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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理论

目的范畴的新探索—读《关于目的的哲学》
 
 
 

李崇富

 

社会实践是人有目的的感性活动的实践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然而,过去我们在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宣传和理论研究中,比较注重阐述认识和实践的相互关系,这当然是题中应有之义。但是,对于实践范畴本身及其内在的结构,则缺乏应有的重视和深入的研究。夏甄陶同志《关于目的的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是国内迄今唯一的一本系统研究和阐发这个问题的哲学专著。该书以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为指导,深入到实践的内部,从各个角度阐发了目的范畴的丰富内容和目的的矛盾运动,剖析了实践活动的关系结构,从一个侧面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强烈的现实性。

第一,作者从两种世界观本质对立的高度,确定了目的范畴的合理的适用范围。我们看到,作者在书中几乎用了三分之一的篇幅,首先对从苏格拉底至黑格尔的目的论进行了历史的分析批判,驳斥了他们对自然界和社会历史的目的论的解释;继而又运用科学的材料来阐明辩证唯物主义的宇宙观、自然观、生命观和历史观。书中用大量的事实和充分的哲学论据证明,整个物质世界的本质,就是物质本身。各种形态的物质的运动,都是物质“自己的运动”,不存在运动的“第一推动者”,不存在“世界秩序”的设计者和主宰者,不存在上帝或神创造世界、生命和人类的“奇迹”。物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是按照其固有的规律性运动和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即在整个物质世界的运动和演进中,起支配作用的是决定论原则,而不是目的论原则。

在哲学发展史上,决定论和目的论的对立和斗争,本质上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这两种世界观的对立和斗争。它们斗争了几千年,至今还未止息。作者在论及这场斗争时,肯定了从德漠克里特到费尔巴哈的旧唯物主义反对目的论、捍卫决定论的功绩,又指出他们对目的的理解仍然是抽象的,往往陷入机械决定论和宿命论。对于目的论,无论是肤浅的神学目的论,还是神秘的内在的目的论,作者当然从总体上是持批判和否定的态度的。但是,这种批判是实事求是的,有分析的;这种否定是一种“扬弃”。在作者看来,“目的本来是人类对象性活动的一个内在因素,目的性本来是人类对象性活动的一个特点。”(该书第7页,下引该书只注页码)仅就认识根源而论,目的论的失足之处,不在于它看重目的、考察目的的范畴本身,而在于它把自然界拟人化,把目的范畴普遍化,即把目的视为整个世界的普遍依据和普遍原则,把上帝、神或“世界理性”视为大千世界的设计者、创造者和主宰者,坚持和宣扬一种唯心主义的世界观和历史观。然而,当亚里士多德、康德等人,特别是黑格尔关于目的范畴的深入考察涉及到人事活动时,也“发表了很多深刻的思想”,“卓越地接触到了人的有目的的、实践的活动的特点”(2225)

因此,关于目的范畴适用范围的问题,实质上是个世界观的问题。基于这样的认识,作者从正反两个方面详细论证了这样的观点:“目的只在一个有限的确定范围内,即在社会领域的人类活动范围内能够适用的范畴,而不是支配整个世界的普遍原则。”(48)至于控制论应用目的的观点来观察和评价自动控制系统,作者认为,这里的“目的”是一种模拟语言,是对自控系统的一种技术性的评判标准,而不是我们所论的哲学范畴。这样,作者花了大量的笔墨,构筑了一个有理论高度的出发点,即他通过总结思维史的教训和依据现代科学的成就,从世界观上划清了目的论和决定论、目的论的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目的范畴的原则界限,确定了目的范畴合理的适用范围。一个概念适用范围的正确确定,是对它进行精细研究和作深入阐发的前提。从两种世界观的本质对立的高度,来确定目的范畴的适用范围,不仅对它作科学规定和它的逻辑展开有了标界,而且为它在唯物和辩证的基地上“扬弃”、吸收和改造唯心主义目的概念的那些“深刻的思想”,创造了可能性。

第二,作者在对同源性的概念的比较分析中,为认识论的目的范畴作了精确的规定。列宁说过:“范畴是区分过程中的一些小阶段,即认识世界的过程中的一些小阶段,是帮助我们认识和掌握自然现象之网的网上纽结。”[2]因而,要在逻辑上对某一范畴作规定,有必要从反映世界的普遍联系的“网”状结构的范畴体系中,即从同源性概念的区分和比较分析中,揭示这个“纽结”的本质特征。

对于目的范畴而言,在今天作这种区分尤其显得必要。这是因为,古老的目的论的主要特点,是目的范畴应用的普遍化、“扩大化”;而现代的目的论的主要特点,则是把目的范畴与它的同源性概念,如“合目的性”概念相混淆、相等同。所以作者从发生学上阐明人的自觉目的与生物合目的性的联系和区别,是有见地的。作者指出,生物的“合目的性是从因果性、必然性派生出来的一种特性”(413)。尽管生物的合目的性在形态结构和生理机能上可以表现出对于复杂环境的巧妙的适应。但是“这种合目的性并不等于就是目的。合目的性与目的这两个概念有同源性,是属于同源系列中的概念,但终究还是有区别的两个概念。”(同上)关于这种“同源性”,作者追溯到了“物质的一般反映特性”,并论证了这种特性从生物的刺激感应性,向动物心理、动物意识和动物的思维萌芽的历史发展(见第161167)。作者指出,虽然动物随着物种进化和反映能力的提高,产生了多种生理需要,有了满足这种需要的行为的计划性的进步。但是它们的需要还没有从其行为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对象,需要和行为在这里是直接同一的。因而还不可能产生对需要和行为结果的自觉意识。只有在智力高度发达的某些灵长目动物(如猩猩)身上,才有了自觉目的的萌芽。

作者深知,目的概念的这种同源性,毕竟只是它在历史上出现的自然史的基础,还不是目的的本质特征的本身。所以,他详细证明,人的目的在本质上不仅是自然界的产物,更主要是劳动和社会的产物,是对外部世界的规律性的自觉反映,也是对自身的社会性质的需要和社会性质的行为的“反思”或“自我意识”。在这样认识的基础上,作者对认识论的目的范畴作出了自己的规定。作者出:“目的行为主体关于自己行为的需要和行为的结果之间的统一或互相关联的有意识的觉知。”(413)我们认为,这是关于目的范畴的精确的和合乎实际的规定。因为从这个规定和作者对这个规定的论证来看,它反映了人类活动的目的的最本质的特征。这包括:(1)目的主体从客体中的分化、与客体(行为对象和结果)的对立和对客体的自觉的把握;(2)目的在内容上包含着对主体(需要)和对客体关系的双重的自觉的反映;以及(3)对这种双重关系的关联或统一的理解和企求。实际上,关于目的范畴的这一规定,概括了它不同于生物合目的性的本质区别,积淀了它和活动主体相关产生的漫长的社会史;蕴含着它在历史和逻辑的辩证运动中的矛盾的胚芽。《关于目的的哲学》一书,可以说是这个规定的引出和它所包含的矛盾之逻辑的展开。

第三,作者在目的的矛盾运动的阐发中,剖析了实践活动的关系结构,揭示了目的在实践中的地位和作用。仅有关于目的范畴的规定,它还是抽象的和贫乏的。目的范畴的丰富内容,是作者在它的“历史的或逻辑的形成过程中来加以阐明”[3]的。这是该书的重点,也是作者见解的充分发挥。

关于人类活动的目的之历史的形成过程,作者深入地研究和考察了作为目的主体的人类的起源,人类有目的的活动创造了自己的新型的进化方式,以及由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内在矛盾运动的结果而产生共产主义这个人类的最宏伟的目的之必然性,和实现共产主义进入“自由王国”的“现实道路”。关于目的逻辑形成的过程,作者从目的历史运动的总过程中,从多种形式的有目的的活动纵向连接和横向交错中,抽象出一个片断和一个普遍性的形式,从理论上再现了一个对应于具体目的产生的认识论的前提和基础、社会的历史条件和具体的物质条件,以及它发挥作用的机制和实现的过程。这样,作者就从历史的和逻辑的结合上,描绘了一幅关于目的矛盾运动的辩证的图景。

需要指出的是,作者关于目的矛盾运动的阐述,不是离开它的物质基础而演绎出的一种关于人的理性的抽象的精神运动,而是把它作为实践活动的一个内在的要素,在实践的诸要素的关系结构中来加以论证的。诚如作者所言:“目的作为实践的一个内在因素,是同实践活动的结构内在地相关的,离开了实践活动的结构,就无所谓目的,目的就没有任何意义。”(225)

关于实践的要素和它们的关系结构,作者提出了“两前提、三要素”的结构模式。他写道:“如果我们把人的一切对象性活动看作是一个主体和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的过程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在这个过程中,除了主体和客体这两个根本前提以外,还有三个必然的构成要素:目的(主体改造或创造客体的对象性要求)、手段(主体作用于客体的中介)、结果(主体目的在客体对象中的实现)。”(330)而实践的结构就是它们在运动中所形成的辩证关系的联结。我们认为,作者提出的这个结构模式,是对黑格尔有关思想的批判性的改造,也是对列宁有关思想的继承和发挥。

大家知道,列宁曾指出,黑格尔把实践理解为目的、手段和“结论”的逻辑“推理”,“这不全是牵强附会,不全是游戏。这里有非常深刻的、纯粹唯物主义的内容”。列宁运用唯物主义观点将它概括为实践的三个“前提”[4]。据此作者在早先的论文中,曾经沿着列宁的思路提出过实践结构的“三要素说”。哲学界对此曾有过讨论。在“三要素说”中,由于作者没有把主体和客体明确地作为前提纳入实践的结构,也没有以足够的篇幅来展开关于目的形成过程的自然史的和认识论的全面考察,因而使得有的同志产生一种错觉:似乎“三要素说”视目的为实践旋转的轴心,是类似于黑格尔“三段论”的“三部曲”,有唯心主义或二元论之嫌。这次,昨者在本书中充分阐述了自己的见解。他通过把“三要素说”发展为“两前提、三要素”的结构模式,以及对它们相互关系的系统阐述,从而更精确更深刻地揭示了实践活动的内在结构及其辩证关系。

按照作者的观点,目的作为实践的一个内在的要素,是主体和自然界辩证关系的产物,也是它们的社会关系的产物。目的的设定要以现实世界为基础,要以对客观规律的区分和把握为依据,是以往实践的继续和当前的实践的起点与归宿。目的作为具体实践活动的起点,乃是主体作为“内心的意向”、作为需要而在头脑中预先设立的观念形式的实践结果。目的是对当下现实的不满足而依据客观的可能性在观念上的一种创造、一种超前反映,也是对对象的自在的客观性的一种否定。所以目的提出的过程,是由客观到主观、由物质到精神的过程。目的因为具有实现自己的坚定意向和动因而进入实践的过程。目的(及其具体化的计划)表现于实践过程,是主体把它作为“内控”因素并借助和推动手段与客体相互作用,造成客体发生合目的的变化,即造成对目的的主观性的否定。目的在实践结果中获得了物化的形态,这就是目的的实现。所以目的的实现,是一个由主观到客观、由精神到物质的过程。在这种双重的否定或转变中,目的和手段的关系是辩证的;实践中的物质性的要素和观念性的要素的关系也是辩证的。观念形态的目的,来源于客观,反映客观,并在实现的过程中依赖客观条件和客观的因果制约性;但是,目的一旦反映了对象的本质和具备了实现的条件,它就成了实践所追求的目标,成为“实践活动中的核心”和支配实践全过程的“灵魂”(451452)。然而,目的并不能自己实现自己,自己验证自己;它要借助于物质的力量来实现;

要在实践中修正和完善,目的和计划及其所凭据的理论的正确性,要由实践的结果来验证。

    据此我们认为,作者关于实践结构及其辩证关系的论述,在以下几个方面阐发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首先,它深化了关于实践范畴的理解,“实践”不只是一种抽象的规定,而是包含着多种要素和复杂的关系结构的社会性的系统。其次,它证明实践这个社会性的系统的关系结构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在这种动态结构中,具有“直接的现实性”的物质性的要素是基础,而观念性的要素(目的)则是实践活动的“灵魂”、“动因”和“内控”因素。再次,它深化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关于理论和实践、精神和物质相互关系的原理。它既坚持了理论源于实践、理论依赖于实践的基本观点,又把理论服务于实践、理论指导实践的原理具体化了,即对“物质变精神”和“精神变物质”的机制作了进一步的阐明。

第四,综观《关于目的的哲学》全篇,它不仅具有浓厚的理论色彩,而且具有强烈的现实性。骤然看来,该书给人的直观印象,是它的浓厚的理论色彩。但是透过它的高度抽象的哲学语言和近乎思辨的推理,看到的却是它所涉及的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有理论深度的分析和概括,以及它对现实生活所提出的新问题的哲学回答,即它的现实性。

《关于目的的哲学》的现实性,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该书决不是为了谈哲理而谈哲理,它所研究的课题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因为实践目的的正确设定和为其实现而努力,关乎每个人的工作和生活。这本书以目的范畴为线索而展开的关于实践结构的分析和概括,它对实践中人与自然界之间和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的进一步的揭示,它对实践中的客观的因果制约性、规律性和人的目的的自觉的能动性的辩证关系的阐述,以及它对共产党人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终极目的的理论根据的阐明,都能给人以启示和教益。其二,作者无论是在批判性的分析中,还是在正面的阐释中,都力图运用和概括实际生活中的新材料。《关于目的的哲学》不是偏执于某种单一源泉的跛腿哲学,而是在注重应用社会历史方面的思想材料的同时,努力从现代科学的最新成就中吸取营养。作者不仅力求运用宇宙学、天文学、地球物理学、解剖学、考古学、分子生物学,分子遗传学、神经生理学、信息论、控制论和人工智能等现代科学所提供的确切事实,来充实自己的论据,而且对于当代自然科学向哲学提出的新问题(如机器能否思维,机器是否具有内在的目的以及机器能否将胜过人类和役使人类等),也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作了自己的回答,并且还对寄生于现代科学成就上的若干哲学派别(如操作主义、结构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等)有关的唯心主义观点,也进行了一定的分析和批判。《关于目的的哲学》带有自己的时代气息。

《关于目的的哲学》是作者多年潜心研究和思考的结果。它思想深邃,包容宏博,分析精到,论说翔实,是一部不多见的、有一定分量和理论深度的专著。但是,它也有值得推敲和需要完善的地方。例如作者为了照顾理论分析和论证的全面性,而使行文中发生了某些重复和交叉;作者有不少新颖的提法和见解,但个别概念(如“实践思维”)的使用缺乏明确的含义和规定;当作者把“理性”概念发挥为“人对客观事物的规律性和必然性的认识与利用”时,似乎与哲学上的“自由”这个概念没有区别了。还有,作者所引证和叙述的大量的自然科学材料,绝大多数是恰到好处的,但其中对某些科学事实的叙述似乎尚欠规范或准确。作者是位哲学家,而不是通晓或熟悉多学科的自然科学的科学家。因此,书中有的缺点或不足是难以避免的。虽然有这些缺点或不足,毕竟瑕不掩瑜,《关于目的的哲学》很值得认真一读。

         (原载《哲学研究》1985年第1期)



[1] 本文与王正萍同志合作,由我执笔。

[2]《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90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7页。

[4]《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03233-2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