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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理论

评“真理多元论”
 
 
 

李崇富

 

 “政治多元化”是近几年来颇为时髦的术语。一些所谓“社会精英”把它作为一面理论旗帜到处挥舞。简直成了他们向社会主义制度、向马克思主义理论挑战的法宝。而作为其认识论基础的,就是所谓“真理多元论”。

    在我国理论界,“真理多元论”是打着“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旗号,来肆意歪曲和攻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理多元论”者把辩唯物主义物质观和能动的反映论,说成是“抽象的物质观”和“直观的、机械的、被动的反映论”;说其中的物质概念是“毫无规定性的”、机械论者的“上帝”;把能动的反映论中的“反映”概念,歪曲为只是“从经典光学那儿借用来的拟物式的比附”,并说“在这个基础上输入‘能动性’概念,只是把主体作用的能动性降为不同曲率”。由此他们要“扬弃”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改造真理一元论”,重构真理的“多重化”,即“真理多元论”。

“真理多元论”,在本质上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真理论。其矛头所向,直指真理的客观性。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曾指出:“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照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只要不抱偏见,就不难看出,这里所讲的决不是真理的数目问题,而是强调真理的客观性及其检验。可是“真理多元论”者,却对马克思主义真理观加以曲解,说它是“以为科学能终极地、唯一地反映世界的幼稚观念”,并给它戴上“独断论一元真理观”的帽子。而他们则主张“真理多重化”,即“真理并非唯一,真理允许多重”,并要用“真理多元论”来取代“真理一元论”。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现代科学形态的辩证唯物主义的一元论,因而它的真理观当然也是唯物辩证的一元论。这里的关键之点是对“元”如何理解。稍有哲学常识的人都知道,哲学上的‘一元论”或“多元论”中的“元”,是指世界的本质、本原,即包罗万象的大千世界,而本质、本原究竟是什么,是最终统一于物质还是统一于精神?也就是物质和精神何者为笫一性的问题。不同的哲学家和哲学学派,其哲学的根本分野,最终不是唯物主义一元论,就是唯心主义一元论,而其他一些派别总要向上述两极倾斜,并以其为归宿。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包括人类社会和精神现象在内的整个世界的统一性,就在于它们的物质性,因而它是最彻底的唯物主义一元论。而它在其认识论中的贯彻和具体化,必然合乎逻辑地表现为唯物辩证的真理一元论。在我们看来,这种真理一元论的基本涵义,就是强调真理来源的唯一性,认识真理根本途径的唯一性.检验真理标准的唯一性。它们从各个侧面保证和体现为真理内容的客观性。即是说,真理作为人类认识中不依赖于主体的客观内容,只能来源于作为实践和认识对象的客体,只能通过社会实践才能够发现和认识。也只有在社会实践中才能验证和发展。由于认识对象的历史性变化.也由于主体人的实践水平和主体能力的不断提高,所以主体对客体本质和规律的能动反映与自觉把握会不断扩展和深化,不断从相对真理趋近于绝对真理。因此,这种真理一元论,在实践的基础上,内在地确认真理的客观性与其反映性、能动性、历史性的具体统一。“真理多元论”者,之所以把这说成“独断论”,其要害就在于他们要千方百计地抹煞真理的客观性。

现在,就让我们剖析一下“真理多元论”赖以支撑的几条论据吧。

其一曰:“没有真理本体”。它的宣扬者说: “客观事物本身无所谓真与假、对与错”,无论在真理来源还是在真理表述的意义上,谁也没有见过“真理本体”。这无非是说,真理并不存在本体论意义上的被反映的原型。

说“客观事物本身无所谓真与假、对与错”,这一点无可指责。然而关于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认识难道也没有真假之别、对错之分吗?在这里.对错及对错程度的区别,就在于主体是否如实地、或是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认识的对象,就在于作为观念形态的认识成果是否与客体相一致,也就是说这里必须承认“本体”、“原型”的存在。如果抹煞了真理“本体”和“原型”的存在,那就无异于把真理当成单纯思维操作的产物。

    借口“真理的内容与形式不可分割”,来否认真理内容的客观性,否认“本体”的存在,这也是站不住脚的。在这里,我们的“真理多元论”者可以说是对理性思维的特点一无所知。理性思维的基本特点之一,就是把现实中不可分割的东西从观念上加以分解和综合。在现实中,虽然任何具体真理的内容和形式都是不可分割的,但是这并不妨碍真理本身是内容上的客观性(即一元性)与其形式上的多样性的统一。尽管科学理论的结构和形态千差万别.但其中只要是揭示了事物本质联系的真理,最终都要统一在它的客观性上。也就是说,作为真理的唯一的本质规定性,就是它与自己的对象、与“本体”的某种一致或符合。正是在这一点上真理是唯一的。

其二曰:“任何真理都具有假设、构造的因素。”这条论据是前一条论据的自然引伸。既然真理没有客观来源,不受已有的经验材料的限制.那它当然也就只能由认识主体凭借头脑中观念的旋转,来随意地加以设想和构造了。然而,真理毕竟不是任意雕刻的大理石.也不是供人随意捏搓的面团。即使是构造一种科学假说.也需要必要的经验材料和理论前提。没有直接或间接地来自客观世界的经验材料,任何假说都是构造不出来的。例如,关于基本粒子的坂田模型、八重态模式、夸克模型、层子模型及“弦”模型等,都是在总结—系列实验材料的基础上提出来的科学假说。更何况,假说就是假说,并不等于真理。只有经受住实践反复验证过的假说,才能称得上真理。例如,华生和克里克提出的关于遗传基因的双螺旋结构模型,只有当它在分子遗传学的实验和生物工程中经受住检验之后,才被确认为科学真理的。

    其三曰:“真理多元论”或“真理多重性的渊源之一在于它的价值因素”。我们的“真理多元论”者,表面上承认真理有两个评判原则,即“符合原则”和“效用原则”。但是他们又说:“由于概括经验现象的科学理论不能同本体相比较,所以所谓‘与本体符合程度’无意义。在实际运用时,符合原则转换为效用原则。”两个原则,一个“无意义”,另一个主宰一切,这就是问题的要害之所在。显而易见,这种用利害关系来确认、取舍真理的主张,也就是实用主义的“有用即真理”所要表达的全部内容。“真理多元论”在这里变成了不折不扣的实用主义真理论,亦即主观唯心主义的真理论。

在马克思主义真理论看来.凡真理终归是有用的,但有用的不一定就是真理。真理的价值因素不是真理的本质规定,而是真理的认识论的和社会的功能。一种思想理论有无或有多大价值,首先取决于它是否具有真理性。而且,真理和价值在内容上有不同的指向,不能混为一淡。价值可以说是客体化了的主体性内容,而真理则是主体化了的客体性内容。因此,真理之为真理的本质规定,只能是主体认识与其认识对象的某种一致或符合。据此,用社会实践检验认识是否具有真理性,也就只能适用符合原则。而只有在真理的取舍、应用上,从适用效用原则。与此不同,实用主义却用作为真理的取舍、运用上的效用原则来偷换确认真理的符合原则,并使之绝对化和唯一化。这就必然导致唯我论,导致把个人的好恶或主观愿望的满足与否,即把“实践”的成功与否,视为个人所需要的一切。列宁说的好:“在唯物主义者看来,人类实践的‘成功’证明我们的表象和我们所感知的事物的客观本性的符合。在唯物论者看来,‘成功’是我在实践中所需要的一切……。”[2]在这一点上,也充分体现了实用主义“真理多元论”与辩证唯物主义的真理一元论的深刻区别和根本对立。

不仅如此,“真理多元论”的失足,还由于它割裂了真理的绝对性与相对性的统一,把真理绝对化,从而根本抛弃了真理的辩证法。抱有这种论调者说,“在这里,我们不引入‘绝对真理’这一概念。……若穷究‘绝对真理’的底蕴,我们遇到的只是对它的信仰,正如康德的‘自在之物’。”说“‘任何真理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就是这类信息量等于零的命题。”惟其真理纯然是相对的,才能说成是多元的。“真理多元论”者,就是这样露骨地宣扬相对主义,肆意糟蹋真理的辩证法。

众所周知,“绝对真理”是马克思主义真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把绝对真理视为认识对客观世界及其多级本质之完全的、无条件的和绝对正确的的反映,是人类理性思维的最高目标。虽然,思维的这种至上性只能在人类无穷的世代延续的序列中逐步趋于实现,但是,它决不是与现实人类的认识活动无涉的。在任何具体的相对真理中,都包含有绝对真理的颗粒或成分,包含有永远推翻不了的客观内容。即使是为“真理多元论”者所津津乐道的“对应原理”,也表明被取代的旧理论会作为新理论的特例,二包容于新体系之中。这种情况,不是推翻了而是进一步证明了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所作出的这样的论断:“当一个唯物主义者,就要承认感官给我们揭示的客观真理。承认客观的即不依赖于人和人类的真理,也就是这样或那样地承认绝对真理。”[3]

人类的思维发展史表明,从相对真理不断趋向绝对真理,是人类在认识大道上行进的现实过程。如果在真理论中排除了“绝对真理”这种概念,不仅人类世代不断发展和深化的理性思维失去了由以趋赴的理性目标,也无法阐明人类认识不断上升和前进的矛盾运动,即无法阐明真理的辩证发展。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真理的相对性与绝对性的关系,是真理的辩证法的基本内容和精髓。说这种辩证关系的“信息量等于零”的人,大概他们的对真理辩证法的知识也等于零。二否认绝对真理的存在,否认相对真理中包含有绝对性,并把真理的相对性作绝对化的吹胀,教授典型的相对主义。在这一点上,也充分暴露出“真理多元论”不过是西方认识论中的相对主义思潮在中国的反映而已。

总之,“真理多元论”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既背弃了唯物主义——归宗于实用主义和唯我论,又通过相对主义歪曲了真理的辩证法,而与形而上学合流。“真理多元论”与辩证唯物主义的“真理一元论”,是两种根本对立的真理观。

                                    (原载1989102《光明日报》)



注释:

[1] 以笔名吴 戈、李 征发表。

[2]《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39页。

[3]《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