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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理论

论认识对象的客观性和认识的主体性——与杜丽燕等同志商榷
 
 
 

李崇富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以社会实践为基础的能动的反映论。坚持能动反映论的基本观点,综合概括现代科学的成就,是认识论发展和深化的理论方向。杜丽燕、尚新建同志的《对反映论的初步反思》(以下简称《反思》)一文,对反映论的诘难是颇具启发性的,但对能动反映论的根本性的否定,则是值得商榷的。文章说,能动反映论所坚持的,“依旧是主体和客体的绝对对立”,认为认识对象或客体“是主体的创造”,断言自然规律“是人为自然立法的结果”,说“离开了人,自然界没有规律可言”,等等。这样,就从根本上抹煞了认识对象的客观性,把主体和主体性吹胀成脱离了物质、脱离了自然界和客体的绝对。本文想就此谈点不同看法。不当之处,请读者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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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的矛盾和关系,是实践和认识中的基本矛盾和基本关系。现实物质世界是先在的。随着人类及其实践活动的产生和历史发展,不仅造成了主客体的分化、主观和客观矛盾的不断产生和解决,而且也使客观世界中越来越多的领域被纳入实践范围,成为认识的对象,构成与主体相对立的客体。因此,无论是从本体论还是从认识论的意义上说,承认物质世界存在于人的意识之外,承认“心外客体”,认为“观念和感觉是这些客体的复写或反映”[1],是一切唯物主义的、当然也是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础。

《反思》一文,把一切反映论的基本特征,归结为两条。认为其首先一条,就是“把认识对象理解为不依赖于人而存在的、绝对外在的物质自然界”。撇开旧唯物主义的反映论者不谈,试问在能动反映论的创始人及其严肃的研究者中,有谁把认识对象理解为绝对外在的物质自然界?他们不会讲这样的蠢话。因为绝对外在于主体的东西,是不可能通过人的信息反映过程而被主体认识的。而且,人的认识对象,不仅包括已进入实践范围的物质自然界的那一部分或层次;而且也包括社会和社会实践的产物,即整个的人的外部世界。正如列宁所说,唯物主义“认识论认真地坚决地以承认外部世界及其在人们意识中的反映为其一切论断的基础。”[2]又说:“正如人的认识反映不依赖于它而存在的自然界即发展着的物质那样,人的社会认识(即哲学、宗教、政治等等的不同观点和学说)反映社会的经济制度。”[3]这里及其他许多地方,列宁常常用“心外的”、“外部的”和“不依赖于人的意识的”等定语,来刻画和表征认识对象或客体。这是否意味着,他把认识对象或客体视为与主没有实践上的相关性,因而是赞成机械的和直观的反映论呢?我认为不能作这样的理,而应该理解为:他所强调的,是被反映客体的第一性,认识对象的客观性。

黑格尔曾经把“客观性”一词析解为三层含义。认为其第一层含义“大都是指存在于我们之外的事物”,“以示有别于只是主观的、意谓的、或梦想的东西”[4]。尽管他在第二、第三层含义中,仅把“思想”和“思想规律”视为具有普遍性、必然性、永久性和内在持存性的东西,即视为“客观性”的真谛,因而把第一层含义贬低为“日常生活的习用语言”[5]。但是,只有第一层含义才是唯物主义的。

现在,有的论者认为,关于“客观性”的这种唯物主义含义,是“古典力学的”,它受到了现代物理学的“冲击”而陷入“危机”;主张要对“客观性”作“内在化”的“辩证重建”[6]。我以为,如果这里指的是“重建”更为精确的“客观性”概念,那是应该鼓和支持的;但是,如果指的是,要“重建”外部世界的客观性本身,即借助于“重建”使物质世界的客观性“内在化”和“人化”,那就值得研究了。实际上,《反思》的作也有类似的看法,认为由相对论和量子力学所描述的认识对象,不存在辩证唯物主义通所说的“客观性”。

根据能动反映论的观点,一切客体或认识对象,都具有在认识主体外部存在的、不以他的意识为转移的、并与之相对立的客观性。物质世界本身及其事物所固有的结构、属性和关系,一旦介入实践而转化为认识对象或客体,并没有丧失其客观性和优先地位,只是与主体构成了认识论意义上的相关。这种相关只是表现为,物质世界在何种范围、深度和侧面上成为认识的客体或对象,要受主体的实践水平、认识能力、认识手段的制约,要经由主体的知识结构、价值观念等等的过滤和筛选。在这种意义上,主客体是相互规定的。但是,客体内在的最本质的规定,就是它的客观性。它的内在规定性、本质和运动变化的规律,并不因为与主体发生了相关,而随主体的意愿发生改变,反而是主体应当力求认识、遵循和利用的东西。客体或认识对象及其运动变化规律的客观性,无论在宏观低速还是在微观高速领域,都是不容置疑地存在着。现代物理学同样证明了这一点。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所研究和揭示的,是物质世界的四维时空特性与其物质、运动和质量之间的关系和变化规律,它深化了人类对时间和空间的认识。狭义相对论依据光速非叠(不变)性和运动相对性原理,否定了牛顿的绝对同时性,否定了绝对时间和绝对空间,把时空的度量和光这种物质形态的传播规律联系起来。狭义相对论认为,一物有自己固有时和固有长度,同时,相对于它物的运动而言,还有以光传播为联系和比较手段的相对时间和相对长度。前者反映一物自身基于内部矛盾运动的时间持续和空间广延;而后者的时间顺序和相对位置一样,反映了一物对它物的关系。广义相对论,又以狭义相对论为基础,进一步揭示了表征引力的时空的几何性质,要由物质分布及其能量、动量决定的关系。这完全是一种客观的关系。《反思》一文认为,人们在观测物体时,要把观测主体运动状态作为参考系考虑进去,因而认定认识对象失去了客观性。但是作者恰恰忽视了,在这种情况下,主体自身不是以自己的观念,而是作为物质实体构成了认识对象中客观的物质运动关系。时空度量中的相对性,不是一种心理效应。即使没有人类和观测者,相对论效应仍然存在于物质世界之中。

相对论是以唯物主义作为理论基础的。爱因斯坦本人历来反对从认识论上对相对论作唯心主义解释。他曾告诫说:“我急于要请大家注意到这样的事实:这个理论并不是起源于思辨,它的创立完全由于要想使物理理论尽可能适应于观察到的事实。”“同空间、时间和运动有关的观念,决不可认为是随意的,而只能认为是由观察到的事实所决定的。”又说:“物体的几何性状和时钟的运行都是同引力场有关的,而引力场本身却又是由物质所产生的。”“总之,从认识论的观点来看,空间的力学性质完全由物质所决定。”[7]爱因斯坦从相对论中引出的认识论的这些结论,无疑要比我们这些对它只有一知半解的人所说的,更有说服力一些。

至于量子力学所研究的微观客体,同样具有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外在于主体的客观性。诚然,作为宏观尺度的人,借助于宏观仪器所观测到的量子效应,是仪器与微观粒子相互作用的结果,或者说,是微观客体的固有属性和行为特征在宏观仪器的示度系统中的射影和反映。但是,这里有两点必须注意:其一,作为认识对象的微观客体的存在,及其固有属性、行为特征(即它们对仪器的作用)是客观的;其二,作为认识工具的仪器及其示度系统,虽然是由主体人根据某种理论和需要设计、制造和控制的,但是它们仍然是一种客观的人工物质系统。因而仪器与微观客体相互作用的过程,也是一种特殊的客观的物质过程。在量子力学中,通常运用波函数(Y)来对这种过程和结果进行描述。其中微观客体的状态用希尔伯特空间的矢量来表征,仪器对微观客体的测量用算符来表征。每次具体测量的结果,在理论上对应于一个相应的算符作用于态矢量,而使该算符得到一个具有几率性质的本征值。这样,凭借仪器对微观客体行为的反映,亦即后者在前者示度系统中的射影,使得微观客体的固有属性和行为特征,得到了一个相对的表现。通过运用不同仪器和从不同角度,即运用不同的参考系对同种客体的多次测量,人们最终总可能从其相对表现的关系结构中,得到关于微观粒子的某些不变特性和不变量。而这些不变特性和不变量,代表着相应的微观客体的固有属性,而与观测者、测量仪器和观测方式无关。量子力学创始人之一玻恩在阐述关于“不变量”理论时说:“不变量就是对任何参考系都具有同一数值的量”。在对微观客体的观测中,凡是“显示实在性的那些特征,总是某种与外貌或射影无关的结构中的不变量”,而这些不变量是“事物的、客体的、粒子的指示者”[8]⑦。这就是说,不仅微观客体本身具有客观的实在性,而且能够借助于仪器和思维,曲折地和逐步地认识和把握它们。

有不少人,利用微观现象的统计性质、测量中作用量子的干扰作用,以及量子力学的测不准原理,来否定微观客体的客观性,同样是站不住脚的。因为由作用量子对微观客体的干扰所致的侧不准关系,只是表明:单一一项测量,无法同时确定微观粒子的动量和空间座标。这和被测客体的客观存在有何关系?而微观现象的统计性质,则只是显示:微观客体的集体行为,有不同于宏观客体的现象形态。尽管非宏观低速的客体有不同于宏观客体的存在形态和规律,因而不能直观地感知到它们,而只能借助于作为认识工具的宏观仪器,间接地、曲折地感知,并进而认识和把握它们。在这里,认识和思维的方式发生了改变,更加突出了认识的主体性。但是,非宏观低速的物质客体,作为现代物理学的认识对象,并未因此而丧失自己的客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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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说来,承认客体或认识对象的客观性,以及它们对于意识的根源性,是一切唯物义和反映论的理论基础。旧唯物主义反映论的缺陷,不在于它认定外部世界的客观性和第一性,而在于它仅从直观的形式,去理解客体或认识对象,即把认识对象视为恒古皆然、与主体的实践活动不相关联的物质的自然存在。它只强调认识活动的受动性的一面,忽视了主体的能动性的一面,因而带有浓厚的形而上学和机械论的色调。辩证唯物主义肯定和继承了旧反映论的唯物主义传统,把实践观点和辩证方法引入认识论,使反映论产生了革命性的改造,获得了新的理论形态——能动的反映论。

能动的反映论在肯定物质世界的优先地位,承认客体或认识对象的客观性的同时,又充分和恰当地阐明主体的能动性和认识活动的主体性。所谓“主体性”,是人作为实践认识主体的质的规定性,是人类在与客体相互作用中产生和发展的一种以实践方式和观念方式,自觉把握现实世界的能力。

人以实践方式和观念方式自觉地把握现实世界,是主体受制于客体的同时,而能动地作用于客体的两种形式。这两种能动的形式,在功能机制上,是互为前提、互相转化、相相成、缺一不可的。但是在认识来源和主体能力发展的意义上,这两者的地位和作用则有不同。社会实践对于认识,不仅具有工具性和尺度性的意义,而且是理论思维的目的和最切近的基础,是主体能力赖以发展的决定性的条件。思格斯说得好:“人的思维的最本质和最切近的基础,正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而不单独是自然界本身;人的智力是照人如何学会改变自然界而发展的。”[9]因此,人类认识活动的主体性,即如何以观念式自觉地把握现实世界,从根本上说来,是由社会实践所决定的。实践观点,是能动反映论的基本观点。

但是,人的认识毕竞是一种相对独立的社会性的活动。在我看来,认识活动的主体性,至少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历史地发展着的认识活动的系统结构,是按照主体性原则建构起来的。大致说,认识活动是由主体、客体及作为认识工具的中介物构成的系统。在一定的实践水平,主体总是依据自己的认识能力、社会需要、价值观念,乃至个体的知识结构、兴趣和爱好,从外部世界中选择认识对象,选用恰当的认识工具和认识手段,设定认识的程序和步骤,追求确定的认识目标,并力求按照自己的意志实现之。也就是说,认识系统的建,就是要使“物按人的方式同人发生关系”,并进而“在实践上按人的方式同物发生关”[10]

第二,认识作为高级的社会性的反映形式,是主体观念操作的能动过程。主体在实践中凭借自己的认识工具、感性知觉和思维能力,不仅能够感知和认识到外界客体的个别的、有限的和偶然的现象形态,而且经过观念操作形成以语言符号为外壳的一定的概念和概念系统。据此,思维就能从个别和特殊中找到普遍,从有限中把握无限,从偶然中发现必然,从现象中揭示本质。认识的这种能动的操作和进展,不是单向的。由于知识和文化的社会积累、社会遗传和其他主体因素的有机结合,还在人们头脑中形成带有共时性和历时性、个体性和群体性相统一为特征的知识结构、思维模式和认知定势。这些旧有的认识成果,又反过来决定着对客体的选择、解释和利用,决定着对外来信息的接收、筛选、加工、重组和译解,从而表现为对事物及其结构、属性和关系的不同侧面、不同深度的把握与运用。认识过程的辩证和能动的进展,以及思维模式和认知定势对认识活动的制约,是认识的主体性的内在的功能机制。

第三,认识作为走向具体实践的一个环节,是主体观念上的自觉的创造活动。认识活动的直接结果,是力图从观念上达于对客体及其规律的自觉把握;而认识的目的和归宿,则是以实践方式把握和改造世界,以便在有用的形式上占有和支配客体,满足人类的需要。一定的认识既是旧有实践的观念成果,又是未来实践的起始环节。在这个环节上,人们根据已有的知识、现实条件和自已的需要,加以综合,以产生功机,形成目的,作出决策,确定方案,即创造出关于理想客体的观念的“图画”,或“实践的观念”。实践观念所创造和追求的,是现实中尚不存在的东西。实践观念是主体对客体及自身需要的“二重反映”和观念操作的产物,是对客观的规律和条件在观念上的运用。只要实践观念是符合客观必然性的,且又具备了必要的手段和条件,它就能作为目的、观念模型和内控因素,而在实践中对象化为现实的理想客体。这种对象性的活动,是主体的能动性和受动性的统一。“人在实践活动中面向着客观世界,依赖于它,以它来规定自己的活动。”[11]因而人类实践的“创造性”,是对物质形态的一种合乎规律的人工的自觉改造。严格说来,主体并不能创造客体。因为劳动产品在实物形态上虽然打上了人的观念的印记,但也只是“经过形式变化而适合人的需要的自然物质”[12]⑩。

人类认识活动在以上三个方面所显示的主体性,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水平上,是大大增强了。它突出地表现为理论科学的研究与物质生产活动的相对分离,和科学技术对生产力提高的决定性的推动;表现为人类对自然力和自然规律的自觉把握、驾驭和利用。但是,主体性的这种增强,是否意味着自然界任人摆弄,以至于得出自然规律“是人为自然立法的结果”的结论呢?我以为不能。“客观世界走着自己的道路”[13],有自己固有的运动和发展的规律。不是“离开了人,自然界没有规律可言”,而是只有当人类认识、把握和顺应了自然规律,才能自觉地驾驭和利用它们为自身造福。如果藐视、违反自然规律,就要受到惩罚。离开了人,宇宙演化、星系运行、沧海桑田、四时更替、生物进化等自然现象和自然秩序,都照样按照其固有的规律运动和发展。自然规律的存在和发生作用,不以人类和人类对之是否认识为转移。这是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基本观点。

顺便指出,“人为自然立法”是康德哲学中典型的唯心主义命题。康德认为,“自然界的最高立法必须是在我们心中,即在我们的理智中,而且我们必须不是通过经验,在自然界里去寻求自然界的普遍法则”,“而是理智给自然界规定的[14]。在康德看来,人类认识从外界得到的只是一堆漫无头绪、偶然杂陈的资料和现象,是理智中先验固有的范畴和“图式”,加以整理统摄,才赋予它们以条理性、因果性、普遍性和必然性。故而他关于“人为自然立法”的命题,是先验范畴对自然界在认识论上的唯心主义的强制和应用。因为他还承认,在现象背后还有神秘的和不可言说的“自在之物”。康德说,我们只知道自在之物作用于我们的感官所产生的现象或表象,至于“这些物本身可能是什么样子,我们一点也不知道”[15]。既然康德认为“自在之物”在人的认识界限之外,那么他所讲的自然的“普遍法则”,当然也就无所谓本体论的意义。在这一点上,《反思》中的观点,似乎走还要远些。因为当作者认定“离开了人,自然界没有规律可言”时,就已经涉及到哲学体论问题。我认为,康德的认识论中关于认识的形式结构及其功能的理论,如果扬弃其中唯心论的先验论的成分,以及如实地承认现象是事物本质(“自在之物”)的某种显现,那末对于我们揭示认识的构成机制和主体性,还是有借鉴作用的。但是,他把认识主体性片面地膨胀、扩大为“脱离了物质、脱离了自然的、神化了的绝对”[16],从而不从自然界本身而是从人的理智中引出自然界的“普遍法则”,则是应该否定和抛弃的唯主义杂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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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体与客体、认识的主体性与认识对象的客观性之间,是如何发生关联,如何沟通转化的呢?能动的反映论认为,这依赖于社会实践及与之相随的信息反映过程。

实践作为一种有目的的感性活动,是连结主体和客体、沟通主观和客观的“交错点”。列宁说:“交错点=人的和人类历史的实践。”能动的反映论认定人对自然和客体的关系,首先是实践关系,认为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并且是它“同实在事物的无限多的面中一面相符合的标准”[17] ,也是“事物同人所需要它的那一点的联系的实际的确定者”[18]。因此,说这种反映论仍旧坚持“主体和客体的绝对对立”,是缺乏根据的。实践的普遍性和直接的现实性,保障和验证着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的认识关系的普遍性和现实性。

就人对外界和客体的认识关系而论,联系和沟通二者的,是基于社会实践的信息反映程。《反思》一文断言,认识的本质(特别是逻辑思维),不是一种高级形式的反映,不认为主观认识要追求对客体及其规律的“符合”。这种观点,同样难以成立。

事实上,只要承认客体或认识对象的客观性,承认认识不是先验概念、范畴在观念中的自我旋转、自我深化,而是有其基于社会实践的客观来源,就势必要承认认识作为社会性的高级反映的本质,就得承认主观要追求对客观的一致或“符合”。

《反思》立论的根据,是作者基于自己对皮亚杰发生认识论的理解。诚然,皮亚杰是不赞成反映论的。但是他在《发生认识论原理》中,也曾多次肯定“思维和宇宙”、“逻辑数学运演同物理经验”、主体的“运演结构”跟“任何客体”的“符合一致”[19]问题。他看来,儿童感知客体、进行具体运演和形式运演,即建构、同化和顺应客体的前提,一个起始于生物自我调节机能,并在同化和顺应中发展着的“图式”。而作为它发展顶点的“逻辑数学图式”,是“对运演进行运演的反身抽象的结果”,是主体活动的“内化”[20]。至于“主体的运演和客体结构之间的联系”或“符合一致”的根源,他认为“要在机体之内去寻找”,因为“有机体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21] 。在我看来,皮亚杰承认认识与客体同构,即应当与客体“符合一致”,是可取的;他把认识的内在结构或“图式”理解为是对主体活动的“反身抽象”和“内化”的结果,也可以从能动反映论的角度加以解释或改造。对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及其建构学说,能动的反映论可以从中吸取合理成分,加以改造,以丰富自己。但是,皮亚杰在他的发生认识论中,主要不是从社会因素和社会实践的意义上,而是从机体物质结构及生物机能中去寻找这种“符合一致”的源泉,则具有生物学的倾向和神秘的“先定谐和”的色彩。这是不可取的。

列宁曾把认识“自己构成自己的道路”视为认识论的“关键所在”[22]⑩。这显然是把认识的观念操作视为一种不断建构的过程。它实质上是一种高级的社会性的信息反映过程。因为“建构”总得要有建构的能力和信息材料。历史生成的人脑的生理结构,是思维建构的功能基础。它具有基于物质反映特性和劳动实践而演化出的最高级的反映能力。这种建构的观念上的材料,就是凭恃这种能力而从外界取得的关于客体的信息。信息在本质上也是一种反映。信息在人体外的生成和传递(包括认识工具中)大多是自然信息和技术信息。这是些非观念形态的信息或观念信息的次生信息。因此,主体对客体的反映,是一种“反映的反映”,是由自然信息向观念信息的转化和生成。

现代信息论、控制论和认知心理学,都把观念操作视为一种高级的信息过程。只要我们承认观念信息是对相关客体知识的表征,其信息过程就是一种高级的反映过程。哲学的“反映”范畴,揭示了物质对于意识的根源性,和精神现象的派生性。而它和信息概念的结合,又能刻画认识“自己构成自己”的辩证发展。信息和反映的观点,不仅适用于感性知觉和表象,同样适用于逻辑思维和一切理性活动及其产物。能动的反映论,不是把认识与对象的信息反映关系,简单地理解为机械和直观的对应;而是认为,一切观念和概念、范畴及其体系所陈述和包含的意义、关系和规律,都有其客观的信息来源,都应当与相应客体所固有的结构、属性和关系相一致、相符合;这种符合一致,是一种永无止境的、不断深化的历史过程。问题的复杂性在于,理性思维在追求这一点时,是一种曲折和辩证的信息反映过程。它一方面,表现为从感性到理性的逻辑进展;另一方面,表现为理性与感性的渗透和交融;还表现为原有的知识结构和主体其他内在因素,对具体的信息反映过程的规定和制约。人类及个体的原有的知识结构、价值观念与主体的其他内在因素形成的认识格局,作为理论背景、理论构架,作为思维模式和认知定势,对尔后的认识活动具有规范、导引和选择的功能。在这个意义上,皮亚杰的主体“逻辑数学图式”,作为认识的主观条件,有其合理性。

但是,从根本上说来,人的认识结构和思维活动的主观逻辑,是外部世界的客观结构和客观逻辑,发展为机体的结构和功能逻辑,并经由实践活动的结构和逻辑,在观念上的反映、内化和建构。离开了反映,来谈论人活动的“内化”,是无法理解的神秘的跳跃。外部世界的联系和矛盾,反映为概念和范畴之间的联系和矛盾。因此,从概念和范畴之间的联系和矛盾中,通过逻辑推演形成的观点、理论和学说,凡是正确的也同样是对客体的间接的反映。在我看来,断言感性知觉和理性思维的内容具有不同的信息来源,只承认感性知觉是反映,而否认逻辑思维及其成果也具有反映的性质,是不对的。相对论所揭示的时空的几何特性与物质、运动和质量的关系,量子力学所阐明的微观客体的运动规律,以及非欧几何对空间特性的描述等等,大多是理论演绎的直接产物。但是,我们不应当否认它们是对现实世界或相应客体的结构、属性和关系的相对正确的反映。因为,它们在不同程度上,直接或间接地得到了实验(实践)的验证和支持。

总之,认识的主体性与客体或认识对象的客观性,是凭借人基于社会实践的信息反映过程得以沟通和相关,也是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得到验证和统一的。

                      

(原载《人文杂志》1988年第11期)



注释:

[1]《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页。

[2]《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页。

[3]《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43页。

[4]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19-120页。

[5]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19-120页。

[6] 见《客观实在论》,载《中国社会科学》1987年第2期。

[7]M·玻恩:《我们这一代的物理学》,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189页。

[8]M·玻恩:《我们这一代的物理学》,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196126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出版,第551页。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4页。

[11]《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00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 1975年版,第205页。

[13]《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30页。  

[14]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见《西方哲学著作选读》下卷,商务印书馆1982年出版,第286-287页。

[15]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见《西方哲学著作选读》下卷,商务印书馆1982年出版,第270页。

[16]《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31页。 

[17]《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11310页。

[18]《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53页。 

[19]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原理》,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56页。

[20]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原理》,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69页。

[21]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原理》,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8483页。

[22]《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