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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发展观

对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的几个突出问题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思考
 
 
 

 

李崇富   赵智奎   贺新元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不断提高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作为党的一种基本执政能力;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进一步向全党提出要全面落实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的战略任务,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进一步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这些都表明,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加强意识形态领域执政能力建设的任务依然繁重。

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实质上就是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是党从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巩固执政地位的高度来认识意识形态问题。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基础在于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关键在于加强党对意识形态的领导。党对意识形态的领导,关系社会主义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和党的生死存亡,关系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充分认识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对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对于在新世纪新阶段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问题提出的背景

   

问题总是在现实中出现,总会历史地得到解决,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也是如此。当前我国意识形态确实存在着不少问题,有些问题还比较突出,且严重影响到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1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进入了关键期,社会在转型的旋律中出现许多不和谐的杂音、噪音。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人均GDP已达1000美元。按照国际惯例,在人均GDP10003000美元的过渡时期,通常被认为是社会“矛盾凸显期”。在此阶段,各方面利益进入深层次调整阶段,不同利益群体急剧分化、重组,从而引起人们思想活动呈现出不断强化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社会两极分化也异常严重:富者愈富,穷者愈穷。利益的严重分化和思想的多样化必然导致人民内部矛盾的内在结构和外在表现形式也相应地发生变化。其中,人民内部突发性群体矛盾格外突出,这类矛盾的特点是:社会影响面大、冲击力强、处理难度大、遗留问题多。它不仅直接破坏社会经济生活,极大危害社会的稳定发展,而且严重影响到党的群众基础和阶级基础。

诚然,人民内部突发性群体矛盾仍然属于非对抗性矛盾。但是,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它内含着对抗性的倾向。如果一旦人民内部突发性群体矛盾的发生有国际上反动势力和国内的敌对势力插手,或者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敌我矛盾交叉在一起,如果我党对此类问题处理不及时或失误,就会酿成矛盾的扩大化和尖锐化,就有可能致使其走向对抗性矛盾,从而严重威胁到党的领导地位和社会稳定。  

为了更好地集中精力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我们党就必须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有所为、有所不为,切实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2、中亚发生的一系列“颜色革命”从地缘政治上给了我们一个危险的信号:美国想从四面八方挤压中国的生存空间,迫使中国就范,成为它的“殖民地”。在中亚,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通过非政府组织,驱动各种基金会以合作交流、资助科学研究为名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并在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成功地发动了“颜色革命”,建立了亲美政府。继而又在向白俄罗斯下手,美国国务卿赖斯在2005421会见白俄罗斯反对派代表时公开宣布:“现在是白俄罗斯实行变革的时候了。”应该看到,环中国的包围圈一旦合拢,我们的处境就更加危险。因此,用马克思主义一元化指导思想来整合当前多元化的社会思想,使各种不同力量形成一种历史合力,是当前我们党的当务之急。

3、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一直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为此,做出了一系列有关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的重大举措:

1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建设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的任务;

22004226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和《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200410月),促进全党全社会形成一股强大合力来共同推进新形势下未成年人和大学生思想道德建设、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320043月发出了一个指导我国新世纪新阶段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

420045月制定下发了《关于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引向深入的意见》,要求全党继续把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来落实,不断向深度和广度推进;

52004年提出并号召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全党全社会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这一指导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大战略思想;

6)隆重举行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活动,形成了又一个学习宣传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浓厚氛围和高潮;

7)组织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大力推进理论创新,加强党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领导,并努力造就一支高水平的哲学社会科学队伍;

8)为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党的宣传思想工作,提出了“三贴近”(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三创新”(创新内容、创新形式、创新手段),以增强吸引力、感染力和针对性、实效性。[]

920049月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培养和造就一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特别要重视培养中青年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才;

10200412月,中央办公厅下发指导性文件,提醒我们要注意在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的杂音和噪音;

1120051月,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专门研究了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问题;

122005519,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专门听取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工作汇报。为把中国社会科学院建设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坚强阵地,真正地成为党和国家的智囊团和思想库,中央领导作出了重要指示,并批示组建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以便更好地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1320051011,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全面落实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的战略任务,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进一步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以上诸多的部署一方面印证了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确实存在许许多多危及党的执政能力、执政地位以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问题,另一方面反映了中央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并开始着手解决这些问题。

 

二、当前我国意识形态基本情况及原因分析

 

1、加强意识形态工作和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性。马克思主义认为,意识形态把执政党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任何执政党的产生和存在都有自己特有的意识形态前提。历史和人民把中国共产党推上执政地位,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又历史地选择了以马克思主义为灵魂和旗帜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是中国近代以来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意识形态工作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社会主义发展的方向、前途、命运。意识形态是党的各项工作的指向针和导航器。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的强弱,事关党能否履行好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事关党能否巩固其执政地位。

毛泽东也说过,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是要先制造舆论,做意识形态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要求我们党不断加强执政能力建设,不断坚持继承、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指导的意识形态,并始终牢牢掌握对它的主导权。意识形态的创新与强化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思想根基。执政能力建设必须要有夯实的思想基础。因为,意识形态系统地反映着并能动地反作用于党的执政能力。与执政能力相适应的意识形态,可以维护和促进执政能力的巩固与发展;与执政能力不相适应的意识形态,则阻碍其巩固与发展。

2、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意识形态领域取得了非凡的成绩。在执政的五十六年里,我们党始终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并与时俱进地坚持继承、发展创新了我国意识形态的旗帜和灵魂——马克思主义,进而使马克思主义既立足于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又融合了中华民族特性,创新出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并日渐形成不仅在能动地反映中国的客观社会存在,而且在能动地促进中国不断地走向和谐与繁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体系。

正是我们党始终重视从各方面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牢牢掌握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紧紧依靠全党和全国人民,整合各社会阶层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才取得一个又一个辉煌的胜利。

3、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意识形态领域还存在诸多的问题和挑战:新世纪新阶段,在不断深化改革、不断扩大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在现代科技的日新月异、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条件下,我国社会结构在不断地得到调整。调整的同时,新情况、新问题也层出不穷,致使有些理论说服乏力,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加之国内国际各种思潮的相互激荡,我国社会的思想心理呈现万幻叠新且流变迅速的复杂局面,这就必然会催生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相一致的政治心理、道德心理和文化心理,甚至出现了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的嬗变。这种嬗变折射出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受到了严重的挑战,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受到严重的侵蚀。

综合概括,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的问题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主要方面。它们不仅仅关乎意识形态领域,更重要的是影响到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地位。

第一,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形式强化、实质弱化,两个教条主义盛行。历史反复证明了,在思想阵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一旦弱化,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就必然甚嚣尘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一旦流于形式化,必然趋向教条主义,包括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和对西方思想理论的教条主义。

意识形态工作主体固然是广大的理论工作者和理论宣传部门的干部,但更重要的工作主体则是广大的党政领导干部,他们更直接地和人民群众接触,生活工作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第一线。近年来,我国意识形态工作出现乏力,群众意识形态逐渐淡漠,这与我们一些党政领导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和对待理论的态度有直接的联系。具体表现在:

1)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较浅,有些甚至连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都不太了解。相当数量的领导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只停留在大学公共政治课阶段,甚至有些还不如;有些马克思主义著作读了不少,但不知如何运用于社会主义实践,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实践,局限在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之中而陷入教条主义泥坑。这部分人只满足于照抄照搬、就事论事,而不愿对实际情况进行深入调查研究,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异常严重。

2)不重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学习、研究,倾向西方经济学和民主政治理论的引进甚至全盘吸收。部分领导干部在思想上缺乏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武装,在工作、生活与学习中的政治警觉性和敏锐性就不自觉,甚至直接搬用西方思想理论来指导我们的工作。在政治上,追求西方的多党民主制,主张意识形态的多元化;在经济上,推崇新自由主义,主张全面国有企业私有化、贸易金融自由化。这种言必称西方、言必称美国的直接结果之一,就是造成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边缘化。

3)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在市场经济浪潮中被侵蚀。由于缺乏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自觉性,一些人放松了对自身世界观这一“总开关”的改造,人生观和价值观偏移转向,以致丧失了在复杂国际国内形势下辨别是非的能力,经不起执政新环境和改革开放深化的考验,当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诱惑的俘虏。

4)理论上心虚气短,实践中放任轻视。有些党政领导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准备不足,他们在意识形态宣传内容上,只得简单机械地照抄照搬,甚至不敢越“雷池”一步,生怕弄巧成拙误了自己的仕途;在宣传方式上,脱离生活、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在宣传效果上,意识形态出现一定程度的放任自流。还有,有些领导干部患上了高度近视,心里装的尽是GDP和“官帽”,轻视意识形态方面的重要性;连有些具体从事意识形态工作的同志,也感到这项工作可有可无。这里面牵涉到体制上的一些陋习,比如,上级在此方面的各类常规或突击检查验收,都重形式轻内容,很少去过问思想政治工作和意识形态的日常建设情况;考评任用各级领导干部强调的也只是业绩,是经济效益,这些官僚主义作法必然使他们感到意识形态工作就是做表面文章,摆花架子,必然挫伤了这些同志的工作热情和积极性,必然助长轻视意识形态工作或把其形式化的风气,最后导致意识形态工作主体陷于被动状态,进而削弱意识形态功能,淡化其在实际生活中的作用。

第二,贪污腐败现象严重地消解着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度。腐败与党的宗旨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本质上是不相容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出发点和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发展生产力和共同富裕。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强调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腐败则是一种公共权力的异化、变质和滥用,即权力的被私有化、商品化、资本化、官僚化和特殊化,其根本出发点是为自己或小集团谋利益。通过权力与资本的非法勾结,使国家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集团化、集团利益个人化,是我国干部腐败的最主要路径。

贪污腐败分子,奉行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权力权力,以权谋利”等。这是封建特权、专制、宗法思想和资本主义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腐朽糜烂的思想在新时期干部中的综合表现。近几年来,我国对贪污腐败的打击力度不可谓不大,但腐败现象依然没有得到有效的遏制,反而更加朝集团化、社会化发展(参看下表)。

 

 

1999

200312月至200411

共立案件数

38382

162032

县(处)级干部

2200

5916

厅局级干部

136

415

省部级干部

3

15

资料来源:2000310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和2005221 吴官正在中共中央纪律检察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上的工作报告。

 

上表告诉我们:(1)四年期间,随着市场经济的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的贪污腐败案件在总数上增加了320%,其中涉案的县(处)级干部增加170%、厅局级干部增加200%、省部级干部增加400%。(2)部厅局级领导干部涉案人数呈上升趋势,并且倾向集团化。(3)贪污腐败呈现流行化和社会化,这些人不以此为耻,反引以为荣。

党政领导干部贪污腐败的普遍化、集团化、流行化和社会化严重影响党群、干群的关系,进而使人民群众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新形式产生认同危机,对社会主义信仰、对共产党的信任产生动摇。

1)腐败严重损害人民利益。腐败不仅严重影响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全面小康社会和和谐社会的建立,而且引起社会分配不公、两极分化严重、社会矛盾激化,从而影响人民根本利益的实现。久而久之,人民群众对党和社会主义就产生不满甚至对立情绪,对党所倡导宣传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主导的意识形态产生认同危机。

2)腐败在侵蚀党的思想理论基础。以马克思主义为灵魂和旗帜的意识形态一贯强调为人民服务,反复说明党政领导干部是人民的公仆。然而,腐败分子往往利用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谋求一已的私利、追求西方生活方式,这种无形的“示范”作用不仅使普通百姓对西方生活产生“神往” ,而且在广大干部中间还会形成“规模”效应。“听其言而观其行”是人民群众辨别一个干部的最起码标准,当人民群众感知到党所宣传的思想理论与部分党员干部的实践(指腐败行为)相去甚远时,就会有一种被欺骗、被愚弄之感,一种从理想中跌落的失重之感,一种由激动而平静、由平静而麻木之感,进而产生一种对马克思主义主导的意识形态的不信任、不认同。列宁说过,要么是资本主义思想,要么是社会主义思想,这中间的东西是没有的。人们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的削弱,必然就是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认同的增多。

第三,高校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的问题危及我国社会主义的未来方向。中国高校是为国家培养建设人才的地方,聚集的是来自全国的优秀青年学子,他们肩负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重任。高校生产的“产品”不光是学得一身知识,更重要的是“三观”的培养。工厂生产有瑕疵的产品可以回炉再造,而高校培养的有政治问题的“产品”则会长久地危害社会主义事业。可见,高校的思想政治工作一点也马虎不得,这是意识形态领域的一个重要阵地。可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随着我国教育的不断产业化,我国的高校意识形态领域里出现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这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1)在教师教材“硬件”上,我国高校出现一种盲目引进、重用西方教材和“洋”学者的现象。在这方面,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同志就这方面作过深刻的揭露。他说:一些高等学校在经济学、管理学等学科的本科生、研究生教育中取消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课程,只要求掌握没有经过科学评论的西方经济学的原版教材;一些学校规定经济专业、管理专业等研究生的入学考试不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只考西方经济学;有些留学西方系统学习西方经济学的“海归”派人士没有经过任何马克思主义的系统教育,就直接被高薪、高位聘请进高校教师队伍、研究队伍和领导队伍。这种现象是非常令人担忧和值得反思。在很大程度上,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就是通过这些未加以科学评论的经济学原版教材和“海归”经济学学者的原汁原味的研究介绍、课堂宣讲严重渗透进我国青年大学生的头脑中,然后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挤出学生头脑,挤出高校课程之列。譬如,江西某高校老师告诉他,在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高校中出现一种很不正常的现象,即有学生听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都觉得非常的好笑。

2)在教学科研“软件”上,我国高校出现重者在讲坛上攻击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宣扬西方资本主义的言论,轻者轻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或对意识形态采取完全不作为的状况。前者是指高校老师在自己的课堂上、高校聘请有关的专家学者在校园讲坛上大放厥词,反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譬如,《光明日报》2000329刊登了《一位研究生关于高校思想阵地问题的来信》,该信反映和批评了个别人以给大学生作学术讲座、报告为名,在青年学生中散布西方腐朽思想,散布违反改革开放政策、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观点;一些知名高校、甚至中央党校争相邀请“要在马克思主义棺材上钉上最后一个钉子”的张五常给自己的学生、学员演讲;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某人竟然在讲授“科学社会主义”这门公共政治课上,不负责任地扭曲历史事实,为社会主义脸上抹黑。后者是指有价值取向问题的高校教师在教学中重现实功利、轻理想信念教育。人文社会科学教师在教学中经常偏离正确方向,采取疏远政治、哗学生以取宠。譬如,北京某名校某老师在“两课”硕士班上为取悦学生,居然问学生想听正统还是非正统的政治理论内容,真不知道这位老师所谓的非正统政治理论是什么。理工科教师在教学中刻意追求、注重学术造诣,而轻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采取不作为的行为,极力淡化意识形态的导向问题。

第四,西方借助全球化和互联网大肆推行“文化殖民主义”,蚕食着党的意识形态的群众基础和阶级基础。西方历来重视与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增强贸易和接触,以输出其精神和文化价值观。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在苏东得手后,更深谙文化输出与意识形态的重要性、长期性和渐进性,更注意依托其强大的经济科技优势,借助经济全球化这一载体,对我国进行“文化殖民”,企图慢慢消解马克思主义,以期开出和平演变之果。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不久,曾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的艾伦·杜勒斯,就在其抛出的《战后国际关系原则》中,有过一段对社会主义苏联如何搞“和平演变”战略阴谋的“精彩讲话”。他说:“我们在苏联播种下混乱的种子后,应该不知不觉地把他们的有价值的东西换成赝品,并使他们相信这些假东西……我们应消除文学和艺术的社会本质,使艺术家疏远它,使他们不想去描写和了解人民群众内部发生的事情。让文学、戏剧和电影都来表现和颂扬人的最鄙劣的情感,我们要千方百计地支持和鼓励那些往人的意识里灌输崇拜暴力、色情和叛卖行为的思想,简言之,灌输崇拜各种不道德行为的思想的所谓艺术家。我们要在国家管理部门制造混乱,使人不易觉察地、但是积极而始终如一地鼓励官员们的恣意妄为和贪污受贿,把不讲原则、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捧为美德。”美国于1951年专为对付中国制订的《十条诫令》经过不断的修订,越来越形成一个系统的和平演变中国的战略武器。它正在利用衣、食、住、行、娱乐和教育的方式,企图全面动摇并偷换作为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精神支柱的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道德理想的内容。

为此,西方通过国内一些“代理商”极力推崇一种旨在瓦解我国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消费主义文化。西方消费主义,表面上看纯粹是一种个人的生活方式的选择问题,但细究它的本质,它是从属于一定社会意识形态范畴,它是想通过持久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进而改变人们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从这个意义上讲,不同社会形态的生活方式具有不同的社会性质,都密切联系着一定的意识形态。所以,接受了西方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就意味着认同了支撑这种生活方式的西方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就意味着人们对西方意识形态抵抗的瓦解和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背叛。西方消费主义,能把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消解在无形之中,而且不易被常人觉察,极具迷惑性和欺骗性。

西方倚靠其雄厚经济和发达科技,通过媒介特别是互联网将其意识形态向我国四处传播。以美国为核心的西方发达国家在这种表面看似中立、平等、互利的“殖民”中,可以毫不费力地输出自己的意识形态。它们以贸易自由化为借口,以我国改革开放为切入口,依靠多媒体、互联网、卫星电视等方面的各种优势,全方位地侵略我国文化市场,通过文化手段实施和平演变之目的。有两组数据充分显示出西方发达国家的“网络文化霸权”:一是在互联网上,美国所控制的英语信息占90%,法国控制的法语信息占5%,而其他语系所控制的信息合计才占5%;二是网上各种语言的使用频率依次是英语84%,德语4.5%,日语3.1%和法语1.8%,共占93.4%。在很大程度上,互联网已成了少数西方发达国家语言、思想、文化的全球传播体系,成了它们进行文化侵略和意识形态渗透的强大工具。 在西方利用这种强势持久强化地传递其价值观的“磁场”中,还处于信息传播弱势的我国的一些受众群体,久而久之就会对西方文化理念、价值观念产生由亲近感、信任感而最后达到认同感。这种现象的出现是非常可怕的,它会渐渐地消磨中华民族的自尊心、自豪感,松动中华民族根基,坍塌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嬗变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

第五,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对我国政策和社会的影响。新自由主义是什么?我们认为,它是二十世纪末以来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对世界工人阶级、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进行大规模阶级复仇和确立全球统治的主要工具。新自由主义作为一场华盛顿的全球赌博,意味着国际垄断资本的不受任何约束的、无止境的压榨和剥削,意味着强者成为唯一赢家的绝对自由。近几年来,我国政府和学者都在对新自由主义进行深刻的批判,但是这些批判的靶子重点在经济领域,由于批判靶子出现偏颇而缺乏深刻、系统的意识形态批判,所以显得远远不够。

其实,新自由主义就是一种西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对新自由主义缺乏意识形态的系统批判,即使在批判其经济性方面也缺乏我们应有的党性和阶级性。要知道,对于社会最有威胁的并非经济金融领域出现的不和谐因素,而是造成这些因素的思想,包括经济思想、政治思想以及世界观、价值观。这也正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极力宣传推行所谓能福祉于全人类的新自由主义思想的真正目的。

新自由主义作为意识形态,已经深深地侵入中国的肌体:(1)西方为我们培养了一大批自觉地担当起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代理商”——“海归派”。这批人像苍蝇样地在高校、政府、报刊新闻出版、研究等相关机构寻找“裂缝”叮上去,然后利用一切机会为新自由主义宣传布道,为马克思主义张罗后事。(2)新自由主义毒素已慢慢侵入到政治层面,国家的某些政策、政府和企业的某些决策明显受到了新自由主义的影响。(3)新自由主义毒素也已渗透到百姓层面。新自由主义在国际与国内的影视媒体互联网、新闻文艺广告等载体的助推下,日甚一日地影响着人们尤其青少年的社会生活方式、思维方式。

因此,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批判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任务之艰巨性、时间之长期性、过程之复杂性。

第六,“淡化意识形态”、“非意识形态化”等现象不仅导致“实用主义”盛行,而且严重削弱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淡化意识形态”、“非意识形态化”思潮日益突出,这势必造成“实用主义”做法大行其事,有些人甚至还铿锵有词地说这是“实事求是”。

“淡化意识形态”、“非意识形态化”、“实用主义”都是中了西方“和平演变”圈套的结果。西方的御用文人亨廷顿、贝尔和吉登斯撰写的《文明的冲突》、《意识形态的终结》和《第三条道路》,在学术思想界和社会生活领域里掀起了一股“终结意识形态”的思潮。非常明显,西方的“意识形态终结论”是其政治口号,旨在以此为幌子要终结第三世界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为输出并加强自己意识形态的全球化扫平障碍。可是,我国有些冥顽不化的人就是心甘情愿地放弃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大行与国际接轨、与西方接轨、与美国接轨而羞谈、耻谈意识形态,生怕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影响外资的引进、贸易的自由和自己官职的升迁。这种一厢情愿的做法合了西方的意,伤了社会主义的筋。

其实,西方亡我不死的“西化”、“分化”战略图谋一刻也没有停止过。1953年,美国前国务卿杜勒斯就说过:“那些不相信精神的压力、宣传的压力能产生效果的人,就是太无知了。”[]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说:“在宣传上花1个美元等于在国防上花5个美元。”[]尼克松说:“如果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中失利,我们所有的武器、条约、贸易、外援和文化交流将毫无意义。”[]1991年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一篇题为《自由中国电台计划在讨论中》的报道更坦率地说:“随着共产主义在东欧的解体,美国指望运用国际广播在冷战时期的成功经验,攻破中国的共产主义堡垒。” 1997417美国《华盛顿邮报》刊登乔治·威尔的文章《该轮到中国了》,文章说,不管实行什么战术,美国的战略目标都是颠覆中国政权。文章主张把交往和竞争结合起来,以加速中国的解体。[]美国学者迈克尔·亨特有句看似总结性的话,他说:“忽略了意识形态,想重新调整美国外交政策可能遗漏关键性的一步。……只要试图对美国如何进入国际政治的密林,或者对政策制定者的行为进行深入的探讨,意识形态都占据着显著地位。”[]

在西方不断加强意识形态作用的时候,我国有些人别有用心地从领导人讲话和中央文件中断章取义,寻找理论依据来为他们的“淡化意识形态”、“非意识形态化”、“实用主义”的思想行为辩护。这些人基于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意识形态政治功利化的逆反心理,基于对2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引起的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和分配方式的多样化的欢迎,基于对市场经济条件下产生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的崇尚,基于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考虑,基于对自己的利益集团的维护,“实事求是”地阉割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思想和中央文件精神。比如,他们紧紧抓住:

“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备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

“中国同许多西方国家虽然社会制度不同,但是都有维护世界和平的共同愿望,在开展经济文化合作方面有共同的利益和巨大的潜力。”[]

“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应该受到国家利益而不是意识形态左右。”[]

“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不应成为发展国家关系的障碍。”[]

“国与国之间应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相互尊重,友好相处。” [11]等等片言只语,无视特定的时间、条件、地点(场合)等环境的变化,硬将我国在处理国际关系中基于国家整体与长远利益的考虑而“淡化意识形态”的做法上升到思想的高度,并把这种做法“内化”为国家的意识形态政策而贯彻实施到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当中。这种“实用主义”危及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巩固,危及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历史证明,国家利益从来是不会与其价值观相分离的,意识形态就是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学者斯坦米茨在谈到冷战时期的美国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关系时,这样写道:“冷战时期,用政治或意识形态术语定位的国家利益成了美国外交政策中居支配地位的因素”,在后冷战时期,意识形态在美国国家利益中的地位依然如故,在中亚搞的“颜色革命”就是以意识形态为突破口。针对其危害性,胡锦涛总书记于2004528在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实用主义倾向特别令人担心,而实用主义往往掉进虚无主义的泥坑。虚无主义实质上就是全盘否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否定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创新发展。

 

三、我国意识形态的发展趋势

 

在西方主导的全球化日趋深化、世界格局日益多极化的背景下,以马克思主义为灵魂和旗帜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而引起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文化生活的多样性,并遭到来自国际国内方面的许多挑战与机遇。

不言而喻,前面分析过的问题与挑战同样给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变革、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供了发展机遇,挑战与机遇总是共存的。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进程,一方面证明了它的螺旋式发展的曲折性,另一方面越来越证明了它的科学性。就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我们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请看下面随便撷取的几个事例。

1999年,英国广播公司组织的评选中,科学社会主义的奠基人卡尔·马克思当选为“千年最伟大的思想家”。

今年,英国广播公司进行了“谁是现今英国人心目中最伟大的哲学家”的调查,结果显示,卡尔·马克思又以27.93%的得票率荣登榜首。

随后,英国广播公司以同一命题,在全球互联网上又公开征询投票一个月,结果仍然是马克思第一。

年逾9旬的意大利哲学家博比奥说:“如果我们不是从马克思主义那里学会从完全不同的角度观察历史,并获得一个新的人类世界的广泛视野,我们就只能或者在内在的孤岛上修补学说,或者服务于旧的主人。”[12]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P·米尔斯说:“如果不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无论谁都不可能成为社会科学领域真正的学者。”

美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A·古尔德纳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意义在于它是理解20世纪革命的动荡世界的关键,尽管这一知识不能取代历史的研究。”

20054月的一期日本《经济学人》杂志刊登一篇题为《马克思为何再次受到关注》的文章指出,日本正在把马克思的书当成探讨资本主义之后将出现的新世界的教科书,并掀起一股重读马克思书籍的热潮。

就连以反共著名的美国政治学家布热津斯基也承认:“马克思主义是当时最先进最进步的分析社会发展进程的方法……”。

这些事例足以说明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是无限的,是压不倒、打不跨的,同样也说明以马克思主义为灵魂和旗帜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发展趋势是光明的。但剥削阶级的思想是不可能同他们的棺材一起进入地下的,他们必然要在人类社会中腐烂发臭,毒化人们的精神,危害人类社会,“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渊源比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久远得多,它经过了更加全面的加工,它拥有的传播工具也多得不能相比,所以某一个国家中的社会主义运动愈是年轻,也就必须愈积极地同一切巩固非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企图作斗争”。[13]所以,我们党不能对此掉以轻心,要在战略上充满希望,在战术上研究好对策。

  

四、主要对策

 

胡锦涛总书记说:“意识形态领域历来是敌对势力同我们激烈争夺的重要阵地,如果这个阵地出了问题,就可能导致社会动乱甚至丧失政权。敌对势力要搞乱一个社会、颠覆一个政权,往往总是先从意识形态领域打开突破口,先从搞乱人们思想下手。从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教训看,当时戈尔巴乔夫提出‘意识形态多元化’,提出所谓‘公开性’,放弃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结果导致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甚嚣尘上,这成为苏联解体、苏共垮台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他还明确指出,在现代社会,宣传舆论的社会影响力越来越大,能不能把宣传舆论工作抓在手上,关系人心向背,关系社会主义事业兴衰,关系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加强和执政地位的巩固。

为了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先进文化建设、和谐社会建设与民主政治建设,就必须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以提高党对意识形态的领导意识、问题意识和创新意识。

第一,进一步加强全体党员和党政领导干部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教育

全体党员和党政领导干部需要经常接受辩证唯物主义观的教育与训练,牢固地树立历史唯物主义观,把“人民群众是创造世界历史的根本动力”深深根植在每个人头脑中。我们党不能从马克思主义概念和本本出发,而要从人民群众的历史运动中来研究、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并在历史运动中不断地证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

我们党要坚持不懈地提倡党内理论民主,在一定范围内允许放开对理论问题的讨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可以就一切问题进行讨论,不用怕这会削弱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地位,相反地正是会加强它的这种地位。马克思主义不怕批评,它是一种科学真理。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今天,就是在批评与斗争中过来的,批评与斗争使得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与真理性更加熠熠生辉。“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要在人们的批评中间,就是要在斗争的风雨中间,锻炼自己,发展自己,扩大自己的阵地。同错误思想作斗争,好比种牛痘,经过了牛痘疫苗的作用,人身上就增强免疫力。”[14]较强的思想免疫力,就是我们党的一种执政能力。有了这种思想免疫力,我们整个党就会百毒不侵,就能自觉地抵抗任何反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渗透,就能主动地领导全国人民群众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化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物质力量;有了这种思想免疫力,意识形态的领导权才能真正地、更加主动地掌握在忠诚于马克思主义的人手里,才能更好地保证、促进党的其他执政能力的提高,才能使我们的政权真正地掌握在忠于社会主义事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不是谋求私利的人手里而稳如泰山。对于此,邓小平早已给我们指出了病灶开出了药方。他说,国家的稳定,四个现代化的实现,除了要有正确的组织路线作保证外,还“要有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性强的人来接班才能保证”[15],要“把共产党员教育好,把人民和青年教育好。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要注意培养人”[16],这里的“教育”、“培养人”主要是指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去教育、培养党政领导干部和广大党员,当然也包括广大人民群众。

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最紧迫任务是,在现阶段近7000万的党员中真正切实有效地反一下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大家得承认,这三个“主义”在今天的表现比新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要严重),对他们“进行广大的教育工作、说服工作、团结工作,使他们在人民中间更好地起核心的作用”,[17]然后由核心通过各项具体工作,教育、影响和团结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一起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毕竟,现在每18人中间就有1名共产党员。这个数字说明,单个党员核心作用的辐射圈相对缩小了,可是辐射力绝对增强了,党员的一言一行都更加直接影响到整个党的形象和地位。

 

第二,提高党对意识形态问题的调查分析能力、洞察力和科学预测能力,积极掌握对意识形态领导的主动权

1)提高党对意识形态问题的调查分析能力。对于复杂的意识形态问题,没有充分的调查分析,就没有发言权,就失去主动权。有分析,才有借鉴,才有批判;有分析,才有征兆可寻、有端倪可察,才能真正做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党对意识形态领导主动权的掌握,基于党对意识形态现状和国际意识形态力量对比的全面调查与分析。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透彻分析决定意识形态的现实社会,从历史发展和经验的因果联系中找出意识形态发生、发展和变化的内在机制。通过调查分析,研究不同层次人们的精神需求、利益祈求和价值取向,研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新机制、新方式、新载体、新内容,充分弘扬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自身的吐故纳新和新陈代谢能力,不断地增强党的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

只有对意识形态问题的机理了解得越详细、分析得越清楚,处理起来就才能越争取主动。只有掌握了主动权,才能把握长远性和全局性,做到心中有数,掌控其发展动态,以更好更快地把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如果没有掌握主动权,就会丧失引导机会,致使错误的思想泛滥蔓延,从而影响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2)提高党对意识形态领域苗头性、倾向性问题的洞察力。对意识形态问题的洞察力,就是从纷繁复杂的现实社会中对意识形态发展本质与趋势的透彻的认识能力。我们党必须力求不断地用马克思主义的一元指导思想去洞察多样化的社会思想。洞察出不合时宜的观念和做法、对马克思主义错误和教条式的理解以及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因素;洞察出自改革开放以来慢慢渗透进来的西方腐朽思想、迷信西方理论和价值观的洋教条主义势头,以便用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价值取向,对人们的思想行为进行合目的性的引导、纠偏和化解。

有了这种洞察力,党就能够树立鲜明的意识形态问题意识,于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滞后的状况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党就能够找到意识形态的发展规律,以便于创新而不使自己的事业受挫;党就能够把握住时代的脉搏和意识形态的发展方向。有了这种洞察力,党就能够掌握主动权,高屋建瓴地关注意识形态领域的走势,洞察其内在及潜在原因,预测可能发生的冲突,控制和减少不良冲突的产生、激化,解决冲突所暴露的问题;党就能够力争把不利的问题扼杀在萌芽状态,尽量减少杂音、噪音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干扰,努力把有利的问题通过宣传教育建设,使其上升到社会主流舆论。有了这种洞察力,党就能够及时科学地调整自己的意识形态战略,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顺利推向前进;党就能够激发起更大的责任感和创新精神,积极引导人民群众树立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和共产主义的信仰目标

3)提高党对意识形态问题的科学预测能力。“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预测是自觉、超前研究和把握未来的活动,是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桥梁。只有科学预测各种形式的意识形态的发展趋向,才能制定正确的政策,争取意识形态领导的主动权。科学预测,就是站在时代的高度,通过调查研究分析,洞察意识形态领域里某些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和非马克思主义中的不确定因素或某些不明了情况,以作出符合意识形态发展规律的判断和设想,来指导人们的思想方向和实际行动。

对意识形态问题的预测,不能简单地根据某些原则、原理,而必须坚持“三个有利于”标准,必须符合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符合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对意识形态问题的预测是面向未来,又植根于历史,立足于现实的一种对意识形态领域工作的事前控制。这有利于进一步巩固和加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有利于党对意识形态领导主动权的全面掌握;有利于抵御和回击国内外形形色色反动、错误的思想对意识形态的侵袭、渗透;有利于包容整合非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合法性一面、扬弃其危害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不利方面,以充实、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更好地服务于人民、服务于社会主义。

第三,充分培育社会组织,强化其宣传意识形态的作用

社会组织是社会的细胞。人不是单个人的抽象物,而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即人是社会化动物。人,无论在生理上还是在智力上,都很难以个人的形式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只能以社会的形式来满足人们之间的各种需要。因此,在社会分工日益发达的今天,按照一定的社会规范,不同利益的群体在追求共同目标的基础上结成不同的社会组织日渐增多。

拥有社会组织的多寡,已成为衡量一个现代国家社会化程度的重要标志。参与社会组织的多寡,也已成为衡量一个现代人社会地位的尺度。当前我国的社会组织在纵向上突飞猛进,而在横向上发育不良。这既体现了我国社会的进步,也暴露出我国对社会组织的“恐惧心理”。从社会和谐与稳定的角度看,良好的社会组织起着安全阀的作用,因为最先觉察社会矛盾与冲突的是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的社会组织。深深处在社会各个层次的社会组织,往往能及时捕捉到改革开放中释放出来的各种社会舆情,能及时了解和把握人民群众的思想脉博和社会心理,进而既有利于人们表达出自己对社会发展的各种意向心态、意见和呼声,也有利于及时有效地对它们进行正面引导、积极化解,使其归一到党的指导思想下。只要我们党克服对社会组织的“恐惧心理”,积极充分地培育、规范它,使它朝着社会主义社团组织的轨道良性发展,就可以利用它、通过它去把社会上的不和谐思想及时地纠正,把社会矛盾与冲突及时地化解在萌芽状态,对已发生的社会冲突充分发挥“润滑剂、稀释剂”的重要作用。

社会组织的生长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我们党要顺其必然,积极主动地去培育它,使其成为宣传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的辅助阵地。

第四,积极繁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构建意识形态的良好载体

繁荣文化已成了全世界的共识,成了全人类发展的最高目标。文化,越来越承载着宣传意识形态的重要任务,越来越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重要阵地。把繁荣发展先进文化提到应有的高度,是我们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一个重要举措。

恩格斯说过,理论思维是铁的花朵。这花朵不是昙花一现,不是易燃的绢花,一把火就烧掉了。文化认同是持久的,文化的辐射力远大于经济,尤其是先进文化。所以,我们要把繁荣文化作为国家的发展战略轴心之一。

   1)大力繁荣发展廉政文化。高薪是不可能养廉的,真正养廉要靠先进文化。廉政文化就是一种先进文化,它肩负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的历史使命,它是以“廉政”为主题,用文学、艺术等鲜活的文化形式来进行推介和传播廉政思想,用文化的影响力来推动党风廉政建设的一种特殊文化,它是法治文化和道德文化的有机融合,它更是一种公民文化,而不是纯官方文化。廉政文化的繁荣发展,不仅靠加强思想道德教育,还需进一步推进民主和法治建设,强化社会舆论的监督,形成权力的制约机制。繁荣发展廉政文化,是当前反腐斗争的迫切需要,一有利于教育广大党员干部,净化他们的心灵、陶冶他们的情操,形成高尚的思想境界;二有利于广大党员干部牢固确立马克思主义的“六观”(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地位观、利益观、权力观),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三有利于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在广大党员干部中间得到全面落实;四有利于全社会形成一个崇廉、倡廉、行廉、督廉的良性氛围和环境。

2)健康发展“网络文化”。“网络文化”已经成为具有巨大潜力的新闻媒体,已经成为各种意识形态争夺的重要阵地。据统计,截至今年上半年,我国网民数量超过1亿户,其中宽带上网人数达到5300万人。互联网成了广大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获取信息的第一来源。如果我们党不主动占领互联网这个意识形态工作的新阵地,抢占宣传舆论的制高点,各种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以及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就会趁机占领。为此,我们要科学把握互联网的特点和规律,加强互联网宣传队伍建设,主动提供健康向上的服务内容,形成网上正面舆论的强势;我们要明确互联网管理责任,加快建立相关法律规范、行政监管、行业自律、技术保障相结合的管理机制,形成既有效防范有害有毒信息的传播、又能促进互联网健康发展的长效工作机制。

3)积极正面引导好“产业文化”。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追求社会效益的同时,也在追求经济效益。作为公益性文化的一些新闻出版媒体,只求经济效益,在一定程度上缺乏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为此,我们党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这方面的工作,在把市场引入文化领域的过程中,要规范市场准入,坚决杜绝那些反社会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腐朽思想;要引导文化产业把商业利润与社会效益结合起来,不能视赚钱为唯一目标,不能只看到一些庸俗的“卖点”而不顾社会效益;要经常性地对文化产业进行立场监督,不能放肆它们以所谓“价值中立”、“反传统”、“反主流”为名来消解淡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更不能允许它们拿着“与国际接轨”的旗号来宣传西方资本主义自由主义思潮。

第五,提高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能力,充分发挥意识形态的社会整合功能

新阶段新世纪的人民内部矛盾,主要体现在人民内部的利益矛盾上,利益上的矛盾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就会升华为心理和思想上的对立,进而会对党所宣传的意识形态产生怀疑与动摇。要保证社会的安定团结和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发展,就必须充分发挥意识形态的社会整合功能;要发挥好意识形态的社会整合功能,就必须提高我们党管理社会事务的本领、协调人民内部利益关系的本领、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的本领、维护社会稳定的本领。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本领是其中的重中之重。我们的党政领导干部只有懂得在社会主义实践中不断地正确处理和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才会使认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群众基础和阶级基础日益巩固,才会使社会内部的统一和团结日益巩固。

首先要解决好人民内部的利益矛盾。人民内部的利益矛盾,是表现在根本利益一致下的差别性,即是指人民在服从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条件下的个人利益的不断两极分化。市场经济激发出人们的各种利益动机和欲望,引起人们之间利益关系日益复杂化、各种利益矛盾凸现化,两极分化严重化。马克思认为,“人们奋斗所争取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18]历史也告诉我们,利益是社会运动本质,矛盾是社会进步的动力。在阶级社会还存在的国际条件下,要防止我国人民内部的利益矛盾被转化为阶级利益的矛盾,就需要我们党始终不渝、真正地站在人民群众的利益立场,这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发挥意识形态作用的坚实基石。为什么力量并不十分强大的吉尔吉斯斯坦等中亚国家的反对派能取得“颜色革命”的胜利?为什么居美国后院、被美国视为“肉中刺、眼中钉”的委内瑞拉的查韦斯政权能够保持“颜色不变”?主要原因在于,绝大多数群众的根本利益是否在执政党与政府的眼里。为此,我们党要制定一整套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和整合机制,把分散的、异质的、多元化的不同利益群体整合为一个有机体;制定一系列的路线政策方针,科学地引导好利益的让渡、利益的转移、利益的补偿,把人民内部的利益矛盾与冲突化解在党的英明领导之中。惟有这样,人民内部的利益矛盾才能在历史运动中不断地得到解决。

其次是解决好人民内部的思想矛盾。基于个人利益的差别性而产生的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对抗的思想矛盾,完全能够用民主的方法来解决,这已经被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历史所证明。毛泽东说:“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19]社会主义事业只能依靠人民群众。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只要认准了这一条,制定的一切方针政策只要能把农民、下岗职工、农民工等十几亿的中国绝大多数人的生产生活作为第一考虑,我们党就不怕任何矛盾的出现,就能把各方面的思想关系协调好,即便是非常尖锐的矛盾也可以安全处理好。

 



[]评论员文章:《不断提高党领导意识形态工作的能力》,载《求是》2004年第23期。

[]辛灿主编:《西方政界要人谈和平演变》,新华出版社1989年版,第2页。

[]梁云彤等著:《美国和平演变战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3页。

[]尼克松:《1999:不战而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14页。

[]胡耀亭:《自由亚洲电台传播的是什么信息》,载《中流》1998年第4期。

[][美]迈克尔·亨特著,褚律元译:《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0页。

[]  党的十二大报告。

[]《人民日报》,1991112

[]  党的“十四大”报告。

[11]  党的“十五大”报告。

[12]穆方顺:《意大利思想界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光明日报》,2005728

[13]《列宁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8页。

[14]《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2页。

[15]《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   193页。

[16]《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0页。

[17]《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8页。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82页。

[19]《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9页。