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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发展观

论科学发展观的哲学基础
 
 
 

李崇富

 

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从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对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这一科学的发展观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既具有丰厚的实践基础和现实根据,是党中央对多年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和概括,又具有坚实的哲学基础和理论前提,是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是指导我国发展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为了有助于自觉地理解、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本文试图对它所立足和蕴含的哲学基础,作出初步的揭示和阐明。

一、唯物史观是“科学发展观”最切近的哲学基础

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之所以称为“科学发展观”,就在于它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力求尊重、认识和运用客观规律,来谋求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健康和持续的发展,以造福全体人民。如果撇开实证科学和工艺技术层面的客观规律不谈,那么,用以指导我国改革、建设和发展的客观规律体系,就至少包括关于世界发展的普遍规律、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关于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特殊规律,并且被包含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层次的发展观之中。

1.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是关于整个世界的既唯物、又辩证的科学发展观

正如列宁所说,在各种世界观中,“有两种基本的(或两种可能的?或两种在历史上常见的?)发展(进化)观点:认为发展是减少和增加,是重复;以及认为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统一物之分为两个互相排斥的对立面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第一种观点,把事物“自己运动、它的力、它的泉源、它的动因被忽视了(或者这个泉源被移到外部———移到上帝、主体等等那里去了) ”,是一种“僵死的、平庸的、枯燥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发展观。第二种观点(把“主要的注意力正是放在认识‘自己’运动的泉源上”,认为发展既是“对立面的斗争”、又是“对立面的统一”[1],是唯物辩证法的发展观。很显然,只有唯物辩证法的发展观,“才提供理解一切现存事物‘自己运动’的钥匙,才提供理解‘飞跃’、‘渐进过程的中断’、‘向对立面转化’、旧东西的消灭和新东西的产生的钥匙”[2]。因为,唯物辩证法所揭示的是“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3]

2.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是关于整个人类社会的科学发展观

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像自然的发展一样,有它自己的内在规律”[4]。“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5],形成了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作为根本基础、以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作为根本动力、以社会形态的发展和更替作为历史演进过程的社会发展观。马克思由于把现代唯物主义贯彻到底,即把它对自然界的认识,推广到对人类社会的认识而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6],是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历史总趋势的科学发展观。这种科学发展观中所内蕴和要求的历史唯物论与历史辩证法的统一、历史决定论与历史选择论的统一、社会认识论与社会价值论的统一,对于我们观察、认识、解释和解决各种社会问题,具有广泛的哲学方法论的功能和指导意义。

3 马克思主义及其科学社会主义的中国化,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关于中国社会主义(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形态) 的科学发展观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体系中,以其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哲学基础创立的政治经济学,所揭示的是“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即主要是对资本运动规律的阐明和“剩余价值的发现”[7],从而指明了资本主义社会必然灭亡、社会主义社会必然胜利的历史命运;而其科学社会主义关于代替资本主义社会的未来新社会的科学预见,由于当时还没有这种实践,因而只是一些原则性和方向性的论断(如运用革命手段夺取政权、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按劳分配和消灭阶级等) 。这样,就为后来的社会主义的实践者、建设者留下了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的广阔空间。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在这种探索、创新中所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是力求认识和运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特殊规律的科学发展观。而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也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发展观,在新世纪新阶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展开、丰富和具体化,是对我国多年实践经验和社会发展要求的一种新的概括和总结。

由此看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历史观和社会形态(这里指的是中国社会主义)观所揭示的,分别是世界发展的普遍规律、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特定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因而由以构成三个层次的发展观。在这里,从普遍规律、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存在关系看:是普遍必须依存和寓于一般,一般必须依存和寓于特殊;而从其发挥作用的关系看,则是普遍可能支配和指导一般,普遍和一般能够支配并指导特殊。其中,唯物史观所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是中介环节,是特定社会的、例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观的最切近的哲学基础。在当年,马克思正是因为有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规律这“两大发现”的结合,才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发展到科学。而在当代中国,我们党也只有坚持运用唯物史观,来指导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转化为社会建设、社会发展的实践,才能真正树立和落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发展观。因此,唯物史观依然是我们党提出和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最切近的哲学基础。在这里,科学发展观所直接依据的哲理和规律,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一样的,都是要尊重和遵循共产党执政的规律、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故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提出要树立和落实的科学发展观,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脉相承的发展和创新。

二、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高度理解和坚持“以人为本”

坚持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以人为本”在科学发展观中的这种重要地位,就客观地要求我们,必须科学、准确地理解“以人为本”。但是,“以人为本”在中外思想史上的多义性和不确定性,为我们正确地理解它,增添了理论困难,也留下了学术探索和争鸣的思维空间。

我国古代,就有学者提出了“以人为本”的命题。《管子·霸言》中有言:“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显然,这同《书经·五子之歌》上讲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在意义上是相近的。因为,这里讲的“以人为本”,不是关于人的一种目的性、价值性的命题,而是一种工具性、手段性的命题,是为君王谋求“霸”业服务的,具有“民本”(“人本”) 其表,“君本”其里的含义。正因为这样,在我国思想史上时续时断出现的“人为本”、“人为贵”(《孝经·圣治》)和人为域中“四大”(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之一(《老子·二十五章》)等人的价值论的思想闪光,影响并不大,未能形成人本主义的系统思想;而影响比较大的,则是儒家人文伦理学说中的等级制思想。当然,也有以“民为邦本”和“民贵君轻”为代表的民本思想或民本主义。不过,它依然摆脱不了“民本”其表、“君本”其里的窠臼。当然,在当君主专制时代,能够公开提出和主张“人本”或“民本”的思想观点,就很了不起,具有历史进步性,是值得珍视和借鉴吸收的思想遗产。

在西方思想史上,以古希腊普罗塔戈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命题为代表的人本主义、人道主义传统,在近代西欧文艺复兴运动中,得到了弘扬光大,发挥过反封建和思想解放的历史作用,并成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几百年来一直存在、并发展着的一种主流意识形态。当然,其中良莠并存,需要具体分析。例如,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哲学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一座思想高峰,批判了神学唯心主义,复兴了唯物主义,但又具有直观性和不彻底性。他的“人本主义原则……只是关于唯物主义的不确切的、肤浅的表述”[8]。其后,德国哲学家谢勒和克拉格斯所讲、所发挥的“哲学人本主义”,则完全抛弃了唯物主义,转而宣传非理性的唯心主义哲学。尽管如此,马克思主义在其创立和其后150 多年发展中,已经并将继续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人本主义学说中,有分析地借鉴和吸收一切合理的思想成份,来充实和发展自己。这是毫无疑义的。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理论界就已经开始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从对西方人道主义和人权思想的积极因素的借鉴、吸收中,坚持和发展着自己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和人权理论。现在,当我们在深入研究和阐发“以人为本”的观点和原则时,有不少学者从与“神本”、“物本”和“官本”相对立的意义上,多方对之作出种种阐释和发挥,有的直至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一种“科学的人本主义”和“科学的唯人主义”,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归结为“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我认为,对此需要作深入的研究、辨析和正确的回答。

我以为,应当站在思想继承和理论创新相结合的原则高度,从“以人为本”的多义性、不确定性中,找到一义的、确定的和正确的理解与把握。从字面上看,“以人为本”并没有时空和历史条件上的限定,只是对全人类和每个个体作出了最高、无差别的地位和价值肯定。因此,它的确定性的含义,只能根据它所在的理论逻辑和概念体系的哲学基础来给出规定,并获得相应的内涵。如果把它纳入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就必须把它置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并使之获得应有的科学含义。相反地,如果把“以人为本”视为比历史唯物主义还要根本的东西,说它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那就会使历史唯物主义变为一种不确定的“主义”了。所以,只能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高度,来理解和坚持“以人为本”,而不能本末倒置。

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以人为本”中的“人”,应当是具体的人、历史的人和社会的人。所谓“具体的人”,其义有三:一是“有生命的个人”、“有血有肉的人”、“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这是“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9];二是作为“社会存在的人”,是处在一定的社会关系,特别是一定的经济关系中的人,“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社会本质”[10]②。三是在阶级社会中,人是作为一定阶级和阶层的成员而存在、而活动的。我认为,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的“以人为本”中的“人”,完全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对人的这种规定和理解。

因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能把“以人为本”从中割裂、抽取出来,加以任意的发挥和泛化。否则,就离开了“科学发展观”的原意。既然这个“科学发展观”不是世界观和历史观意义上的发展观,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观,那么这里讲的“以人为本”,就讲的只能是当今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中国人,而不是指一般的人,不是指其他时代、其他国家、其他社会制度下的人。因此,坚持以人为本的含义,与江泽民同志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所讲的党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中的“人民”,以及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中的“民”,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以人为本”,实质上就是以人民为本。

对此,胡锦涛同志明确指出:“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11] 显而易见,这段重要论述可以简要地归结为,坚持“以人为本”在实质上就是“以人民为本”,或者说,就是以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根本的出发点、落脚点。

当然,说它“实质上”如此,并不意味着“人”等同于“人民”、“以人为本”等同于“以人民为本”。“以人为本”在某种确定的意义上,可以指“一切人”。例如,当我们讲“以人为本,安全第一”和“以人为本,救死扶伤”之类情况时,可以指“一切人”。而且从长远看,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的不断发展前进,在社会成员中至今尚存的阶级阶层和经济社会地位上的差别,将逐渐趋于消失和一致。这样,“人民”最终将会包括和涵盖一切社会成员。不过,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我们坚持以人为本,在实质上,只能坚持以人民为本。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人本观。

三、关于“以人为本”科学内涵的历史唯物主义解读

既然我们坚持以人为本,在实质上,就是坚持以人民为本,那么,它的科学内涵究竟是什么呢?

我以为,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应有之义,我们在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时所坚持的以人为“本”,即在实质上,以人民为“本”,就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主体、以人民为动力和以人民为目的。

1、坚持以人为本,最根本的是要坚持和巩固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事业中的主体地位

社会主义本来就是人民群众的事业。人民群众是社会的主体,是新中国的主人。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发展的历史首先是社会生产发展的历史,是作为社会生产的主体力量即广大劳动人民的历史。在过去剥削制度下,劳动人民被迫地为他人劳动,处于受剥削受奴役的地位,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不能支配自己的劳动成果,不能获得做人的权利和尊严,是被迫地、被动地参与历史活动。在新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人民得到翻身解放,由旧制度的奴隶变为新社会的主人。在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用自己的辛勤劳动和聪明才智,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坚持、巩固和保障人民群众的这种主体地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要求,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体现。

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的领导,是坚持人民群众主体地位的根本保证。新时期,党主动发起和领导的、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体制改革,使社会的利益结构及其阶级阶层关系,已经并将继续作出适应现阶段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一些必要的调整和优化。这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长远发展,从根本上看,也有利于人民群众主体地位的坚持和巩固。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不断向前推进,也对完善和强化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正因为如此,我们党在进入新世纪前后,相继地把“人的全面发展”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任务和条件,这是从主体人自身和人际关系两方面,进一步充实和优化主体素质的重大决策和举措,也是长期坚持和继续巩固人民群众主体地位的必要前提。只有这样,党团结和带领下的广大人民群众,才能更好地承担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主体的历史使命和责任。

2.坚持以人为本,最关键的是要重视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坚持以人民群众作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根本动力

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12]。在革命战争年代,兵民是胜利之本。在和平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人民群众是改革和建设事业之本、社会进步的动力之源。人民群众,既是物质生产的主体,也是精神生产的主体,还是推进体制改革的主体。在人民群众中,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无穷无尽的创造力。无论是物质生产中的技术创新,精神生产中的理论创新,还是社会变革中的制度创新和体制创新,其原动力都是来自人民群众和他们的实践活动。新时期,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所取得的巨大成就,都是由于党的正确路线和方针政策,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结果。我国的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和体制改革中的许多发明、发现和创新,都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实践经验和聪明才智的结晶。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和伟大实践,是人民群众推进社会主义事业前进的生动体现。我们说,改革开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正是因为我们党指导改革开放的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既代表了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又代表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根本要求,因而转化为广大人民群众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前进的自觉实践。一切依靠人民群众,一切为了人民群众,是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不断取得新胜利的力量源泉。只要我们党一如既往,始终坚持一个根本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两个“务必”、“三个代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就具有永不枯竭的前进动力,任何敌对势力都无法改变和阻挡它向前发展的历史进程。

3.坚持以人为本,最要紧的,就是要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做到以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目的

我们党把发展视为“硬道理”、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目的在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根据这样的原则高度提出的、把坚持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就是要在解决好因何发展、靠谁发展、如何发展的问题之同时,解决好为谁发展的问题,使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从社会主义的本质和“三个代表”的根本要求看,我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的是清楚和明确的,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让人民群众分享发展成果和提高生活水平。应该说,我们党和政府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是很有成效的。但是,在少数单位和少数干部那里,也存在种种需要提高的认识和需要改进的做法。例如,有少数干部脱离实际,热衷于搞“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仅仅注重经济增长指标,忽视社会发展指标,甚至有的还存在某种程度的“GDP崇拜”;还有,一些单位和企业为了“赚大钱”、牟“暴利”,热衷于对极少数人讲“豪华”的排场、“超级”的享受和“天价”的消费行为,大力炒作,推波助澜,而对广大人民群众日常的、平凡的和基本的生活需求的满足,则缺乏热情,关注不够,行动不力。所以,科学发展观中提出“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进一步明确和突出发展的目的意识和价值取向。我们不是为发展而发展,为生产而生产,为现代化而现代化,而是一切为了人民,为了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为了最终实现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富裕和全面发展。

四、坚持运用唯物辩证的科学方法论领会和树立科学发展观

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是关于“科学发展观”的完整表述。其中,“坚持以人为本”,即在实质上讲,就是“坚持以人民为本”,其主要涵义是表明因何发展、靠谁发展和为谁发展的问题。而讲“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的主要涵义,则是指应当“如何发展”,即是发展自身的本质特点和指导发展的方法论要求问题。因此,我认为,只有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既唯物、又辩证的科学方法论的原则,才能有助于我们正确领会和自觉树立科学发展观,并更好地用以指导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全面进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1.全面发展的哲学思考

提“全面发展”是针对、防止和克服“片面发展”而言的。所谓“全面发展,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13] 要达到这种发展要求,需要多方面的综合条件。但仅就其方法论而言,我认为最为关键的,是要在指导建设中坚持历史唯物论和历史辩证法的统一。在社会主义社会,也同任何其他社会一样,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经济的发展,是整个社会发展进步的根本条件和根本动力,是“整个社会生活以及整个现实历史的基础”[14]。而社会的政治、思想、文化和道德,只能在这个基础上发展和繁荣起来。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基本观点。然而,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前的一段时间,曾试图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突出政治”、大搞“政治运动”、施放“精神原子弹”之类的做法,来“促生产、促工作”,来捍卫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红色江山”。从哲学方法论看,很显然,这是过分地看重和突出上层建筑的、特别是其中政治因素和精神因素的“反作用”,夸大和扭曲了历史辩证法,轻视和违背了历史唯物论。因而,这势必会使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遭受挫折和损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党的指导路线上实行的拨乱反正,就首先是在哲学方法论上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回归。

在现阶段,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依然是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是社会全面发展的客观基础和前提。对此,决不能动摇。但是,我们决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即在注重经济发展、重视历史唯物论时,忘记了历史辩证法,忽视社会政治、思想、文化和道德因素的能动作用。这方面的苗头和偏差还是大量存在的。在一些地方和单位,有些干部对抓生产、抓经济发展比较认真得力,这是必要和正确的;但对抓思想政治工作、抓社会发展却不得力、不到位。这是不利于社会全面发展和全面进步的。就经济抓经济,单打一地抓经济,是方法论上的简单化和片面性。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很多社会条件的配合,以过于单一和过于机械的思路抓经济,是抓不好的,即使一时抓上去了,终究还得掉下来。要提高这方面的认识,坚持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要求,就需要有哲学的头脑和哲学的智慧,就必须在工作中体现历史唯物论和历史辩证法的统一。

2. 协调发展的方法论要求

提“协调发展”,是针对、防止和克服地区和行业间的单边独进、反差较大的“畸型发展”而言的。所谓“协调发展,就是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15] 由此看来, “协调发展”是指在坚持“五个统筹”的基础上,协调好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中各个方面和各个层次的关系。我认为,要统筹好这个发展的战略全局,要把握住这种复杂多变的关系结构,就客观地需要藉助唯物辩证法这门“普遍联系的科学”,需要哲学思维,需要坚持发展的重点论与发展的均衡论的统一。从哲理和我国现实的结合上看,我们应当争取做到:

第一,要把握好和不断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全局,首先必须抓重点,抓主要矛盾、抓关键环节。在当前和今后一个长时期,我国必须重点抓经济、抓工业化和信息化、抓东部和沿海地区的发展,以带动社会其他方面、其他行业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企求全国各地、各方面、各行业同步发展、齐步发展是不可能的。因此,发展应坚持重点论,以重点带动非重点,以促进全局。

第二,现在党中央提出要坚持“协调发展”和坚持“五个统筹”,就是既要坚持发展的重点论,又要坚持发展的均衡论。因为,抓重点还必须兼顾非重点,带动非重点。发展要考虑到方方面面,要考虑到我国发展的战略全局是一个多因素、多变量的大系统。这就要求辩证思维、系统思维。用毛泽东的生动语言来讲,就是要“学会‘弹钢琴’”,“弹钢琴要十个指头都动作”,“十个指头的动作要有节奏,有互相配合”[16]。把握和指导我国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也就是一种“弹钢琴”的协调艺术。

第三,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是一个过程,因而它的协调发展,发展的重点论与均衡论的统一,也是一个动态的、具体的、历史的过程。这是因为,在社会大系统中,一切基本的构成要素及其关系结构,都处在发展和变动之中,因而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点”或“关键”的环节,也是动态的、可变的和可转化的。例如,改革开放20 多年来,我国东部和沿海地区,以及人口和工商业比较集中的大城市,大都有了较快的发展。这就使得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和“三农”问题,变得突出起来。正因为如此,党中央适时地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和重点解决“三农”问题一系列的政策。这就反映了“五个统筹”的客观要求,是促进全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大决策。

3. 可持续发展的哲学意蕴

提出“可持续发展”,是针对、防止和克服无视自然条件和生态环境的制约,搞只顾眼前的竭泽而渔、激化人与自然关系的那种难以为继的“跨越式发展”。所谓“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17]可见,可持续发展需要调节的,是一种人与自然、现实与未来的一种协调发展。它要求我们坚持遵循社会发展规律与自然发展规律、社会辩证法与自然辩证的统一。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永恒的哲学课题。在中国传统哲学中,这叫“天人关系”,有的主张“天人合一”。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这叫坚持唯物辩证的自然观。它认为,人来自于自然,又依存和反作用于自然。人可以改造和利用自然,以便为人类造福。但有一个哲学前提,就是人们必须遵循和利用自然规律,如果违背自然规律,那会使“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18]和惩罚。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在“征服”自然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也激化了人与自然的矛盾,并形成一种错觉,似乎自然资源是无限的,人征服自然的能力也是无限的,以为人是宇宙的“中心”和“上帝”。但生态失衡、环境污染和许多种类的自然资源趋于枯竭的事实表明,人类在自然面前并不能为所欲为,更不能搞生态透支,吃子孙饭,自毁地球家园。人类必须不断地认识、遵循和利用自然规律,既让自然界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又与自然界和谐相处,为子孙后代着想,走可持续发展、一代又一代人永续发展的道路。可持续发展的哲学意蕴,就是人在自然界面前,是社会存在与自然存在的统一、能动性与受动性的统一,应当理性地做到知己知彼,有自知之明。

 

(原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年第1等报刊,后全文收入《中国

社会科学院 马克思主义研究论丛》,社会科学文献出版20075月版

 



注释:

[1]《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7页。

[2]《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7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54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89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6页。

[6]《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7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6页。

[8]《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8页。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页。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4页。

[11]胡锦涛同志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04310),2004311《人民日报》。

[12]《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1页。

 

[13]胡锦涛同志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04310),2004311《人民日报》。

[14]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04页。

[15] 胡锦涛同志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04310),2004311《人民日报》。

[16]《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42页。

[17]胡锦涛同志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04310),2004311《人民日报》。

[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