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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理论

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积极探究—简评《世界的意义——价值论》
 
 
 

李崇富

 

哲学,作为远离物质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而从现实关系和科学资料中升华出来,总是要经历一个曲折的历史过程。有时,在现实中早已存在的,且由众多学科显示出普遍性的问题,仍然需要哲学辨明它存在的合理性,并从生活的客观逻辑再现为思维上的逻辑,从而有助于人们在实际生活中,比较自觉地把握和运用它。我国思想界关于哲学价值观的探究,包括李连科同志的《世界的意义—价值论》一书,作为人民出版社最近出版的“三个面向丛书”之一(以下简称《价值论》)的问世,就体现了这一点

直至前不久,我国关于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研究,还几乎是一片处女地。经典作家在这方面虽有大量论述,但并没有创立一个价值论体系。因此,把价值问题纳入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在世界观和方法论意义上探究阐述价值观,是一项开拓性很强的工作。《价值论》一书,从奠基性的工作开始,积极探究了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存在的理论根据,进而在唯物史观和认识论的基本原理指导下,综合和吸收其他学科的成果,尝试建构价值论的体系,并结合当前改革的实践,阐述了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的现实意义。

本来,价值关系如同实践关系和认识关系一样,是主客体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价值关系和人类历史一样古老。它内蕴在实践和认识关系之中,表征着世界及人和人活动的产物,对于活动主体的意义。人类从朦胧的价值意识,发展到对价值问题作系统的考察研究,并对价值目标产生比较自觉的追求,体现了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和主体意识的觉醒、深化。资本主义社会凭借雇佣奴隶制,造成了商品经济奇迹般的繁荣,把人类文明推进到一个新高度。但是,在这种制度下,物的增值和人的贬值,及其对人性的压抑和扭曲,推动人们对价值观念的思考和探索。这是从上个世纪末至今,促使西方价值学(Axiology)研究,历久不衰,且日见兴盛的基本原因。问题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应否包含价值观点,无产阶级是否需要自己的价值论体系?

《价值论》对这个问题,作了肯定的回答。作者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系统回顾与反思,在肯定无产阶级革命主要应从社会本身固有的矛盾和规律中引伸出来的前提下,把革命导师对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之种种压抑、贬低和违反人性现象的愤怒鞭挞和谴责,以及对未来社会的憧憬和科学预言,从价值观的角度作了解释。在作者看来,科学社会主义主张用社会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取代私有制;用“自由人的联合体”,取代过去那种“虚构的集体”,用“按需分配”最终取代社会财富的私人占有,并用人的全面发展,取代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者畸型和片面的发展,从而摆脱人类历史上的动物时期,使人成为自己社会结合的主人,实现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这不仅是社会发展规律使然,也体现了无产阶级对价值目标的自觉追求。因此作者认为,如果不把社会规律和价值问题结合起来,社会规律也会成为神秘莫测的东西。作者还援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价值问题(包括马克思对作为“普遍的概念”的价值的界说)的大量言论,比较雄辩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包含价值观点”这一论断。

在这个基础上,作者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点,集中地表现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功利主义上。这样,就使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与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与阶级性、以及它所阐明的社会的物质动力(生产力)与精神动力(理想和价值追求),协调起来,统一起来了。作者认为,推动社会前进的根本动力,或衡量社会进步的根本尺度,应当是社会生产力。同时还有一附属的,也是必不可少的因素,就是价值尺度。这两个尺度,应该是统一的,相辅相成的。这里只有哪个决定哪个,而不应有哪个否定哪个的问题。这就把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置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之下了。

新康德主义弗莱堡学派的代表人物李凯尔特认为,马克思仅仅注意的是“经济学的价值”。实际上,马克思对价值问题的论述远比资产阶级学者所理解的要广泛得多、也深刻得多。人们不会忘记,早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奠基性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就指出了价值意识作为资产阶级的“实践的意识”,其产生和发展“是和资产阶级发展的不同时期有密切联系的”。例如,在爱尔维修和霍尔巴赫的学说中,价值和功利理论“主要是一种想把一切关系归结为剥削关系的愿望,……还很难说是这种愿望的实现”。这种理论表现是同尚不发达的资产阶级活动相适应的。要想进一步发展这种理论,“只有把经济学内容包括到这种理论中去,才能向前迈进一步。边沁迈了这一步。”马克思认为,边沁的功利论是一个大胆的启蒙和公开的进步,“功利论至少有一个优点,即表明了社会的一切现存关系和经济基础之间的联系”。与此同时,马克思也批判了资产阶级功利价值理论的失误及其社会历史根源:“把所有各式各样的人类的相互关系都归结为唯一的功利关系,看起来是很愚蠢的。这种看起来是形而上学的抽象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一切关系实际上仅仅服从于一种抽象的金钱盘剥关系。”[2]与资产阶级价值学相反,马克思不是把价值问题局限于人的心灵方面,而是把它放到社会历史的范围内,而这种社会历史的尺度恰恰是理解价值问题的关键所在。众所周知,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价值形态看作是社会关系特别是经济关系的具体表现形式,人对他人以及社会的关系(包括人对自身的关系)是通过人与对象的价值关系来表现的。所以,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趋势也必然通过价值关系的运动表现出来。马克思正是通过对经济价值的研究,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存在价值的暂时历史的性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和剩余价值学说称作建立科学社会主义的两块基石。

不同阶级的功利观,制约着它的价值观。作者通过对新康德主义弗莱堡学派、实用主义、新托马斯主义和人格主义的价值观的剖析,揭示了它们的唯心主义实质。前两者,否认价值的客观来源,把价值实际理解为人的主观形态的情感、意志和欲求的满足;而后两者,把价值或者解释为与人性相通的上帝的理性,或者视为神秘的和超验的人格实体的内在规定。因而阶级的功利偏见促使它们的价值观,不是陷入主观唯心主义,就是客观唯心主义。作者正反两方面的论述,既阐发出蕴含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价值观点,又划清了它同唯心主义价值观的界限。因而为价值论找到了比较充分的理论根据,为它的理论构架奠定了基础。

《价值论》一书,对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体系的建构和阐发,是一种积极的探究,表现了作者的理论勇气。该书通过阐释认识论的主客体相互规定、相互作用的理论,运用主体的“二重化”和“二重反映”的观点,并依据对主体需要的客观社会性的论述,引出了对价值关系的规定。作者认定,坚持主体需要的客观社会性,是坚持唯物主义价值观的关键所在。而所谓价值关系,也就是外界物(自然、社会和某种客体形式的事物形态)对主体人的需要之肯定或否定的关系。价值就是客体事物或其属性对主体需要的某种满足。由于主客体的价值关系,实质上就是一种实践关系,是以实践为基础的,因而它基本上是一种社会关系,具有社会性和历史性,在阶级社会里,还表现为阶级性。

进而,作者依据价值关系与实践关系的内在联结,论证了价值关系或价值属性的客观性,阐述了价值与价值评价、价值评价与科学认识的区别和联系,揭示了这类价值范畴的内涵。这样,就把价值观从认识论的角度和方法论的意义上,比较完整地阐发了出来。而后,作者又把价值依主体需要之不同,划分为物质价值(包含自然价值和经济价值)和精神价值(包含知识价值、道德价值和审美价值),以及价值的创造者——人的价值。在这里,从逻辑上说,是价值观的具体发挥和深化;而从理论的泉源上说,则是对价值观现实基础的探寻。至此,作者不仅赋予人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和人本身以价值观的意义,而且试图据此从知识、伦理和审美体验中,寻找真善美统一的线索,并为共产主义理想和人的全面发展,从历史观、认识论和价值的统一上,力图作出带有新意的说明和解释,以启发人们对崇高的价值目标的追求。

我们觉得,书中关于主体-客体关系和经济价值等章节,写的最有特色和深度。在常人看来,诸如主客体相互规定,主体的“二重化”、“二重反映”和“对象性活动”,“主体的客体化”和“客体的人化”等范畴,带有浓厚的思辨色彩,叫人难以把握。可是,作者对它们深入浅出的阐述,不仅展示出明确的内涵,而且为阐明价值形成过程,提供了认识论的论据。这说明,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并不是深奥玄秘的东西,它根植于人们的实践活动之中,并与人的认识活动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

本书的最后部分是关于改革和价值观的相互关系的论述,它直接触及到改革中的价值观念的变革问题。价值问题是哲学的理论研究面向改革实践的重要课题。近年来,对价值问题的理论探讨,是哲学界在理论联系实际方面迈出的可喜的一步。当前我国的改革实践所产生的影响,不仅涉及对旧的价值观念的冲击,它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价值观进一步发展的源泉。一方面,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一个重视经济效益、关心群众生活、尊重人的价值和首创精神的新局面已经出现。与此同时,改革的成功和经济的振兴,又促使人们深化主客体关系的认识,更自觉地探寻世界的意义,通过自身的活动充分实现世界和人的价值。在这种形势下,《价值论》的出版,必将推动人们对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深入探求和思考。

《价值论》是作者多年苦心思索和积极探究的结晶。它是目前国内仅见的一个价值论体系。正如初生的事物一样,它难免有些不完善之处。在我们看来,书中着墨较多的,是从横向的联系上去勾勒价值观的轮廊和构架,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作纵向的历史考察。黑格尔说过,哲学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价值观较之于哲学的其他部分,带有更多的时代色彩和民族色彩。价值观念,应是原则的普遍性和样态的多样性的动态统一。它能够集中地反映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社会意识和精神风貌的深层结构。因而它涉及精神文化和社会习尚的各个方面。如果作者采用立体式的、多视角的笔法,结合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特色和我们的时代精神,来阐述价值观的原理和范畴,就会丰满得多,就显得更有我们民族文化的神韵、风采和我们时代的气息。这可能是一个近乎苛刻的要求,但却是我们的价值观所应具有的特色。至于书中,从功利的观点,论证部分社会科学的真理的阶级性,从价值关系的角度规定美的本质,还把自觉运用(经济学的)价值规律,视为价值观的一个重要方面等等,虽然能启发人的思路,但也提供了争论的余地。不过,这些属于学术争鸣的范畴,不在瑕疵之列。《价值论》所带有的开拓性质,许多观点和思路的新颖和文笔的酣畅,更增加了它的可读性。我们读后,从中获得不少启示和教益。

(原载《人文杂志》1986年第5期)



注释:

[1]署名李崇富、李景源。

[2]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版,第4794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