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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发展观

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若干方法论问题
 
 
 

李崇富

 

 

在新世纪新阶段,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审时度势,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高瞻远瞩地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思想和战略任务,并且由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此作出了深刻的阐明和全面的部署。为了更好地学习贯彻落实六中全会《决定》的精神,很有必要思考和研究一下其中的方法论问题。

1.应当从哲学的高度把握“和谐社会”的科学内涵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理论前提,是要对“和谐社会”这个概念有其准确的理解和领会。这次六中全会的《决定》,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揭示了“和谐社会”与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在联系,为我们正确地理解“和谐社会”,提供了理论前提。根据辩证逻辑,一个概念的科学内涵应该从其历史联系和现实根据中获得规定。从思想史上看,古今中外的一些思想家都有过社会和谐的理想追求。例如,古希腊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国老子的“小国寡民”,以及孔子及其儒家关于社会和人与人之间的“中和”主张,甚至还论及“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的“大同”社会。特别是在近代空想社会主义者那里,“和谐”就是他们主张的未来社会的代名词,并且还分别在《乌托邦》和《太阳城》等著作中,都进行过这方面的具体、生动的设想和描写。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最早发表的一篇论述社会改革文章的题目,就是“普遍和谐”。他指出,现存资本主义制度是不合理的,必将被“和谐的制度”所代替。而后,英国欧文在北美印第安纳州搞空想社会主义试验的公社名称,就叫做“新和谐”(new harmony)。据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把空想社会主义“提倡社会和谐”,看作是“它们关于未来社会的积极的主张”[1]。所有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和谐思想的渊源。不过,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和谐的思想,只是深蕴于他们对未来社会的原则性的科学预见之中,诸如未来社会是“自由人的联合体”、是“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社会,等等

所以,“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科学概念,是我们党第一次明确提出来的。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根据十六大报告中关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是“社会更加和谐”的要求,根据现实社会实践的需要,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目标和战略任务。“和谐社会”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概念,是我们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总结历史和现实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而对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即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坚持、丰富和发展。它既吸取了我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又与思想史上类似的思想观点具有本质的区别。这是因为,历史上一些剥削阶级思想家、政治家们的社会和谐思想,都旨在调和社会矛盾,维护剥削阶级的统治秩序,他们至多是借以提倡社会改良。例如柏拉图的“理想国”中的“和谐”,就只是奴隶主阶级占有、剥削和统治奴隶的“和谐”;而孔子及其儒家的社会“和谐”,也只是为了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统治秩序的“和谐”。其所以如此,都是基于剥削阶级社会中基本阶级之间的阶级利益的根本对立,是由阶级矛盾的对抗性和不可调和性所决定的。与此根本不同的是,我们党提出的“社会和谐”或“和谐社会”概念,既是对传统文化精华的一种继承和扬弃,同时又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和丰富发展。

从“和谐社会”概念提出的现实根据看,这是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的理论结晶,是对社会现实认识的深化。以往人们普遍认为,一个完整的社会基本上被划分为经济、政治和文化等三个层面。这次,我们党提出了“四位一体”的理论,即把社会划分为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四个层面;而这个“社会”层面,既与其他三个层面相平行,但又与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紧密相关,不可分割。由此,我们党提出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六个特征和基本要求,这就是实现“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大量的社会矛盾都因其特有的性质而处在平和、可化解的状态。所以,从哲学的高度看,“和谐”是事物矛盾的、而且是非对抗性矛盾的一种平衡状态,即在这类矛盾着的对立面的统一中,是矛盾的同一性占主导地位的一种有序状态。事物的矛盾法则要求我们,应当在同一中把握对立、在对立中把握同一;矛盾的同一性与矛盾的斗争性,是相比较而存在、相辅而相成的。因此,在事物间的和谐关系中,尽管矛盾的同一性占主导地位,但是并不能排斥矛盾,不能排斥与其同一性相联系的对立和斗争。只有通过一定形式的对立和斗争,不断地解决或化解了矛盾,才能达到和谐状态。在社会历史领域,“社会和谐”或者“和谐社会”,则是人和人之间的一种社会关系,是人们在根本利益一致的条件下,也就是在阶级矛盾已经或趋于消失、社会矛盾丧失对抗性的情况下的一种稳定的、有序的、良性的社会状态。社会和谐需要社会稳定,但稳定不等于和谐;同样,社会和谐需要社会有序,但有序也不等于和谐,只有良性的社会稳定和有序,才是社会和谐。这种社会状态,首先是指人和人之间的一种平等、友爱和合作的社会关系;同时,也表现为人与自然之间密切的、良性的、相互的依存关系。故而可以认为,构建“社会和谐”或“和谐社会”,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要求和本质属性。

很显然,这种和谐社会的构建是要有实际前提和现实根据的。首先,要有比较发达的社会生产力,生产出较为丰富和多样的生活资料,以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需要。社会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物质基础和现实前提。其次,要有社会制度的保障,即要有一个平等占有社会财富、人人劳动、共享劳动成果的社会制度,才有真正的社会和谐。再次,还要有正确的政策环境,具体地协调人们之间利益关系和社会关系,以便把构建和谐社会变为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所有这些,都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客观的条件和现实基础,同时也是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客观的条件和现实基础。“社会和谐”和“人的全面发展”都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制度下人的两种发展状态。不过,前者是指人发展的关系状态,后者则是指人发展的个体状态而已。

2.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坚持历史唯物论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的《决定》指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这为我们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理论根据。目前和今后一个长时期,我国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虽然,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已有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建设成就的基础上,经过近30年的改革和建设,已经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发生了深刻的社会变革。我国的社会生活条件和人民的生活水平都有了很大的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充满了生机和活力。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已经初步具备了基本条件。当然,这些条件还不够充分。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一边创造条件,一边开始构建和谐社会。正因为如此,我们构建“和谐社会”就特别需要发挥主观能动性,特别需要思想上的清醒和自觉。因此也就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

第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有其物质基础,就必须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自己所需要的物质生活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因此,人类社会的发展首先和最根本的,是由物质力量即生产力的发展所决定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整个社会生活以及整个现实历史的基础”[2]。社会主义社会的产生、发展和最终取得对资本主义的完全胜利,也必须以社会化的生产力的发展作为根本基础。社会主义社会要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消灭阶级、实现共同富裕、形成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都要依靠社会生产力的充分发展。只有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产品极大丰富了,才有可靠的物质基础和物质条件,来发展和丰富人们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来优化人文环境、发展人们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社会生产力的这种发展,之所以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巩固与和谐社会构建的“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所以,大力发展社会化的生产力是防止旧制度复辟、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前提。而且“还因为: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3],才能有人的社会关系的优化和人的全面发展。

目前,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总体上还不发达,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还不高,社会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还比较薄弱;社会生产率还远远低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因此,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小康社会的全面建设、和谐社会的构建,都要求我们必须按照现阶段党的基本路线的要求,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按照科学发展观,大力发展生产力、大力发展经济,生产出更多更好的物质产品,用以满足社会生产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日益增长的需要。只有当国家的经济实力增强了、社会财富丰足了,才有丰厚的物质基础支持构建和谐社会,才有充裕的物质条件支持维护生态平衡,从而才有普遍和充分的社会和谐、才有人与自然的和谐。

第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有其经济基础,就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有些经济学家把发展社会生产力称为“做大蛋糕”,但是这块“蛋糕”如何“切”、如何公平地让全体劳动者分享,这就需要有相应的社会经济制度来规范、来保障。社会主义社会最基本的经济基础,是立足于现代化生产力的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在这种经济制度下,人人都是主人、人人都参加劳动、按劳分配生活资料,因而人们之间不存在剥削,没有对抗性的社会矛盾,其根本利益是完全一致的,所以能够实现社会的普遍和谐。然而,在我国的现阶段社会生产力不够发达的情况下,还没有条件实行单一的公有制,只能长期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当前和今后一个长时期,我国在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的前提下,还必须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有一个较大的发展,这是由我国国情所决定的。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它不是我国经济的主体。我国经济的主体只能是包括国有经济、集体经济,以及股份制等混合经济中的公有成分在内的公有制经济,其中国有经济是主导。生产资料公有制是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江泽民指出:“没有国有经济为核心的公有制经济,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也就没有我们共产党执政以及整个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和强大物质手段。”[4]当然,这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必需的经济基础。

因此,“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绝不能动摇,否则我们党的执政地位和我们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权就很难巩固和加强。”[5]这种主体地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石,是劳动人民的命根子。因为,只有这样,劳动人民才能从总体上保持平等的经济地位、平等的社会地位和平等的人格。而如果像某些人主张的那样实行“私有化”,让少数人占有绝大多数生产资料,并让大多数人成为雇佣劳动者,那整个社会的剩余劳动,就会在少数个人那里大量积累,就会产生两极分化。这样,广大人民就没有经济上、社会地位上的平等可言,当然也就没有普遍的社会和谐。所以,坚持和巩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并在这个经济条件下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基础和经济前提。

第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有其现实基础,就必须协调好社会的各种利益关系。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及其实行的基本经济制度的历史条件下,大体的利益结构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但是,同改革开放前相比,我国社会的经济和利益关系已经并且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这主要表现为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的多样化。近二三十年来,由于地缘特点、区位优势、人文传统和政策倾斜等原因,我国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一些地区和一些人先富起来了,多数人的收入虽有提高但增长较慢。这是在纠正过去的平均主义过程中的进步现象、必然现象。不过与此同时,我国的地区发展和城乡发展差距、人们的收入差距和社会各阶层生活水平的差距,拉开得过大过快,存在一定程度的分配不公。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1978年我国城市、农村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从分别是0.160.21;到2000年就上升到0.417(而据一些学者估算的我国城乡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甚至早在1994年就达到0.445)。显然,其中的任何一种估算,都超过了所谓国际公认的0.4的分配差异警戒线。在进入新世纪时,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在总体上达到了小康。但是,一方面仍然有2300万农民没有完全解决温饱问题;城镇也有l000多万下岗失业工人和城市贫民,需要国家扶贫救助。另一方面,又有少数人合法或不合法地迅速暴富起来了,出现了一批百万富翁、千万富翁和亿万富翁。现在,有些“老总”年薪高达几十万、上百万元,有的甚至高达2000多万元;而工人的最低月薪,在一些大中城市也只有600700元;最高的和最低的个人工薪收入相差达3000倍以上。所以,从一定的范围看,我国的分配不公和贫富分化现象,还是比较突出的。这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建构。

所以,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提出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实行“五个统筹”,在效率和公平问题上,强调要更加关注社会公平和公正问题。并且,党和政府已经陆续采取一系列政策和措施,以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包括实行西部大开发战略、完全取消农业税、加大开发式扶贫力度、提高个税起征点、提高工人最低工资标准、从政策上推进解决人民群众的“看病难、买房难、上学难”等等切身利益的问题。最近,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作的战略部署,其中大量和基础性的措施,就是按照“六个必须坚持”的原则,进一步调整和协调好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社会主义基本的经济关系、利益关系决定和制约着社会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决定和制约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使之能够成为普遍和真实的和谐关系。可见,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过程中坚持历史唯物论,就必须在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前提下,通过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的法律法规,实行宏观调控,以协调好社会各方的利益关系,从而为普遍的社会和谐奠定其现实基础。让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在共同劳动、共同奋斗中,共享改革和建设的成果、共谋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共创国家和民族的美好未来,这是社会普遍和谐的直接前提和现实基础,也是社会和谐的目的和归宿。

3.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坚持历史辩证法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中,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就意味着既要坚持历史唯物论,又要坚持历史辩证法。而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指导的实质,就是要按照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来筹划、设计和开展和谐社会建设。我们构建和谐社会,当然,首先要有必要的、与日俱增的物质基础、物质条件和物质前提。但是,它不是一种自发的社会过程,而是一种自觉能动的、多因素协同作用的、充满矛盾的社会过程。这其中充满了历史的辩证法。我们构建和谐社会,既要坚持历史唯物论,又要坚持按辩证法办事。

第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种自觉的、能动的社会过程。如果和谐社会的构建与社会制度无关、如果和谐社会是社会经济发展的自发产物,那么,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社会,早就应当是最和谐的了。然而,事实并不是这样。今日的美国,是世界上最富裕、最有实力、最有影响和唯一的“超级大国”,但也是两极分化最严重、最霸道、最不安全的国家,谈不上社会的普遍和谐。社会和谐,是立足经济前提而背靠社会制度的。如果仅仅从经济上着眼,虽然我国“块头大”、经济总量目前位居世界第四。2005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82321亿元,相当于2.2万亿美元,但是我国有13亿人口,人均仅达到1700美元左右。而世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早在2000年就已经达到5000美元。可是,这并不妨碍我国在世界上率先开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这里,我们既要靠一定的物质条件,更要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靠共产党的领导、靠人的自觉的能动性。因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人民已经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成为自然界的主人,可以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可以按照自己认识的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来构建和谐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种历史过程,而我们正在这个起点上。从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看,“和谐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一样,都是很高的社会境界、长远的奋斗目标。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也只能构建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我们也只能从现阶段的实际出发,去理解、谋划和实践。对构建“和谐社会”,我们既不能超越阶段、陷于空想,又要充分利用一切有利条件,量力而行、尽力而为,充分发挥自觉的主观能动性,不断地推进、提升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第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社会诸因素协同作用的社会过程。历史的辩证法要求我们“把社会看作活动着和发展着的活的机体”[6]。尽管,我们所讲“和谐社会”中的“社会”,是指狭义的社会,是与经济、政治、文化相并列的“四位一体”的社会。但构建和谐社会却不能仅仅着眼于这种社会因素或社会关系,而必须从全局和长远着眼,从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诸方面,来统筹谋划。在我们社会里,人际关系的和谐,社会的和谐,是一切社会因素的有序综合,是调适各种社会因素的效应,是社会合力协同作用的结果。在促进“和谐社会”建构的这诸多因素中,经济是基础,政治是主导,制度是规范,法治是保障,文化是灵魂,和谐是目的。因此,构建和谐社会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它必须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科学方法论的指导下,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中,按照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的战略部署,才能逐步实施、稳步推进。就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方法而言,要看到这项工作的全面性、系统性、渐进性和长期性,要善于运用辩证思维来谋划和指导实践。

第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化解矛盾和解决矛盾的社会过程。在唯物辩证法看来,矛盾即是事物、即是运动、即是过程,世界上“没有什么事物是不包含矛盾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7]当然,社会主义社会也不例外,构建和谐社会也不例外。我们讲“和谐社会”,并不是否认矛盾,而是要正视矛盾,并正确地化解矛盾、解决矛盾所达到的一种有序和良性的社会状态。在任何社会中,客观存在的各种矛盾是否认不了、抹杀不了的。而且,矛盾只有经过正确的斗争和化解,才能使之转化和解决。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主要的和大量的社会矛盾都是非对抗性的人民内部矛盾,因此应当辩证地看待、正确地处理矛盾的斗争性和同一性的关系,力求使同一性占主导地位,使社会处于和谐状态。

目前,我们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坚持唯物辩证法,就必须深入研究各种社会矛盾,重点是人民内部矛盾,并且采取正确的方法及时地解决和化解这些矛盾。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们面对的只有少量的、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因此这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对此,我们当然要给予适度的关注和正确的对待,防止它们干扰我国的改革、建设和构建和谐社会。但是,我们面对的更大量更经常的矛盾,则是人民内部矛盾。这是根本利益完全一致基础上的矛盾,但也是千头万绪、错综复杂的矛盾。要及时解决这些矛盾以促进社会和谐,就必须站在最大多数人的立场上,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采取正确的方法,对其加以化解和解决。一般地说,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主要是分清是非的问题,是说服教育、加强沟通、加强理解和加强团结的问题。我们应当有理有据、合情合法、实事求是地解决和化解各种人民内部矛盾,而尽力不使其激化。在正常情况下,人民内部矛盾不会发生对抗,但如果疏忽大意、处理不当,也可能发生局部的、个别的对抗和冲突。我们要预防这种情况。不过,也不能采取不分是非曲直、姑息迁就的态度对待人民内部矛盾,这样也不能解决好人民内部矛盾。因此,正确地认识和处理好人民利益和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性和关键性的工作。正确地认识和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是一门政治学问和政治艺术。

当然,我国社会中存在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要得到正确和及时的解决,就必须继续推进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须继续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法治,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既要有必要的具体的制度、体制、机制、舆论的规范与配合,又要有必要的、完备而有效的行业管理和社会管理为之服务。这次党的六中全会《决定》中所要求完善的“六种制度”建设,以及和谐文化建设等等具体措施的设计,都体现了这种实际的配合和保证。只不过,我们国家的利益主体和权利主体都是人民,是全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自己组织起来,通过走社会主义道路、通过自己辛勤的劳动和工作,为自己谋发展、谋幸福。在这里,人民主体论与历史决定论、历史唯物论与历史辩证法,可以而且必须达到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原载2007年第1期《云南师范大学学报》)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4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4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6页。

[4]《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71页。

[5]《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72页。

[6]《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页。

[7]《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