步。重工业和基本建设畸形发展,农业和轻工业直线下降。3年基建投资总额达996亿元,比整个“一五”的550亿元还多80%!在工业总产值中,轻工业所占比重由之前的55%降到33%1960年的农业总产值比1957年下降了22.2%1958年的粮食生产还有所增长,达4000亿斤(1957年为3901亿斤),但从1959年起,粮食产量由建国后连续9年增长到第一次大幅下降,只有3400亿斤,1960年又降到2870亿斤,粮棉产量都倒退到1951年的水平,人均粮食由1957年的406斤降至327斤;油料产量甚至比1949年还低24%;生猪存栏数从1958年起连续3年大幅下降,人均消费猪肉由1957年的10.2斤降到3.1斤;棉纱、棉布、食糖、卷烟等不少主要轻工业品也都大幅减产,甚至倒退到解放初期的水平。原材料和消费品奇缺,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甚至忍饥挨饿,成千上万的人非正常死亡。

大跃进的建设实践证明,不平衡论的指导思想是错误的,因为它不符合计划经济的运行规律。毛泽东通过这一实践也认识到不搞平衡是不行的。1959611,他对秘鲁议员代表团说:“搞社会主义建设,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综合平衡。” [18]  接着他在庐山会议上又说道:“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主要缺点是没有搞平衡。说了两条腿走路、并举,实际上还是没有兼顾。在整个经济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有了综合平衡,才能有群众路线。”他还认为:“有三种平衡:农业内部农、林、牧、副、渔的平衡;工业内部各个部门、各个环节的平衡;工业和农业的平衡。整个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是在这些基础上的综合平衡。” [19]  由此而论,在毛泽东看来,综合平衡=群众路线,不平衡≠群众路线。

后来毛泽东对平衡与不平衡的关系有了更为正确的认识,他说:“不以规律为计划的依据,就不能使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的作用发挥出来。要经常保持比例,就是由于经常出现不平衡。因为不成比例,才提出按比例的任务。平衡了又不平衡,按比例了又不按比例,这种矛盾是经常的、永远存在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经常出现不按比例、不平衡的情况,要求我们按比例和综合平衡。” [20]

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还肯定了陈云的主张,说道:“过去陈云同志提过:先市场,后基建,先安排好市场,再安排基建。有同志不赞成。现在看来,陈云同志的意见是对的。” [21]  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等人随之提出,请陈云同志出来主管经济工作较好。毛泽东表示同意并感叹道:“有时真理在一个人手上。”他还引经据典的吟诵道:“国乱思良将,家贫念贤妻。” [22]  然而风云突变,庐山会议后期转了向,大跃进在要算政治帐的口号下继续进行着,陈云仍被冷落一旁。尽管如此,陈云在大跃进期间还就经济工作提出了不少意见,如《总结经验是提高自己的重要方法》、《保证基本建设工程质量的几个重要问题》、《给中央财经小组各同志的信》、《落实钢铁指标问题》、《就钢铁指标问题给毛泽东同志的信》等,虽然他的意见得不到重视。

 

 

大跃进是被迫停止的。从19606月开始,各地粮食频频告急,北京只够销7天,天津只够销10天,辽宁10个大城市只够销八九天,上海大米竟无库存。到1961年上半年,简直闹到家无隔夜粮的地步(当时所说的3年自然灾害就是指195919613年)。薛暮桥当时就这样认为:“经济面临如此困境的主要原因,是陈云同志在党中央失去了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权。” [23] 严重的形势逼得中央只能对经济进行调整并听取陈云的意见。陈云救火车的本事在此时又体现了出来,他提出了《安排市场要网开一面》、《加速发展氮肥工业》、《做好外贸工作》、《动员城市人口下乡》、《青浦农村调查》、《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等许多切实可行的有效措施和办法。

然而,一年过去了,工业和基建方面的调整几无进展,原来党内存在着农业歉收是暂时的,“工业建设本身并没有问题,……只要有个丰收,还可以继续跃进”的认识 [24]。这在陈云当时的讲话中也有反映:“有人说,这几年建设规模是合适的,就是因为有灾荒才发生了问题。也有人说,是农业扯了腿,不然就正好。在他们看来,好象是工业吃了农业的亏,工业建设本身没有问题。我看不是这样,而是基本建设规模过大,农业负担不了,工业也负担不了。” [25] 当时更无人说不平衡论的不是,也许不敢,也许认识不到,即使1962年初开了个民主风气极浓的七千人大会。

这一重任就落到了陈云身上。只有他有这个胆量,敢于深究大跃进的错误所在;也只有他有这样的资格,因为他既有领导经济建设实践的丰富经验,又有善于把各种数字加以抽象化理论化的深邃头脑,实可谓艺高人胆大。

196237,陈云在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对不平衡论进行了彻底的批驳,从而又把他的综合平衡思想提到了一个新高度。他首先对工业调整难以进行表示了意见:“要准备对重工业、基本建设的指标‘伤筋动骨’。……要痛痛快快地下来,不要拒绝‘伤筋动骨’。现在,再不能犹豫了。”周恩来深有同感,插话道:“可以写一副对联,上联是先抓吃穿用,下联是实现农轻重,横批是综合平衡。”

他接着总理的话谈起了综合平衡,说虽然对此问题争论很多,认识不同,但“首先要弄清楚两点:一点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搞综合平衡?一点是,从什么‘线’出发搞综合平衡?”“先说从什么时候开始搞综合平衡。有些同志认为,现在不能搞综合平衡,因为没有条件。他们主张先订出几个远景指标,然后推算出各种数字,制定建设方案。……我的看法是,综合平衡必须从现在开始,今年的年度计划就要搞综合平衡,开步走就要搞综合平衡。不能说在达到了多少万吨钢以后再去搞平衡。要从现在综合平衡的经济水平出发,经过切实的研究和计算,看远景规划能达到什么水平,而绝不能采取倒过来的办法。所谓综合平衡,就是按比例;按比例,就平衡了。任何一个部门都不能离开别的部门。一部机器,只要缺一部分配件,即使其他东西都有了,还是开不动。按比例是客观规律,不按比例就一定搞不好。……搞经济不讲综合平衡,就寸步难移。”陈云在这里批驳了自称“积极平衡”的不平衡论实则是积极不平衡,是不切实际的先验论,肯定寸步难移,一定搞不好。

“再说按什么‘线’搞综合平衡,无非是长线、短线。过去几年,基本上是按长线搞平衡。这样做,最大的教训就是不能平衡。结果,建设项目长期拖延,工厂半成品大量积压,造成严重浪费。在这方面,这几年的教训已经够多了。按短线搞综合平衡,才能有真正的综合平衡。所谓按短线平衡,就是当年能够生产的东西,加上动用必要的库存,再加上切实可靠的进口,使供求相适应。……一定要从短线出发搞综合平衡,这样做,生产就可以协调,生产出来的东西就能够配套。配了套才能做大事情,不配套就只是一堆半成品,浪费资金。” 陈云在这里又批驳了自称“长线平衡”的不平衡论实际上是不能实现平衡的空想,是浪费资金,造一堆半成品,反倒拖延了国家的建设。

陈云对“长线”也有考虑,他说:“按照短线进行综合平衡制定计划指标以后,长线怎么办?一种是继续生产。如一机部的生产能力,许多是长线(内部也有很多短线),……不过也要考虑,是生产出来放在库里好,还是把原材料用于生产更急需的东西好。这就是说,另一种办法是,现在不需要的,或者虽然需要但不是急需的,就可以停下来,生产更急需的东西。” 陈云在这里实际表达了这样的思想,所谓充分发挥生产能力,不是生产出一大堆库存物,而是要用得上,解决急需,这才叫经济效益。

陈云最后总结道:“总之,计划指标必须可靠,而且必须留有余地。只要综合平衡了,指标低一点,也不怕。看起来指标低一点,但是比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要好得多,可以掌握主动,避免被动。……长期计划的指标,更要注意留有余地,而且以后再不要只想到钢了,应该在综合平衡的基础上全面安排。” [26] 

陈云在这里实际上改变了自己8年前的紧张平衡的主张,认为只有留有余地的计划,才是可靠的,才可以掌握主动,避免被动,实现有效益的持续的经济发展。毛泽东对留有余地的说法印象极深,7年后他也这样说了一句令人印象深刻的话:“在订计划的时候,必须发动群众,注意留有充分的余地。” [27]

从陈云的这些论述中可以得知,不平衡论完全是想当然的不切实际的建设路线,所谓从不平衡达到平衡是根本做不到的,其结果不是实现平衡,而是造成浪费和各方面紧张,欲速而不达。综合平衡的路线才是从平衡即从实际出发,实现新的平衡,最终使经济建设达到有效益的高速度。我们可以从陈云的经济著作中深切感到,他始终特别关注农副业,关注市场供应,关注人民生活,特别注意保持工业、基本建设的比例和平衡关系,并用此来指导经济建设。一句话,他最为关注的就是综合平衡。

在这个讲话发表一个月后(419),中共中央决定任命陈云为中央财经小组组长。

在陈云的综合平衡思想指导下(虽然他此后因病休养直到文革后复出),19611965年的国民经济进行了调整,开始逐步走上正轨。由于大跃进惯性的影响,1961年工业与基建调整缓慢,当年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仍大幅下降473亿元;1962年在全面调整下,下降幅度减少,只有117亿元;1963年就迅速回升,增长131亿元;1964年又增149亿元,1965年竟大幅增长351亿元;1966年尽管下半年受文革影响也增了299亿元(1967年就大幅下降228亿元,1968年再减93亿元),人们明显感到经济由复苏开始走向繁荣。《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对此加以肯定。如此而论,如果不是10年文革浩劫的影响,中国经济完全可能出现一个繁荣时代。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经济建设,只有陈云主管的国民经济恢复期、“一五”和调整期得到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肯定,这样说来,如果不算文革前期的“三五” ,则既有不平衡论指导的冒进、大跃进,也有综合平衡论指导的“一五”期和5年调整期,两种不同的实践结果,已经为两种平衡观的正误作出了判断:不平衡论是错误的,综合平衡论是正确的,这就是历史的结论。

 

 

“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 。当我们从2004年的今天,回首一挥间就追溯到38年以前经济建设领域里的风风雨雨,我们不能不惊叹陈云的综合平衡思想的深刻性,不能不感叹他的实践竟是如此艰难坎坷,更不能不为他的思想得不到充分的长久的完全的实现而感到深深的遗憾!

21世纪的今天,我们俨然已能站在历史巨人的肩膀上以崭新的视角再去审视两种平衡观,就以此免去我们的遗憾吧。再深深地想一想,不平衡论的建设路线欲速而不达,这是为什么呢?正如马克思所言:“劳动时间在不同部门之间有计划的分配,在共同生产的基础上仍然是首要的规律。” [28] 计划经济的运行机理就是要求政府按照合理的比例有计划地将国家现有的财力、物力、人力资源分配到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使各部门成为环环相连的链条,在相互关联中均衡稳定地运行,在运行中不断增值增量,完成社会的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增加国家的经济总量。在这个链条中,虽然各部门因内在的比例关系而分配到的资源量有多有少,但都是不可或缺的一环,不存在重视谁不重视谁的问题,因此不平衡论所谓的并举即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提不提都没有什么意义。如果非要特别提到它,认为某些部门所分配的资源量少了,被轻视了忽视了,因而要求加大加多对这些部门的投入,就必然会减少对其他部门的投入,因为国家的资源量在一段时间内就这么多。结果必然是拆东墙补西墙,破坏国民经济内在的比例关系,无助于国民经济链条的运行。

同样,国家的资源是有限的,如果为了加快建设速度,让各部门各地方任意加大投入,任意上项目,就会超过国家资源的荷载,国家经济链条的运行也就会失衡甚至断裂,结果必然是欲速而不达。可见,不平衡论是错误的,是从观念出发而不是从实际出发的先入为主的先验论。

再从哲学上看,一般说来,不平衡论也是过于绝对化的观念。在一定条件下,不平衡与平衡都有其绝对性和相对性,不平衡既是绝对的也是相对的,平衡既是相对的也是绝对的。一对矛盾体中,既有同一性也有斗争性,在这对矛盾体存在的过程中,同一性和斗争性都是绝对存在的,贯彻始终的,因而具有绝对性;但它们都是相对对方而存在,都是在这对矛盾的过程中存在,因而又具有相对性。当这对矛盾体转化为另一对矛盾体时,又存在着新的同一性和斗争性,而原来矛盾体的同一性和斗争性都消失了,怎么能说斗争性是绝对的贯彻始终的呢?又怎么能说只有同一性是相对的有条件的呢?从单个矛盾体来讲,同一性和斗争性都有绝对性和相对性,从整个宇宙(即无数矛盾总体)来讲,也是如此。如果说宇宙没有不平衡就不发展,那么也可以说宇宙没有平衡就不会存在。更何况我们根本不可能设想党、国家和民族总是在不停地分裂。而人们追求的正是团结、统一、平衡、均衡、缓和、和平、和解、和谐、公正、公平等等表现为同一性的态势。

经济各部门对资源的需求是存在着一定比例的,这种资源分配既可以通过市场机制完成,也可以通过计划手段解决。一般说来,计划手段对于初始态的简单的经济的发展更为有效和有利,也比较容易施行。当经济膨胀到更复杂庞大的阶段,市场机制更为符合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运用市场调配资源更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很显然,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运用综合平衡的计划手段,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是很有利很有效的,而使用不平衡的高指标手段,则对我国的经济建设造成了破坏。如果我国能够在建国后二三十年的时间内充分实行陈云的综合平衡和“三个主体,三个补充” 的理论,中国的经济是不可能不出现一个腾飞的时代的。19793月陈云担任国务院财经委主任后,虽然一年后由赵紫阳任组长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所替代,但他的经济思想正如邓小平所言:“是我们今后长期的指导方针。” [29] 此后我国经济快速而健康的发展且出现了繁荣昌盛的局面就是很好的证明。

当然,历史不可能倒流,如今也已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起着主导作用,但这绝不是说,市场经济条件下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不存在了,国家可以不要宏观调控和规划了,企业可以不要微观计划了,正如毛泽东所认为的那样,连最具有流动性和灵活性的游击战都应“依照客观条件允许的程度,采取尽可能的严密的计划,……须知同敌人斗争是一件不能开玩笑的事情 [30]更何况正规战和其他事业。我们可以看到,每当经济发展过速,造成比例失调,总会有调整随后而来,如1978年的洋跃进引来了其后两年的调整,1992年的高速发展也引起了后来的调整,2003年和2004年上半年的快速发展,又引出了下半年开始的一系列调控措施。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在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的经济管理机构更是经常地出台各种调控措施。这表明,不管采用什么经济体制,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都是通过达到并且保持综合平衡以实现最有效益的发展,无论人们自觉地还是不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

由此看来,陈云的综合平衡思想及其他经济思想对于今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都具有长期的指导意义” [31]。国家必须随时注意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一旦出现失衡,就应当立即主动地采取经济的、法律的、甚至行政上的有效措施和手段加以调控,以使我国的经济尽可能均速地、健康地、可持续地向前发展。



[]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训练部.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时期)[C].北京:1983. 97-98.

[]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训练部.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时期)[C].北京:1983. 313 .

[]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训练部.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时期)[C].北京:1983. 168 .

[] 陈云年谱(上卷)[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 361.

[] 陈云. 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几点说明 [A]. 陈云文选(第一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42243.

[]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24.

[] 薄一波.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M].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522.

[] 毛泽东.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A].1959.12-1960.2. 毛泽东文集(第八卷)[C].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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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薄一波.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M].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522.

[11] 毛泽东. 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说明[A]. 1945.4.20.毛泽东文集(第三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6. 284.

[12] 薄一波.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M].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531532.

[13] 薄一波.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M].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540.

[14] 薄一波.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M].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555-556.

[15] 陈云. 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 [A]. 陈云文选(第三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52-55.

[16]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9. 215-216.

[17]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训练部.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C]. 北京:1983. 53.

[18] 毛泽东. 经济建设是科学,要老老实实学习[A]. 毛泽东文集(第八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9. 73.

[19] 毛泽东. 庐山会议讨论的十八个问题[A].1959.6.297.2. 毛泽东文集(第八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9. 80.

[20] 毛泽东.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A].1959.12-1960.2. 毛泽东文集(第八卷)[C].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9. 119-120.

[21] 毛泽东. 庐山会议讨论的十八个问题[A].1959.6.297.2. 毛泽东文集(第八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9. 78.

[22] 陈诗惠. 1959年庐山会议及其历史教训[A]. 中央党校. 社会主义时期中共党史专题讲座[C]. 北京:1984. 106.

[23] 薛暮桥. 杰出的经济工作领导者——陈云同志[A]. 陈云与新中国经济建设[C].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 29.

[24] 滑隆. 八字方针的制定、执行和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十年的重大成就[A]. 中央党校. 社会主义时期中共党史专题讲座[C]. 北京:1984. 106.

[25] 陈云. 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 [A].1956.2.26.  陈云文选(第三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194.

[26] 陈云文选(第三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210-212.

[27] 社论. 抓革命,促生产,夺取工业战线的新胜利 [N]. 人民日报,1969-2-211.

[2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68.

[29]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4. 354.

[30] 毛泽东.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A].1938.5.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 415.

[31] 江泽民. 在《陈云文选》、《陈云画册》出版暨纪念陈云同志诞辰9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代序)[A]. 陈云和他的事业[C].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