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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理论

关于实践的科学概念和真理标准问题——与吴建国、崔绪治同志商榷[1]
 
 
 

李崇富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推动了人们对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特别是对于实践范畴本身的研究。吴建国、崔绪治同志提出要对“那种流行的实践观进行唯物主义的‘净化’”,并主张摒实践的目的于实践活动之外,而把实践活动看做是“纯粹的客观的物质活动过程”,把实践概念理解为“客观物质范畴”。[2]这里涉及一个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根本问题。本文仅就我们对于实践范畴本身的不同理解及其在理论上对真理标准问题的影响,谈一点看法。

 

对于社会实践的本质或科学的实践概念到底作何理解,是产生分歧引起争论的症结所在。马克思说过:“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一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3]吴、崔两同志是对实践概念作这样规定的:“实践是人们改造客观的外部世界的感性物质活动。”从字面上看,这是无可非议的。因为马克思也把实践概念当作“人的感性活动”的同义语使用过。但问题在于他们对于作为实践主体的人的解释:“要放到实践中去作为要素之一的人”,是他们“动用抽象手段”分解出来的“物质实体”。这无异于是说,充当实践主体的,并不是马克思主义所认为的那种活生生的、以其“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作为本质的、现实的人,而是一个个没有任何需要、动机和目的的物质躯壳,是莫名其妙地产生动作的。假若如此,一切生物机体不也是这样的“物质实体”了吗?一切受自然力所驱动的机器、人工控制装置,乃至于自然界中一切相互作用着的物体,同样不也是这样的“物质实体”了吗?为此,按照吴、崔两同志的实践定义,也就不是“人们改造客观的外部世界的感性物质活动”,而应合乎逻辑地表述为“物质实体的……感性物质活动”。对于实践的这种理解,至少有两个问题:

第一,把实践(和认识)的主体加以抽象的分割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而是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失足的地方。我们知道,一切唯心主义者都是把某种精神的东西当作实践(和认识)的主体。例如在费希特的哲学中,这种主体是心灵上的“自我”或“自我意识”;在黑格尔的体系中,作为出发点和“变成主体的是:抽象的现实性必然性(或实体性的差别)、实体性,因而是些抽象的逻辑范畴。”[4]这是一个骇人的颠倒。马克思在揭示黑格尔体系的唯心主义实质时指出:“既然黑格尔的出发点是被他当做主体、当做现实本质的‘理念’或‘实体’,现实的主体就只能是抽象谓语的最后谓语。”[5]在这个间题上,费尔巴哈从黑格尔向前跨进了一步。在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学说中,以人代替了“自我意识”或“无人身的理性”,以人的某种本质代替了神的本质。但是,费尔巴哈认作主体的“人”仍然只是肉体加上理性的自然形态的人,亦即抽象的生物学上的人。正是因为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抽象地看待实践(和认识)的主体,所以他们或者把实践理解为一种“内省体验”的修养手段,或者是一种理性的“思辨活动”,至多也只被费尔巴哈视为“卑污的犹太人商业投机和人们的日生活琐事”。

只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才恢复了作为实践和认识的主体的人的本来面目。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作为这种主体的人,首先是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但是人不仅是自然存在物,他还是属人的自然存在物。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的“主体观”,当然首先“应当注意具体的主体(=人的生命)在客观环境中存在的一般前提。”[6]同时又承认“主观性是主体的规定”,[7]更重要的,是把人的本质理解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正是基于对人的这种现实的具体的理解上的飞跃,经典作家才为自己科学的实践观的创立与发展奠定了基石。

但是,我们绝不能因为唯心主义把主体升华为“无人身的理性”,而把主体贬低为“无

理性的人身”(或抽象的“物质实体”)。无论是“无人身的理性”,还是“无理性的人身”,在现实中都是根本不存在的,它们只存在于思辨者的头脑之中。因此,“无理性的人身”在本质上也就是黑格尔视为主体的那种“抽象的现实性”或“实体性”。它根本就不能充当实践的主体。吴、崔两同志在从现实的人身上分解出“物质实体”的时候,他们还明确地提到,此外尚有一种“精神实体”。但是,辩证唯物主义认为,认识的主体和实践的主体是统一的,二者都是现实的人同时所具有的两个方面。根本就不存在什么离开人的物质基质而存在的“精神实体”。精神从来就不是实体性的,而是功能性的东西。它只能依存于物质的东西。说精神也是一种实体,只能是唯心主义的理解。看来,吴、崔两同志的本意是要宣传“纯粹的”唯物主义,但是,适得其反。

第二,诚然实践作为物质的一种特殊的运动形式,它具有直接的现实性。但是,物质性和客观性是一切物质的运动形式的共性。仅仅看到这一点,还没有揭示实践不同于物质的其他运动形式的质的区别。毛泽东同志曾指出:“各种物质运动形式中的矛盾,都带特殊性。……成为我们认识事物的基础的东西,则是必须注意它的特殊点,就是说,注意它和其他运动运形式质的区别。”[8]

我们知道,发生于自然界的一切机械的、物理的、化学的和生物的运动形式,它们的起因和所要解决的,是相应的物质实体间的矛盾。虽然其间也有运动形式的低级和高级之分,但是,在本质上,它们都是没有精神力星介入的自发的物质过程。而实践却是现实世界中“物体”间相互作用的最高级的形式、社会的形式。它所要解决的,不是“纯”客体之间的矛盾,而是要解决主体与客体之间、观念的东西与物质的东西之间的矛盾。尽管作为观念形态的目的,也是人脑对于客观世界的反映,然而,如果没有反映人的需要及其实现的可能性的目的介入,根本就不可能形成具体实践之产生和发展的内在矛盾,也就没有为解决这种矛盾而出现于现实界的实践这种社会的物质的运动形式本身。因此,我们只要承认贯穿于实践活动中的基本矛盾是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之间的矛盾,就得承认某种意识因素或自觉目的的介入,是实践这种社会的物质的运动形式的一个内在规定。社会性、直接的现实性和自觉的目的性的统一,它构成实践过程的基本特点,它构成了实践的特殊本质。实践是人们自觉地改造外部世界的感性活动。在这里,实践因其是人们的一种自觉的社会的活动而区别于其他低级的物质的运动形式,又因其具有感性形式或直接现实性而区别于人自身的思维活动或理论的认识。

对于实践本质的揭示和实践与物质的其他运动形式的根本区别,经典作家也有过极为明确的阐述。马克思把人类的实践活动(劳动)看做是一种自由自觉的活动。他说过:“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他又说:“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9]列宁也把“客观过程”区分为两个形式:“自然界(机械的和化学的)和人的有目的的活动”[10]。而当列宁对于人自身的两种活动—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进行比较的时候,又指出实践具有高于理论认识的“直接的现实性的优点”。我们认为,把实践“净化”为“纯粹的客观的物质活动过程”的观点,和经典作家的这些思想是不相符合的,和实践的本来面目也是不一致的。由于这仅仅是把实践概念看作是认识论的范畴,而没有看到它同时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范畴,所以他们在把实践同认识进行对立的考察的时候,只承认实践具有不同于认识的客观实在性,而否认实践活动中包含任何精神因素。这样一来,他们就不能把社会的实践活动与自然界中自发的物质过程相区别,从而也就不能把握实践的本质。

 

 

对于实践本质是否有一个正确理解,也及到真理标准的间题。吴、崔两同志特别强调实践作为检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的客性或可靠性,这种意愿是好的。但是没有想到,当把实践概念理解为客观物质范畴和把实践活动视为“纯粹的客观的物质活动过程”的时候,这样也就在理论上取消了实践作为真理标准的内在根据,损害了实践标准的权威地位。

按照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和真理观的理解,能够充当检验认识的真理性标准的东西,应该具备两个不容分割的条件:第一,它应当具有直接的现实性或不容置辩的客观性;第二,这种直接的现实性的东西,又应当具有沟通主观和客观的相关性。主观范围的东西(其中包括逻辑证明)之所以不能成为检验认识是否具有真理性的标准,就在于它们不具备直接的现实性,而一般的“客观实在”也不能充当这种标准,则是因为它是一种“自在之物”,它可能没有和确定的检验对象发生内在的相关。因此,能够同时具备上述两个条件的只有人们的社会的实践。这是实践之为真理标准的内在根据,也是这种标准具有唯一的独占性质的基本原因。

关于上述第一个条件,这是人们普遍承认的,我们和吴、崔两同志也没有分歧。在这里无须赘述。至于对上述第二个条件,看法就不一致了。在这里必须进一步有所说明。

理论和实际的情况都告诉我们,实践具有把某种主观的东西和客观的物质实体融于一身的二重的相关性。众所周知,列宁曾经把实践理解为沟通主观和客观的“交错点”。他指出:“认识客体的运动从来只能是辩证地进行的:为了更准确地前进而后退——为了更好的跃进(认识?)而后退。相合线和相离线:彼此接触的圆圈。交错点=人的和人类历史的实践。”[11]按照我们的理解,在这里,列宁所直接描述的是认识的辩证运动。但是,既然前后两个认识阶段的贯通即“交错”,是实践这种特殊的物质活动过程中发生的,那末,不容置疑的是,在实践中某种精神的东西和物质的东西也就贯通起来和衔接起来了。假使把实践单纯看作是物质的东西,那实践就不是认识运动的两个阶段之间的“交错点”,而是分割它的鸿沟了。如果我们联系到马克思的有关思想,对于这一点就更好理解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当他讲到具体劳动的质的差别的时候,说这种区别在“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表现出来,对劳动进行质的考察,就是“从它的特殊的方式和方法,从目的和内容方面来考察”[12],而劳动的产品即实践的结果,则是“主观活动与其客观内容的结合”。我们觉得,经典作家的这些思想是合乎实际的,它们应是我们分析实践的二重的相关性的理论依据。

如前所述,实践内部的基本矛盾,是主体和客体之间、观念的东西和物质的东西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是在实践中产生的,又推动了实践的发展。对于具体的实践过程而言,先要在此前的实践的基础上以观念的形式提出实践的对象,这种对象是“作为内心的图象、作为需要、作为动力和目的提出来。”[13]然后才和物质的因素相结合,展开实践的过程。在实践展开的过程中包括“主观的方面”和“客观方面”的活动。现代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也表明,人的感性活动总是包括目的作为直接的支配者的脑中的“内导”活动,和执行这种“内导”的并由人的肢体所引发的物质实体之间相互作用的外部操作活动。在这里,目的制约着客体的选择、关系的配置、活动系列的展开,以及以目的作为蓝本的而与实践的中间结果进行比较后所采取的“校正”动作。也就是说,目的在这里既发挥着激励活动的功能,又具有某种选择功能、组织功能与调节功能等,用马克思的话来讲,目的在这里“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法”[14]。虽然,外部世界的客观条件和客观的必然性,规定着目的形成与实践中目的的修正,如果违背了这种条件和必然性,就会导致实践的失败。然而,实践中的目的的冲动总是力图贯彻到底。观念的东西向物质的东西的转化,动态的活动向静态的产品的转化,是实践活动以求贯彻的基本方向。在目的外化的途程中,目的一越出人的头脑,就扬弃了自己的观念的存在,而物化为人的肢体与生产工具的活动系列,以及实践对象的自然形态的改变、属性的丧失和新形态、新属性的产生。从而形成了实践结果中“主观活动与其客观内容的结合”,形成了实践目的与实践结果特定的相关与有机的结合。我们常讲,人工的世界是“人化的自然”,或在被改造过的外部世界上打上了“观念的印记”,其道理也就在这里。

关于实践过程的分析表明,第一,实践的目的作为它的一个要素贯串于实践的全过程,没有目的参与任何实践就根本无法进行;第二,在实践的物质过程及其最后结果身上,由一定理论所形成的某一特定的目的和特定的物质形态与属性的存在发生了独有的对应与相关。正是这种独有的对应与相关,才使实践成为“事物同人所需要它的那一点的联系的实际的确定者”,[15]因而它才有资格成为人的思想、认识“同实在事物无限多的方面中的一面相符合的标准”[16],即检验人的认识是否具有真理性的唯一标准。如果把目的排斥在实践过程之外,就无法说明作为尺度的检验者(实践)与被检验对象(目的所由形成的认识)的内在联系。试问:没有内在联系的两个东西如何能够比较和判断,如何能够证明它们是相符合还是不相符合呢?其实,在吴、崔两同志的文章中,一方面坚持不承认实践中包含着任何精神的因素,主观和客观之间的联系不是通过实践本身来沟通的,另一方面,却又正确地主张检验真理的标准不是一般的客观实在,而是社会实践及其结果。可是他们没有注意到,当他们把实践范畴叫做“客观物质范畴”,把实践过程看作是“纯粹的客观的物质活动过程”的时候,它与一般的“客观实在”又有什么区别呢?又例如,他们一方面否认实践的结果是“主观的活动与其客观内容相结合”的“中性”产物,另一方面又说实践的物质成果中打上了“观念的印记”,我们不禁要问:既然实践的目的不参与实践的过程之中,那末这种“观念的印记”是如何打上的呢?实践的结果中具有观念的印记这个命题本身不正是说明它是某种精神因素与一定的物质实体的特定结合吗?不正是有了这种结合才使特定的实践有了检验相应的理论的内在根据吗?

所以,只有抛弃实践的“净化”说,正确理解社会实践的本质,才能更好地阐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才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

                        (发表在《学术月刊》1982年第3期)

 

 

 

 



注释:

[1] 署名李崇富、李景源。

[2] 参见吴建国、崔绪治:《坚持实践观上的唯物主义一元论》(《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6期);《试

论认识的源泉及其与真理标准的关系》(《学术月刊》1980年,第12);《关于认识与实践关系的再探讨》(《哲学研究》1981年,第3期)。凡引自上述文章的,均不另注。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61版,第5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版,第262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版,第263页。

[6]《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17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72页。

[8]《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282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6页。

[10]《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00页。

[11] 参见《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10页。

[12] 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版,第214221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9页。

[14]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02页。

[15]《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53页。

[16]《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