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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理论

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评波普《历史决定论的贫困》
 
 
 

李崇富

  

 卡尔·波普是英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关于他在“科学哲学”上的建树,学术界多有评说,笔者不敢妄断。但是他的社会历史理论则是理论则是道地的唯心史观。其中被称作“是最早提出社会科学方法(或社会科学哲学)的著作之一”的《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中译本由华夏出版社1.987年出版),不仅并不“科学”,而且充满了反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偏见。波普特地为书名作题解说:“一些最有眼光的本书评论家对它的标题表示困惑。这个标题意在暗示马克思一本书的标题《哲学的贫困》,后者又是暗示蒲〔普〕鲁东的《贫困的哲学》,波普还在《序》中指出,此书及其姊妹篇《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的“意义”,就是要“证明”历史决定论对“黑格尔和马克思的社会政治哲学的持续而有害的影响”,并对之“进行批判”  (见该书第4页;后引此书只注页码).这本书从书名到内容,都是在向马克思主义挑战,而波普的这些观点,在我国的某些人中很有点影响,因此有必要加以评论。   

   众所周知,历史决定论有种种不同。其中既有宗教神学和客观唯心主义的表现为“宿命论”的所谓“决定论”,也有否认任何偶然性,并把必然性绝对化的机械论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决定论。马克思主义反对这样的决定论。同时,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认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变化和发展,是具有因果性和规律性的,在表面的和无穷的偶然性现象背后,存在着客观的必然性,偶然性为必然性开辟道路。因而这种世界观和历史观点是一种唯物的辩证决定论。虽然,社会的历史发展有其不同于自然界发展的特殊性,但是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基础的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和更替,同样“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1]。承认社会发展有其基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规律性或必然性,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

    波普主要是针对这一点,反对一切历史决定论。他曾把对历史决定的反驳,归结为一个三段论和两个推论(或五个论题)。

    (1)“人类历史的进程受人类知识增长的强烈影响。”

    (2)“我们不可能用合理的或科学的方法来预测我们的科学知识的增长。”

(3)“所以,我们不能预测人类历史的未来进程。”

据此他还推出:

4)“我们必须摈弃理论历史学的可能性。”

5)“所以历史决定论的基本目的是错误的;历史决定论不能成立。”(第12页)

 首先要指出,波普的这个三段论及其推论与他的历史非决定论的思想,是自相矛盾的。因为他推论出“不能预测人类历史的了未来进程”这个结论的大前提,即“人类历史的进程受人类知识增长的强烈影响”的说法,就已经包含有对“未来”的断定和预测。而且他也深知,笼统地否认对社会生活发展的预测的一切可能性,也就是反对人类有目的的社会活动本身。所以他不得不马上申明:“我这个论证并不反驳对社会进行预测的可能性;相反,预测某些发展将在某些条件下发生,这个方法可以用来检验社会理论——例如经济理论”。(第2页)既然作为社会生活基础的经济发展是可能预测的,那么有什么理由认为,对“人类历史的未来进程”不能作出大体的和粗略的预测呢?

其次,波普的这种推理是以唯心史观作为哲学基础的。从现代社会发展的状况看,说“人类历史的进程受人类知识增长的强烈影响”,这是确有道理的。但是他在推论时实际上偷换了概念。从整个推论看,他是把这种“强烈影响”理解为对社会历史进程的“决定作用”。因为从“强烈影响”中是推不出他的那个结论的。即便是把“人类知识增长的强烈影响”作为社会历史进程的唯一基础和大前提,也同样是历史唯心主义的、是错误的。

    在唯物史观看来,只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及主要由它决定的生产方式内部的矛盾运动,才是社会历史进程的根本基础和大前提。而作为观念形态的人类知识及其增长,并不是第一性的东西,它们要受社会生产的发展水平和由以形成的社会生活条件的制约。“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2]。在现代社会中,包含在“精神生活过程”中的知识增长,对社会发展确有日益明显的巨大影响,但是它仍然要遵循这样的规律,即从历史的观点看,“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便认识到什么程度。”[3]因此,把“人类知识增长”单独抽出来作为历史进程的决定力量,并由此断言无法预测这种“增长”也就无法预测社会历史的进程,是历史唯心主义的臆断和偏见。

    波普反对唯物史观,宣扬历史非决定论思想的关键问题,是否认一切历史规律的存在。他说他之所以反对历史决定论,是因为“它假定历史预测是社会科学的主要目的,并且假定

以通过发现隐藏在历史演变下面的……‘规律’或‘倾向’,来达到这个目的。”(第2页)他认为,即使社会现象之间存在着因果联系,“我们也不能提出普遍规律,不能用普通名词来描述这种因果联系。”在社会历史中,不存在进化规律”(见第983页)。对此,他的主要理由有:第一,社会现象是“独一无二的”,没有可重复性;第二,社会现象是“极端复杂的”,有精神条件或心理条件的参与;第三,社会生活中存在所谓“俄狄浦斯效应”,即“预测可影响被预测事件”,甚至“会防止这种事件的发生”(第910页)。

关于第二点理由,恩格斯早就运用社会“合力”理论或社会“力的平行四边形”理论,解释了社会历史规律在人们有意识、有目的的社会活动中起作用的机制,并由以阐明了“探索那些在整个历史中以及个别时期和个别国家的历史中起支配作用的规律的唯一途径”[4]  。因而,实际上也科学地回答了所谓“俄狄浦斯效应”问题。因为社会中基于各种不同利益而生发出的“无数的个别愿望和个别行动的冲突,在历史领域内造成了一种同没有意识的自然界中占统治地位的状况完全相似的状况”[5]。这样,即使有人想要影响和阻止符合历史规律的社会过程的最终出现,也是不可能的。正如马克思所言,“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来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6]

至于波普否认历史规律的第一条理由,即社会现象都是“独一无二的”,没有可重复性的问题,同样也是站不住脚的。我们也承认,社会过程所包含的现象和历史细节,是各各不同的,不可能简单地重复出现的。但是,只要我们不是仅从现象上表面地看问题,而是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本质着眼,去看“物质的社会关系”或“生产关系”,并“把生产关系归结到生产力的高度”,“立刻就可能看出重复性和常规性,可能把各国制度概括为一个基本概念,即社会形态”[7]。波普在对社会历史的认识,还停留在“前科学的水平”上,只把社会历史视为无数历史材料的堆积,当然无法理解社会历史过程中所包含的“重复性”、“常规性”,即客观的规律性。

波普反对唯物史观,否认历史规律的实质和落脚点,是反对进行无产阶级革命,主张资产阶级的“渐进”改良主义,这就是他攻击科学社会主义是“乌托邦工程”,而提倡所谓“渐进工程”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一方面,波普以反对历史决定论,否认历史规律作为借口,污蔑科学社会主义是“乌托邦”。说它“预言并积极促进以达到理想乌托邦为最终目的的发展,在这个理想乌托邦中,没有政治或经济的压制;国家已经消亡,每个人按其能力而自由地协作,每个人的一切要求都得到满足。”(第58页)另一方面,他反对把人类文明的“‘历史’解释为阶级斗争的历史”(第102页),否认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彻底改造是可能的和必然的”(第54页),他甚至把社会整体会沿着“一定的道路,按照一定方向运动”或“社会进化”的观点,攻击为“是集体主义的胡思乱想”(第90页)。波普只主张运用所谓的“渐进的社会工程”,来一滴一滴的改良资本主义社会,即运用所谓“社会建构”来进行“修补”(第52页)。他说,这种方法既适用于“一个企业,不论它是一个小商店还是一家保险公司,同样也可以用这个词来描述一所学校,或‘一种教育制度’,或一个警察部队,或一个教堂或一个法庭”(第51页)。波普也不得不承认,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是带有“普遍倾向”的。于是他不得不说:这种“渐进方法……也不排除一系列渐进改革是由某种普遍倾向引起的可能性,例如使收入更平均化的倾向。上“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导致通常所说的‘阶级结构’的改变。”(第55页)即是说,一个企业、一所学校等等点滴改良是允许的;给工人增加点工资,搞点所谓“收入均等化”,用以缓和劳资矛盾(实质是为资本家多创造些剩余价值),也是允许的。唯独那个反对资产阶级的什么“阶级斗争”,那个要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彻底改造”是万万不可以的。你们工人阶级、马克思主义者要这么干,那就会“导致思想一律,而不是导致人权平等”(第127页),就是什么“乌托邦工程”。

众所周知,社会主义乌托邦的确存在过。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产生前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潮。莫尔、康帕内拉、圣西门、傅立叶、欧文和巴贝夫等人,曾经描述过空想社会主义的种种理想,并幻想通过劝说和示范,争取资本家阶级自愿放弃私有财产而实行公有制,以建立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剥削和压迫、没有国家和军队,人人过着平等富足生活的大同社会。导师,他们没有找到实现这种大同社会的现实道路和为之奋斗 社会力量。因而是空想的、不科学的“乌托邦”。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性地继承了空想社会主义的合理因素,并创立了唯物史观,揭示了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又发现了剩余价值规律,揭示了资本家剥削工人阶级的秘密,从而阐明了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经济根源,使工人阶级成为社会变革的领导力量。正是“由于这些发现,社会主义已经变为科学”[8]。而且,其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发展和由理想向现实的转变,进一步显示了这一理论的科学性和生命力。在这种情况下,波普仍然无视事实,攻击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是“乌托邦工程”。这只表明了他的资产阶级偏见。而常识告诉我们:“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

                             

                                     (原载199192《光明日报》)

 



注释:

 

[1]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版,第12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2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585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5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3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7页。

[7]《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 出版,第8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