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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理论

评认识和实践的“二重主体论”—与曹伯言、周文彬同志商榷
 
 
 

李崇富

 

当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特别是控制论的发展和电子计算技术的广泛应用,使人类的认识活动显示出某些新的特点,迫切地期待人们从哲学认识论上进行概括与总结。曹伯言、周文彬二同志的《人类认识的新阶段》(《载《哲学研究》1980年第9)一文,对此提出了某些有启发性的见解,有助于深入开展认识论问题的讨论。但是文中提出的认识与实践的“二重主体论”的观点则值得商榷。

曹、周二同志提出,近几十年来,由于人类在技术革命方面进入了以电子计算机为标志的新时代,认识主体发生了“一分为二”的“重大变化”,即分化为“自然主体”和“人工主体”,相应地,实践也分为“直接实践”与“间接实践”;并认为,在人的布置下,“人工主体”“能够进行一些认识活动和从事各种劳动”。这种把某些机器视为认识与实践的主体,把某些机器的功能操作称为认识、实践或劳动的观点,涉及到如何正确理解认识论的一系列基本范畴,如“认识”、“实践”、“主体”等,很有必要讨论清楚。

一、“自然主体”不自然

曹、周二同志把某些机器提升到“主体”的地位,又把人类称为“自然主体”。他们说:“人的身体,人的器官是自然形成的,是自然的认识主体。”“人工器官也是认识主体,只不过它是人工认识主体。”很明显,曹、周二同志的上述结论,首先是从“认识器官就是认识主体”这个大前提出发推论出来的。那么,认识主体是否等同于认识器官?是认识器官在从事认识,还是具有认识器官的人在从事认识?比如,眼和耳是人的认识器官,人所获得的信息,有80%以上来自视觉,有10%以上来自听觉。能否说,“眼睛在看”,“耳朵在听”?不能。被催眠、麻醉或神经错乱的人,尽管他们的眼网膜上可以象正常人一样形成物体的光学像,但他们却有可能看不到物体。眼网膜光学像和人脑中的视觉映象并不是一回事。正常人能够看东西、听声音,其中少不了大脑的作用。但认识主体并不等于大脑加上肉体感官。世界上多次发现的自幼被动物喂养大的“狼孩”,都有健全的大脑和感官,但是由于长期不食人间烟火,脱离社会生活,根本不具有人的社会本质,完全没有实践和认识的能力。这就充分证明,能够从事认识活动的,不是孤立的认识器官,而是具有认识器官的、参与社会生活实践的、具有社会性的现实的、具体的人。认识器官是认识主体的一部分,是人成为认识主体的必备条件,但认识器官不等同于认识主体。其次,能否说作为认识主体的人“是自然形成的”,并因此称之为“自然主体”?“自然主体”这个概念有本体论意义的,也有认识论意义的,不能将两者混为一谈。马克思就说过:“物质是一切变化的主体。”[2]在研究物质的普遍的反映特性时,国外也常有人使用无机界“反映的主体”、“生物反映的主体”等概念。费尔巴哈也讲过“自然界是主体”之类的话。在这些场合下使用的都是本体论的主体概念,其含义无非是指一般变化的物质承担者,此外并无特殊的含义。就是说,不能把这一类的主体概念同认识论的主体概念相提并论。马克思也是在这种本体论意义上,在描绘人的原始状态时使用“自然主体”这一概念的。他认为,当人类生产力还很低的情况下,它还没有摆脱自然的脐带,还不得不象牲畜一样受具有无限威力的自然的支配,那时人类在许多方面仍然是自然的生物。因此,在自然界面前,人“被贬低为一个自然主体”[3]。这时的人类,从认识的角度说,还没有完成主体和客体的分化过程,至少不构成自觉的认识主体。因此,也不能把马克思说的“自然主体”理解为认识论的主体。

但是,一当我们在认识论的意义上使用主体概念时,它就具有自己的特殊的严格的规定性。认识的主体不是一般的变化过程的物质承担者,而是认识过程的发动者和承担者,“是观念和思想的生产者”。“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但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他们受着自己的生产力的一定发展以及与这种发展相适应的交往(直到它的最遥远的形式)的制约。”[4]这就是说,并不是随便什么自然形成物都能成为认识的主体。是哪些条件使人成为认识主体?人的物质性、生命,人的认识器官,人的社会性、实践性,人的意识和自我意识的机能,自觉能动性,都是人成为认识主体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是社会性和实践性。

    第一,人的肉体器官作为认识的器官,人的意识和自我意识的机能自觉的能动性以及人们在认识过程中必须使用的社会语言,都是社会的产物,是社会形成的,因而,也就都是人的社会本性的活生生的表现。诚然,人的身体和器官首先是自然界的产物。但是,关键在于人的社会实践和历史活动。劳动工具的制造和使用不仅延伸了人的肉体器官,而且改造和完善着人的器官,使它们得以成为认识的器官。例如,人脑之所以具有近似圆球形的左右不对称的半球结构和出现布罗卡(BROCA)、威尼克(WERNICKE)等语言思维功能区域,都是人类劳动的结果。从个体发育的过程看,人的认识器官也并不是在娘胎里就完全铸好了的。早在一百多年前,德国的心理学家W·蒲莱尔就指出,人生下来六个月之前,还没有完全发展的神经节细胞,大脑的沟回也是刚刚发展。并且这些复杂结构都只以可能的方式存在。最后其中哪个最容易起作用,要靠生活经验、外来激发,决定于在脊髓系统内各别联系的神经径被通过的次数。从这个意义上说,人自身的各种精巧的认识器官尽管都是非人工的,然而却是真正的人类实践的“产品”。因此,说人的认识器官仅仅是“自然形成的”,“自然本有的”,实际上是抹杀了认识器官的形成史和动物器官形成史的根本区别,抽掉了人的器官作为劳动和认识器官的本质特征。

第二,人只有作为自己的“类”的存在物,即社会的存在物,才是现实的认识主体。人类的认识是通过无数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个体来实现的。在个体之外,就没有认识的主体。然而,个体离开了社会,离开一定的社会关系,也就不是认识主体。离开了人的社会需要,离开了社会交往,就没有任何认识活动。认识的主体不是离群索居、不食人间烟火的行尸走肉,而是处于社会联系网络中的具有多种需要、思想、感情和意志的活生生的人。因此,认识的主体只能是社会实践的产物和实践的主体。这就是说,认识的主体不可能是“自然的”,即纯粹“自然形成”、“自然本有的”。“自然认识主体”的概念,包含一个无法解脱的逻辑矛盾。

当然,曹、周二同志在文中也谈到人作为认识主休“是长期劳动的产物,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具有自觉的能动性和目的,等等。既然这样,为什么又说人作为认识主体是“自然形成的”、“自然本有的”呢?他们陷入这种自相矛盾的境地,绝不是由于一单纯用语上的毛病,从文中的基本论证来看,作者实际上并没有真正搞清认识主体“是长期劳动的产物”、“有自觉能动性”这些概念的深刻含义。

这突出地表现在如下的提法上:在电子计算机出现以前,人们只是创造了“一些辅助性的工具”,“它们只是顺着人的生理机制所规定的方向,对人的认识器官作了一定的延伸,没有从根本上突破人的生理机制所具有的局限性,如眼睛的可见光区,耳朵的可听声区。”“人工认识主体的出现,打破只凭肉体感官直接地反映自然”的状态。这种对人类认识史的概括,至少有以下三点应予以澄清:一,按照上述说法,在所谓“人工认识主体”出现以前,人们是“只凭肉体感官直接地反映自然”。这显然是把人的认识同动物对外界环境的感知混同起来了。“只凭肉体感官直接地反映自然”,至多是动物式的感知,而不是人的认识。人的认识之所以能深入到客观现象的背后,就在于人不满足于“只凭肉体感官直接反映自然”,而是要借助于工具作用于客体对象,并且在这种相互作用中使对象的内在属性展现出来,进而才能通过概念、范畴等逻辑手段揭示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性。没有工具作为主体和客体相互作用的中介,就没有人的认识。凭借工具的中介来改造世界和认识世界,正是人的自觉能动性的根本标志。二,按照上述说法,以前的认识工具都没有“从根本上突破”感官的的局限。这也是违反实际的。人的感官的生理机制,从来都不是人的认识的绝对界限。既然人的认识器官是在自然肉体组织的基础上社会地形成和发展起来,它就没有一个绝对不变的生理限制。从根本上说来,“规定”人的认识范围和方向的,不是人的生理构造,而是社会的实践。当人们用一种材料的物体(工具)对另一种物体加工时,就可相当精确地测定不同物体的相对硬度,对此,我们肉体感官是无能为力的。在很长时间里,人们根据自己的直观感觉都认为太阳光是单色的。当牛顿运用梭镜和透镜对光做分析实验时,就得到太阳光的光谱,才第一次获得了光的定量的和客观的性质。可见,任何工具,那怕是最原始的工具(石刀、石斧)的使用,都已是对感官閾限的“从根本上的突破”。不过,工具愈先进突破的程度越大罢了。三,按照上述说法,在所谓“人工主体”出现以前,人们的认识只是在“可见光区”、“可听声区”之内打转转。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早在所谓“人工主体”出现以前很久,人的视野就已经进入了“非可见光”和“超声波”的领域。1780年英国天文学家和光学家赫歇尔就通过实验发现了红外光(一种非可见光),之后又有人发现了紫外光(另一种非可见光),1895年德国物理学家伦琴已深入研究了X光(又一种非可见光)。我们并不否认电子计算机的出现,是认识工具进行史上的一次巨大的飞跃。但是,我们有什么必要因此而贬低以在的工具在认识中的作用呢?

二、“人工主体”非主体

曹周二同志把作为实践和认识主体的人贬低为“自然主体”的同时又把某些机器人格化为“认识主体”。作者在论证所谓“人工认识主体”时,采用的实际上是一种移花接木的作法,即把现代控制技术中的模拟语言直接照搬到认识论中来。本来,在控制论中,由电子计算机控制的自动装置的三个基本的组成部分,较精确地分别被称为测量元件、控制元件和效应元件。但是有时它们被形象地称之为“人工感觉器官”、“电脑”、“人工劳动器官”。

后者的这些称呼,无非是一些比喻或模拟术语。可是曹、周二同志却以这种比喻为依据,直接引伸出了机器是“能够进行相对独立的认识活动”的“人工认识主体”这样一种似是而非的概念。

首先,实践和认识的主体能否是“人工的”?马克思在谈到生产实践的主体时写道,在生产过程中,这种主体不是被“当作某种驯服的自然之力来驱使”,即“这种主体不是单纯地在自然的、自发的形态之下,而是作为支配一切自然之力的活动出现在生产过程里面”[5]。这里,马克思把实践的主体同“某种驯服的自然之力”严格区别开来并对立起来,即是说,实践的主体只能是“支配一切自然之力的”人,而不可能是“某种驯服的自然之力”。而一切“人工”制品,包括所谓“智能机器”,本质上无非是“某种驯服的自然之力”,并非“实践和认识的主体”,说某物是实践和认识的主体,但又是“人工”的,这和说有“圆的方”一样不能成立。

其次,曹、周二同志说:“人工认识过程”,是“在人的发动下”“人工主体所进行的认识过程”。“间接实践是在人的操纵下由人工主体自动控制进行的活动。”这也是自相矛盾。既然这些过程都是“在人的发动下”,“在人的操纵下”进行的,那就说明只有人才是这些活动的主体,因而也就否定了有另外的主体(即另外的发动者、操纵者)的存在。换言之,是人在利用这些机器从事实践和认识活动,而不是机器本身在实践、在认识。

再次,曹、周二同志文中的另一个突出的矛盾之处,就是一会儿说电子计算机具有“思维功能”,“能够进行一定的思维活动”,一会儿又说机器的思维是人工模拟的。那末,思维的模拟是否等同于人的思维?他们事先给我们准备了这样的答案:“电子计算机和人脑相比,无疑是有根本差别的,但这种差别不在它有没有一定的思维,而在于它是人工模拟的。”我们要问:既然如此,那末,人工模拟的思维和非人工模拟的思维的“根本差别”又是什么呢?文中没有提供任何答案。

其实,思维的模拟并不等于思维,而是两种既相似又有本质差别的东西。

从反映论的观点来看,思维的模拟和思维,都是一定的组织水平的物质系统借助于本身的物质的反映特性,.而对于环境对象作用的特定形式的反映。在这一点上它们是相似的。但是,思维是人脑这种最复杂最有序的物质系统的属性与功能,是反映形式的最高级形态,它表现为观念、精神的特殊过程。人的思维是劳动的产物,具有自觉性、创造性与社会性,能形成自觉的目的。而思维的模拟则只是非生命组织水平上的物理形式的一种综合性的有序的反映,它是一种人工的物质过程而不是精神的过程,没有自我意识、创造性、社会性,也不可能自己形成目的,更没有基于自己的需要和利益原则提出任何任务和目标的能力。

从信息的观点来看,人脑和电子计算机,都是一种信息装置。在这一点上是相似的。但是,在取得、传递、贮存、加工和利用信息方面,却存在着根本不同的机制。就加工信息而言,计算机在加工信息时,实质上只是借助于数字代码来进行的一种形式化的比较或计算。它不可能从对象的质和量的统一中来加工信息,至多也只能通过质与量的某种机械的对应来显示事物的某种质,所以机器中的技术信息不具有观念的特性。而人脑在加工信息时,由于自己具有特殊的和自觉的编码、解码和再编码能力,所以它能从对象的质与量的统一中来有意识把握事物,并因此形成最高级的信息类型—观念形态的社会信息。

从思维的规律来看,由于人有自我意识和自觉的能动性,人的思维不仅遵从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的规律,而且能意识到和总结出这些规律来,并能在思维活动中去自觉地运用这些规律。而思维的模拟,只遵从形式逻辑形式化后的某些规则,并且机器也根本不理解这些规则。因此,电子计算机在数据提取和数字运算时只能机械刻板地动作,缺乏灵活性,至多也只能按照人定的程序,即根据体现某种数学规则的算法,使演算的结果趋向某种最优化。

还有,人的思维具有多种的类型,如逻辑思维、形象思维、想象、灵感、直觉等等,并且在思维时,感性的和理性的,理智的和情感意志的因素实现着有机的统一。而电子计算机则只能模拟人的属于思维中可以形式化的那一部分。虽然电子计算机能够进行巨量、快速的数字运算、数据处理,能进行某些推理(如完成几何定理的证明)和模式识别等等多种性质的操作。但是仅就推理而言,它只能进行演绎推理的模拟。归纳推理能否被机器所模拟,至今还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由于演绎推理的结论本身就蕴含在大前提之中,所以迄今为止还没有一条规律或一个概念,在人们事先毫无所知的情况下,而由机器首先提出来。

关于电子计算机和人脑、思维的模拟和思维本身的根本区别还可以举出很多。但是仅举以上各点就足以证明:思维的模拟并不等于思维,它们之间具有本质的区别。

我们不同意曹、周二同志的上述论点,但并不否认现代控制论和人工智能的崭新成果给人类活动带来的新特点。只是由于篇幅的限制,这一方面的意见,这里只好略而不论。

三、“机器劳动”非劳动

与曹、周二同志的上述论点相联系的是所谓机器能进行“间接的实践”,或者说是某些机器作为“主体”在人的布置下能“从事各种劳动”的观点。显然,所谓“间接实践”和机器“劳动”说,是自相矛盾的。按照“间接实践”这一概念的含义,实践的主体应该是人,是人对于劳动对象来说具有间接性,因此,所谓“间接实践”,就是人的实践。可是他们讲,机器作为“主体”能“从事各种劳动”,“间接实践……是人工主体进行的。”这就不是看作人的实践,而是着作机器的“劳动”或“实践”。但既然是“人工主体”的机器在“实践”,那也就不是什么“间接”的了。所以,这里所谓的“间接实践”,是不能自圆其说的。

即便不是把机器的操作说成是机器作为“主体”在进行“实践”或“从事劳动”,而是仅凭人们在实践中的某种间接性而提出“间接实践”的概念也是站不住脚的。

人对于实践(劳动)对象具有某种间接性,这是一切真正意义上的实践(劳动)的普遍特征。马克思在概括这一特征时说:“劳动者直接掌握的东西,不是劳动的对象,而是劳动资料(这里不谈采集果实之类现成的生活资料,在这种场合下,劳动者身上的器官是唯一的劳动资料)。”而“劳动资料是劳动者置于自己和劳动对象之间,用自己的活动传导到劳动对象上去的物或物的综合体”[6]。马克思为了说明劳动者对于劳动对象的这种非直接性,在此处还引证了黑格尔的一段话:“理性何等强大,就何等狡猾。理性的狡猾总是在于它的间接活动,这种间接活动让对象按照它们本身的性质互相影响,互相作用,它自己并不直接参与这个过程,而只是实现自己的目的。”[7]马克思关于劳动特征的概括和黑格尔这一思想,恰恰证明了生产劳动实践,普遍地具有某种间接性。曹、周二同志在文中也引用了的黑格尔的这段话,并不是证明只有在利用自控的技术系统进行生产时才有间接性的证据。如果仅仅根据生产实践都具有某种程度的间接性,就产生出一个“间接实践”概念的话,那么一切真正意义上的生产实践都是“间接实践”,因而“间接实践”与“直接实践”的划分也就失去了意义。

当然,作为一切真正意义上的生产实践所共有的某种间接性的体现者——劳动工具或“物的综合体”,也有一个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综合体”变得越来越复杂,即不断地把作为生产主体的劳动者的某种职能转移给机器。

人类最初使用的劳动工具,被劳动者所利用的仅仅是它们的机械的、物理的和化学的属性,以便把人的体力传导到并作用于对象上,以引起对象发生人所希望的变化。这时,动力主要是人力,随后是畜力,并且控制功能也主要由人来实现。十八世纪工业革命前后,先产生了工作机,后产生了蒸汽动力机。于是“物的综合体”由动力机、传导装置和工作机三部分组成。不过,这时机器仍然主要由人来控制。但过后不久,也出现了某种以蒸汽和电力等为动力的“自动机”。虽然这种被马克思称为“自动机”的机器,并不是我们今天所讲的自动化意义上的自动机,但人对机器控制的间接性在增大。自从本世纪下半叶开始,人们把电子计算机日益广泛地应用于生产过程的控制。于是,机器的“综合体”就形成了由控制机、动力机、传导装置和工作机组成的完善的综合体系。生产工具也因此发展到了自动化的水平,产生了新型的“人一机”关系。

在“自动化”生产过程中的人——机关系,是一种新型的人与物的关系,不是所谓“自然主体”和“人工主体”之间的关系。诚然,在这种关系中,生产过程的间接性增强了。但我们不能因此说相应的自控系统是劳动的“主体”。因为它们仍然是由人控制的生产工具。有两种根本不同的控制系统:一是以人为主体的有自我意识的自我控制系统,一是以自然物为主体(本体论意义上的主体,不是实践和认识的主体)的无意识的自动控制系统。后者包括动物的本能行为和自动控制机器的操作过程。在这里之所以叫自动控制而不叫自我控制,是因为这种系统没有自己的“我”,更没有自我意识。恩格斯说:“历史和自然史的不同,仅仅在于前者是有自我意识的机体的发展过程。”[8]能成为劳动、实践和认识主体的,只能是这种“有自我意识的机体”。曹、周二同志把自动控制机器称为劳动和实践的“从事”者和“进行”者,其原因之一就在于混淆了两种性质根本不同的控制系统。再者,从本质上看,在使用自动控制机的生产实践中,虽然机器的中间操作交由控制元件控制和调节,但是人的物化的智力在这里与对机器控制实现着直接的同一。因此,人不直接地控制机器的每一步操作,也正是人控制每一步操作的特殊形式。在这里,机器的每一动作,都体现了人的智慧、目的和意志,所以实践的主体还只是人,而不是机器。

必须强调指出,劳动或实践不是生产工艺上的术语,而是一种社会范畴,它体现了人和物的改造和被改造的关系。我们不能把机器完成生产工艺的每一运转或一个操作的系列,叫做劳动或实践。马克思说:“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又说:“劳动过程,就我们在上面把它描述为它的简单的抽象的要素来说,是制造使用价值的有目的的活动……。”“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己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物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9]根据马克思对劳动所作的经典的界说,第一,劳动过程的首要的要素是“有目的的活动”。这个目的是劳动的主体所具有的,并且“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10]。而自动控制机器所进行的操作,本身是无自觉目的的,它也不可能知道人赋予它的什么目的。曹、周二同志也承认它“没有独立的目的”,它是“为人的一定目的服务”的。既然如此,有什么理由把机器所进行的操作称为“各种劳动”,并认为所谓的“机器人”是“各种劳动的“从事”者呢?第二,如果说,劳动作为“人和自然物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在马克思那个时代同时包括人的脑力和体力的支出的话,那末在今天,在仍然存在体力支出的同时,将日益增多脑力的支出。但是,我们总不能否认劳动是人与自然之间的过程,更不能否认人要通过物质变换来占有自然物。此处的“自然物”,当然既包括生产对象又包括劳动资料(工具等等)。只要劳动资料(包括自动机)象曹、周二同志所说的是处于“人的布置下”,“在人的发动下”,就应该认为上引马克思关于劳动的界说就仍然有效,因而也就证明了“机器人从事各种劳动”的概念无法成立。第三,如果这种新概念能够成立,那末密切相关的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原理,有的是否也要引起相应的“变革”?例如,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假如是“机器人”作为“主体”在“从事各种劳动”的话,那么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是否也要作出新的解释?这就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

(发表在《江汉论坛》1982年第2期)

 



注释:

[1] 署名李崇富、刘 奔。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64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俄文版第29页;参见该书人民出版社1980年中文版,第20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9页。

[5]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第3分册,第250页。

[6]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版,第203页。

[7]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版,第203页。

[8]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15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08201页。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