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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理论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
 
 
 

李崇富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据说,现在这种“认识论正面临着挑战”(《认识论面临挑战》)[1]。《挑战》的作者认为:“把人类认识的规律概括为实践和认识反复循环的过程”这个“固定不变的框架”是它的“局限性”,“认识绝不能归结为反映”,“不能归结为从认识现象到本质,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过程”,否则就是“直观的反映”。“科学认识过程所遵循的规律,与其说是反映的规律,毋守说是信息的规律”。换言之,他们要用信息论来取代马克思主义的反映论。显然,这里所涉及的,是要不要坚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实践观点、辩证观点和反映观点的原则问题。因此,很有澄清和商椎的必要。

 

认识论的实践观点和所谓“固定的框架”

 

《挑战》的作者写道:“传统的认识论把人类认识的规律概括为实践和认识反复循环的过程。”其“弊端”和“局限性”是它“过分强调认识对于实践的依赖性”。“认识固然需要要来自经验的材料,也离不开实践的检验,但不能把认识的规律,思维的规律,特别是创造性思维昀规律,都一概纳入到实践与认识交替循环的、固定不变的框架之中。”

    认识论史告诉我们: 研究“实践与认识交替循环”过程的,不是“几个世纪以来”的传统的认识论,而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虽然旧唯物主义在认识论上也坚持了物质第一性和思维第二性的原理,但是却没有找到实践这个“思维的最本质和最切近的基础”[2]。所以,它既不能围绕实践和认识的相互关系,来阐明认识的发展规律,更不可能把它们纳入“实践与认识交替循环”的“框架”之中。可见《挑战》的作者文中所指的,只能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之“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3]。马克思和恩格斯把科学的实践范畴引入认识论,才使之发生了根本的变革,成为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毛泽东同志以社会实践为基础,全面地系统地阐明了作为实践论的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对认识的总过程和总规律做出了科学的概括。他写道:“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4]毛泽东同志关于认识论的这一总概括,是准确、深刻和含意深广的。第一,它强调了实践对认识的基础作用(即它是认识的源泉、动力、目的和真理性的标准);第二,它包含了由实践到认识和由认识回到实践的“两个飞跃”的思想,并体现了基于实践的主体的能动性;第三,它指明了人类的认识基于实践的无限深化的运动,从相对真理趋向绝对真理的永无止境的接近过程;等等。总之,它抓住了实践和认识的矛盾关系和矛盾运动,就抓住了人类认识过程的根本矛盾;它围绕实践和认识的相互关系来建构认识论的体系(“框架”),正是它区别予其他任何一种认识论的根本特征。

很显然,《挑战》的作者所针对的认识论的“框架”,就是由马克思和列宁等人奠基而由毛泽东同志所阐发的认识论的体系,以及后者对其总规律的概括。应该说,这个体系所包含的基本原理或基本规律,已被整个人类的认识史和社会实践证明是科学的和富有生命力的。但是,它作为一种科学的体系,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它必须随着人类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深化。然而,《挑战》的作者说它的体系是个“固定不变的框架”,其本意是要突破和否定这个科学的体系,或如有些同志所言,他们要“扬弃”这个认识论,而去构造另一种“新认识论”。究其理由似乎有两条:其一,它“过分强调认识对于实践的依赖性”;其二,  “认识的动力”主要不是实践,而是认识的“内在结构”和“继承性”。我认为这两条理由是不能成立的。 

《挑战》的作者写道,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过分强调认识对于实践的依赖性,不可避免地会带来忽视理论在认识中的作用,助长经验主义的弊端,科学理论也无形中成为实践的附庸”。应该肯定:作为马克恩主义认识论的实践论,的确十分强调认识对于实践的依赖性。但“过分”云云,却是“莫须有”之言。事实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在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性的同时,正确和充分地阐明了理论思维在认识中的能动作用,并科学地分析了经验论的片而性。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中把“思维着的精神”赞誉为“地球上的最美的花朵”,认为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恩格斯还指出,自然科学一走进理论的领域,经验的方法就不中用了。“在这里只有理论的思维才能有所帮助”。因此,他总是希望科学家们学习辩证思维的方法,学好运用概念的“艺术”。即便是在战争的环境中,毛泽东同志在反对教条主义的同时,也反对忽视理论的经验主义。

毛泽东同志总是告诫有实际经验的同志,不要“把外部的经验认为即是普遍真理”,“要向理论方面学习”,使自己的经验“带上条理性、综合性,上升成为理论”[5]。毛泽东同志甚至认为,在一定的条件下,革命理论能起“主要的决定的作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恰如其分地估价了理论思维的能动作用。《挑战》的作者说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助长了经验主义的“弊端”,使理论处于实践“附庸”地位,是没有理论根据的。在他们眼中,无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怎样肯定理论思维的重要,只要强调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只要它强调认识来源于实践经验,就是“过分”、就是它的“局限性”。相反,他们视为认识的基础和动力的却是理性本身。有的同志极力赞誉康德说过的这样一句话,与其说理性来自经验,还不如说经验来自“理性”。这可能是所谓“不过分”的注脚。

《挑战》的作者还写道,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认识活动的动力只能是来自实践。事实上……科学认识的内在动力主要表现在科学认识的内在结构和科学理论的继承性”。这种观点,不仅从根本上违背了认识论的实践观点,而且也是对科学史本身的一曲解和践踏。

恩格斯说过:“科学的发生和发展.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6]生产上的、实践上的需要,是一切科学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动力。整个近代科学,包括力学、化学、电学和光学以及流体力学等等,都是近代工业的产物。没有近代工业的需要和它所提供的实际材料与实验手段,它们不可能成为真正有系统的实验科学。同样,没有现代工业技术的需要和它提供的实际材料以及现代化的实验手段和观察手段,包括信息论、控制论、相对论、人工智能、遗传工程和宇宙学等等在内的一切现代科学,既不会产生,也得不到发展。

当然,我们也无意否认科学认识的“内在结构”关系,对对科学家们思维活动之可能的启发作用,和科学理论的“继承性”对加速人的智力发展和增进人类文明的进程的巨大影响。所谓认识的“内在结构”,只是客观事物间的本质联系经由实践活动“内化”为思维过程和思维成果中的逻辑联系。这种逻辑联系既要求任何科学体系是“自洽的”,也决定了它们对相关规律的数学表达的“协变性”。科学家们对于理论体系的结构完美性的追求,能够启发思绪,发现问题,探寻未知。但是,如果说科学认识的“内在结构”中的矛盾,能够引导科学研究的深化的话,那末从根本上说米,能够揭示这中矛盾的,主要不是科学家的思维活动在概念中的旋转,而是作为社会实践的科学实验。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经典物理学,在近两个世纪内曾被认为是“自洽”和完美的,而经典物理学“内在结构”的矛盾的最权威的鉴定者,不是科学家们关于“以太”和绝对时空是否存在的思辨,而是阴极射线、镭的放射性在实验中的发现,以及关于黑体辐射的实验与研究。只有这些实验上的新发现与旧理论的矛盾,才使人们认清了经典物理学的适用范围和局限性,并揭开了二十世纪的现代科学的产生和大发展的序幕。

至于科学理论的“继承性”,也只是人类在实践中获得的知识在时间上的积累,它被恩格斯称之为人类的“积累起来的遗传”或“获得性遗传”[7]。这种社会遗传可以把世代延续的人类序列结成一个认识的整体,以加速后人的智力发展。但是这种社会遗传本身是由实践和实践的历史积累所决定的。“继承”只能解决知识的延续问题,新的社会实践才能推动知识的更新和发展。例如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与麦克斯韦和洛伦兹等人的理论具有明显的继承性,甚至相对论的若干公式和洛伦兹变换几乎完全一样。然而,如果没有裴索等人关于光速(双速光速)的实验测量,没有迈克尔逊-莫雷实验对于“以太漂移”的否定,相对论是不能问世的。相对论的产生,当然是与爱因斯坦本人的敏锐的观察力和深邃的思维能力分不开的,可是当时科学家们对于实验材料的理论概括已经达到这样的地步:如果爱因斯坦没有创立它,别人也必然会很快地创立它。爱因斯坦在悼念朗之万说过,“在我看来,要是别处没有人已经发展了狭义相对论,他一定会把它发展起来,这应该是一种必然的结果”[8]。因此,否定实践对于科学发展的决定作用,而把认识的“内在结构”和“继承性”视为科学发展的“内在动力的主要表现”是一种本末倒置的颠倒。在精神内部寻找精神活动发展的动力,实质上是把“迅速前进的文明完全被归功于头脑,归于脑髓的发展和活动”[9]的唯心主义观点。

令人不解的是,《挑战》的作者在论证科学认识的动力主要不是实践而是认识本身时,并没有讲出任何一条可信的论据。他们拿来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抗争的,仅仅是连他们自己也不便正面肯定的波普尔的“证伪”、库恩的“规范”和拉卡托斯的“研究纲领”。资产阶级的科学哲学家的这些假说,在西方学术界尚且是争论不休、聚讼纷纭的场所(例如拉卡托斯的“研究纲领”和波普尔的“证伪主义”就是作为对立面出现的),更不用说社会主义国家的学术界对它们一般都是采取有分析的批判态度。《挑战》的作者把这些带有明显的资产阶级哲学倾向而又互相矛盾的东西照搬过来,作为否定辩证唯物主义的实践观点的论据,至少是不严肃的。而摒弃和否定认识论中的实践观点,也就从根本上否定和抛弃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认识过程中的辩证法和所谓“直观的反映”

 

《挑战》的作者从认识论中排斥和否定实践观点的逻辑后果,就是把马克思认识论混同于旧唯物主义的反映论。他们说:“传统的认识论的另一个基础是‘反映论’。从笛卡尔的反射观点、洛克的白板学说,直到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信号系统学说,一直当作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础,并且由此建立了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两个阶段的理论。几个世纪以来,认识论基本上没有突破这种传统理论的界限。”

首先,《挑战》的作者把马克思主义反映论的“基础”,仅仅归结为笛卡尔、洛克和巴甫洛夫的某种观点或学说,是不科学的。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即其反映论的“最本质和最切近的基础”是社会实践。而哲学史和科学史上的思想资料,不是它的真正意义上的“基础”,只不过是它的理论来源或概括和借鉴的对象,在后者的意义上,它几乎涉及人类知识的一切领域。列宁说过,“构成认识论和辩证法的知识领域”的,是人类的“全部认识领域”,其中包括各门科学史,儿童智力发展史,动物智力发展史,语言的历史,还有心理学和感觉器官的生理学等等,不言而喻,还有作为“整个认识的历史”之积淀的哲学史本身。[10]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认识论,是整个人类认识运动的合乎规律的结果,是全人类认识的积极成果的最高概括和结晶,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因此,把它的知识来源仅仅局限于一家一派的观点或学说上,也是狭隘的、不科学的,更何况断言它们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础”。

其次,《挑战》的作者说,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关于认识发展的两个阶段的理论“基本上没有突破传统理论的界限”。同样也是不正确的。

不可否认,辩证唯物主义关于认识发展的两个阶段的理论,是源远流长的。从德谟克利特关于“真理性的认识”和“暗昧的认识”的划分,发展到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在两千多年里,对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相互关系的理解虽然有所深化,但基本上还是停留在形而上学的水平上。他们没有也不可能把社会实践纳入自己的认识论,没有也不可能把辩证法应用于认识过程及其发展。列宁指出:“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的根本缺陷就是不能把辩证法应用于反映论,应用于认识的过程和发展。”[11]旧唯物主义承认外部世界,强调“思维、反省、想象、意志、活动等等,都是以感觉为基础”,这是对的。但是,它没有阐明感性和理性的辩证联结,不懂得有前者向后者的飞跃和质变。因而理性思维仅仅被理解为感性因素的“组合和分开”,“推广和限制”,“通过比较,使之再现等等”[12]。即理性认识仅仅被视为“包括一切感性东西”的总和[13]。因此,旧唯物主义关于认识过程的理论,是肤浅的,不科学的。

但是,旧唯物主义的缺陷不是否定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理由。马克思主义使它的认识论立足于实践的基础,注入了辩证法的活力,因而它关于认识过程的理论也就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列宁和毛泽东科学地阐发了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既相联系又有本质区别的辩证关系,形成了关于认识过程的两个阶段的完整的科学理论。《挑战》的作者说它“基本上没有突破传统的理论界限”,这就从根本上抹煞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旧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原则界限,抹煞了能动的反映论和直观的反映论的原则界限。

由于上述两方面的失误,《挑战》的作者又陷入另一个错误:曲解“反映”范畴的科学含义,抹煞了理性思维的辩证法。他们说:“认识包括反映,但绝不能归结为反映。……人的反映活动主要表现在初级阶段、低级阶段,感知事物现象的阶段。而作为文明的人、科学认识主体的人,认识形式主要已不是直观的反映,而是思维活动。”

谁也不否认,马克思主义的“反映”范畴与旧唯物主义具有继承关系。二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存用“反映”概念来表征被反映者的第一性和反映的产物的派生性这一点上,是有其继承关系的。但是,旧唯物主义“反映”概念的直观性和消极性,已经被扬弃了,被改造了。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反映”范畴已经和实践观点、辩证观点实现了水乳交融的结合,已经给予了革命性的改造。这是二者的本质区别。这种被改造过的科学的“反映”范畴是对整个认识过程的本质概括。

《挑战》的作者说“认识绝不能归结为反映”,“反映活动主要表现在感知事物现象的阶段”,“认识形式主要已不是直观的反映,而是思维活动”,是“借助于语言、符号而进行的抽象的理性活动”。在这里,我们要问: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的“反映”,等不等于“直观的反映”?如果等于的话,那末我们与指责马克思主义反映论是“机械论、消极主义、反本体论主义、柏拉图主义、保守主义和静止性”[14]的人如何划清界限?如果说两者不等同的话,那为什么说反映只适用“感知事物现象的阶段”呢?难道借助于语言、符号进行的理性思维就不具有反映的性质,难道认识事物本质的抽象思维的反映本性就是“次要”的?在这里,只能有一种解释:在《挑战》作者的眼中总以为,凡讲“反映”都是“直观反映”,即使马克思主义也不例外。或者如同另外一些同志所言,“反映”概念只是“一种从经典光学那儿借用来的拟物式的比附”。这种观点,实质上是语源上的一种“把戏”。设若如此,那数学“运算”( calculate)岂不成了“卵石”,  “理性”(sapientia)也就要等同于“味觉”了。这当然是荒唐的。只要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反映”概念,执着于语源学和旧唯物主义的理解,也就根本抹煞了这种“反映”范畴所概括的理性思维的辩证法。

理性思维的辩证法,就是人的意识反映外部世界的概念运动的辩证法。列宁说:“认识是人对自然界的反映。但是,这并不是简单的、直接的、完全的反映,而是一系列的抽象过程,即概念、规律等等构成、形成的过程……。”[15]人的理性思维的起点,是对感性表象的抽象,即概念的形成。概念扬弃了表象的丰富性和直接性,发生了质变,从现象把握进到了本质的把握。但是这种抽象是多级多层次的,是一系列的抽象过程,是相关的概念、范畴和规律的形成过程。尽管科学的抽象思维造成了概念、范畴的“简单化、粗糙化和僵化”,然而却从观念形态上再现了事物的内部联系、内在的必然性和因果性。由于多级的抽象是从事物的多侧面、多层次和多种关系中进行的,因而概念的内部矛盾和概念间的逻辑关系反映着事物和事物间的现实的与历史的关系,概念的转化和矛盾运动反映着习事物的矛盾运动和转化。所以列宁写道:“慨念的关系(=转化=矛盾)=逻辑的主要内容,并且这些概念(及其关系、转化、矛盾)是作为客观世界的反映而被表现出来的。”[16]

必须指出,概念和概念关系,概念的矛盾和转化,作为对外部世界的反映的直观表现,是某种语言或符号的序列。语言、符号的可转换性、约定性和间接性,并不影响它表达的内容的确定性。某一科学概念或概念体系,无论用何种文字和其他符号系统来表征或陈述它,但在内容上总是对外部触界的某种确定的内容之反映。不能因为理性思维活动要借助于语言、符号来表征的概念和概念的关系与概念的转化,作为一种逻辑关系,远离了现实的原型,因而它们既可能正确地也可能歪曲地反映对象,故此需要实践的检验。又由于概念和概念的关系,总是现实事物及其某种属性或某种关系在思维中的再现,所以相对于原型的现实的丰富性而言,由概念和概念体系所构成的科学的理论形态的认识,总是不完全的、近似的,它和原型既是相符的,又是矛盾的。故而,“人不能完全把握=反映=描绘全部自然界、它的‘直接的整体’,人在创立抽象、概念、规律、科学的世界图画等等时,只能永远地接近于这一点。”[17]这就是理性思维的辩证法。

《挑战》的作者,根本无视和抹煞马克思主义关于理性思维的辩证法的丰富的内容,无视和抹煞“从表象中取得的思维,也反映实在”[18],就轻易断言“认识绝不能归结为反映”,是没有根据的。按照《挑战》的作者的逻辑,既然认识绝不能归结为反映,那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当然也就不是反映沦了,即便它是能动的反映论。

 

认识的本质和所谓的“信息流”

 

《挑战》的作者否定反映论的目的,是要用想象中的信息论来取代马克思主义的反映论。他们认为,认识的本质不是人对外部世界的反映,而是一种“信息流”。其模式是:“信息输入”、“信息处理”、“信息输出”和从后者返回前者的“信息反馈”。在《挑战》的作者看来,其中“信息处理”类似于查尔斯·波尔士说的“摆弄棋子以研究棋谱一样,直到心灵开窍,恍然大悟”,也类似于爱因斯坦说的“自由创造”、“自由游戏”、“纯粹思维”、“纯粹虚构”、“幻想”和“做梦”等等,以达到“信息的重新组合”,“产生信息的质变”。他们由此结论:  “从信息输入经过处理(加工和组合)直到新信息的输出,并不能归结为从认识现象到本质,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过程,更不能把这个过程简单地归结为反映。科学认识过程所遵循规律,与其说是反映的规律,毋宁说是信息的规律。”

诚然,真正用现代信息科学的成就来丰富和深化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令人神往的。但是,《挑战》的作者在这里是要用“信息”来排斥“反映”,用信息的规律来取代反映的规律。由于任何科学的理论体系的基本内容和实质,是它所揭示的关于对象的规律,所以企图用信息的规律来取代反映的规律,当然就是要用所谓的信息论来取代马克思主义的反映论即认识论。《挑战》的作者主张这种取代时,能够讲出的所谓“理由”看来只有两点:

    笫一,是波尔士的以棋子的“组合”所拟喻的“心灵开窍,恍然大悟”,以及爱因斯坦讲的“自由创造”、“纯粹虚构”和“幻想”、“做梦”等等。无须多加解释:他二人都是以拟喻、比附的语言,来描绘人脑的某种特殊活跃的状态。它们既不是信息论的规范语言,也不是认识论的精确概念,究其实,只是他们自身的心理体验。而《挑战》的作者却从其中悟出了“信息组合”的道理,并说它是人脑的“信息流”活动规律。应该承认,自然界中某些要素的不同的排列组合,的确可以导致某种新质的出现。但是,如果把人脑的极为复杂的思维活动,也仅仅视为一种“组合”,那就根本无法说明认识从感性到理性、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进程,也根本说明不了认识从现象到本质,从初级本质到二级本质的无限深化的运动。用“信息组合”来解释人的思维活动,这是用时髦的信息论的语言,来重复旧唯物主义关于思维仅仅是一些感性因素的“组合和分开”、“推广和限制”的形而上学的观点。这在理论上是一种倒退。

第二,是文中所绘出的关于信息流程的框图或模式。作者企图仅用十六字、四个方框和八个箭头所构成的模式,来取代科学的反映论的理论体系,来揭示人类认识的本质,这恰如企图用列出一个简单一元一次方程式,来解决“哥德巴赫猜想”一样。——把问题看得过于简单了!我们应该充分估价当代信息科学的成就和它对于社会生活的巨大影响。但是,作为部门科学的信息论,它只能证实和丰富而不能取代马克思主义反映论即认识论。

现代信息论,本质上是一种关于信息的概率理论,或信息的统计理论。申农在创立信息论时,要解决的是信道设计的最优化问题,探讨采用最优化的编码方式和提高通信系统的抗干扰能力,来使确定的信道在确定的时间里容许传递多量的信息。所以信息论研究的是信息量的测度准则和信息过程的其他方面的数量描述,而不研究信息的质的规定性。申农在信息论的奠基性的著作《通信的数学理论》中说过:“通信的语义方而的问题与工程问题是没有关系的。重要的是一个实际的消息从可能的消息的集合中选择出来。”这就是说,对于信息的本质规定,信息论本身一般是不加深究的。尽管,近年来,出现了高艾斯和皮卡德的“有效信息”、夏尔马的“广义有效信息”、哥廷捷的“无概率信息”和杰麻里的“相对信息”等概念,企图从“质一量”统一上度量信息,但是至今也未形成统一的公认的理论。即使是关于信息的这些新的探索,仍然是针对特定信息的特定功能的数量描述。至于从最一般的意义上阐明信息的本质,信息论本身是未能解决的,它需要从哲学上进行概括和揭示。国内外许多研究者认为,不是要用“信息”来解释“反映”,而是应该用列宁关于“一切物质都具有……反映的特性”[19]的思想来阐明和揭示信息的本质。

    研究表明,反映和信息都具有多级的水平和多级的质态。在其低级形态上,是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物质现象,而在其高级形态上,则表现为人的精神思维活动(乌尔苏尔在《反映与信息》和托·巴甫洛夫主编的《列宁的反映论和现时代》对此进行过研究)。这种研究和探索目前尚在进行中。但是《挑战》的作者,根本无视理论研究的这种进展,就臆断信息与反映具有不相容的对立,就给出了一个排斥思维的反映性质的“信息流”的模式。这是一个关于一切控制系统的信息过程的普适的模式。通俗地说,它既适用于作为控制系统的包括变形虫在内的一切生物,也适用于一台最简单的自控机构。从研究事物的特殊本质和特殊规律的观点看,仅仅普适的东西,必然是普遍地不适。怎么能够设想:把世界上最高级最复杂的人脑的思维活动,降低到一台机器的结构和功能的水平,降低到阿米巴变形虫的结构和功能的水平来加以研究呢?难怪有的同志非常欣赏波普尔关于从爱因斯坦的理性探索到变形虫的试错方法相隔“只有一步”或“一个梯级”的断言。如果说,波普尔承认人的理性和变形虫的本能相隔“一个梯级”还多少有点进化论的意思的话,那末《挑战》的作者的“信息流”的模式,却完全忽视了它们之间的多级的质的区别。

    毋庸置疑,人的认识活动与信息的接收、储存、加工和输出是有关的。这是控制论进行“人一机”类比的基础。但是控制论在作这种类比时,一般是把人脑视为一个“黑箱”。这种行为主义的功能类比及其模拟方法,在技术上是有益的。然而,用行为主义的,用“黑箱”的观点来看待人的思维活动,就根本揭示不了思维活动的本质和它的特殊规律。因为在人脑中进行的不是一般的信息过程,而是最高级最复杂的信息过程,在本质上也是一种最高级最复杂的反映过程。信息过程和反映过程,在这里是统一的,不是不相容的。马克思主义的反映论和辩证逻辑,研究和揭示了关于思维过程的辩证法,研究和揭示了关于思维过程的反映规律。这些成就已经被实践证明并将继续被实践证明是科学的、正确的。而今,如果我们试图从信息的角度对理性思维活动进行研究,同样应该揭示这种最高级的最复杂的信息过程的特殊的规律性,并与反映的和逻辑的规律统一起来进行考察。这种前景也许是可能的,我们应该势力去争取。然而,我们不得不指出,就目前信息科学所达到的水平而言,还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因为信息科学还没有建立一种关于思维的信息过程的完备的理论,还未能揭示出关于思维过程中信息活动的特殊的规律性。《挑战》的作者无视目前信息科学的实际状况,就企图用一般信息过程的最简单的模式,来解释人的思维活动,并声称要用实际还未发现的信息规律来取代反映的即认识论的规律,用作为部门科学的信息论来取代作为哲学世界观的反映论。这如果不是一种幻想,也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只要信息论还是一种部门科学,它就永远不能取代哲学的认识论即反映论。

当然,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即反映论,并不是一个封闭的、自满自足的“终极真理”的体系。它也没有任何“固定不变的框架”。它和整个马克恩主义的哲学世界观一样,也要时刻关注科学的最新发展,从中不断吸取营养,进行概括,使自己得到深化、丰富和发展。包括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相对论和基本粒子理论在内的一切现代科学的成就,进一步证实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正确性,同时,也提供了和继续在提供可供它进行概括的材料与需要它给予解释的新问题。在这里,不存在什么“挑战”和不相容的对立。所谓看“挑战”云云,这只看到了事物的现象,而曲解了事物的本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要随着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而发展,它的基本原理要深化,它的个别结论可能要修正,但是这决不意味着:可以轻率地怀疑和否定它的基本原理,而另辟理论道路去建构所渭“新认识论”。列宁在批判自诩为“自然科学的最新哲学”的马赫主义时讲过:遵循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的道路前进,我们将愈来愈接近客观真理(但决不会穷尽它),而遵循着任何其他的道路前进,除了混乱和谬误之外,我们什么也得不到。”[20]我想:列宁的这句话在今天特别值得我们深思。

                (原载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学习动态》1984年第3期)



注释:

[1] 载《复旦大学学报》1980年第6期。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51

[3]《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出版,第142页。

[4]《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4出版,第273页。

[5]《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7版,第776-777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523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610-611页。

[8]《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中文版,第435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516页。

[10]《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99页。

[11]《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11页。

[12]《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632页。

[13]见《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商务印书馆1984出版,第217页。

[14]《布莱德哲学讨论会资料》,第116页。

[15]《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94页。

[16]《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10页。

[17]《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94页。

[18]《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46页。

 

[19]《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9页。

[20]《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