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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理论

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价值论的有益探索
 
 
 

李崇富

 

时代精神的搏动,新科技革命的冲击,以及由改革开放所引起的新旧价值观的撞击与转换、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使得哲学价值论成为马克恩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热点”和“生长点”。在这方面,李德顺同志的新著《价值论——一种主体性的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9月版),作为在我国较早出现的,系统研究价值论的专著,为学术界所瞩目。

 

 

马克思主义哲学价值论体系,尚处于探讨和确立阶段。该体系的确立和闸明,要有一个直接的理论前提,就是要从人类活动中析出客观的和普遍的“价值关系”,以及揭示反映它的“价值”范畴的本质。此前,多数论者把“价值关系”视为与实践关系、认识关系相并立的另一种关系,并把“价值”理解为客体满足主体需要的一种关系或属性;有的人甚至干脆视之为客体本身所固有的一种属性。这些见解固然不能一概而论,其中有的见解也有一定的启发性,但能否充分而精确地反映价值与实践及其主体的内在联系,尚有待研究。《价值论》的理论特色是,“立足于主客体关系的辩证法,着重从主体的地位和作用方面理解价值的本质和特性”(见该书第3页。下引该书仅注页码)。

    其理论逻辑是:首先,作者基于对主客体本身及其相互关系的辩证分析,提出“实践一认识活动”概念,作为对主客体相互作用的”两种基本形式”(第80页)之整体性的概括,从而为从其内容中析出统一的价值关系,奠定了逻辑基础。

    其次,作者通过对“实践一认识活动”的双向结构、双向过程的分析,阐述其中“客体主体化”和“主体客体化”的机制。证明所谓“价值关系”,就是主客体相互作用中的“主体性的内容”,或“内容的主体性的方面”;而“真理”则是其中“客体性的内容”(第8489页)。

    再次,作者进而运用马克思的“两个尺度”的思想,闸述了“价值”范畴的本质。他认为,所谓“主体的内在尺度”,亦即由人的需要和“本质力量的性质”所规定的尺度,所指的“正是主客体相互作用的主体性内容方而,正是在实践认识活动中实现的客体主体化过程”(第102页)。由实践和认识的“对象的性质”所规定的“客体尺度”,则是对象本身所固有的本性、本质和规律的作用和表现,并由以形成的实践认识活动的“客体性内容”,或“非价值方面的关系”,正是真理范畴之内容。

    作者据以指出:“价值关系”是主体与客体之间一种客观的基本关系。这种关系就是:在主体的实践认识活动中,客体的存在、属性和合乎规律的变化,具有与主体的生存和发展相一致、符合或接近与否的性质。这种性质是主体内在尺度作用的结果(第108页)。因此“价值概念所肯定的内容,是指客体的存在、作用以及它们的变化对于一定主体需要及其发展的某种适合、接近或一致”(第13页)。

基于“价值”范畴的这种规定,作者提出、辨析和规范了“价值特性”、“价值类型”、“价值事实”、“价值意识”、“评价标准”和“价值标准”等概念,制定和阐述了社会评价方法论的四原则(主体原则、实效原则、综合原则、发展原则)和人类活动的两大基本原则(真理原则和价值原则),并将一些习用的心理学和伦理学的术语,诸如欲望、动机、兴趣、趣味、情感、意志和信念、信仰、理想等,加以诠释和翻新,赋予它们以哲学价值论的意义和地位。借助这些概念较好地阐明了价值的本体论、价值的认识论、价值与真理的辩证法方面的许多基础性的理论问题;并由此构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有一定深度的哲学价值论的初步体系。

 

 

科学地阐明价值与真理的辩证关系,是建构哲学价值论体系的“难点”。《价值论》在这一研究上,取得了一些进展。

第一,突破了对“真理”范畴的传统理解,拓宽了它的内容。接照通常理解,真理是指人的表象中“不依赖于主体的内容”,即符合于对象及其规律性的认识。《价值论》既肯定了这点,而且还认为真理和价值一样,是实践活动的“基本关系要素”(第115页),它既是一个“认识范畴”,也是一个“实践范畴”。“真理是实践-认识活动(一个侧面)整体性的内容,而不只是认识或认识某一形式、某一阶段上的内容”(第111页)。这种看法是新颖和富于启发性的。

    第二,从真理原则和价值原则的高度,阐述了人类活动之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关系。作者立足于人类历史活动的现实,从中概括出这种活动同时必须遵循的“真理原则”和“价值原则”。如果割裂它们二者,或突出一个而违反另一个,就会在实践和认识中遭至失败与惩罚。价值原则是一种“目的性原则”,它体现了人的主体性和主观能动性,是人们一切积极活动的动力因素,因而“也是人类活动的动力和动机原则”(349页)。按照价值原则,人把掌握真理作为实现价值的手段和条件,否则真理是无用的。然而,当人们以掌握一定真理为手段,去追求一定目的时,这个目的只有符合真理才能够实现。可见真理是决定这一目的能否达到的前提和基础。人们能够依据真理的内容来规定和校正自己的目的,促成和发展自己有目的的活动,并使这种活动达于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现实统一。

    第三,作者进而分析了真理与价值之间的矛盾,阐明了二者之间的具体和历史的统一。作者认为,真理与价值的矛盾,是实践-认识活动的基本矛盾。“客体本性与主体本性、客体尺度与主体尺度、客体作用与主体作用、客观规律性与主观能动性等现实矛盾,集中地、综合地体现在人的实践-认识活动中,就构成了真理与价值矛盾的丰富内容。”(第351页)它首先表现为一系列的对立:

    其一,真理与价值有两种不同的出发点。前者从客体本身出发,后者从主体需要出发,并且相互之间常常包含着某种排斥和否定。其二,孤立地看待真理与价值,都有其片面性。因此,真理不能概括和包办一切;而价值从根本上也不能超越主体本身的特点和弱点。其三,由于真理总是趋于一致和统一,而价值关系和价值追求是多层次、多维和多元的,所以其结果和发展趋势的“一”与“多”的矛盾,构成了真理与价值对立的又一形式。其四,真理和价值因素作用的功能机制也不同,真理强调的是事物的本然联系,是原则的坚定性的基础;而价值则常常向往未来和可能,强调人为的联系,是策略的灵活性的原因。真理与价值如此等等的对立,不仅是造成人类有目的活动中若干互相排斥、相互制约的因素和环节,而且表现为思想文化中科学与传统价值观念的冲突。在现代,西方哲学的两大派别——理性主义与反理性主义、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的对立,则是反映真理与价值对立的极端的形式和思潮。

    作者认为,价值与真理正是基于自身两者的对立,而达于具体和历史的辩证统一的。这种“统一的方式是实践,统一的根据是主体人”,而统一的的根本条件,则是“主体的自我调节能力”(第359365页)。价值与真理的统一,是在现实的历史活动中达到和表现出来的。统一除了表现为二者互补地结合成为实践-认识过程的完整内容以外,还具体地表现为它们在时间和认识中的辩证联结和转化。

    在作者看来,真理本身不是价值,不同意“事实真理”与“价值真理’’的划分。但它们二者又相互渗透、相互包含,价值中有真理问题,真理中有价值问题,并就中阐明了“凡真理,对人类必有价值”、“凡是对人类有价值的,必有真理”(第376382页)的命题。由于价值与真理的这种内在联系,所以在其发展中必然相互引导、趋近和过渡。但“这种相互趋近和过渡,本质上是相互促进而不相互代替”,它们各自本身“都不以达到对方为自己的终结”(第397页)。这就同“有用即真理”的实用主义的价值与真理的统一观,划清了原则界限。

    价值与真理的具体和辩证的统一,是一个不断深化的历史过程。它表现人类不断从必然向自由的飞跃。作者认定,马克思主义所说的自由,首先是劳动的产物。它的根本特征,“不是人的片面需求得到满足的安逸状态,而是人的全面需要得到充分发展的状态;不是摆脱外部必然性的主观随意性,而是化外部必然为自我目的、支配现实的能力;只有在不断地把握必然性并使之转化为服务于自己目的的过程中,人才得到实实在在的自由。”(第451页)显然,这里指的正是人的尺度与客体尺度,价值与真理的相互转化,相互统一。所以作者把“自由”界定为:“价值与真理高度统一的境界”(第455页)。这是富有新意的。

 

 

价值与真理的具体和历史的统一,应有其客观的标准。《价值论》的一个富于启发性的尝试,是它制订和阐述的“价值标准体系”。其中包括“评价标准”、“价值标推”、“价值与真理统一的标准”等。

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价值论认为,价值和真理“可以任意捏成各种形态"(詹姆士语),当然无所谓客观标准问题。《价值论》与此相对立,它在阐述价值意识和评价时,坚持了能动的反映论。为此,作者把与“科学事实”相对的“价值事实”,即客观地存在于价值关系运动之后果中的“一种主体性的事实”(第369页),作为评价反映的对象。这样,虽然评价标准可能是由人主观地掌握的标准,即它们可能是道德理想、审美理想一类观念形态的东西,但是在其背后还有一个客观的“标准的标准”,来影响和决定它们。这就是说:“主体的需要和利益,客体、现实的本性和规律,这两者作为最深的基础决定着人们的评价标准,制约着人们提出和把握什么样的‘应该’和‘不应该’。主体的需要和利益实际就是人们的客观的价值标准。评价标准反映价值标准,价值标准决定评价标准。”(第280页)由于价值关系和价值标准只有在主体的生活实践中才形成,才存在,才表现出来,并且实践是一切评价标准的出发点和归宿,所以实践不仅是“最高的评价标准”,而且作者认为它是“价值标准的本质形式”(第292291页)。正是基于这点,价值标准与真理标准达到了“实践一体化”(第399页),而唯有实践既是真理标准和价值标准的统一,也是价值与真理统一的标准。

作者认为,真理和价值的标准,有内容和形式的区别。“从内容来说,真理的标准,就等于真理的定义,价值标准就等于价值的定义。从形式来说,这些检验归根到底都依赖于一种形式——社会实践。”(第290页)这种理解有其合理性的一面。因为它将检验的手段和途径,与检验的内容作了区分。它有助于对实践作“成功”和“失败”的考察。作者说:“‘成功’是真实性、正确性和正价值的统一体,‘失败’是不真实性、错误和负价值的统一体,实践结果是真理标准和价值标准的一体显示。”(第402页)在笔者看来,由于实践结果对认识的真理性的检验,最终体现在观念形态的精神成果上,所以实际上判断实践的成败,通常依赖于实际的价值关系。就是说,实现了的价值追求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或生态效益,是验证实践成败的准绳。

 

 

《价值论》在坚持“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对此作出了有益的尝试。当然,这尚是一家之言,并且有些问题,还需要作进一步探索、思考和推敲。

例如,作者说实践和认识是主客体相互作用的两种“基本形式”,这无疑是正确的。但说实践本身“是形式而不是内容”(第79页),并说它只是真理和价值的标准的“本质形式”,就需要研究了。尽管作者曾对“形式”作过某种限定,然而无论如何,实践作为人类特有的感性活动,是内容和形式、本质和现象的统一。否则,从作为“形式”的实践中,何以得到认识的内容,一个事物的形式又何以证明和检验它的内容呢?显然这中间存在逻辑矛盾。

又如,作者说生产关系“在本质上就是一种价值关系”(第137页),但是没有说它与一定生产力的必然的、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联系,也是一种本质关系。与此有关,作者也把它的上层建筑中的社会意识形态及其各种形式,说成“主要是具体的价值意识的体系”(第208页)。我认为,这些观点及其证明,值得讨论。

 诚然,在生产关系和社会意识形态或绝大部分社会科学中,价值因素或价值意识更为强烈和突出。但是,与之对应的非价值关系,似乎不宜低估。马克思说过。“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资本论>第一版序言》)这意味着,虽然社会历史过程有其不同于自然界的特殊性,但作为生产关系总和的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也主要是受客观的历史规律韵支配,而主要不受人们的价值追求所支配。而规律就是事物的“本质关系或本质之间的关系”[1]。因此,生产关系在这方面也是一种本质关系。同理,社会意识形态中,姑且不论宗教这类对社会生活的颠倒反映,至少一切严肃的哲学社会科学之所以是科学(或有某种科学成分),主要还在于它们在一定程度上真实地、本质地反映了社会进步和思维发展的某个侧面,即认识中的是非或真理性问题,主要不是主体的价值取向。

                   

                                        (原载《哲学研究》1988年第11期)



注释:

[1]《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