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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理论

很需要从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提高一步—马恩列斯《论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学习札记
 
 
 

李崇富

 

几年前,邓小平同志在谈及陈云同志关于学习的建议时指出,“现在我们的干部中很多人不懂哲学,很需要从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提高一步”,“很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邓小平同志还要求,要把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选编一下,“还要选一些马恩列斯的著作”.[1]最近,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由温济泽同志主编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以下简称《论方法》)一书,就是适应这种迫切需要而作出的一种努力。该书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哲学思想的论述,从方法论的角度较系统地选编出来,这对于引导和帮助人们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贯彻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促进我们当前的各项改革和四化建设,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革命的世界观和科学的方法论的辩证统一。把这种哲学世界观,作为在实际生活中指导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方法论,化为人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这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

恩格斯说过:“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2]是轻视实践,脱离实际,把马克思主义视为现成教条,加以生搬硬套;还是坚持理论和实践的统一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和解决革命和建设中的实际问题?这不仅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态度和学风问题,而且是关系到党的事业成败的大问题。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王明等人的教条主义、主观主义,曾招致革命的失败,几乎使党、军队濒临绝境。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决反对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作为分析和研究国情的科学方法,从而揭示出中国革命的规律,制定了正确的方针路线和战略、策略,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创立了以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科学的指导思想,即毛泽东思想。从此,我们党才有了思想上的统一和团结,组织上的发展和巩固,才取得了全国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在社会主义事业的曲折前进中,我们的一些失误和挫折,其根本原因,则都是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违背或偏离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指导。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实现了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广大干部和群众从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思想禁锢下解放出来。全党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把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重新引上了正轨。在党和国家积重难返、百业待兴的时刻,由于抓住了思想路线、思想方法这个根本,只用了较短的时间,就开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反复证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世界观和哲学方法论,是工人级百战百胜的思想武器,必不可少的“伟大的认识工具”(6)。在今天,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时期,进一步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将哲学世界观化为我们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不仅依然是必要的,而且是更为迫切的任务。

第一,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需要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胡耀邦同志在十二大的报告中指出:“要把中国这样原来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创造性工程之一。这个事业的许多课题,是以前的马克思主义者没有也不可能提出和解决的。”这就需要我们共产党人,沿着马克思主义指明的方向,运用它所提供的科学方法,去探索,去实践,去创造。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包括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双重变革。就其深刻性和复杂性而言,是以往任何变革所不能比拟的。这种双重变革,既要求我们的科学家、工程师、农学家、一切技术干部和从事物质生活的人们,掌握为唯物辩证法这个“对今天的自然科学来说是最重要的思维形式”和“思维方法”(50);更要求我们党和国家的干部,一切社会科学工作者,充分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锐利武器,去思考、从事和指导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在目前的改革中,尤其要求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高瞻远瞩,勇于探索,既要善于决断,又要善于预见,以便充分发动和组织群众,不断开创新的局面。因此,更需要学习和掌握科学的思想方法、管理方法和工作方法。

第二,加强干部队伍的思想建设,需要学习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现在,我们党和国家的干部正处于新老交替的历史时刻,大批中青年干部陆续走上领导岗位。他们年富力强,精力充沛,文化水平较高,许多人还有专业特长,这是他们的长处。但其中也有些同志比较缺乏领导经验,缺乏哲学素养。在过去那些唯心主义横行、形而上学猖撅的年代里,有些同志还不能不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引导中青年干部进一步学点哲学,学点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提高领导水平和领导艺术,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第三,学习和掌握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与实现整党任务、彻底端正党风关系极大。这次整党的任务,是“统一思想,整顿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统一思想,就包括用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来统一全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认识。只有把全党的认识统一到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上来,才能实现全党自觉的团结和统一。这也是延安整风的一条根本经验。在延安整风的准备阶段,毛泽东同志不仅发表了《实践论》、《矛盾论》、《改造我们的学习》和《整顿党的作风》等科学著作,而且指导编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思想方法论》一书,从世界观和方法论上、从学风上,清算了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用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用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教育和武装了全党。这是延安整风取得成功的思想保证。这一宝贵经验,对于这次整党不仅是完全适用的,而且由于这次整党的任务要繁重得多,情况要复杂得多,它的意义也更加重大了。

 

 

作为我们党的优良传统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从根本上说来,就是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方法。这些方法,和经典作家所阐明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原则是完全一致的,同时也是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毛泽东同志所阐发的实事求是的思想,既是对认识论的唯物论、也是对认识过程的辩证法的高度概括,它同马恩列斯所阐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具有内在的联系与一致。《论方法》一书的《从事实出发,实事求是》、《理论和实践必须统一》、《要辩证地思考问题》、《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发现规律,认识规律,利用它们以利于社会》等章节,就都包含着毛泽东同志所阐发的实事求是的思想。

毛泽东同志说:“实事”即“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我们的认识要从“实际情况出发”。这同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任何科学“都必须从既有的事实出发”(53),唯物主义只不过是对客观事物“本来面目的朴素的了解”,“不附加以任何外来成份”,要“毫不怜惜地抛弃一切同事实(从事实本身的联系而不是从幻想的联系来把握事实)不相符合的唯心主义怪想”(4546)等论述,是完全一致的;同列宁所讲的“事实是我们政策的基础”和“前提”(64),“我们应当善于根据当时形势的特点提出自己的策略和当前的任务”(72),也是一脉相承的。毛泽东同志说:“是”即“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或“规律性”;“求”即“研究”,也就是要从客观事物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这是对认识过程的高度概括。这个过程也就是实践和调查研究的过程,其中包括对调查的结果“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维过程。这些思想,同马恩列斯所阐明的自然和社会运动都是“受一定规律支配的自然历史过程”(299)、实践“第一”(80)、“主观的思维和客观的世界服从同样的规律”(144)等观点,以及“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科学抽象”、“分析和综合相结合”、“从抽象上升到具体”,“认识从现象到本质”等等辩证逻辑的原理与方法,是完全吻合的。

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思想,还要求人们将认识和掌握了的关于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这就突出了马克思关于哲学不只是“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88)的根本观点,摆正了人对外部世界的“理论的关系”和“实践的”关系(8586),坚持了“思想和行动的统一”(112),体现了经典作家们一再强调的革命理论的指导作用和能动性质。

我们党的群众路线,既是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个别与一般”的辩证法为指导原则的,更是以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即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为其根本出发点的。《论方法》中《联系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一章,就包含了经典作家关于这方面的丰富思想。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历来认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252),“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258)。他们高度赞扬了人民群众在革命时期所表现出的“历史主动性”(264),要求工人政党的领导者“和群众接触”,深入群众,“向工人学习”(268273)。列宁和斯大林也经常强调,“把千百万群众组织起来”,“是革命胜利最深的泉源”(255);“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群众自己创立的”(28)。所以他们总是教育干部,“不要远离群众”,“不要脱离群众”,“和群众打成一片”(269),“要细心倾听群众的呼声”(275),“研究群众的斗争实践,并根据这些来检验自己政策的正确性”,以便“教育群众”,“引导群众前进”(270269)

总之,作为我们党的优良传统的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生动体现。我们为要“从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提高一步”,就必须在深入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同时,认真学习经典作家关于方法论的论述。

 

 

列宁指出,马克思的理论“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主义者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个方面把这门科学向前推进”(42)。在当代的“实际生活”中,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出现了一系列自然科学的方法,如系统方法、信息方法、控制论方法、模拟方法和数学方法等等。恩格斯说:“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10)。对于现代唯物主义来说,为了不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理论基础和指导原则,充分吸取现代自然科学的若干方法的合理因素,建立科学的、完整的、现代化的方法论体系。对此,人们正在作深入的、创造性的研究和探索。

但是,目前在我国学术界,在这个问题上也出现了一些偏向。有些同志实际上在否认辩证唯物主义作为世界观和认识论的性质,试图取消它作为一般方法论的指导作用,而把某些“跨界科学”,如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及其方法,拔高为世界观和一般的方法论,以取代所谓“传统哲学”。具体表现是:一方面,一些同志以科学不断从哲学母体中分化出来的趋势,以现代科学既在不断分化又趋向于一体化等为理由,否定哲学具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性质和职能,认为由于出现了“跨界科学”或“横断科学”,哲学所提供的“就不再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一般规律”,而只是认识论了。另一方面,有些同志又认为,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哲学也不适宜于研究认识论了,应该把认识论这个“领地”让位于实证的科学,让位于包括脑生理学、认知心理学、发展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和人工智能等在内的“思维科学”。将上述两个方面的观点综合起来,包括辩证唯物主义在内的一切哲学就既不是世界观、也不是认识论,当然也就谈不上是一般的方法论了。因此,有的同志认为,某些“横断科学”的概念,如“系统”、“信息”、“概率”、“反馈”和“控制”等等,已具有最大的普遍性;相应地,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物理统计理论等科学,已能揭示出“整个世界的最普遍的一般规律”,它们的方法也就“具有一般方法论的功能”了。

这些观点,是我们所不能同意的。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们早已明确指出:辩证唯物主义所揭示的,“是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162);它所提供的方法论,是普遍适用的一般的方法论。因此,哲学和各门具体科学的关系,是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世界观和实证知识的关系。除了辩证唯物主义之外,没有其他任何一门科学,能够从世界观或从世界的总体上,正确地揭示出外部世界发展的最一般规律,科学地阐明思维对存在、意识对物质的辩证关系;只有辩证唯物主义,才有能力对人类的全部认识史及其全部认识成果,作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科学总结。虽然心理学的若干分支科学,也要涉及意识的起源和发展,涉及思维对存在的关系问题,但是,它们主要不是研究这种关系本身,而只是研究心理和意识过程的机制及其规律性。哲学的世界观的性质,哲学的一般方法论的指导地位,是任何实证科学所无法承担和取代的。

诚然,一些“横断科学”如同数学一样,相对于大量的专门科学,有着较为广泛的适用范围,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但是,它们相对于哲学,仍然只是一种特殊的部门科学。特殊和普遍的关系,从来都是相对的。我们并不否认,象“系统”这样的概念.有可能改造为哲学范畴,但它一经哲学改造之后,也就不再是“系统论”中的概念了,其实,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就具有丰富的“系统”思想,甚至古希腊哲学也早就应用了“系统”概念[3]。我们今天要改造和吸收现代系统论的思想成果,也只是使其深化和提高一步而已。

就信息论和控制论而言,其中的“控制”和“反馈”等基木概念,并不具有哲学范畴的普遍性。自然界中的绝大多数物质系统,如总星系、星系团、星系,以及无机界所有的物质系统,都不具有自控的、反馈的机制。具有反馈机制的自控系统,仅仅是生命系统、社会统和某些人工物质系统。控制论及其“控制”、“反馈”概念,只适用于后者,而不适用于前者。维纳给控制论所下的定义,仅说它是“关于在动物和机器中控制和通讯的科学”。尽管控制论及其分支学科,如今已被用于一切生命过程和某些社会过程的研究,但它终究不是关于万有的科学。说到作为控制论的一个基础概念“信息”,情况要复杂一些。“信息”到底是与“控制”相联系的概念,还是表征物质的一种普遍属性的概念,学术界尚有争论。但是,“信息”只有与“控制”相联系,才具有功能意义,这倒是公认的事实。然而,控制论和信息论,都不涉及非功能的信息。

既然上述“横断科学”并不具有世界观意义上的普遍性,那末它们在发挥方法论的功能时,就不一定具有一般方法论的意义。其实,无论是系统方法、信息方法、控制论方法,还是物理统计的方法,主要是在各自适用的领域,对其对象作出定量的数学描述。这既是它们的优点,也规定了它们发挥作用的限界。它们各自都不能提供一种从世界整体上、从“质—量”统一的把握上,来指导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论。它们所能提供的,只是适用于若干领域或各种领域之某一侧面的科学研究的方法论。至于一般的方法论,只能由作为人类全部已有知识之最高综合概括的科学,即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来承担。由是观之,现代完整的科学方法论的体系,是多层次的。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整个方法论体系的理论基础和指导原则,是最一般的方法论;而系统方法、信息方法、控制论方法和数学方法等,则是若干科学共享的科学方法论,只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处于最低层次的,则是各门科学所独有的特殊方法。这三个层次,既相互补充,相互为用,相得益彰;又各有特点,不能相互替代。我们既不能把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凝固起来,拒绝研究和采用现代科学的方法论;更不能否认它在科学方法论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和普遍的指导作用。我们必须逐步做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和科学的方法论,与现代科学的方法论,统一起来、结合起来。因此,《论方法》一书不仅对一般党员、干部和青年,而且对于一切科学工作者,同样都是富有教益的。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5年第5期)



注释:

[1]《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267268页。

[2]《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6页;下引此书只在文中标明页码,不再另注。

[3] 例如,毕达哥拉斯就把“整个宇宙组织”,视为“数以及数的关系的和谐系统”〔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218页〕;又如,留基伯把他的哲学著作命名为“大宇宙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