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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理论

反映范畴的发展与哲学基本问题的深化
 
 
 

李崇富

 

恩格斯认为,唯物主义作为一般的世界观,是以“对物质和精神关系的特定理解"为基础的。而作为这种世界观的现代科学形态的辩证唯物主义,当然也应以对这一关系的“特定理解”为基础。辩证唯物主义在其理解(亦即对哲学基本问题的解决)中,认定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物质决定精神,精神为物质所派生;而在研究我们关于我们周围世界的思想对这个世界本身的关系时,承认在它们之间具有某种同一性。

    但是,物质何以能派生精神,思维和存在是怎样同一又是怎样成为同一的呢?显然,仅凭物质范畴和精神范畴本身,还不足以从哲学上概括与表征这一内容。这里还缺少逻辑上的一个中间环节。只有反映范畴既能充当沟通“物质”和与之对立的“精神”中介,又能表征精神与物质对立的本质。因为,只有反映范畴才内在地包容有物质现象对于精神现象的根源性,和精神现象对于相应的物质现象的依赖性;也只有反映范畴才能概括物质转化为精神的一般过程,和为阐明精神转化为物质提供理论的前提。所以,反映范畴在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认识论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即思想反映对象的理论”[1],对思维和存在关系理解的深化,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作为辩证概念的反映范畴的发展。

从语源学上追溯,“反映”是从日常生活中借用来的一个术语。黑格尔说过:“反映或反思这个词本来是讲光的,当光直线式地射出,碰在一个镜面上时,又从这镜面上反射回来,便叫做反映。在这个现象里有两方面,第一方面是一个直接的存在,第二方面同一存在是作为一个间接性的或设定起来的东西。当我们反映或(象大家通常说的)反思一个对象时,情形亦复如此。”[2]再往前追溯古希腊的唯物主义哲学家阿那克西米尼大概也是从反映的光学现象中受到了某种启示,从而把“反映”范畴首先移植到自己的哲学中的。

反映范畴虽然很古老。但是把反映范畴发展深化为一个辩证的概念,却只同辩证唯物主义的产生和发展相联系。在古代和近代的旧唯物主义(或倾向唯物主义)的学说中,尽管哲学家们在理解思维和存在的关系时,也用“反映”来解释精神、意识和思想产生的机制,以及这类观念的东西的本质,然而,他们对于“反映”概念的规定与理解,往往是一种猜测、比拟或直观经验水平上的描述。

在辩证唯物主义创立和发展的过程中,反映范畴的根本性变革,是通过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把科学的实践概念引入反映论,和把辩证法应用于反映过程的分析而实现的。

科学的实践概念被引入反映论,是反映范畴变革的基础。旧唯物主义在考察人的认识时,只诉诸予人的感性直观。但是,“人的思维的最本质最切近的基础,正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而不单独是自然界本身;人的智力是按照人如何学会改变自然界而发展的”[3]。就是说,单凭感性直观,人并不能比高等动物“收集”到更多的可供思维的材料。人只有借助于社会的结合和生产工具的使用,才能诱导出对象自身的更多的属性作为感觉的材料和思维的内容。只是由于社会实践活动的需要和实践活动的多次重复,才推动人们的感性认识向理性思维的飞跃,并促成理性认识的深化。既然人对外界的反映能力的发展和反映过程的逻辑结构的展开,是以社会的实践活动及其发展为前提的,那末哲学要揭示这种反映活动的辩证本性,也只能以科学的实践概念为基础。科学的实践概念,标明了人的反映区别于动物反映的本质界限,提供了阐明反映水平提高的内在动力,揭示了反映过程的辩证结构的理论前提,验证了反映结果之真理性的客观标准。一言以蔽之,把科学的实践概念引入反映论,才能够用反映范畴科学地概括辩证的反映过程本身;才能揭示这种辩证的反映过程的内在规定性。

实践被引入反映论,只是为反映范畴的变革提供了一个基础。要阐明反映过程结构的辩证本性,还得应用辩证的方法。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唯心主义的辩证法在研究思维的辩证过程时,确实抽象地发展了认识的能动方面。但是,由于缺少科学的实践概念这个基础,结果导致了思维和存在的真实关系的颠倒。但是,它却从另一个角度为变革反映范畴指明了辩证的途径。

恩格斯指出,辩证法的三个基本规律“都曾经被黑格尔以其唯心主义方式只当作思维规律而加以阐明……。如果我们把事情顺过来,那末一切都会变得很简单,在唯心主义哲学中显得极端神秘的辩证法规律也立刻就会变成简单而明白的了。”[4]马克思主义哲学把黑格尔的思维规律唯物地“顺过来”以后,又用这些规律去研究思维中的反映过程,从而创立了区别于旧唯物主义的辩证的反映概念和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反映”的理解同直观的唯物主义的根本不同就在于,它把人的反映看作是基于实践的能动的和辩证的过程。这个过程不仅表现为人的认识从感性向理性的飞跃,而且表现为多级的抽象,即表现为从现象到本质、从不甚深刻的本质到更深层次的本质深化和对客体永无止境的接近。

人类在反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有条件地、近似地把握外部世界的普遍规律性之最生动的表现,就是人们的创造性的思维活动。借助于思维活动,人们能够在观念形态上提供作为自觉目的的关于未来事物的“图画”,并通过实践的力量物化这些“图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列宁才说:“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造客观世界。”[5]意识的创造活动,以一般的反映作基础,它同时也是人类反映过程辩证发展的一种特殊形式。如果说,旧唯物主义知性的反映范畴,勉强地能够描述精神的东西,对应于相应的物质的对立关系的本质的话,那末,只有辩证的反映概念才能科学地解决思维和存在的相互关系,即由物质到精神和由精神到物质的转化关系。辩证的反映概念深化了人们对于思维和存在的相互关系的认识。

我们这样说,决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反映范畴和反映论不可能再发展了,哲学基本问题已经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我们只是说,当代科学的迅猛发展,并没有使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反映论面临什么“挑战”,而是为它的继续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

为什么这样说呢?首先,从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一个方面来看,辩证唯物主义认定,作为第二性的精神、意识是由第一性的物质所决定、所派生的。但是,从物质的东西如何分化和派生出精神的东西呢?为了搞清这个问题,就需要研究精神、意识的发生学问题,研究精神、意识的自然前提和生物学前提。我们知道,人的意识及其思维作为高级的反映形式是从生物的感应性这种反映形式,从动物的心理反映形式发展而来的。然而,有机物的“感觉”这一反映能力的出现,难道是伴随生命物质的出现而从“零”开始的“跳跃“吗?难道它与无机物的某种特性没有丝毫的内在联系吗?大家知道列宁早就为我们提出了研究这个问题的任务。他说:“对于那种看来完全没有感觉的物质如何跟那种由同样原子(或电子)构成但却具有明显的感觉能力的物质发生联系的问题,我们还需要研究再研究。”[6]而信息论、控制论、电子计算技术、神经生理学和动物心理学等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所提供的材料,恰恰使这种研究成为可能。特别是人工智能技术,已经可以借助于电子元件的物理形式的低级反映,造成相应于某种思维过程结构的一定组合,形成生命智能的类似功能,这就使无机物的反映特性得到了鲜明生动的显现,并暴露出入工智能和生命智能的同源性。如果我们利用现代科学的成就弄清楚了精神、意识发生的自然前提和生物学前提,把物质变精神的过程真正阐明了,那末辩证唯物主义对于哲学基本问题第一方面的解决,就将达到一个更加深化的程度。

其次,就哲学基本问题第二个方面而论。它部分地可以归结为世界是否可知,人的反映与被反映的现实世界能否相符合的问题。辩证睢物主义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在原理上无疑是科学的、正确的。但是,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所造成的人类认识活动过程结构的变化,又提出了一系列新问题,这些问题需要从哲学上作出新的回答和解释。

众所周知,今天人类知识的对象已经扩展到了微观领域和宇观领域。现代人类认识活动过程结构的一大特点,是在人和认识对象之间配置了越来越多的认识工具作为中介,以克服人自身的生理限制,从而获取微观和宇观领域的信息。这就意味着,在当代成为思维对象的很多素材或数据,特别是一些尖端科学所赖以立足的实验和观测结果,不是来源于人的感性直观,而是来源于认识工具(仪器)对于认识对象的反映。不仅如此,即便是人们思维活动本身的某些成分与环节,如今也可能甚至必须借助人体外的、具有类似人的思维功能的某种认识工具(如电子计算机)来实现。在人们认识活动的过程结构已经发生了并将继续发生这类变化的情况下,如果不研究认识工具对于认识对象的反映关系,不研究这类反映中的相‘符性问题,我们有什么理由认为,我们直接得之于仪器的数据和材料,以及由此形成的认识或知识是可靠的,并和认识对象是具有同一性的呢?

从上面需要对哲学基本问题的回答继续深化的要求来看,都涉及到对人以外的生物界和非生物界的反映问题的研究,也涉及到人以外各种质态的物质系统间信息过程本质的问题。当然,从事这类研究的更直接的是相应的自然科学的任务。但是,研究意识发生和认识工具对认识对象反映的世界观和认识论方面的问题,也是不可缺少的。很明显,如果我们继续仅仅把反映范畴局限于认识论的范围之内,那就不能把它应用于精神领域之外的一切反映过程和信息过程,因而,也就难以对已经深化了的哲学基本问题作出全面而科学的回答。因此,把反映范畴从认识论领域扩展到非认识论领域,既是由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所促成的,也是继续深化哲学基本问题所必须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哲学的发展史上,“反映”范畴的产生和发展是和哲学基本问题唯物主义地解决和深化相联系的;旧唯物主义在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上,虽然基本上坚持了唯物主义的立场,但由于它对反映概念的肤浅的解,因而这种唯物主义是素朴的或直观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和发展,使反映范畴发展成为辩证的概念,从而既唯物又辩证地深化了思维和存在的关系,使哲学基本问题不断地获得科学的解决;现代科学的发展和适应哲学基本问题继续深化的需要,反映范畴正在实现从认识论领域向非认识论领域的扩展。运用这种既具有认识论性质又具有本体论性质的反映范畴,来概括现代科学有关的新材料和解决它提出的新问题,是我们深化理解哲学基本问题的必要条件。

        

(原载《哲学基本问题和辩证唯物主义物质观》,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注释:

[1]《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7页。

[2] 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42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51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84页。

[5]《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28页。

[6]《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